伊克巴尔的中国研究：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文学关系

随着伊克巴尔作品相继译成中文，伊克巴尔研究在中国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不断有研究伊克巴尔的论文发表。

伊克巴尔是一位典型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歌是他哲学思想的体现，因此，研究诗人伊克巴尔与哲学家、思想家伊克巴尔是不可二分的。这一点在中国的伊克巴尔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早在伊克巴尔诗歌被译成中文时，中国译者就对伊克巴尔和生平和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如邹荻帆和陈敬荣1958年翻译的《伊克巴尔诗选》的“译后记”中，指出了伊克巴尔诗歌的两大特点：人民性和现实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伊克巴尔研究才重新开始，并日趋活跃起来。

王家瑛翻译的《伊克巴尔诗选》（1977）的“出版说明”中指出：贯穿伊克巴尔诗歌的是“祖国的主题，争取自由和反抗压迫的主题”^[7]。以上这些当然都是非常浅显的伊克巴尔研究成果，但为后来的伊克巴尔研究打下了基础。

黄心川的论文《伊克巴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载《哲学研究》，197年第9期）从伊克巴尔的生平说起，对伊克巴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分析总结；王家瑛在《国外的伊克巴尔研究》（载《东方文学专辑》（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9—153页）一文中，对国外（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土耳其、印尼等国家和地区）伊克巴尔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巴基斯坦学者戈里的论文《伊克巴尔——东方的诗哲和人类解放的先知》（马明译，载《南亚研究》，1983年第1期），对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虽简要但较全面的介绍。

王家瑛的另一篇论文《〈奴隶之歌〉浅析——兼论伊克巴尔的美学思想》（载《印度文学论集》，1984年）则以伊克巴尔的诗作《奴隶之歌》为例通过分析其诗对伊克巴尔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他的《略论伊克巴尔的爱国主义诗歌》（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一文则对伊克巴尔的爱国诗篇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难得的是，王家瑛将伊克巴尔爱国诗篇置于整个20世纪初叶印度历史中进行分析考察，有利于对伊克巴尔价值与地位的界定。李宗华的《伊克巴尔诗中的伊卜利斯的形象》一文对伊克巴尔笔下的伊卜利斯形象进行了分析，所谓伊仆利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魔鬼或撒旦形象。李宗华指出：“伊克巴尔笔下的伊卜利斯既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又是自我陶醉，自我欺骗的牺牲品，同是他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是理智的代表。他扮演着反面角色去启示和引导人类不要受物质利益的引诱，而要去追求崇高的、完善的美德、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8]伊克巴尔还通过伊卜利斯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类不幸的根源在于愚昧落后，要想争得和平与幸福，就应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求得理智上的，也就是个性的解放。”^[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伊克巴尔研究进入到了较深入的层面，一些学者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伊克巴尔研究工作。

吴云贵主要对伊克巴尔的宗教思想进行了研究。他发表的重要论文主要有《论伊克巴尔宗教哲学体系中的“自我”》和《试论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思想》。前者主要对伊克巴尔宗教思想方面的代表作《伊斯兰宗教思想之重建》进行了分析，指出伊克巴尔的宗教思想是“在融合传统的东方宗教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的一个“以‘自我’为核心概念的、神秘、独特的宗教哲学体系”^[10]。后一篇论文则是对前一篇论文的深化。同样以伊克巴尔的《伊斯兰宗教思想之重建》为依据，从“关于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关系”“以‘自我’为核心的真主观”“关于‘人类自我’和意志自由”“伊斯兰教结构中的运动原理”四个方面对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发现伊克巴尔是“一位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宗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11]。但伊克巴尔的“人类自我”论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内省式的经验论，这是受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两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而“他在宗教哲学体系和社会观上的种种矛盾，是处在殖民文化氛围下的一位富有进取心的穆斯林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表现”^[12]。

作为一位“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民族思想与他的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吴云贵对伊克巴尔宗教、哲学、民族思想的研究对我们认知伊克巴尔的诗歌不失其启示意义。

周国黎的论文《略论伊斯兰现代主义》，对伊斯兰现代主义——即利用“创制”原则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伊克巴尔代表了伊斯兰现代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他以现代哲学为武器，借助‘创制’原则，对伊斯兰教予以了重新解释，形成其重建伊斯兰教的系统理论。”^[13]

马秀梅《穆斯林哲学家与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一文，则就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与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之间的呼应与借鉴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思”在伊克巴尔的哲学中被“伊斯兰化”为“‘个体自我、集体自我和最高自我关系’的诗歌的语言”^[14]。罗勇的论文《伊克巴尔的“自我、完人”与尼采的“超人”》（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则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伊克巴尔的“自我、完人与尼采的“超人”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找出二者异同的基础上指出二者的社会意义，特别指出伊克巴尔的“自我、完人”思想具有积极的入世意义，对我们理解伊克巴尔的哲学思想亦有启示意义。

作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即巴基斯坦建国的首倡者，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曾琼的论文《文化民族主义的呼唤》，以伊克巴尔的《自我的秘密》为依据，对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考察。论文最后指出：“伊克巴尔在20世纪上半叶所发出的对于独特、同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唤，在诗集《自我的秘密》中所隐藏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成为我们批判后殖民侵袭的重要思想资源。”^[15]

此外有关伊克巴尔宗教、哲学、民族思想的论文还有邹燕的《浅析〈自我的秘密〉中关于“自我”的思想》（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和红梅与涂华忠的《论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与巴基斯坦建国》（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3期）、蒋磊与周传斌的《现代伊斯兰思想家伊克巴尔的“自我”概念探析》（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杨彦明的《试论印度穆斯林的分离主义——以赛义德、伊克巴尔、真纳为例》（载《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4期）和罗梅的《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思想》（载《鸡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等。

另外一些学者则更侧重于对伊克巴尔诗歌创作本身的研究。马家骏在《巴基斯坦现代文学的典范——简论伊克巴尔诗歌的思想及其艺术特质》一文中指出：伊克巴尔的诗集《贝呼谛的奥秘》（即《非我的奥秘》）中体现的“呼谛”无我学说，“把道德净化与思想觉醒的问题，引到唯心主义与宗教神秘主义的境地，形成他哲理诗中的糟粕”，又认为伊克巴尔一方面抗议和批判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把政治问题化为思想道德问题，在宗教学说中找寻社会出路的答案，从而形成伊克巴尔的矛盾，这不只是伊克巴尔的个人问题，更是其民族历史特征和时代特点的反映。^[16]张玉兰的《伊克巴尔的诗歌与哲学社会思想》一文，在对伊克巴尔的诗歌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对其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伊克巴尔的诗歌和哲学社会思想充满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它的对象是穆斯林，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和思想家，他的痛苦和爱是向着全人类发出的，他的‘自我’学说对各种宗教的人都是普遍的。”^[17]这就指出了伊克巴尔诗歌思想的超越性与普适性特质。杨晓霞与王伟均的论文《伊克巴尔诗歌创作思想的嬗变》（载《学术探索》，2012年第9期）对伊克巴尔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其诗歌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爱国主义、穆斯林精神以及超越宗教的全人类思想等思想观念的变化，体现了诗人的心路探索历程。

近年来，刘曙雄在伊克巴尔研究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发表了《伊克巴尔早期诗歌中爱国主义思想浅析》（载《东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伊克巴尔和乌尔都语现当代文学述评》（载《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90年）；《伊克巴尔的哲学思想及其伊斯兰背景》（载《南亚研究》，1996年第2期）；《伊克巴尔诗歌的自我哲学构建》（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伊克巴尔与西方思想家》（载《东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自我的秘密〉》（载《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8年）和《伊克巴尔诗歌的审美标准和创作特色》（收入《印度文学文化论》，唐仁虎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论文。此外前文提到的置于《自我的秘密》一书的卷首的长篇论文《伊克巴尔与〈自我的秘密〉》，有学者认为此文是“中国伊克巴尔研究与评论的代表性成果”^[18]。

2006年，刘曙雄在其6年前的博士论文《南亚穆斯林诗人伊克巴尔的基础上，增加了“印度穆斯林的心声”和“重建伊斯兰宗教思想”两章并对其他章节作了修改和补充，出版了他的伊克巴尔研究专著《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一书。该书共分10章，另有导言和结语，并在书后附有“伊克巴尔年谱”。在导言部分，刘曙雄对中国的伊克巴尔的译介和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对自己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其著作中的绝大多数材料由作者从乌尔都语和波斯语直接译出，对第一手材料的占有，保证了其研究的可靠性和深度。“第1章和第2章在介绍伊克巴尔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活动之后，论述了伊斯兰教传人南亚和波斯语、乌尔都语诗歌传统，为展开研究伊克巴尔提供了背景情况。”“第3、4、5、6章探究作为诗人的伊克巴尔。”“第7、8、9、10章论述作为思想家的伊克巴尔。”^[19]应该说，刘曙雄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一书，是刘曙雄本人，也是中国伊克巴尔近二三十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这是对他（伊克巴尔）诗歌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并且把对他诗歌的研究从诗歌基本问题扩展到对他诗歌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2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这部著作的完成，得到了巴基斯坦伊克巴尔研究院院长苏海尔·乌玛尔博士和旁遮普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哈佳·穆罕默德·泽格里亚博士的帮助，他们为该书作者提供了大量资料。这本身就是中巴两国文学交流的明证。

刘曙雄的博士、河北大学教师、诗人雷武铃的《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系国内伊克巴尔研究取得的新成果。雷武铃此前曾发表过有关伊克巴尔的论文《论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载《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和《伊克巴尔：文化身份的辨别》（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都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十年磨一剑，雷武铃所著此书，从认识论、存在论和文化政治论三个方面对伊克巴尔的思想进行了把握。作者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比较法、综合分析法等，但其基础方法是文本细读，具体来讲是对《伊斯兰宗教思想重建》一书展开的文本细读，以此揭示伊克巴尔的思想体系。雷武铃首先对伊克巴尔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在确定伊克巴尔诗人、神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时，雷武铃将其置于整个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发现，伊克巴尔的多重身份在这个背景下是非常自然的，这与西方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严密的学科独立与分工造成的个人身份的单一性不同。雷武铃指出，这也符合伊克巴尔对西方的批判性观点——“西方是分裂的，精神和物质分裂，科学和宗教分裂，学科分裂，这是分析性思维的局限；而东方伊斯兰是综合性的，讲求世界的统一。”^[2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伊克巴尔在思想上也力求这种综合和统一。至此，雷武铃对伊克巴尔进行了初步的身份定位：“他不是西方观念中单纯的诗人、哲学家、神学家、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个各方面修养都非常高深的伊斯兰知识分子，一个综合的思考者，一个兼具各种才能、对各种知识领域都有兴趣、意图对世界做出整体认识的人。”^[22]

注重将伊克巴尔置于整个印度文化中加以考察，雷武铃发现虽然伊克巴尔极力避讳自己身上的非伊斯兰教的印度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伊克巴尔的思想核心不含有印度思想因素。“他把人的存在视为自我，把真主视为最高自我，这其中显然有梵我思想的影响”。^[23]事实上，作为一生都生活在印、巴分治之前的印度的诗人哲学家，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出于现实与策略的考虑，他必须极力掩盖其身上的非伊斯兰教的印度色彩，唯其如此才正说明印度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事实上已经成为其需要极力克服的“影响的焦虑”。雷武铃对这一点的关注既有利于发现伊克巴尔思想中的矛盾性，又有利于我们认知其思想的现实指向。

雷武铃此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是高度的概括性。虽然是对伊克巴尔思想体系的研究，而且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的，以一部著作为中心的研究，却绝无掉书袋之感。更多的是对伊克巴尔思想观点的集中概括。如在提到伊克巴尔的存在论思想这样复杂的问题时，雷武铃用一句话对之进行了准确的概括：“他（伊克巴尔）的存在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致力于整合各个存在领域对存在的认识，他试图把世界存在的各个部分的图像综合起来，以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包容一切的图景。”^[24]这体现了作者对伊克巴尔作品的熟识对其思想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

其次，是研究态度的客观性。雷武铃的伊克巴尔研究对其思想与论述中的矛盾一面有着清醒、深刻的认知，并能对其进行客观的评判。伊克巴尔将物理学研究对象的物质和哲学概念的特质混成一体，“认为通过对物理学概念的物质的固定性和确定性的否认，也就否认了哲学概念中物质的客观实在性”。雷武铃认为，这一点固然反映出“伊克巴尔把各学科主题综合起来的思想特点”，但也反映出“伊克巴尔的思想不够精细”。^[25]此外雷武铃指出，伊克巴尔“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往往“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而不是客观全面的衡量。这些缺陷也是应该指出的”。^[26]更为重要的是，伊克巴尔“两个民族”的理论虽然对巴基斯坦建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在巴基斯坦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雷武铃指出这与其理论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有关——这种“宣扬超越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差别，建立理想的国家”的理论，与作为现实中的存在的国家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国家有其地域、种族和文化的现实政治利益，这种现实利益是无法超脱的，“而超脱的宗教民族主义会带来国家分裂主义”。这样雷武铃就指出了伊克巴尔宗教民族理论的巨大缺陷。^[27]这与当前多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辩护式的研究不同，这无疑是作者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格的体现。

再次，是论述条理的清晰性。这源于雷武铃对伊克巴尔思想的准确提炼。在论述伊克巴尔特异的创世论时，将其思想分为三条。第一，上帝的创造是一种内在的创造；第二，上帝创造是持续的创造；第三，上帝的创造是自由的创造。这就将伊克巴尔的创世论思想的主要观点完全概括了，而且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最后是灵活多样的比较方法的运用。比较法在雷武铃的伊克巴尔研究中被运用得充分而自然。

总体看来，雷武铃的比较主要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指将伊克巴尔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特别是同时代的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纵向比较则指将伊克巴尔的思想与伊斯兰历史上的思想，特别是印度伊斯兰历史上的思想进行比较。“伊克巴尔对人之存在的研究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研究局限于哲学内部不同，伊克巴尔对人的存在研究混合了西方科学、神学和哲学的界限，其核心内容是神学，而在形式上采取一种‘科学方法’的研究。他们的方向几乎相反：西方试图在科学的机械力量下，为人的存在找到一种精神安慰和价值肯定。伊克巴尔试图在宗教的重重束缚下，为人的存在找到获得力量的途径。”^[28]这是典型的横向比较。信仰与科学问题一直是困扰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问题。雷武铃简述了阿富汗尼、阿卜杜、艾什尔里和安萨里的理论。正是站在这些伟大的伊斯兰理论家的肩膀上，伊克巴尔循着阿卜杜等人“重写历史”的方式寻求自身认识的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他走得更远——认为科学精神本就是伊斯兰文化的产物，是伊斯兰世界出口到西方世界去的——罢了。

雷武铃的伊克巴尔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雷武铃的这部著作是继刘曙雄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之后国内伊克巴尔研究的新成果推动了中国的伊克巴尔研究，以至整个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其次，对雷武铃而言，这本书也是其本人的一次重要突破。对雷武铃有些了解的人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很难想象他竟然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献身于诗歌事业的雷武铃，让人总有一种充满激越之情的感觉，虽然他表面看来异常平静，但你能时时感到这份平静下面激涌着的暗流。再次，雷武铃的著作是其将伊克巴尔的思想置于整个伊斯兰社会历史中加以考察的结果，对思考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困境不无启示价值，可以说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注释】

[1]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4页。

[2]《东方文学专辑（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49页。(https://www.xing528.com)

[3]《伊克巴尔诗选·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第60—61页。

[4]《伊克巴尔诗集·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1月。

[5]傅加令：《东方文学名著宝库》，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第93页。

[6]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7]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伊克巴尔诗选·出版说明》，见《伊克巴尔诗选》，王家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页。

[8]李宗华：《伊克巴尔诗中的伊卜利斯形象》，载《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

[9]同上。

[10]吴云贵：《论伊克巴尔宗教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戴《南亚研究》，1992年第4期。

[11]吴云贵：《试论伊克巴尔的宗教哲学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

[12]同上。

[13]周国黎：《略论伊斯兰现代主义》，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

[14]马秀梅：《穆斯林哲学家与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

[15]曾琼：《文化民族主义的呼唤——对伊克巴尔〈自我的秘密〉的一种解读》，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马家骏：《巴基斯坦现代文学的典范——简论伊克巴尔诗歌的思想及其艺术特质》，载《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7]张玉兰：《伊克巴尔的诗歌与哲学社会思想》，载《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18]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5页。

[19]刘曙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4页。

[20]雷武铃：《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2页。

[21]雷武铃：《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7—8页。

[22]同上，第8页。

[23]雷武铃：《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页。

[24]同上，第50页。

[25]同上，第58页。

[26]同上，第139页。

[27]雷武铃：《自我·宿命与不朽—伊克巴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55页。

[28]同上书，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