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雨露与菲律宾茉莉的关系及研究成果

关于菲华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菲华文学研究界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前文提到的王礼溥先生曾将菲华文学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酝酿期（1928—1950）、播种期（1951—1964）、萌芽期（1965—1972）、冬眠斯（1973—1980）和成长期（1981— ）。这样的划分应该说不无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了文化、政治、文学等多个层面。鉴于中国文学与菲华文学间明显的影响关系，我们从影响与接受的角度，将菲华文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大陆现代文学影响时期（1928—1950）、中国台湾文学影响时期（1951—1980）、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共同影响时期（1981— ）。

第一个阶段（1928—1950）。在这一时期菲华文学更多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菲华文学来说，是生成性的。菲华文学起始的时间，我们之所以将其定为1928年，而非很多人所说的1925年，是因为主要参考了王礼溥先生的意见。王礼溥认为，虽然早在1925年，已有菲华报纸开辟了文艺专栏，发表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吟风弄月的言情之作，创造性较少，更难体现时代之脉搏，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学的思想情趣和旨向显然不相一致，由此王礼溥认为林籁余主编的《中西日报》和《公理报》的文艺副刊开始刊载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作品，才标志着菲华文学的正式诞生。这一时期的菲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王礼溥对此回忆道：“菲华文学作品，在酝酿时期，深受鲁迅、巴金、艾青、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冯承植卞之琳和臧克家的影响。”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菲华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菲华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生成性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支援和壮大了中国新文学的浪潮，甚至可以“说是‘构成’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新浪潮”^[4]。很多菲华文学作家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寄回大陆发表。邝榕肇的散文就曾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叶向晨的新诗则发表于方治主编的《中国文艺》，施颖洲的《新诗与译诗》发表于巴金主编的《锋火》等。

这一时期的菲华文学作品，主要表现菲律宾华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其创作风格体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这是由菲律宾华人远居异邦，思念故土的生活情境决定的。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国受外敌入侵的苦难也同样牵动着菲律宾华侨的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他们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5]，在菲华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祖国“抗日救亡”的运动。一些文艺社团组织演出，宣传抗战；出版墙报、漫画、传单等宣传抗日主张；积极筹集资金，支持抗战，“这些文艺宣传活动，很好地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学与菲华本土文学的融合”^[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菲律宾，菲华文坛陷入枯寂期，但菲华文学界马上转入了地下，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活动中。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抗日作家也加入到了菲律宾抗日活动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杜埃，他的短篇小说集《在吕宋平原》就是他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游击队时生活经验的记录。中国抗日作家的参与，直接推动了菲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

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服务社会、“为人生”，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勇敢地直面人生的小说作品，表现出对旧的社会秩序、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精神和挑战气质。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就敢于否定自古如斯的旧信条，敢于和旧的观念决裂，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腐败与不公正。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在菲华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现代小说的这一传统对菲华小说影响的“痕迹”。菲华小说因为创作者特殊的身份，也往往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华人的生活，书写他们的不幸遭遇、坎坷的命运和曲折经历，从而折射和透视出社会环境的复杂险恶，激起人们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7]如仞青的《出外人》对菲律宾华人这些“出外人”的处境和心境，有非常出色的描述。小说中的水牛忠，新婚三日就离开故乡到菲律宾。30年后，发财的梦已经落空，如今已年老多病，想回故乡，却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对故乡亲人的刻骨相思，漂泊异邦被人欺凌而无处申诉的悲怆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样的小说，在菲华小说中不在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菲律宾华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受中国现代小说影响的结果。

此外，菲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也与其深受中国大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实例就是《菲律宾一日》的策划和创作。《菲律宾一日》的征稿活动，虽然始于1951年年初，但主要是受《中国的一日》的影响。1936年春天，高尔基在苏联发起和主编《世界的一日》的消息传到国内，上海生活书店的创办者邹韬奋受到启发，想袭用这个思路编一本《中国的一日》。同年4月下旬，邹韬奋找到茅盾，告之自己的这个想法，并请茅盾担任《中国的一日》的主编。征文活动一经公布，便获得全国读者的热烈响应，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一日”的社会生活。组织者从3000多篇来稿中挑选490篇文章，由茅盾主编成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虽然与中国大陆组织《中国的一日》的征稿活动已相距十五年，但《菲律宾一日》的活动还是得到了热烈响应。《菲律宾的一日》是多姿多彩，形形色色的一日，是苦难与欢乐并存的一日，是菲华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对菲华社会很好的剖析。《菲律宾一日》从征文活动的组织到作品创作都受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同样，菲华文学的本土化正是以中国新文学为参照物，是双方文学互动的产物。^[8]

第二个阶段（1951—1980）。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这一时期菲华文学界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被隔断了，因此这一时期菲华文学更多受到中国台湾文学的影响。1951年菲华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王礼溥指出：“播种与萌芽时期，深受王蓝、余光中、覃子豪、纪弦、蓉子、彭歌、穆中南、尹雪曼、司马中原的影响。”特别是60年代之后，“菲华青年文艺讲习班”邀请中国台湾学者、作家到菲律宾讲学，讲授有关中国古典诗词、当代中国文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近代文学等题目。这一系列的讲座既将中国的作家作品介绍到菲律宾，也有助于培养菲华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活跃于菲华文坛的王国栋、蓝廷骏林婷婷、施约翰等40多人，都曾是青年文艺讲习班的学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文联举办的文艺讲习班曾邀请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覃子豪、纪弦、蓉子等来菲传授现代诗的技巧和方法，立即引起了青年诗人的兴趣，就这样现代派文学传入了菲华文学界。青年诗人云鹤、月曲了等人脱颖而出，他们经过辛勤的探索，创作出富有鲜明风格的诗歌。其实，早在中国台湾现代派诗人来菲讲学之前，云鹤的诗歌创作就已尝试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他从创作《忧郁的五线谱》到《蓝尘》就运用过现代诗中直觉、幻觉、暗示、象征、意象跳跃等手法。在《我有忧慢》《孤寂《伤感》《魔》和《阴影》等诗作中随处可见的是黄昏、废园、黑鸦、残烬落叶、荒野、凋零等这一类冷寂凄凉的景物和忧郁悲伤的情绪。后来通过现代派技巧的点化构成了一系列新颖奇兀的形象和大量的想象空间，从而抒写出“爱的忧郁”和“人生的忧郁”。^[9]

此一时期，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些新移民作家，对菲华文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女诗人谢馨，她长在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嫁到菲律宾，她在诗作中表达的中心情感之一就是“中华情节”。其《中国结》一诗颇有代表性：

催眠之后，依然难以诉诸语言/和文字。啊！中国/你是我潜意识最深陷的恋母/恋父情结……成象/纷杂的思绪中，我已摸索出/一以贯之的方向和途径——纤柔的/步履，执著地/仿效你夏底韵致。且在每一个/转身的姿态，每一个/低徊的流盼里，中国啊！/中国，我痴迷地模拟/你/唐汉的风华。

诗人用真挚的情感抒发了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在这一时期的菲华文学作品中，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亚薇主编的《菲律宾华侨散文选集》、辛恳文艺社主编的《辛采集》、文艺厅主编的《菲华文艺年选》等都收录有相当数量的散文作品，而散文专集的数量就更是可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施颖洲主编的《菲华散文选》等。(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菲华散文，直接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地域的差异等原因，菲华文学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实例就是《菲律宾一日》的策划和创作。

在这一时期，中国台湾还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菲华文学作品，包括菲华文学的作品集和个人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大型的文艺刊物《剧与艺》等。中国台湾以同出版社于1953—1956年出版《商报小说集》1～4辑。这些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台湾文学界对菲华文学的了解，促进了菲华文学界与中国台湾文学界之间的交流。

第三个阶段（1981— ）。在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对菲华文学的影响还在继续，而中国大陆与菲华文学的联系逐渐加强。早在1975年，中国大陆便与菲律宾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文学交流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文艺界对外联系随之加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许多知名作家访问菲律宾，其中有晓雪、唐达成、叶文玲、冯德英、陈国凯、流沙河等。菲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也得到了恢复，相继出版了《菲华新诗选》《菲华散文选》《菲华小说选》《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菲律宾文学卷》以及各种版本的菲华文学史。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菲华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此外，在这一时期，菲华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发展，以“菲华文学”或“菲律宾华文文学”为题的论文就有几十篇，并且有以菲华文学为重要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王列耀的《隔海相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菲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菲华文学中“中华情结”的研究。鉴于菲律宾华人特殊的处境远离故国，身处异邦，又无法割断与祖国的脐带式联系，对故国充满思念之情，菲华文学常常以此为题，或书写对故国的点滴回忆，或书写因眷念故国而产生的思乡之情；抑或是书写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孺慕与眷念之情。有研究者非常清醒地看到，菲华文学之所以会产生“中华情结”是菲华人民与中华故国之间的血缘和文化联系所决定的。因此，对于菲华文学来说，“中华情结是与生俱来的，是任何时空或其他外力因素所无法解开的。它既是菲华人民内心深处的一种精神意蕴的形象表现，同时也为菲华文学增添了色彩，并且有力地促进了菲华文学的发展”^[10]。“中华情节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主题，中国学者对菲华文学所表现的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相对比较深入。从这些“乡愁文字”中，看到了蕴于其后的文化内质：“菲华作家已由一事一物引发单纯的乡愁乡思，转为在表达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倾心和思慕、故园的热爱和向往的同时，诉说着无完无了的难以慰藉的乡思乡愁，最后逐渐由地域的乡愁转化为对文化之根、文化教育担忧的文化乡愁，展现了多层次、多流向的乡愁。”^[11]可以说，菲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情结”是所有海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饶芃子教授和费勇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或“美学中国的渴求与向往，这些构成了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即“中华情结”。^[12]

其次，菲华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有人曾用“茉莉花、橘子和杂烩冰”这三个意象说明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三个阶段：原产中国、移植后成为菲律宾国花的茉莉花，喻指海外华人的深深中华情；橘子移植菲律宾后，易名为“卡拉曼丝”，味道已与橘子相去甚远，喻指淡化了的菲律宾华人的中国意识；杂烩冰代表了菲律宾华裔的多元文化认同现状。应该说这些比喻是相当恰当的，真实形象地反映了菲律宾华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现状。菲华文学对这一现实问题也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菲华文学无疑是吮吸着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但菲律宾华人作为菲律宾公民，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正如菲华作家小四在《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所述：“原来，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我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她也曾美丽过，也曾风光过，也曾富饶过，也曾像珍珠似的发出迷人的光辉，也曾给过我们好日子，我是啜饮她的乳汁长大的呢！”“菲律宾，噢，无论您多贫穷，多破烂，您才是我们的家，我的乡愁。”菲华文学中所体现出的对菲律宾的这种情感，这种身份的认同，是菲华文学实现本土化最根本的动力。而事实上，对“菲律宾人”身份的认同，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华情结”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必然使他们产生一种身份的焦虑感。菲华文学研究，对作品中这种对菲律宾的眷恋之情和作品中的人物因“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焦虑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和深入的研究。王列耀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菲律宾华人的焦虑“是菲律宾华文作家，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有意而且也是极有意义的文化选择。这是一个在困境中奋发的文学选择，是一个对历史与现在负责任的选择。所以，‘菲律宾的焦虑’，既是一种被动性的带有痛苦与无奈的焦虑，更是一种主动性的缘于承担者的焦虑。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忠实、鲜活地写出国家、个体，裸露在最前沿的‘现在’状态——现实的‘现在’状态与心理的‘现在’状态”。^[13]其他学者对此也进行过分析，如赖伯疆认为菲华文学中普遍存着“法律身份”“文化身份”“血缘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他认为，造成这种矛盾和困惑的原因有三居住国的生存境况与母国的亲缘遗传的矛盾、母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的矛盾和互比与抉择、母国和居住国多种社会因素的变异。赖伯疆进一步指出了菲华文学中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惑，其发展趋向有两种可能淡化、泯灭或保持、加深。^[14]

再次，对菲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菲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紧密，一定程度上是菲华文学所体现出的“中华情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王列耀的《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一文及他的专著《隔海相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都有非常精到的论述，鉴于前文已提到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菲华文学关系的研究，这里主要谈谈他对中国古代文学与菲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王列耀看来，菲华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是以爱国诗人和诗作为主体的，这是因为在中菲两国的历史中，都存在过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即民族的生存危机。而面对这样的危机，“中菲两国人民都选择了在抗争中求生存在血与火中求独立、求自由的路径”。加之近代以来，时代契机——中菲两国人民间的交往，恰好开始由单纯的物质文化型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行型方式过渡和发展——的出现，更由于“华族人士坚定地弘扬中华文化的信心和努力，以及他们在民族和个人生死存亡关头，与中国古代爱国志士、诗人的言行、诗作主动认同的高风亮节，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尤其是以表现爱国思想著称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业绩与诗作，在菲律宾的传播”。这种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菲华作家在爱国精神上体现出鲜明的“二链”并存、“二链”融汇现象，即菲华作家保存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充分汲取着菲律宾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即常常将中菲两国的爱国伟人的业绩与精神相提并论。由于“时间链”的不对等原因，菲华作家在介绍中国古代诗人和诗作时，往往会做出一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审视和选择。如潘葵村介绍文天祥时，略去了《正气歌》和《指南录后叙》中的“三纲”，重在强调他“愿将碧血光华族”的牺牲精神。介绍屈原、岳飞时，潘葵村也以现代思维挞伐这两位古代英雄维护过的封建君主“怀王”乃“误国昏君”，而宋高宗则“风波亭狱‘莫须有’，自坏长城社稷危”。^[15]正如王列耀指出的那样，菲华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正是其现代思维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他们思想中的现代精神意识。

最后，对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是在前三个方面研究的论述中，作为阐发性的例证存在的。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文章有李耿晖与朱鑫对菲华小说《龙子》与《情债》的解读，通过考察小说中由“谅解”这一模式引出的同一母题的不同讲法，作者进一步深入了我们对乡土中国这一概念在菲华文学中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即身在异乡，始终是华人；那么国内的亲人也应该对传统有所继承和保全。更确切地说，这种乡土中国的实质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相互支撑模式的向往。在这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中，连异者形象也被同化了，只不过表现为传统的另一副面孔。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菲华文学的一些特殊现象和内容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如关于菲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关于菲华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