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中国与斯里兰卡有史可查的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特别是一些去往天竺寻求佛法的僧侣，对中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他们的记述中，有零星对斯里兰卡文化（包括主要是佛教文学在内）进行介绍的资料，但是，中国对斯里兰卡文学真正展开研究却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
1981年第1期的《南亚研究》上，发表了真知的论文《斯里兰卡的著名诗人摩哂陀》。文章简要介绍了摩哂陀的人生经历，指出其出家为僧的主要原因。作者就是想利用僧人这一有影响力的身份，鼓励人民进行斗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为斯里兰卡人民的自由而战。作者还介绍了摩哂陀的长诗《兰卡·母亲》，诗人用这首诗在40年代初的科伦坡国家学院举办的赛诗会上，打响了反帝反殖的第一炮，震动了沉睡的海岛。在这首诗中，诗人抒发了他对母亲兰卡的热爱，“他骄傲地追述产生了灿烂的悉祗利耶壁画的斯里兰卡古老文化，怀着敬仰的心情回忆历史上赶走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热情地赞颂僧伽罗人民的勇敢朴实。”摩哂陀用他的诗歌作为武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他的诗歌激励了千百万人共同战斗。他是反帝反殖的号手，用嘹亮的号声，加速了斯里兰卡民族解放的进程；他是战斗的勇士，为斯里兰卡的自由与独立奋斗了一生。”正因如此，爱国主义是摩哂陀所有诗歌的主题。
文章作者还总结了摩哂陀在斯里兰卡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艺术贡献“他为兰卡的独立斗争，为文学、语言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诗歌上，他突破了僧伽罗文诗必须用纯僧伽罗语的旧套，大胆采用人民生活中常用的外来复合词，同时运用生动的比喻和成语，为兰卡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儿童诗准确地表达了儿童的心理，优美动人，在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启发性强。同辈诗人赞扬他的诗是‘形式和内容统一，如山间之流水，铿锵有声，如水面之落花，令人神往’。后来的诗人在语法的运用上多受到他的影响。”[9]
提到斯里兰卡文学在中国的研究，邓殿臣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于198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斯里兰卡文学介绍》，分古代文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中世文学（公元11世纪到1815年）和近、现代文学（1815—1980）三个时期，对斯里兰卡文学的发展史和其间出现的重要作家作品，包括文学评论家和评论性作品进行了介绍。最后，作者对斯里兰卡文学发展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第一，斯里兰卡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和文学史，虽然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小国，却有着古老的文化和发达的古代文学；第二，斯里兰卡文学深受佛教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像斯里兰卡文学那样受佛教影响那样深刻”，以致后来佛教成了斯里兰卡文学发展的一大禁锢，直到19世纪，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斯里兰卡文学才走上了反映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道路；第三，斯里兰卡文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能因为僧伽罗语文学是斯里兰卡一国特有的文学样式，就忽视了诸如巴利语文学、梵语文学和泰米尔语文学以及少数民族维达人的口头文学等；第四，斯里兰卡文学深受印度文学影响，文章作者认为，斯里兰卡历史上没有出现更加伟大的作品，或许就是因为历代作家，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家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习惯仿效印度造成的。
邓殿臣的这篇论文，虽然其内容更偏于介绍与陈述，还没有达到深入研究的程度，却是中国第一篇较系统、全面介绍斯里兰卡文学的论文，为中国后来的斯里兰卡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介绍斯里兰卡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将文学的演进与斯里兰卡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使我们更容易把握其文学史的发展动力与精神实质。
此外，邓殿臣还是中国的斯里兰卡佛教文学翻译家，南传佛教史专家。在翻译佛教文学的过程中，也对佛教文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邓殿臣在《〈南传大藏经·佛本生〉初探》中对《南传大藏经》中的“巴利本生”及“本生经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先对本生的情况进行了概括，然后在“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集成和评传”一节中对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结合佛教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斯里兰卡传播的历史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从公元前3、4世纪开始汇集的上座部佛本生，经历了幼年的早期巴利语、中年的僧伽罗语和壮年的新巴利语这样3个阶段，最后于公元5世纪算是正式集成了这部巴利语‘本生经传’。它流传至今，已是举世公认的上座部本生类的传本，在巴利经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0]
在“佛本生的篇章结构和主题思想”一节中，邓殿臣对巴利本生的结构、本生经传的结构和佛本生的主题思想和旨趣进行了介绍。其中“巴利本生”以每个本生所含偈数由少而多为序分为22集，共计547个本生6905偈颂，译成汉语可达60余万言。与“巴利本生”相对应，“本生经传中也有547个本生故事，但其中一些故事又包含数量不等的小故事，因此其故事总量远非547个，而是个总数达两三千个的庞大的故事总集。“本生经传”的结构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每个故事都由现在事、过去事、偈颂、释义、呼应5部分组成。“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主题思想和旨趣则是“宣扬轮回业报的规律，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行菩萨之道，除众生苦难”。[11]本生中塑造了成千上万种形象，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菩萨（即佛陀前世）为代表的善者，另一类是与菩萨对立的恶者。接着，文章作者以其所译的“大隧道本生”为例，对本生的思想内容和旨趣进行了探讨，指出“大隧道本生”如其名“大隧道”（此词在巴利语中除有“隧道”之意外，还有“智慧”的意思）所示，表现的正是“六波罗蜜多”中的“智慧”，可以说是一曲智慧的赞歌。
在“佛本生的学术价值”一节中，文章作者从佛本生的佛学价值、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佛学价值角度看本生是三藏经典的通俗读物，是普通信众的“佛经”，宣扬的是简单、翔实的佛教思想，此外，本生故事与其他巴利经典不同，抬高了菩萨的地位正是在宣扬“菩萨济世”这一点上，南传佛本生与北传大乘佛教取得了共识，因为有佛学家和学者认为本生经虽然属上座部经典，但明显受到大乘“菩萨道”思想的影响。从文学价值角度来看，“佛本生”虽也被有些学者归为民间文学范畴，但它主要还是一部佛教文学作品，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在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特别在斯里兰卡古代文学中，其地位之重要无论做多么高的估计都不为过，“除西格利亚诗和禽使诗之外，其他一切文学作品几乎都受到‘本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长达2000年的斯里兰卡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就是‘本生文学’”。作者在本文“概述”部分就已经指出，“在12—14世纪的斯里兰卡文学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材于本生或引用了本生故事”。[12]除一些著名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本生故事外，许多本生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诗歌，而斯里兰卡史上最优秀的三部“大诗”，即长篇叙事诗——“王冠宝石诗”“优异诗篇”和“古地拉诗”都是依本生故事写成的。甚至到近、现代，在斯里兰卡的小说中，也常常能够窥见“本生”的影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斯里兰卡学者认为，“兰卡的‘小说’这一文体不是从西方移植来的，而是在‘本生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生经不只对斯里兰卡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印度、波斯等国家和地区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作者还从绘画、戏剧、民俗学和心理学等几个方面对本生的文化价值进行了考察。从佛本生故事产生之时起，就成了各种艺术形式取之不竭的“题材宝库”，“在佛教国家，雕塑、绘画、戏剧、舞蹈等艺术领域中‘佛本生’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13]从社会价值来分析，邓殿臣从佛本生对社会道德的作用、对启迪智慧的作用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印度社会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分析。
在文章最后，作者对佛本生的汉译和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分别对几种汉语译本进行了介绍。作者总结道：“巴利语系佛本生的汉译，才完成一小部分，对这部本生的研究，自然更是刚刚起步了”，并对这项工作将来的前景提出了希望。足可令邓殿臣先生在九泉下感到欣慰的是，《南传大藏经》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汉译本。1990—1998年，中国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出版了总计70册的《汉译南传大藏经》，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译本存在诸多问题，但这是目前唯一较为完整的巴利南传大藏经的汉译本。此汉译本是根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出版之日译本重译的，并参照了Pali Text Society原本，即Hermann Oldenberg刊行本（London， 1881），加以修订而成的。
邓殿臣先生在其翻译的《长老偈》和《长老尼偈》前言中，专门对这两部斯里兰卡佛教文学中的“诗歌总集”进行了介绍，包括其在《法音1991年4期上发表的他与维摩拉拉特纳合写的《巴利三藏中〈长老尼伽陀〉》一文（后作为附录附于《长老偈 长老尼偈》一书之后），这些序言和文章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两部诗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介绍《长老偈的文字中，邓殿臣在介绍这些长老诗偈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断除了一切烦恼，证得阿拉汉果位的高僧大德们，“他们虽因其身世、境遇不同，所诵出的诗偈各具特色；但纵览全经，可以发现他们修成阿拉汉的过程却大同小异，基本上都经历了听佛说法、生信出家、林中修观、证得阿拉汉这四个阶段”。[14]这些长老诗偈就是对这些情况的诗化记录。接着文章作者对长老诗偈结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简要介绍。
在“巴利三藏”形成的同时，注释、阐述巴利三藏的《经传》也同时出现了。这些经传文字对我们解读过于简略的巴利原典，有很大帮助。在印度佛教大师法护所著的《真谛灯》的巴利经传中，含有《长老偈经传》其中不仅有对诗偈的注解，还有这264位诗偈作者的传略。译者将其译出并插入长老诗偈中，同时对这些长老经传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确有不少重要情况值得发掘、研究。并从如下几方面进行了举例说明：第一，裸体外道，苦行极端；第二，佛陀是人，患有风湿；第三，“善来比库”，度俗为僧。这些确使我们得以更加深透地了解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情况。同时译者还举例指出长老小传的另一个特色，即其中不乏隽永有趣，颇能感人的长老轶事，就此译者指出，这些小传几乎“每一篇都含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内容，都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15]
在《巴利三藏中〈长老尼伽陀〉》一文中，作者首先对“巴利三藏中的上部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小部与“巴利三藏”的另外四部（长部中部、相应部和增一部）相比，具在非尽佛说、偈陀为主、成书较晚、内容驳杂四个特点。其中《长老尼偈》是小部中的第9部经典，从这部《长老尼偈》及其注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时代诸尼出家的原因，修习证得罗汉的过程；这些表现佛教的业报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印度的各种社会问题。当然作为一部诗偈作品，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可小觑的。本文作者从这些方面对这部经卷进行了解说和论述。通过分析经卷中诸尼出家的原因，我们知道，“大部分长老尼并非因为家庭贫穷，生活无着，贪于利养才出家修道的；而是社会、家庭、自然灾害等使她们醒悟到佛教的道理，她们为求得解脱而走入空门”[16]；文章总结了长老尼的修持过程，发现这些长老尼修道证得罗汉的过程中具有听师说法、修定断欲、得启顿悟、得阿拉汉果的共同规律；文章作者接着举伊悉达西长老尼的修持过程为例说明，这部《长老尼偈》除了讲述修证过程之外，还表达出了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而这些老长尼在偈诗中讲述自身的出家、修持过程，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联系到一起，因此，这部作品对我们认知当时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不无启发意义；在比较《长老尼偈》与《长老偈》的基础上，文章作者指出，与《长老偈》注重书写外部环境不同，“《长老尼偈》的作者们似乎没有过多地留意周围的环境，她们着力向人们展示的是她们各自的内心世界。她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及家庭、丈夫时，极其坦诚直率，毫不掩饰，所以诗文清新自然，生动逼真。‘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所以她们的偈陀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17]。由此可见，《老长尼偈》堪称一部古代女性文学的典范之作。(www.xing528.com)
最后，作者用几句话对《长老尼偈》这部巴利语佛教经典进行了概括式的评价：“现身说法，阐述佛教大意；叙事抒情，展示诸尼内心世界；立意高深，探索社会人生；诗文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18]这是作者在全面把握《长老尼偈》要意的基础上做出的精准评价。
此外，邓殿臣在其翻译（或与他人合译）的“巴利三藏”中的《大念处经》《即兴自说》《小诵》等经时都在“题解”中对经卷内容和特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大念处经》是巴利三藏中经藏《长部尼伽耶》的第二十二经，又名《四念处经》，所谓四念处，即观身、受、心、法。此经论述真修实证的修行法门，在初期佛教经典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此经代表了佛教早期亲修实证的特色，有别于部派佛教时期偏重推理论证的特点。对于各部派的修行实践有很大影响。”《小诵》是巴利三藏《小部尼伽耶》的第一部，包括四文五经。四文即四种短小经文，包括《三皈文》《十戒文》《三十二身分》和《问沙弥文》；五经即五部短小经典，包括《吉祥经《宝经》《户外经》《伏藏经》和《慈悲经》。《小诵》“包含了佛法最基本教义，意在指明沙弥修习佛法的主要内容”。《即兴自说》是巴利三藏经藏《小部尼伽耶》中的第三经。该经分八品，每品十经，共为八十经。第一经都由长行和偈颂两部分组成，长行是叙述诗体，偈颂是佛知见此事体后感兴而发之偈颂，“所在这是一部佛借一事一物向众生说法的隽永的小经，读起来通俗易懂”。其中偈倾部分具有哲理诗的意味，既含义理又发人深省“揭示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道理”。[19]
邓殿臣的佛经研究，虽然主要是对这些佛经的内容和特色进行简单的介绍，但其将佛经的产生置于整个佛教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演变过程中进行考察，对后来者不无启发意义，特别对于这些佛经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斯里兰卡《岛史》和《大史》的中文译者韩廷杰，亦是这两部斯里兰卡编年史诗体历史文献的研究者，在中译本《序言》中，译者对两部史诗的形成过程、作者情况、主体内容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岛史》取材自僧伽罗语的《义疏》，据译者韩廷杰所说，《岛史》这部上座部佛教史书，其编撰原因与斯里兰卡佛教在公元前1世纪的分裂有关。斯里兰卡佛教分裂为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分属上坐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前者为了确立自身在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正统地位，着手编写《岛史》，以抬高上座部的地位贬抑大乘佛教。[20]《岛史》虽然有很多缺点，如多重复金额处，详略不当，连贯性差，诗的格律亦欠整齐等，但其记载了大量的早期佛教史，特别是三次佛教结集的历史、佛灭后的佛教传播与学派史等；同时，斯里兰卡王国早期历史史料，也主要依靠《岛史》得以保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岛史》也是被称为斯里兰卡国法的《大史》的主要材料来源，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同为《大史》译者的韩廷杰在该译本的“序言”中，亦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最先校勘出版并将《大史》翻译成德文的是德国人盖格尔。盖格尔将《大史》分为《大史》和《小史》。日译本也沿用此说。很多学者对这一划分持不同意见，韩廷杰引证斯里兰卡佛教学者罗睺罗的观点指出了盖格尔的错误，当然，盖格尔在去世前也接受了斯里兰卡佛教学者弗授的意见，承认了他在《大史》问题上犯了错。韩廷杰接着在他的译本“序言”中对这部佛教史书的具体内容分五部分进行了介绍，并最后总结道：“《大史》对整个佛教史上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如佛陀涅槃人年代、佛教的结集、佛教部派的演变、佛教在世界上的传播、南传佛典的形成、斯里兰卡佛教史以及其与泰国、缅甸等国的佛教关系。”[21]
另一位重要的斯里兰卡文学研究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邵铁生。在其代表性著作《斯里兰卡文学》一书中，作者从斯里兰卡国家传说谈起，首先介绍了“狮子国的传说”（第一章），接着分别用三章论述了斯里兰卡从古至今的文学发展情况。在第二章“佛教文化与佛教文学的传播与发展”中，作者对斯里兰卡的古代文学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介绍，特别重点介绍了摩哂陀和《岛史》《大史》等重要的作家作品。在第三章“现代文学的兴起”中，作者分小说、诗歌、戏剧和民间故事四种文学体裁对斯里兰卡现代以来的文学情况进行了研究。在第四章“泰米尔文学的发展”则对斯里兰卡僧伽罗语文学之外最重要的泰米尔语文学进行了专门介绍。
邵铁生的《斯里兰卡文学》是中国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以斯里兰卡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相对于邓殿臣的长篇论文《斯里兰卡文学介绍》而言，邵铁生的这部著作，内容显然要翔实一些，但其主体内容并没有超越邓文的框架。而且本书的体例安排，特别是其将泰米尔语文学独立出来进行论述，显然无助于全面体现斯里兰卡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虽为研究型著作，但其中大量存在的是译介性文字，第三章“民间文学”部分，体现的尤为明显，只是对作品内容进行了介绍，却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更没有将其置于整个斯里兰卡文学史中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作者将该书命名为“斯里兰卡文学”，而非“斯里兰卡文学史”或“斯里兰卡文学研究”的原因所在吧。当然这样的结果与当前中国斯里兰卡文学研究的现状有关，至该书出版时（1999），中国的斯里兰卡文学相较于邓殿臣写就那篇论文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该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其附录中的“文学大事年表”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份有关斯里兰卡文学的年表，对我们了解斯里兰卡文学发展进程不无助益。
陶德臻和张朝柯主编的《20世纪百部外国小说名著赏读》，于200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有对斯里兰卡作家马丁·魏克拉马沁格的儿童冒险小说《蛇岛的秘密》进行赏读的文章，作者为周而琨。在这篇赏析文字中，周而琨通过概述小说主人公“我”（乌帕里·吉尼维拉）的冒险经历，对小说主人公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聪明机智、善良、纯朴、勇敢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斯里兰卡可爱少年形象，他与自然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开拓生活的智慧、能力是值得肯定的。文章认为，小说通过“我”的冒险生活，比较广阔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斯里兰卡社会五光十色的生活面貌，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和谐、生活丰足的美好愿望。在艺术上，文章认为《蛇岛的秘密》发挥了冒险小说的特点，运用幽默、抒情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字，特别是成功地运用了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最终实现了将小说艺术与小说内容互为表里、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随着斯里兰卡流散作家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迈克尔·翁达杰在欧美国家掀起“翁达杰热”，翁达杰等人的小说开始译成中文，中国学术界亦开始对翁达杰等人展开研究工作，随之出现了数篇评述或研究性质的文章，也出现了一些以翁达杰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翁达杰在中国的研究情况我们将单节介绍）。
1998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刊载了海仑的介绍文章《斯里兰卡——古奈塞克拉的新作〈沙漏〉》。文章介绍了古奈塞克拉的创作情况，并概括《沙漏》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故事围绕互相缠绕又互相竞争的两个斯里兰卡家族的命运展开，通过家庭史反映了斯里兰卡的国家历史。该文对《沙漏》的介绍主要是凭借1998年4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的文章编写而成的。2004年，《文学报》上刊登了任一鸣的文章《后殖民小说创作新星：古奈塞克拉》，文章认为克奈塞克拉是“后拉什迪”“后奈保尔时代”的后殖民小说创作的新星。文章分别介绍了古奈塞克拉的短篇小说集《修女的月亮》，长篇小说《礁石》《沙漏》和《天堂的边缘》。对其中小说所书写的内容和主题，该文章进行了总结：“斯里兰卡是一直萦绕在古奈塞克拉笔端的梦魇，他所表现的斯里兰卡就像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画，美丽的自然景色与纷杂动乱的社会环境，朴素单纯的叙述语言与污秽丑陋的叙述内容，都构成了强烈反差，给读者的感官以震撼和刺激。弥漫着芳香的花园，充满异国情调和浪漫色彩的奇花异草，就像一层虚幻缥缈的面纱，掩盖着现代文明丑陋狰狞的真面目。”接着，文章指出古奈塞克拉的语言如散文诗一般，“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并通过语言传达出的色彩，使读者的阅读成为一种愉悦的享受”，文章还认为，古奈塞克拉与当代英国大多数小说家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素材进行写作不同，他更注重凭借想象力写作，因此他的写作是“心灵之旅”。[22]2007年3月17日的《文艺报》第4版上刊载了瞿世镜与任一鸣合写的文章《当代英国小说的世界视野》，该文同样将古奈塞克拉作为后殖民小说家的代表，认为以其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学的发展，使英国文学“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国界划分和民族界限，走向具有世界性的‘英语文学’”。[23]
2005年第2期的《当代外国文学》上刊登了朱丽田的《米歇尔·迪·克力策访谈录》一文，该文是作者就有关中国印象和写作等问题对克力策进行访谈的记录。克力策生于斯里兰卡，14岁时移居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在澳大利亚孤星出版公司任资深编辑，负责创办法国丛书至2005年时，克力策共有两部小说面世，第一部小说《种玫瑰者》出版于1999年，获得了文学批评界的好评和商业成功；第二部小说《汉密尔顿案件》融谋杀迷雾和家族传奇于一体，其故事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3年代的斯里兰卡。《汉密尔顿案件》入围了沙特阿拉伯总理小说奖和维多利亚总理奖，最终获得2004年度联邦作家最佳图书奖。在访谈中克力策对自己小说中的身份意识及她的两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主旨进行了简要的回答，这对我们了解这位斯里兰卡女性移民作家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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