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文学在中国：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

虽然早在1957年，中国就有了阿富汗诗歌的中译本《阿富汗诗歌选》但中国的阿富汗文学研究，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著名阿富汗研究专家董振邦，发表于《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上的论文《阿富汗文学概述》，对阿富汗自《吠陀》时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史进行了概括式描述。对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文学思潮、重要的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文章首先对阿富汗在东西方各国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做了简要交代，指出：阿富汗所处的“丝绸之路”枢纽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很早就与亚洲各国进行交往，这对于阿富汗古代文化的繁荣，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纵观全文，作者大概分三个时期向我们介绍了阿富汗文学的发展史。

第一阶段是13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学。文章借鉴一些史学家的考证成果，以期指出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阿富汗境内就产生了丰富、成熟的文学作品。阿富汗史学家认为，《吠陀经》就是阿富汗一本最古老的书书中记载的大部分史实也都发生在今阿富汗境内，喀布尔就是《梨俱吠陀中所记载的七河之一“库拔”。

作者接着向我们介绍了阿富汗的两种主要语言文学，即普什图语文学和达里语文学（即阿富汗波斯语文学），虽然二者在阿富汗历史上并行发展，但普什图语文学“在整个阿富汗文学史上贯穿古今，尤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为突出”，在阿富汗经历名种社会动荡、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仍然持续发展，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该文章对古代普什图语代表诗人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分析，其中包括以创作颂神和祈祷为作品主题的诗人贝特尼克和擅长书写充满感伤色彩的离别诗的阿斯迈伊等诗人。

13世纪始，阿富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3世纪以前的阿富汗文学作品几乎全都是诗歌，散文作品极为少见。从13世纪到16世纪，一些有文学价值的史籍开始出现，如《真主的爱》《苏里王朝史》等，散文作品的发展也日趋壮大，标志着阿富汗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504年，巴布尔攻占喀布尔，建立起了莫卧尔王朝，阿富汗国内矛盾重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了由巴雅库德·安沙利领导的“罗森教派”运动，“这一扬持续百余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运动，对阿富汗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重点介绍了“罗森教派”创始人安沙利和“罗森教派”运动的对立派领袖达礼维扎和“普什图文学之父”胡什哈尔汗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介绍，其中后者也是17世纪世俗诗的代表作家。这两派虽在政治观念上针锋相对，在文学理念上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其文学作品也以书写爱国主义题材、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作者指出“罗森教派”的文学特点是“针对现实，运用文学手段，形象地解释社会，揭露黑暗，反对封建统治，反对领地制度。这些作品文学性强，富于感染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因此，罗森教派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后阿富汗文学史上人才辈出，其中文章重点介绍了诗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艾赫迈德·沙赫。其中前者的诗作经后人收集整理为《拉赫曼巴巴诗集》出版，“巴巴”是尊称。其诗作“以语言优美流畅、凝练、清新而闻名，他常常以爱情为主题，用借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后者是统一阿富汗王国的创立者，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杰出的国王之一。他是普什图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爱国诗篇。文章作者认为，沙赫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对后来阿富汗人民捍卫祖国独立而进行的第三次（应为‘三次’而非‘第三次’——笔者注）抗英战争，以及在抗英战争中大量涌现的民间诗歌，都有深远的影响”。

1839年爆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揭开了阿富汗近代史的序幕，阿富汗文学史了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至1919年，英国被迫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在此期间，阿富汗的文学主题就是反对殖民侵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1919年，阿富汗文学进入其现当代时期。受阿曼努拉汗推行资产阶级改良措施的影响，知识分子对抗封建势力，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倾向明显，“这个时期的文学主题是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和批判社会现实，文学的表现形式也开始丰富多样，不再只限于古典诗歌”之后，阿富汗文学经历了20世纪初期青年阿富汗党的影响和40年代广泛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至20世纪中叶，在以乌尔法特为首的众多著名作家和诗人的推动下，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开始兴起。乌尔法特等人“大力提倡文学创作的人民性，主张文学不要脱离现实而应为社会服务。他们提倡简练而通俗的散文，使得普什图文学作品不再局限于韵文的范围”，在乌尔法特等人的影响下，散文和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短篇小说相继问世，普什图现代文学开始步入其当代阶段。文章作者接着介绍了乌尔法特、阿卜杜勒·乌夫·贝纳沃、克亚鲁丁·哈代姆、里希汀等作家诗人的创作情况并对他们的重要作品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董振邦的《阿富汗文学概述》虽然简明扼要，对普什图文学之外的其他语言文学也介绍较少，毕竟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历史上波斯语文学即达里语等语言文学亦有所发展，对这一点的忽视无论如何都是本文的一大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阿富汗文学发展史的论文。为中国读者了解阿富汗文学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为后来的阿富汗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受写作时间（1987年）的限制，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阿富汗文学基本没有介绍，只提到几位跨越了现代与当代两个时期的老作家的创作情况，但在文尾也提到“50年代以来还成长起一代青年作家，他们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封建压迫和礼教，要求自由平等。他们的作品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富有生活气息，代表着阿富汗文学的未来”。^[8]好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穆宠燕发表于《外国文学动态》上的论文《阿富汗现当代文学一瞥》，对董振邦的论文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在结合阿富汗现代社会历史现状的基础上，对当代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达里波斯语诗人的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www.xing528.com)

哈利勒·阿拉赫·哈利里是20世纪第一个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阿富汗诗人和作家。他主要用波斯语，有时也用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英语进行创作。其主要作品有诗集《秋叶》《潸潸泪下》《泪与血》《血之歌》，长诗《星辰》，小说集《玫瑰红尸衣裹身的母亲》等。瓦瑟夫·巴赫塔里是为阿富汗波斯语诗歌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20世纪60年代，巴赫塔里受伊朗新诗的影响，转向“尼玛体”诗歌和“白诗”的创作，其作品多是具有史诗色彩的象征主义诗歌。可以说，巴赫塔里是阿富汗新诗的开拓者。在阿富汗统治时期，巴赫塔里离开了阿富汗，后移居美国。著有诗集《太阳不会死去》《从相约到拒绝》《从这面历史的破碎镜子》《直到自由之城》和《踟躇彷徨》等。穆罕默德·纲塞尔·塔胡里曾于1968年至1990年任喀布尔电台主办的杂志《歌》的主编，为该刊成为阿富汗首屈一指的著名刊物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个人传记长诗《大河中的一片叶》，诗集《巴尔赫的火焰》（该诗集发表于1965年，曾获得阿富汗最高诗歌奖“拉赫曼巴巴”奖）、《孩子们的歌》、《夜瀑布》等。萨尔瓦尔·阿扎拉赫什是一位将旧体诗传统和新体诗结合到一起进行创作的诗人，著有诗集《苦难之章苦涩的亚斯纳》《亚伯的灾难》《血管与匕首的交换》和小说《流浪的夜》等。萨阿达特·莫鲁克·塔贝什是一位哲理化倾向明显的诗人，是阿富汗诗坛哲理性诗歌的杰出代表，著有诗集《移民之歌》《岔路口》，长诗《等待》《日出瞬间》等。阿布杜伽哈尔·奥斯是一位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诗人，乌尔都语文学翻译家，著有诗集《红玫瑰的地位》《鲜血之岛》和《花园情诗》等。拉提夫·佩德拉姆是“白诗”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手上“白诗”创作被推向了高峰。代表诗集有《玻璃和雨中的图像》《被钉在十字架的瞬间》《独处中的诗篇》等哈丽黛·福露格是阿富汗杰出的女诗人，著有诗集《穿过该隐的世纪》《太阳神现世》《开向雷霆季节的窗》和《梦中和记忆中的街道》等。

穆宏燕的论文，集中介绍了20世纪后半叶的阿富汗达里波斯语诗人的创作，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普什图语文学之外最重要的阿富汗语言文学的发展情况。文章作者之所以集中介绍阿富汗波斯语诗歌，而对其他文体未作涉及，主要是因为“达里波斯语文学从古至今推崇诗歌，冷落其他文体，因而总的来看，现当代的阿富汗文学诗歌发达，名家辈出，其他文体的成就相对较小”。^[9]

2007年，昆仑出版社出版了张敏的《阿富汗文化和社会》一书，该书是“东方文化集成·伊朗·阿富汗文化编”之一部。该书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阿富汗自古至今的社会、文化发展史，包括其地理区域、人口、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亦对阿富汗各个历史时期，各王朝之文学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将阿富汗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考察，还论及其对阿富汗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与价值。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列专章对阿富汗最主要的普什图语文学进行了介绍。该书作者将普什图语文学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早期普什图语文学、第二阶段（即16—17世纪的普什图语文学）、18世纪的普什图语文学和现代文学时期的普什图语文学。这四阶段的划分方式与董振邦在《阿富汗文学概述》一文中的划分基本一致

该书作者还在“普什图文学”一章的第五节中专门介绍了阿富汗的普什图语民间文学。除著名的“阿达姆·汗和杜尔罕妮的故事”和“穆萨·汗和瓦利·江的故事”外，阿富汗比较重要的民间文学形式还有“短歌”“对句”“谚语”等形式。作者专门介绍的是“对句”这种普什图语独具特色的也是民间文学中最普遍流行的文学形式。“对句”的“结构简单又严格”“语言流畅，风格淳朴，寓意深刻，雅俗共赏，既可朗读又能入歌”，因此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对句”没有特定的作者，在群众中以口头方式世代相传，因此反映了普什图人的情感、风俗、思想、精神和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作反映普什图民族思想感情的一面镜子”^[10]。

随着阿富汗海外流散作家逐渐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脚，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些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如前所述，其中受到最多关注的当属卡勒德·胡赛尼和阿提克·拉希米。2008年11月10日拉希米一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中国学术界就对其进行了报道。当年11月12日的《东方早报》刊载了康慨的介绍性文章《逃离喀布尔 法语给了他自由和名望》及观察文章《巴黎大步重返“世界文学”之都》。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拉希米的人生经历及《耐心的石头》的内容梗概。接着，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拉希米之所以用法语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因。塔利班倒台后，拉希米重返祖国。他想用小说表现更为重大的问题——禁忌，但他的母语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好放弃用波斯语写作这本小说，而改用法语，“法语给了我一片自由的天地”，拉希米如是说。在观察文章中，康慨认为此次龚古尔文学奖颁给这位阿富汗移民作家（同一天，法国另一项文学大奖雷诺多文学奖经过艰苦卓绝的11轮投票，最终选择了几内亚流亡作家蒂耶诺·蒙内内博），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巴黎重返“世界文学”之都的决心。2007年春天，44位作家以《为了法语“世界文学”》为题，在《世界报》上联合签发长篇宣言，呼吁将法语从法国解放出来，使法语文学转变为用法语写作的“世界文学”，拉希米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篇宣言的呼应。确实，英语统治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脚步，步步进逼，已于20世纪后半叶取代法语，成为世界文学的书写语言，而纽约也取代巴黎成为世界文学之都，法语文学辉煌不再，巴黎退居世界文学的边缘，面对这样的现状，法国把龚古尔文学奖颁给拉希米，这位用法语写出《耐心的石头》的阿富汗移民作家，正是巴黎重获往昔雄心的表现。拉希米等移民作家的获奖表明“巴黎正在回来的路上前进”^[11]。

此外，余中先的《2008年六大法国文学奖作品简介》（载《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1期）和沪生的《08’法文学奖各有得主》（载《世界文化》，2009年第4期）中，都对拉希米作了简要的介绍。

2010年第6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刊载了王小涛的文章《阿富汗战火中的人性与爱——评安·布斯菲尔德的小说〈一百万堵墙〉》，评论英裔阿富汗籍女作家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及其处女作《一百万堵墙》。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布斯菲尔德的生平及其创作这部小说的背景——外来女作家面对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动荡的阿富汗。接着概述了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作者拿这部小说与此前热销的美国阿富汗移民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进行了比较，指出：如果说《追风筝的人》书写的是救赎主题的话，那么《一百万堵墙》则探索的是动乱和悲剧中的人性。文章作者还指出了该小说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充满着女性主义关怀。对阿富汗妇女的处境与权利进行了关注。该文章认为，小说作者“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以幽默和看似轻松的笔调，向读者诉说了战争带给阿富汗的灾难，展示了饱受战火的阿富汗人在残酷环境下所表现出的乐观和坚强”^[12]。在文章结尾，作者指出在多元化、多极化世界的背景下，对人性的探索也将成为多元文化的共同点布斯菲尔德的小说与那些重新审视并书写本民族生存状态的作品不同，小说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以其特殊的身份视角叙述阿富汗复杂的社会政治状况并阐释其蕴涵的民族性，这使其获得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深度的选择。这是颇具洞见的发现，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布斯菲尔德的创作于阿富汗文学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其实对整个世界文学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中国有关阿富汗本土文学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只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中，大多只是一些介绍与赏析性的文字，例如，世钦的《独特的风格——〈生活〉赏析》。该文指出乌尔法特的散文《生活》的艺术特色是，全文以水为主题展开了富有哲理的描写和议论，并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13]类似的文章还有孟宪法的《你尝到了生活的滋味吗？——〈生活〉赏析》（载《语数外学习》（初中版），2008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