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华文学在中国文学雨露的滋润下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菲华文学在当下也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发展上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当下菲华文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题单一，较少突破。如所有海外华文文学一样，菲华文学的主题大多表现旅居异乡游子的乡愁之情、漂泊之感以及无法融入的苦痛这既是菲华文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它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菲华文学界兴起了一股“寻根”热潮，这股热潮的形成，固然与当时整个世界的“寻根”潮不无关系，也与当时世界政局，特别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本国的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80年代初中国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台湾当局也宣布开放大陆的探亲政策，而菲律宾政府在1981年宣布解除实行了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这一切都给一直希图了解祖国大陆的菲律宾华人提供了契机，终于给了他们圆多年来一直魂牵的“寻根”之梦的机会。但菲华文学“寻根”热的形成，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以往菲华文学传统主题——“中华情结”——的继承与发展
菲华文学主题的单一，还与菲律宾华人因无法完全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而造成接触面狭窄、生活封闭有关，特别是其创作的主体多是商人和主妇，这更限定了他们对创作题材的择取和主题的开掘。
其次，语言断裂，后继乏人。随着菲律宾华人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交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的出生，汉语已不再成为他们的主体语言，这与菲律宾华人的生活现状是分不开的。菲律宾华人的孩子从一出生多由菲律宾佣人照顾，菲律宾话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华文学校的学生也很少使用汉语，而是讲菲律宾语和英语。作为思维之根与存在之所的语言的这种转变，使得越来越少的菲律宾华人再用汉语进行写作，难怪有菲华作家对菲华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所谓菲华文学的写作人，就属我们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华文教育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几乎没有人用华文写作了。”[16]即便有一些菲律宾华人进入创作行列，也大都用非华文进行创作语言的断裂，使得菲华文学后劲明显不足。在这样的现状下，菲华文学若想实现突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如前所述，菲华文学创作的主体多是商人和主妇，这样特殊的身份往往使他们无法专注于创作本身，而文学修养相对较差，把握重大题材的能力不强，加之用华语进行创作，受众相对受限，这些因素使他们在文体形式的选择方面，具有特别的偏爱，相对于小说和戏剧而言，他们更喜欢诗歌和散文。虽然问题并非是绝对的——菲华文学中小说也占了相当的比重，但这些小说多为中短篇小说，大部头的作品鲜有问世。文本的选择本是作家的自由，无可厚非，但这种选择背后却隐藏着菲华文学形式单一的弊病，这对菲华文学的总体发展是相当不利的。纵观70年来菲华文学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的状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质的变化。
有鉴于此，当下菲华文学界普遍存着“生存”忧患意识。那么菲华文学的出路何在呢？真的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非常悲观吗？我们认为，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仍在，但关键是菲华文学界如何看待菲华文学的当下困境，如何顺应新的情况，积极促进自身的演化。
第一，菲华文学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体的创作传统，保证了菲华文学与时俱进的可能性。菲华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的特殊性——业余作家居多——使他们更追求一种具有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传统菲华文学之所以主题单一，以书写旅居异乡游子的乡愁之情、漂泊之感以及无法融入的苦痛为主要内容，就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文学作为一种抒泄情感的方式，而非出于对文学“审美”意义的追寻。这样的文学传统保证了菲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也使得菲华文学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菲律宾华人在新时代的生活与精神现实进入文学之中，最终在拓宽主题的情况下，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很多菲华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主题，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其焦点也不再局限于菲华族裔自身，而是对居住国的人民进行关注，甚至将审视的目光转向了人之存在的普遍问题。而随着菲华文学这一“转身”的最终实现，原本形式单一的局限就会显得更加突兀，变革也就势在必行。也就是说，菲华文学形式创新的时代，必然伴随着其主题内容的演变同时到来。
第二，菲华文学特殊的身份与文化立场，是菲华文学存在合理性的根本保证，而非消逝的理由。菲华文学确实处于文化的两难抉择之中，但这并不是菲华文学今天才面对的问题，而是菲华文学从产生之日就已经开始面对，也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马来西亚学者许文荣在谈到马华族裔“身份认同”问题时指出，“作为移民族裔的马华人，要在文化上保有‘原生态’的特质是不可能的”[17]，其实对菲律宾华人也同样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事实上，文化抉择的困境不只是菲华文学，甚至不只是海外华人文学抑或所有的流散创作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当下文学的共同困境也许正是这种困境成为文学发展的重大动力与创作源泉。卡夫卡深切地体会着“身份认同”出现困境所带来的没有归属感的痛苦：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也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是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作为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正是这种身份的困境，造就了那个通过书写孤独与疏离而洞察了人生与世事之秘的卡夫卡。由此可见，只要擅用其特殊的，也是与生俱来的身份与文化立场，菲华文学一定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绝不可能因此最终走向消逝。
第三，随着多元性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菲律宾的交流必然走向广泛与深入，这使得菲华文学所面临的语言断裂危机只能保留在“危机”状态之中。全球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软实力的发展也必然加速步伐，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必然加强。中菲两国作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中的存在，必然加强交流与合作，新的菲华移民必然为菲华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也保证了菲律宾华人与祖国的纽带性联系不会完全断裂。虽然菲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异文化的挤压，但无论如何，祖辈的文化血脉仍在。更为重要的是，菲律宾华人对于这一“危机”已有清醒而富有理性的认知，《菲华文坛》的“创刊词中这样写道：“在今日我们所处的新环境影响下，华文华语已面临受淘汰危机，也就是我们中华固有的文化与民众伦理道德传统，均已受到极大的挑战，我海外华人生活所凭藉的根基，已受严重摇撼，而将不伦不类，甚至于有忘本之趋势，可不悲哉！”而《菲华文坛》的创刊正是出于拯救和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由此可见，菲华文学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是被弱化了，而是被强化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菲华文学界普遍存在忧患意识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必要对此过分夸大。菲华文学确实处于困境之中，处于文化抉择的两难之中，但也许正是这样的现实处境，为菲华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注释】
[1]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4—5页。
[2]潘亚暾：《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171页。
[3]转引自王列耀：《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载《暨南学报》，1994年第2期。
[4]王列耀：《隔海相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月，103页。(www.xing528.com)
[5]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436页。
[6]郑楚：《菲华文学的本土化进程——兼论中国新文学与菲华新文学的互动》，载《厦门大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7]王振科：《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从〈菲华文艺〉看中国现代小说对菲华小说创作的影响》，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
[8]郑楚：《菲华文学的本土化进程——兼论中国新文学与菲华新文学的互动》，载《厦门大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9]同上。
[10]钦鸿：《菲华文学是的“中华情结”》，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
[11]沈艺虹：《试论菲华文学中的乡愁》，载《韵关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
[12]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13]王列耀：《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期。
[14]赖伯疆：《菲华文学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惑》，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5]王列耀：《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载《暨南学报》，1994年第2期。
[16]赵庆庆：《我是茉莉花，也是杂烩冰——华裔作家林婷婷畅谈菲华文学和北美华人文学》，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2期。
[17]赵宪章主编：《汉语文体与文化认同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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