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文学在中国的研究：三语石的鸣响

1988年9月，刘乐声等人合著的《巴基斯坦》一书，对巴基斯坦的文学分语种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概括。在另一本以介绍巴基斯坦国情习俗为主要内容的同名著作中，编著者陆水林介绍了巴基斯坦诗歌发展的繁荣景象，并特别重点介绍了巴基斯坦的各种诗会和赛诗会在巴基斯坦，诗歌创作与诗会和赛诗会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巴基斯坦诗歌创作的盛况，由各种诗会可见一斑”，而诗会也“推动了诗歌创作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成为这一地区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28]。2005年，杨翠柏和刘成琼共同编著了《巴基斯坦》一书，该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丛书之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巴基斯坦文学分语种进行的简要介绍，基本上延续了刘乐声一书的体例，内容亦无太大区别但加入了巴基斯坦英语文学发展概况，这与编著者之一刘成琼对巴基斯坦英语文学的关注不无关系，此前刘成琼曾写有《巴基斯坦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学》一文。

如我们所知，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共存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语言文学，如波斯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旁遮普语文学信德语文学、普什图语文学和俾路支语文学，此外，还有英语文学。巴基斯坦建国后，虽然定乌尔都语为国语，国民教育中也以乌尔都语为主要语言，但由于历史原因，英语在巴基斯坦仍具有重要的地位。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巴基斯坦英语文学的发展。刘成琼发表在《南亚研究季刊》上的《巴基斯坦的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学》一文，对巴基斯坦的英语文学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巴基斯坦的英语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两个困难需要克服，其一是英语作家过多受英美作家及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英美作品的复制品。加之这些作家的生活更接近西方生活，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巴基斯坦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不能真正反映巴基斯坦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风貌”^[29]。另一个困难体现在语言的使用方面。由于心理意识、语言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巴基斯坦英语作家很难在母语与英语之间进行自由转换，也很难使自己的作品语言自然。但这种困难并不是难以克服的，文章以希迪克·卡里穆为例证明了这一点。卡里穆将自己的一些诗译成英语，又将一些英语诗译成乌尔都语，在他看来，这种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本文作者特别关注在一个全新的人文传统中，作为一种被英国殖民者强压于南亚次大陆的英语语言及其文学，应如何生根发芽的问题，这对中国亦不无启示价值。

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国语，在整个巴基斯坦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1981年，《东方文学专辑》（二）中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瑛先生翻译的《现代乌尔都语文学》，这部分文字节译自苏联学者尼·弗·格列鲍夫和阿·谢·苏赫切夫的《乌尔都语文学》（1967年俄文版）一书。该部分文字分别对1860—1920年的乌尔都语文学、1920—1947年的乌尔都语文学和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文学（1947—1964）进行了介绍。非常难得的是，在第三部分对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并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虽然是译作，但对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了解乌尔都语文学历史，特别是印、巴分治后的乌尔都语文学史不无益处。

1993年，由山蕴编译的《乌尔都语文学史》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了解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系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该书原作者为巴基斯坦学者阿布赖司·西迪基，据该书编译者山蕴在前言中介绍，西迪基博士1916年生于印度阿格拉，印、巴分治后迁居巴基斯坦，系“南亚次大陆及巴基斯坦著名学者、教育家和文艺批评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语言、文学等领域”^[30]。该书选入的两部著作，分别为《乌尔都语文学史纲》和《今日乌尔都语文学》。前者除介绍了乌尔都语的起源外，还着重介绍了1857年以前的乌尔都语文学，对1857年以后的乌尔都语文学则重点介绍了五位杰出的近代作家，最后对乌尔都语的各种文学类别进行了介绍。后者具体阐述了1857年以来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它按文学的体裁分别叙述，对乌尔都语近、现代文学作了点面结合的介绍与分析，在诗歌部分引用的诗例也较多”^[31]。总体来说，第一部著作属文学史纲性质，因此简明扼要，编译者从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特别是加上了一些诗歌例证，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乌尔都语文学状况。同时编译者认为第一部著作对纳齐尔·阿克巴拉巴迪、米尔扎·伽立布和莫明·汗·莫明三位重要诗人的论述或过于简要或一笔带过，可能会对中国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编译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撰写了对这三位诗人的评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尔都语文学史》不只是一部编译之作，同时也是编译者本人对乌尔都语文学研究成果的体现。事实上，山蕴对乌尔都语文学本身颇有研究。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编的《东方研究论文集》便收录有山蕴研究乌尔都语近代诗歌的论文《乌尔都语近代诗歌一瞥》。在该文中，作者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旁遮普学会和赛义德文学改革运动、乌尔都语诗歌对近代历史的书写等方面对乌尔都语近代诗歌（始于1957年）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特别是其对乌尔都语近代诗歌的具体成就和书写内容的介绍尤其详尽，例证翔实，史论结合。最后山蕴对乌尔都语诗歌进行了如下总结：“乌尔都语近代诗歌无论从内容上或者在形式上比起1957年以前的旧诗来说都是面目一新的这种革新和进步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这是一个殖民体系开始崩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诗歌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也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巴基斯坦成立以后，乌尔都语诗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32]

西迪基的《乌尔都语文学史》在中国的出版，推动了中国文学界对乌尔都语文学的研究，一些学者在借鉴西迪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唐孟生在其《论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分期问题》一文中，就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颖观点。唐孟生这里所说的乌尔都语的中世纪时期即西迪基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中所说的古典文学时期。西迪基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一书中将中世纪文学划分为两大时期：德干时期和北印度时期。唐孟生认为，这样的分期是“在区域文学的基础上，以穆斯林统治者为中心划分的”^[33]，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划分法有两大失误：其一是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探讨文学分期，关键要考察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不能以王朝的更迭为标准”^[34]；其二是忽视了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文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世纪乌尔都语文学的宗教功能，也忽视了乌尔都语的民间文学和苏菲文学。就此，唐孟生认为西迪基的分期法使其写出的文学史不仅不全面，“而且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御用文学史”^[35]。

在总结西迪基分期法失误的基础上，唐孟生提出从新的视角，即宗教文学的视角思考研究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的分期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唐孟生提出如下两点理由：其一，在乌尔都语形成过程中，宗教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苏菲的传教活动，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乌尔都语文学始于苏菲文学。因此考虑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分期，苏菲派的作用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唐孟生认为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可分为14世纪前（形成期）、14世纪至16世纪末（发展期）、17世纪初至19世纪莫卧儿王朝灭亡（繁荣期）三个时期。

唐孟生从宗教文学的视角对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史的时期划分，相对西迪基的划分自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他强调基于文学自身的划分标准是颇值得肯定的。但其最终划分却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诉求。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苏菲派在乌尔都语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和第二时期，而在第三时期，苏菲派的作用甚微。作者给出的理由——“乌尔都语文学的第一和第二时期是苏菲派在唱主角，是他们把乌尔都语文学推向发展，带入繁荣。他们在文学上的历史功绩也应予以充分肯定”^[36]——也未免牵强，无法为其以“苏菲派宗教文学”为视角的文学史分期提供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

1989年第3期《国外文学》上刊载了唐孟生与孔菊兰合作的论文《毛拉·纳斯尔丁与阿凡提》。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据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阿凡提故事》与巴基斯坦斯尔达·穆罕默德·汗·阿杰孜先生编著的《毛拉·纳斯尔丁》，对中国的阿凡提故事和巴基斯坦的纳斯丁故事做了初步的探讨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书中有一小部分故事在主题、情节、结构上是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还有一小部分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其余大部分故事主要情节相同或相似，但在某些细节上有些变异，因而导致在主题或情趣方面出现了差异”^[37]。论文作者对故事之间为什么相同或相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联系故事流传的各地区、各国家的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对其变异发生的因果联系进行了总结。

在巴基斯坦民间文学研究成果中，徐国琼的论文《西藏〈格萨尔〉和巴尔底斯坦〈盖瑟尔〉的比较》值得一提。该文对流传于中国西藏地区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与流传于巴基斯坦巴尔底斯坦地区的《盖瑟尔》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从内容比较，“巴尔底斯坦《盖瑟尔》实际是我国藏族地区英雄史诗《格萨尔》流传到巴尔底斯坦地区以后的一种变异”^[38]。文章从两部作品主人公的故乡——岭格尔和岭格尤尔（都称作岭国）——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对两部作品中有关天界情况的描写，神子下凡投胎、夫妻成婚的经过、与敌妻密谋消灭敌人、霍岭战争、英雄的结局等故事情节进行了比较，最终认为，这种流传后的变异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但其中宗教信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孔菊兰在巴基斯坦文学研究上用功较勤。除与唐孟生合作的论文《毛拉·纳斯尔丁与阿凡提》外，1990年，孔菊兰又在《国外文学》增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其与唐孟生合作的论文《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名妓〉与〈桃花扇〉〈茶花女〉之比较》。作者使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鲁斯瓦的长篇小说《名妓》（原名《乌姆拉奥·江·阿达》）^[39]与中国剧作《桃花扇》和法国小说《茶花女》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发现这三部名著，不仅主题思想相似，而且情节结构、时代背景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三部作品毕竟时间、地域、社会背景、民族心理及作者世界观等因素各异，又造成它们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论文对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乌姆劳、李香君和玛格丽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两部作品的艺术手法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作者发现造成这些作品间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各异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时代与社会因素；二是宗教与文化背景；三是作者世界观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到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较深入的层面，即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把握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翌年，孔菊兰就在《南亚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介绍乌尔都语小说家米尔扎·鲁斯瓦的小说《名妓》的长文。鲁斯瓦生活在印、巴分治前，其《名妓》被认为是19世纪乌尔都语小说的最高成就，“在乌尔都语小说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40]。虽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但孔菊兰在介绍鲁斯瓦简单生平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基础上，还从作品本身入手，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作者本人的思想状况，对《名妓》的主题思想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同时也是历史辩证的分析。此外，还对《名妓》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虽然受当时国内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分析还停留在较传统和较浅显的层面，但在当时已属难得。值得一提的是，论文作者将鲁斯瓦的创作置于乌尔都语文学史中加以考察，特别注重其与前辈小说家的承继关系。这使该文章具有了将文本分析与史论相结合的厚重感。此后，孔菊兰将更多精力用于了乌尔都语教学研究和南亚与巴基斯坦民族文化研究方面，之后发表的有关巴基斯坦文学的论文还有《巴基斯坦民族爱情传奇故事及其特点》（载《东方新月论坛》，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巴基斯坦民族故事与波斯民间故事之比较》（载《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2007年，孔菊兰在《南亚研究》上发表论文《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论乌拉姆·阿巴斯短篇小说创作的特点》。该文对巴基斯坦乌尔都语小说家乌拉姆·阿巴斯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研究。在作者看来，阿巴斯的短篇小说，在继承老一辈乌尔都语小说家的创作风格特别是他们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基础上，又结合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样的结合表现在阿巴斯的小说中，有得有失，“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的不都是弊端，有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41]。这在客观上对传统的乌尔都语小说创作方法发起了冲击，为乌尔都语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女作家巴普西·西多瓦是著名的巴基斯坦英语作家。她的融神话、民间传说、通俗文化、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于一体的《吃乌鸦的人》（1978比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同样风格的英文小说《午夜的孩子》早三年面世该小说一经在英国出版，就受到评论家的重视，评论家玛丽·寇什在英国《时代周刊》上撰文，“认为该小说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南亚次大陆英语文学创作的开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西多瓦创作这部小说时，“巴基斯坦和印度几乎无人创作英文小说”^[42]。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舒笑梅先后发表了《蒙德罗奖外国作家奖得主：巴普西·西多瓦及其创作》和《让属下妇女言说分治历史——〈分裂印度〉中的两个象征两篇文章对西多瓦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介绍，特别重点介绍并深入研究了西多瓦的代表作《分裂印度》，这是西多瓦的第三部小说，原名《冰果人（Ice-candy Man），于1988年在巴基斯坦出版。1991年该小说在美国出版时为避免书名引发歧义，改名为《分裂印度》。在第一篇文章中，舒笑梅对西多瓦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定位，认为她是当代巴基斯坦最重要、文学成就最高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语作家。其文学成就从她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中足可见其一斑：巴基斯坦艺术类国家奖（巴基斯坦最高的文学荣誉）、德国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纽约时报》和美国图书协会评出的“年度著名图书”、意大利蒙德罗奖等。该文还对西多瓦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进行了介绍。西多瓦为妇女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该文作者称其“行动力和笔力一样的强劲”^[43]。在该文章的第二部分，舒笑梅对西多瓦的代表作《分裂印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就是在该文第二部分基础上，翌年，舒笑梅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即《让属下妇女言说分治历史——〈分裂印度〉中的两个象征》。该论文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阿雅，忍受分裂痛苦的女性属下形象；二是冰果人，受害者/施暴人的男性属下形象。对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进行了分析。舒笑梅认为，西多瓦精心设置了这两个主要角色，用他们分别象征受到双重压迫却哑言无语的巴基斯坦属下妇女群体和作为受害和施暴兼而有之的男性属下阶层，并借助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演绎了印巴社会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阐释女性属下之所以会成为‘没有历史、不能说话’的‘他者中的她者’的根本原因。”正是通过对人物的分析，文章作者得以总结出西多瓦的创作主旨——“在解释女性属下沉默消声的原因之外，更为言说属下妇女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提醒世人：妇女要走出悲剧命运，首先就应该走上渐有声音的道路，让蜗居在‘私人空间’里不被人注意、不被人聆听的女性属下有表现自己、为自己言说的机会”^[44]。

2009年美籍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译成中文。2009年2月8日《南方都市报》B02版上发表了自由撰稿人btr的书评《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分裂》。在该文中，文章作者从身份冲突、后“9·11”的反思、作为镜像的爱情故事、戏剧独白与和解的可能四个部分，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进行分析解读。作者认为虽然这部小说写出了主人公作为一个身处美国的第三世界的年轻人，走向身份分裂的必然，同时也写出了两种文化之间必然的冲突，但小说也暗示了和解可能性的存在：“毕竟在这满是‘美国声音’的世界，有一个美国人也正在倾听并试图理解‘巴基斯坦声音’。”^[45]

浙江理工大学的虞颖博士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对《拉合尔茶馆中的陌生人》的叙述策略进行了研究。文章作者认为，该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点，交替使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时间视点”，这样的叙述策略具有深层用意和内涵，“既成功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巴基斯坦青年形象，又深刻展现了当下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46]。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的巴基斯坦文学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中国的巴基斯坦文学研究与巴基斯坦文学的译介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步性。首先，袁维学、刘曙雄等巴基斯坦文学的翻译者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巴基斯坦文学研究者，这些译者在译本中写的介绍性文字本身就是他们研读这些作品的成果。其次，译介与研究活动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促进关系。一方面，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研究者发现，进而成为翻译者译介的对象；另一方面，一些作品译介之后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成果随即出现。

第二，研究者的研究视界不断扩展。从传统的诗歌研究扩展到成果渐丰的小说研究；从关注巴基斯坦本土作家的创作到关注海外流散作家的创作；从研究传统的写实作品到研究具有现代特色的作品；从重视古代文学轻视现代文学到古代与现代、民间文学与纯文学全面得到关注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普遍重视将具体作家作品放到其特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注重史论结合，这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保证。

第三，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传统的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巴基斯坦文学的多样性，于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巴基斯坦文学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而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理论在流散文学研究中得到具体应用；女性主义理论为研究女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武器。

当然，毋庸讳言，姑且不论西方文学，即便是相较于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文学，中国当前的巴基斯坦文学研究仍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随着巴基斯坦文学的日渐繁盛，随着中国学者对巴基斯坦文学的逐渐重视，我们相信，中国的巴基斯坦文学研究一定会日趋全面和成熟。

【注释】

[1]唐孟生、孔菊兰著：《巴基斯坦文化与社会》，民族出版社，2006年9月，第302页。

[2]《人民的诗人费兹》，息长生译自《亚洲周刊》，载《世界文化》，1985年第3期。

[3]戈宝权：《费兹——诗人、爱国者、和平战士》，载《世界知识》，1959年第5期。

[4]参见吕同六等主编：《外国名作家大典》，金城出版社，2002年，第469—470页。

[5]［巴基斯坦］M·尼扎姆丁：《沉思集·序》，顾子欣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6]同上。

[7]［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阿格伦姆·扎基：《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献辞》，山蕴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

[8]山蕴：《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7页。

[9]蒋孔阳主编：《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第四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10]汪剑钊主编：《最近外国优秀短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11]参见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507页。

[12]李宗华：《庭院·前言》，见《庭院》，杜立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

[13]袁维学：《萨姬妲的爱与恨·译者的话》，见玛斯杜尔著《萨姬妲的爱与恨》，袁维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2月。

[14]［巴基斯坦］穆兹赫尔·伊斯拉姆：《关于〈悲哀世代〉》，见阿卜杜拉·侯赛因著《悲哀世代》，袁维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www.xing528.com)

[15]袁维学：《悲哀世代·译后记》，见《悲哀世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

[16]［巴基斯坦］阿卜杜拉·侯赛因：《悲哀世代·前言》，见《悲哀世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

[17]《罪与恨·译者的话》，见乌姆杜·格迪尔著《罪与恨》，赵常谦、安启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4月。

[18]《一个女人的遭遇·译后记》，见米尔札·鲁斯瓦著《一个女人的遭遇》，佘菲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4月。

[19]《真主的大地·译者前言》，见肖克特·西迪基著《真主的大地》，袁维学、唐孟生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

[20]参见孙艳：《快添几张彩照给他——仿巴基斯坦著名作家肖克特·西迪基》，1988年第9期。

[21]［巴基斯坦］莫欣·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22]周轩进：《阿卜杜斯·萨拉姆·译者的话》，见阿卜杜勒·加尼著《阿卜杜斯·萨拉姆——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略》，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

[23]［巴基斯坦］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火线上·前言》，张春祥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页。

[24]［巴基斯坦］贝·布托：《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新版序言》，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

[25]《巴基斯坦印度流行歌曲集·前言》，周启登译词，李一丁记谱配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6月。

[26]陆水林：《巴基斯坦》，重庆出版社，2004年5月，第440页。

[27]参见季羡林：《东方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478页。

[28]陆水林：《巴基斯坦》，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441—442页。关于巴基斯坦的赛诗会，张世选在《巴基斯坦的赛诗会》一文中亦有介绍。该文载于《中国民族》，1985年第5期。

[29]刘成琼：《巴基斯坦的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学》，载《南亚研究季刊》，2003年第2期。

[30]山蕴：《乌尔都语文学史·前言》，见《乌尔都语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

[31]同上。

[32]《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33]唐孟生：《论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分期问题》，载《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

[34]同上。

[35]同上。

[36]唐孟生：《论乌尔都语中世纪文学分期问题》，载《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

[37]唐孟生、孔菊兰：《毛拉·纳斯尔丁与阿凡提》，载《国外文学》，1989年第3期。

[38]徐国琼：《西藏〈格萨尔〉和巴尔底斯坦〈盖瑟尔〉的比较》，载《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

[39]中文版译名为《一个女人的遭遇》，如前文所述。

[40]孔菊兰：《论鲁斯瓦的〈名妓〉》，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

[41]孔菊兰：《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论乌拉姆·阿巴斯短篇小说创作的特点》，载《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

[42]舒笑梅：《蒙德罗奖外国作家奖得主：巴普西·西多瓦及其创作》，载《外国文学动态》，200年第6期。

[43]舒笑梅：《蒙德罗奖外国作家奖得主：巴普西·西多瓦及其创作》，载《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6期。

[44]舒笑梅：《让属下妇女言说分治历史——〈分裂印度〉中的两个象征》，载《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45]btr：《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分裂》，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8日B02版。

[46]虞颖：《试析莫欣·哈米德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叙述策略——基于认知诗学的视角》，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