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克巴尔在中国的翻译成果

伊克巴尔主要用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进行创作。他的诗歌，立意新颖，刻画细腻，情深意长，辞采绮丽，抒情和哲理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殖民主义统治进行猛烈的抨击，号召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印度穆斯林团结起来为独立自由而战斗。伊克巴尔一生创作不息，他的诗歌被收入《驼队的铃声》《东方的信息》《杰泊列尔的羽翼》《秘密与奥秘》《汉志的赠礼》和《永生记》等10部诗集里。另外，还有哲学著作《波斯形而上学的发展》《伊斯兰教宗教思想的重建》等。鉴于伊克巴尔伟大的艺术成就，更由于其诗歌符合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需求，1957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出版了由邹荻帆翻译的《依克巴尔诗选》，收入伊克巴尔的诗作20首。1958年，为纪念伊克巴尔诞辰2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邹荻帆和陈敬容共同翻译的《伊克巴尔诗选》，该诗选共收入伊克巴尔各时期的诗作43首，其中前18首为邹荻帆所译，后27首为陈敬容所译，是由英文译本《伊克巴尔诗抄》（“Poems from Iqbal”, Ztd·John Murry publishers, London）选译的。在译后记中，翻译者指出，伊克巴尔的诗篇“充满着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对一切剥削压迫与种族歧视的憎恶和反抗精神；洋溢着对于东方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热望与信念。他的很多诗篇都以劳动人民和革命斗争为主题，也有一些诗专门写伊斯兰教的理想和穆斯林的道路；但出现在他诗篇里的某些宗教题材，绝不是基于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而是基于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因此，他的诗里，撒旦王是反抗暴力的英雄的代表，而‘神’则是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的化身”。并进一步指出，“在艺术思想上，伊克巴尔是反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他主张‘艺术有责任鼓励人们面对一切现实问题’。这个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观点，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出发点”^[3]。这些对伊克巴尔思想和艺术的分析虽明显受到时代思想的局限，但也说明译者对伊克巴尔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和把握。

1977年，为纪念伊克巴尔诞辰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伊克巴尔诗选》，由王家瑛译自乌尔都语。该诗选本身就是中巴两国文化文学交流的证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表明，这本诗选的出版，“承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提供《伊克巴尔诗选》的原文，承在我国工作的巴基斯坦专家姆查法尔·侯赛因·拉兹米先生和穆罕默德·苏尔坦·卡瑞先生在翻译方面给予协助，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4]1977年版的《伊克巴尔诗集》中的诗歌分别译自伊克巴尔《驼队的铃声》《杰伯列尔的羽翼》《格里姆的一击》和《汉志的赠礼4部诗集。

1989年，由傅加令编著的《东方文学名著宝库》一书对伊克巴尔进行了介绍，不无深刻地指出，伊克巴尔的诗歌“大我是对人的本质、使命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哲理探讨。他诗中的典故都来自伊斯兰教经典和传说；所用的比兴手法也都渊源于波斯古典文学。他善于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5]编著者重点介绍了伊克巴尔的代表作《秘密与奥秘（1915—1918），此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呼谛的秘密》（意即“自我的秘密”），下篇名为《贝呼谛的奥秘》（意即“非我的奥秘”）。这部诗集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充分表现了伊克巴尔的哲学思想核心，即“呼谛（自我）。“呼谛”在伊克巴尔那里，是指人的灵魂，即个体中的神性，虽然伊克巴尔也强调人的个性应得到充分发展，但他同时也认为，个人必须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唯有如此，个性的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

1999年9月，刘曙雄翻译的伊克巴尔波斯语诗集《自我的秘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叙事体长诗《自我的秘密》共分18章，总共871颂该诗反映了伊克巴尔关于“自我”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虽然是一部哲理诗，但诗人能将哲思与诗意完美的结合到一起，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诗歌艺术。更为难得的是，该译本的卷首还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对于该译著出版的贺词，还有伊克巴尔之子贾维德·伊克巴尔所写的序言。另外，刘曙雄还将自己研究伊克巴尔的生平和创作，特别是《自我的秘密》一诗的长篇论文置于译诗之前。(www.xing528.com)

1999年，中国著名的南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先生在他的《梵竺庐集（乙）》中收录了其翻译的伊克巴尔带有宗教情绪的诗作《控诉》，该诗系伊克巴尔诗集《钟声》中的一首，是其“传诵很广、影响很大的诗篇”^[6]。

此外，山蕴、阿木、李宗华和张世选等学者也曾先后译介过伊克巴尔的一些诗作。此外，一些诗歌选集中也曾收录过伊克巴尔的诗作，如，湖南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编选的《外国诗歌选》，收录了陈敬容翻译的《给旁遮普农民》《花园的黎明》《神和人》《孤独》四首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20世纪外国诗歌经典》收录有伊克巴尔的《印度之歌》《我走到大海之滨》两首诗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