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译介巴基斯坦文学，最早译介的是巴基斯坦的诗人哲学家阿拉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的诗作（专节介绍）。

费兹·阿哈默德·费兹（1911—1984）是巴基斯坦诗坛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自由斗士，为巴基斯坦的和平与自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194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抱怨的形象》一经发表，就在乌尔都语诗坛上赢得了地位。1947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费兹担任左翼英文报纸《巴基斯坦时报》编辑。1951年3月，因所谓的“拉瓦尔品第阴谋案”，费兹被指控为阴谋发动政变，建立亲苏政权而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在监狱被囚禁的四年时间里，他坚持写作，这些狱中所作的诗篇分别收集在《微风的手指》（1952年）和《狱中记事》（1956年这两本诗集中。费兹的作品“广泛反映了人道主义的观点，表达了对独裁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的深切关注”^[2]。1955年被秘密释放出狱的费兹在巴基斯坦艺术委员会工作，继续致力于文学事业。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他游遍世界各地，访问过中国、苏联、英国，后来他背井离乡来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定居。在那里，他负责主编英文杂志《莲花：亚非作家作品》。1982年，由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费兹离开黎巴嫩到英国定居。也是在1982年，费兹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虽最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但这并没有影响费兹作为一位大诗人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费兹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费兹诗集》等。

中国对费兹其人、其诗译介的较早。1956年9月的《译文》杂志上发表了费兹的8首诗，译者为孙用。1958年3月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邹荻帆译的费兹的3首诗。1959年，由上海外语学院四年级同学集体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 巴基斯坦 缅甸和平战斗诗选》，收录了费兹的10首诗歌：《颂歌》《笔被抢走了》《讲吧！……》《致政治家》《不安的心，等着吧！》《给对手》《勇士之歌》《我们的卡利亚姆《依克伯尔》和《牢狱里的夜晚》。同年《世界知识》第五期发表了戈宝权旨在介绍费兹本人的文章：《费兹——诗人、爱国者、和平战士》。戈宝权在介绍了费兹的简单生平和基本创作情况后，主要介绍了费兹与中国的渊缘以及费兹被捕后中国作家对费兹的声援。1959年2月18日，中国的茅盾、周锡、巴金、老舍等26位参加过亚洲作家会议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联名发表了抗议书：“我们不能容忍巴基斯坦当局把费兹投入监狱。我们向无理逮捕费兹的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我们的抗议，并且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费兹！”同时戈宝权呼吁人们共同响应这个抗议书。^[3]

1961年第3期的《诗刊》上又刊载了费兹的诗歌，译者为韦苇。1985年第3期的《世界文化》上发表了息长生译自《亚洲周刊》的文章《人民的诗人费兹》。该文对费兹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当时费兹的活动和影响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文章最后说：“费兹主张深刻内省并以持积极的世界观著称，他可以说是印度次大陆上唯一还在世的，政治和爱情诗作都一贯优秀的伟大诗人。尽管费兹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人们仍然把他称颂为巴基斯坦的非正式桂冠诗人。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一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给予坚持‘倾向诗人’优良传统的作者费兹的又一次奖励。”此外，在一些诗选集中，也可见到费兹的一些诗作，如199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诗三百首》一书中就收录有费兹的《心的颜色》一诗，译者为张昱。译诗前附有关于费兹的简单介绍。

除伊克巴尔和费兹外，被译介到中国的巴基斯坦诗人的作品比较少，只零星散见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世界文学》等报刊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3月的《世界文学》杂志上收录了贾·阿里的五首诗，其中包括“杜哈四首”及另外一首。另外还有一些巴基斯坦诗人的作品被收入一些诗歌选集中，如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华宇清编选的《金果小枝》一书，就收录了巴基斯坦诗人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1916—　）的诗歌《今天和明天》。前面提到的《世界名诗三百首》一书中也收录有卡斯米的诗歌两首：《在雨季》《游戏和玩具》，译者同样是张昱。卡斯米的诗广泛取材自现实生活，反映了苦难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对社会底层人民深切的同情，大胆揭露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因而被誉为“旁遮普的乡村歌手”。可贵的是，为了反映新的时代、新的思想，卡斯米对诗的风格也做了探索，他曾说：“的确，现在是应该演奏新的乐器的时候了，好开始唱新的歌曲。”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他主要“吸取西欧诗歌创作的经验”，运用多种诗歌形式，在四行诗和八行诗创作上取得不俗的实绩，得到诗歌界的好评。^[4]著有诗集《搏动》《威严与秀丽》《忠诚的大地》以及短篇小说集《母爱》《棉花》等。

但在中国以诗集形式出版的只有顾子欣翻译的巴基斯坦诗人尼扎姆丁的《沉思集》。尼扎姆丁系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81年来到中国，1985年离任。在中国期间，他不仅积极推动中巴两国的文化、文学交流，并且与中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其中包括诗人艾青、朱子奇、袁鹰、柯蓝和小说家杨沫等。他的诗作如《鲁迅颂》等诗在收入《沉思集》前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沉思集》的出版本身就是中巴两国文学交流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为该诗集作序的是中国诗人袁鹰。在《序》中，袁鹰对尼扎姆丁进行了介绍，尼扎姆丁“用诗人的眼睛观察中国，以诗人的身份同中国的作家、诗人和普通人民亲切交往”。^[5]诗人在《前言》《自述》中都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切情感，坚信“中国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必将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6]。诗人对中国的情感，在诗集中也有集中体现：《沉思集》共分二辑第一辑名为“沉思”，其内容为诗人对人类前途、人世间的仇恨与纷争人的自由、人的本性、女人等问题的思考；第二辑名为“中国”，其内容则为对中巴两国的传统友谊、中国的发展及其美好前景、中国的文化历史等问题的赞颂。

巴基斯坦独立后，除了诗歌外，小说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极高艺术和思想价值的小说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陆续译介了一些巴基斯坦的小说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泰水翻译的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斯米的小说集《金头花》。作为小说家的卡斯米善于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取材，从小事中提炼故事情节，深挖其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内容，并赋予其重大的思想意义。1964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泰水和冯金辛译的《艾·纳·卡斯米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收录了卡斯米的代表性短篇小说《斯高达一家》《当兵的儿子》《乌云密布的时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卡斯米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巴基斯坦小说的译介相对比较零碎，更多是散见于《译文》《世界文学》等杂志上的短篇小说。80年代后，中国对巴基斯坦小说的译介逐渐呈现出相对繁荣的趋势。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巴基斯坦的短篇小说集；另一方面一些大部头的巴基斯坦长篇小说也开始被译介过来。

短篇小说集译介出版方面。1984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山蕴等翻译的《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是“东方文学作品”丛书中的一本，这本小说选收入了15位巴基斯坦作家的17篇小说。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山蕴编选的《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一书，其中收入包括阿·纳·卡斯米、萨·哈·明都、胡拉姆·阿巴斯、米尔扎·阿迪布、蒙塔兹·穆夫迪、阿赫默德·阿里、肖克特·唐维、易卜拉欣·杰利斯、肖克特·西迪基、沙迪克·侯赛因、沙菲克·拉赫曼、哈蒂嘉·玛斯杜尔、哈杰拉·玛斯露尔、喀·阿·纳迪姆、胡·萨·纳格维、勒·弗·阿赫默德、法尔亨达·卢娣、阿·法·西迪基、阿赫塔尔·贾玛尔、米尔扎·利亚兹、阿斯拉·阿斯加尔等21位巴基斯坦作家的共计42篇小说。这些小说是译者从乌尔都语直接翻译过来的，更为难得的是，编选者在小说集后面还附上了各位小说作者的个人介绍，这对读者了解巴基斯坦文学发展状况有一定的帮助。巴基斯坦当时驻华大使穆罕默德·阿格伦姆·扎基专门为小说集写了《献辞》，在《献辞》中，扎基指出这本小说集的出版“会使巴基斯坦人民更加靠近他们的十一亿中国朋友。……这一文学翻译作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是无可比拟的、持久的巴中友谊的一个里程碑。我希望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文学家、翻译家，为了巩固和加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今后不断作出这种可贵的贡献。这一本书的出版是文化、文学商旅队为巴中友好而进行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7]。本书的编选者之所以会选择这些小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主题思想，又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式。正因为这些短篇小说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们才能广为流传，深受本国和南亚次大陆广大读者的喜爱。现在我们把它们介绍给我国读者，希望它们也能为我国读者所欢迎”^[8]。事实上，这本书的出版对加强中巴两国文学交流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些文学作品选集中，也散见有巴基斯坦短篇小说作品。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月出版的《逾越节的求爱——现代外国短篇小说集中，收录了巴基斯坦作家伊克巴尔·艾哈迈德的短篇小说《姥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的由蒋孔阳主编的《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其中第四册收录了古桦翻译的巴基斯坦著名作家古拉姆·阿巴斯的短篇小说《人贩子》。该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语言朴素，对巴基斯坦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9]2002年，汪剑钊主编的《最近外国优秀短篇小说》^[10]一书中，收录了巴基斯坦著名作家穆·伊斯兰的两篇短篇小说，分别是《纸城故事》《水滴雨翼》，均由王明全译出。这两篇小说都对巴基斯坦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关注尤其是后一篇对巴基斯坦当前社会上道德沦丧的现实进行了批判，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译介出版方面。1981年，巴基斯坦著名作家雷斯·艾哈迈德·贾弗利（1912—1968）的长篇小说《圣战者》被译为中文，中译名为《勇士》，作为《当代外国文学丛书》中的一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袁维学。贾弗利生于印度阿格拉，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印巴分治后移居拉合尔。他主要写作以印度的穆斯林的历史和生活为社会背景的长篇小说。他的小说大部分反映的是民族矛盾以及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中，穆斯林所遭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注意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个性化，富有感染力。^[11]除《勇士》外，贾弗利的作品还有《暴风雨》《痛苦》等，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则有《巴哈杜尔·沙赫》《瓦季德·阿里·沙赫》。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基斯坦女作家哈蒂嘉·玛斯杜尔（1927—1982）的长篇小说《庭院》，该书作为《世界文学丛刊》第10期出版。玛斯杜尔生于印度勒克瑙，幼年时期因父亲工作的原因过着辗转流离的生活，特别是1937年父亲病逝后，她的生活一度陷入困苦之中，不过这也使其有机会接触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玛斯杜尔自幼聪慧，性情泼辣、爽直，言语犀利，被同龄人戏称为“哈蒂嘉剪刀”。这一性格在她之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她总是无畏地讽刺和揭露社会丑恶的一面，对当时巴基斯坦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现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作为穆斯林妇女，受到种种封建礼教和宗教旧俗的束缚”，因此，这段艰苦的生活“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印、巴分治后，玛斯杜尔移居巴基斯坦拉合尔，于1950年当选为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拉合尔分会秘书。她的《庭院》于1962年出版，这部小说以印、巴分治，印度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为背景来书写穆斯林妇女生活空间的狭小，即局限于内宅庭院的现实。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虽然是以一个穆斯林少女阿利娅的经历和见闻、回忆与希望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的，但却深刻地揭示了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印度社会风雨飘摇的现实状况，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记录式”文本。正因“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于1963年获得巴基斯坦阿达姆吉文学奖”^[12]。玛斯杜尔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土地》于1986年由袁维学译成中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为《萨姬妲的爱与恨》。这部小说于1976年开始在巴基斯坦分批刊载，可惜后因作者患病未能完成，成了未竟之业。《萨姬妲的爱与恨》以巴基斯坦成立到第一次军管为背景，虽然书写的是马立克一家人的生活，反映的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变革。正如小说的中文译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虽然仅仅描写的是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却是社会的缩影。”这部小说刻画了以善良聪明、自强不息的姑娘萨姬妲为代表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刻画人物形象的层面上，而是时时将人物置于自己评价的天秤之上。作者的爱与恨流露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它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巴基斯坦当时的社会矛盾、官僚主义弊病、某些人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市侩习气。它歌颂了进步的人们努力使巴基斯坦富强试图改变现状，为自由、民主、平等而奋斗的忘我精神，反映了巴基斯坦当时的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哈蒂嘉·玛斯杜尔爱憎分明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充满同情，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则给予犀利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13]

1984年，巴基斯坦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阿卜杜拉·侯赛因的《悲哀世代》由袁维学译成中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作者的好友巴基斯坦著名作家穆兹赫尔·伊斯拉姆在为中译本专门写的文章《关于〈悲哀世代〉》中，称这部小说为现代乌尔都语巴基斯坦最优秀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其他两部为肖克特·西迪基的《真主的大地》和现代派女作家海德尔的《火河》）。^[14]阿卜杜拉·侯赛因的小说独具特色，在乌尔都语现代小说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乌尔都语小说的先驱者克列山·钱达称他是位“伟大的天才，非常敏感的艺术家”。^[15]《悲哀世代》以南亚次大陆分治前即从1913—1947年分治后的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纳伊姆为印度独立而奋斗，寻求生活真谛的生命历程的书写，将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印度社会的动荡变化融入小说之中，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史诗的气魄。小说的中译本作者指出，“这部小说的基调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这部作品不仅思想深刻，主题鲜明，而且也不失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其情节曲折，构思精巧，描写细腻，并在语言上有所创新，将旁遮普语、乌尔都语和英语的长处熔于一炉，使乌尔都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小说的译者称，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得到了作者阿卜杜拉·侯赛因和著名作家穆兹赫尔·伊斯拉姆等巴基斯坦友人的大力帮助。中译本前有小说作者专为中译本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侯赛因对自己的生平、经历、思想和创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友善之情：“中国的历史使我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当我想到中国人民——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将用自己的语言阅读我的著作的时候，我倍加感激。”^[16]而伊斯拉姆先生在《关于〈悲哀世代〉》中向我们表明，当他知道袁维学先生在把这本小说译成中文时，曾对袁维学说：“你所翻译的这部小说是乌尔都语现代名著的最好典范。”接着伊斯拉姆对这部小说的内容、人物、主题和历史背景、社会意义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悲哀世代》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中巴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最好的代表和见证。

1985年，由赵常谦和安启光翻译的《罪与恨》（原名《明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为巴基斯坦著名作家乌姆杜·格迪尔。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老一代穆斯林中的一些人倾心于西方文明，忘记了自己的民族之根，进而纷纷堕落，他们的罪孽，造成了他们与青年一代之间的隔阂与仇恨，导致了两代女性和整个下一代处于巨大的不幸与深重的灾难之中。小说以“明灯”为名，寓意有罪的老一辈将在真主和伊斯兰精神的感召之下与青年一代在圣地麦加相会、团圆。伊斯兰精神和圣地麦加就是穆斯林的“明灯”。巴基斯坦著名作家雷斯·艾哈迈德·贾弗利评价这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一旦开卷，便难以释手。”但也存在有些地方描写冗长，情节进展缓慢的问题。^[17]

1987年，米尔札·鲁斯瓦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遭遇》（原名《乌姆拉奥·江·阿达》），由安启光、赵常谦、邹山鹰和李宗华四人合译成中文，用“佘菲克”的笔名发表。该书作为《印度文学丛书》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斯瓦原名米尔扎·穆罕默德·哈迪，诞生于勒克瑙城该城现属印度。而鲁斯瓦卒于印、巴分治前的1931年，故一般将其看作是印度作家，但他是一位乌尔都语作家，因此他的著作在印、巴两国都有出版。该中译本就是根据印度大路出版社1958年的版本，并参考巴基斯坦拉合尔文学出版社1962年及1975年版本译出的。该书初版于1899年系鲁斯瓦的成名作。这部小说“被一致公认为乌尔都语小说史上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18]。据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巴基斯坦友人勒兹奥拉·汗先生的帮助。由此可见，此书的中译本身就是中巴两国文学界传统友谊的见证。

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真主的大地》是巴基斯坦作家肖克特·西迪基（1923— ）的代表作，也是现代巴基斯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完成于1957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界的注意；1960年，经巴基斯坦全国作家会议推荐，获全国最高文学奖——阿达姆吉文学奖，先后被译成18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作者西迪基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本人目睹了本民族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和严峻斗争，并亲身经历了民族独立、国家获得主权的巨大历史变革于是他将这一切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宽宏背景，用自己的笔记录这一动荡，却不失其伟大的历史阶段，创作完成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长篇小说《真主的大地》《红色的荷花》和《龙卷风》，短篇小说集《第三个人》《夜深沉》和《夜晚的城市》等。其中，被称为“煤油灯下之作”的《真主的大地》影响最大，代表了巴基斯坦现代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这是一部城市题材的小说，它以拉齐雅一家人的生活境遇为主线，揭示在巴基斯坦独立初期，城市人民生活的现状。小说中既有波澜起伏的群众运动也有斐然若画的市井生活；既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有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现实，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还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小说中着力书写了一个由知识分子自愿组织起来形成的社会福利组织——“云雀社”。这个“云雀社”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性质，却反映了当时巴基斯坦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抱负，带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真主的大地》于1990年由刘曙雄和唐孟生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文学明镜出版社1982年的第七版，从乌尔都语直接译成中文，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的中文译者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真主的大地》都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它对后来的巴基斯坦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巴基斯坦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肖克特·西迪基曾先后三次访问过中国，分别是1966年、1967年和1974年。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崇敬之情，直至老年时期，仍珍藏着来中国时拍摄的照片。虽然他来中国的时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对中国的作家鲁迅、茅盾以及浩然等都相当熟悉，并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再次出现鲁迅那样的大作家。^[20]

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刚翻译的巴基斯坦年青作家莫欣·哈米德（1971— ）的长篇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莫欣·哈米德出生于巴基斯担拉合尔，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律博士学位，现居英国伦敦。于2000年出版了处女作《蛾烟》，该书曾获贝蒂·特拉斯克奖并入围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好书。莫欣·哈米德花费六年心血几经修改创作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通过一位名叫昌盖兹的巴基斯坦男子在茶馆向一位美国男性游客讲述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来展现和揭露美国社会金玉其身却弊病累累的现实，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使得这种现实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哈米德的这部小说的探索指向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小说属于日渐增多，也越来越受人们追捧的“后9·11小说”中的一部。事实上，早在“9·11”事件前三个月，哈米德已经完成了初稿，“9·11”事件的发生，使他决定另起炉灶，重写这部小说。就这样不断反复，六易其稿终于在2007年出版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小说一经发表便好评如潮，并入围布克奖最终决选。小说中，在茶馆里叙述自己的美国经历的昌盖兹本是一个学业出类拔萃的青年人，本来前途无量，却因为“9·11”恐怖事件后，在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中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美国社会突然兴起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作为穆斯林的他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位，以至于一度迷失自我：是选择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回到故国？选择前者当然可以从物质上得到利益，却必然要忍受精神的煎熬；选择后者虽然可以与亲人们一起来抵御外侮，却要离开这个既是自己祖国的敌对方，又灌输给自己思想和精神的国家。小说不无深刻地洞悉了以昌盖兹为代表的一批移民或留学者，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心理及艰难的抉择困境。其实这也正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人都会产生的一种无以依傍、无从抉择的文化困惑感的一种反映。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一书的翻译出版，^[21]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文学的关注程度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一些较新进、较具现代气息的作家作品，特别是一些巴基斯坦流散作家及其作品已经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的视野。小说作者莫欣·哈米德系美籍巴基斯坦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蛾烟》对巴基斯坦当代社会进行了刻画，那是一个堕落、沉沦的社会作者将其故事置于这样的社会中，特别是将其置于印、巴试爆原子弹，南亚次大陆情势险恶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社会中，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达鲁如同一只扑火的灯蛾，纤小的身体只留下一缕轻烟——如书名寓指的那样。哈米德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同样将其主人公置于一个大的背景——“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局势——下进行考察因此，一般认为这部作品属于“后9·11小说”，这也是该小说曾在美国产生巨大争议的原因。小说描写了一个巴基斯坦年轻人在美国求学发展的经历，就在其事业与爱情渐上轨道之际，发生了“9·11”事件，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挣扎，同时他生活周遭的一切也开始分崩离析。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美国梦碎”的小说。中国台湾作家骆以军曾这样评论这部小说：“这是一本非常哀伤且优美的现代异教徒之奥德赛史诗。温暖、疏离、迷惘与追忆交织，如黑胶唱片之纹痕一圈圈漪荡着，娓娓诉说‘9·11’这美国神话之钻从核心裂开的集体心灵创伤。一个古老文明的灵魂，如何在这21世纪霸权帝国的境内，没入、浮起，努力相融却终被排斥。莫欣·哈米德或许没有鲁西迪那么愤怒幻丽，没有奈波尔那样阴郁讥诮，没有帕慕克那么东方主义，但他是个用灵魂弹奏重重魅影的异乡客故事之伟大说故事者。”

除诗歌、小说之外，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的还有传记作品。

商务印书馆1983年6月出版了由袁维学翻译的巴基斯坦作家阿拉纳所写的《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一书。这是一本关于“巴基斯坦之父”真纳的传记作品。真纳在印、巴分治前任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的领袖，也是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督。这本传记的出版，对于中国人民了解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以及巴基斯坦民族文化都有一定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为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奉献自己一生的伟大心灵。本书的中译者袁维学先生，也是《萨姬妲的爱与恨》《悲哀世代》《勇士》等巴基斯坦名著的中译者。鉴于袁维学先生多年来在巴基斯坦文学中译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2001年3月23日，他被巴基斯坦总统拉菲克·塔拉尔授予“总统杰出成就奖”，以表彰他对推动巴中两国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当时袁维学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

1987年，阿卜杜勒·加尼博士所作的《阿卜杜斯·萨拉姆——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略》一书的中译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原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传记；第二部分为论文集和书信集等。这本传记的中文译者为周轩进，中译本为《阿卜杜斯·萨拉姆——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原书中第一部分。应该说“阿卜杜斯·萨拉姆”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传记作品，本书作者加尼先生本身就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核物理学家，因此能“准确地把握住萨拉姆主要科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重要意义。他令人信服地感到，萨拉姆的伟大科学成就，也从根本上丰富了人类对于物质本原的认识”^[22]。这部传记作品的译介，是中巴两国科学界的一次重要交流，推动了中巴两国文学之间的互益影响。

2006年，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的回忆录《在火线上》的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反映了穆沙拉夫总统丰富多彩而又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穆沙拉夫总统人生经历的方方面面在该书中都有记述，从家庭琐事到军事战争，从国家政治到国际关系。穆沙拉夫还专门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足见其对自己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的重视。在中译本序言中穆沙拉夫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写这部自传，是因为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包括反恐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的中心，全世界都对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这个国家充满好奇，急于知道真相。穆沙拉夫想通过这部回忆录告诉全世界：“巴基斯坦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目不识丁者，都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拥有1.6亿人口的国家，使用着数种不同的语言，“极端主义和温和主义碰撞，西方化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对阵”^[23]，因此领导这样一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2008年1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由江亦丽、皋锋、王正共同翻译的巴基斯坦女政治家贝·布托的自传《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一书书中收录了贝·布托于不久前写的序言，这也是她最后的遗墨。贝·布托于巴基斯坦当地时间2007年12月27日遇刺身亡，其自传中译本的出版是对这位巴基斯坦“铁蝴蝶”最好的纪念。在她为自传所写的这篇序言中她说：“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24]确实，贝·布托的一生看似简单，但就像书的扉页上写的那样：“不是在监狱，就是在流亡。”也许正是这样看似简单，却绝不平静的苦难生活，折射了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贝·布托虽然是一位政治家，却有着极好的文笔，她的文字极富感染力。穿过她富于力度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位富于独立精神的勇敢的现代女性站在巴基斯坦那不平凡却又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大地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绝不仅是一本简单的自传性作品，更是一本语言隽永、内容充实、叙述自如的文学作品。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杰出女性的人生独白，而且是一部充满爱、苦难、斗争和英雄主义的传奇；它让读者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传奇家族的经历，而是整个巴基斯坦的历史与未来”。贝·布托自传的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有相当的益处，进一步促进了中巴两国的文学交流。

巴基斯坦的民间文学在中国也有译介。1981年10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祁连休编辑的《外国民间故事选》，其第一集中收录有巴基斯坦民间故事《农夫的妻子与老虎》，该故事生动有趣，赞美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女性的智慧。1983年出版的《外国民间故事选》第二集又收录了巴基斯坦民间故事《咸盐》和《茅屋和高楼》，分别由杜立升和周志宽译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华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了《巴基斯坦民间故事》，该书由巴基斯坦人扎·古·阿巴斯编撰，中译者为宋久，共收入《贝鲁娃之歌》《索妮和依沙贝格》《玛花》《沙西和普努》《误会》《海尔的传说》《亚当和杜尔卡娜》《美女蛇》和《耍蛇人》共计9篇民间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带有神魔化的奇异色彩，大多数故事则书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歌颂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纯真爱情的坚守，批判了扼杀人间真情的世俗偏见与黑暗势力。此外，还有由孔菊兰等翻译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于2001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88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巴基斯坦印度流行歌曲集》一书，该歌曲集共收有30首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可分为两大类，即电影插曲和舞台演唱的流行歌曲。据歌词译者周启登介绍，这些歌曲均由乌尔都语原文译出，^[25]其中包括20首巴基斯坦歌曲。在这些歌曲中，虽然爱情歌曲占了较大比重，但仍不失其民族特色，亦不失其文学本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巴基斯坦歌曲中，有两首是中巴合拍的电视剧《纽带》中的插曲，这是中巴两国传统友谊的证明。

综上所述，巴基斯坦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在文体方面，译介的主体是诗歌和小说。此外，文学传记和民间故事占有一定的地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巴基斯坦现、当代文学史上，诗歌和小说地位最高，取得的创作成就最大。诗歌历来为巴基斯坦人民所重视，巴基斯坦有流行已久的赛诗传统，诗歌在巴基斯坦各语言文学中均享有崇高的地位，诗人在巴基斯坦人民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虽然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纷纷崛起，但诗歌仍风靡如昔、盛行不衰。书店里，诗集和诗评琳琅满目。报纸杂志都用一定的篇幅刊登诗歌。在文学刊物中，诗歌与诗评所占比例可达三分之一以上翻开报纸，诗社活动的消息比比皆是。”^[26]而近些年来，小说作为另一种重要文体开始占据巴基斯坦文坛的重要地位。如此所述，出现了一大批颇具分量的小说作品，长篇小说创作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从译介主体来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自然受到中国翻译家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诗歌向来被看作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有鉴于此，中国译者更多关注并译介巴基斯坦诗歌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我们所知，由于受近代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小说被中国文学家看作是反映一国文学水平的指标性文体。因此，我国翻译界，不仅对巴基斯坦，而且对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也多将目光集中于小说这种文体。而中国译者、出版方译介和出版巴基斯坦的传记性作品，更多则出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传主或者为政治人物，或者为诺贝尔奖得主。这虽然从客观上也促进了两国之间文学的交流，但其主观目的和其主要的作用则在于促进中巴两国文化和政治的交流。

其次，在语种方面，中国翻译的巴基斯坦文学作品，绝大多数为其本国语，即乌尔都语。事实上，除乌尔都语文学外，在巴基斯坦其他比较重要的语言文学还有波斯语文学、旁遮普语文学、信德语文学、普什图语文学、俾路支语文学等，这些语言文学共同构成了相对繁荣的巴基斯坦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文学的了解，或者说，我们了解的巴基斯坦文学，更多的只是乌尔都语巴基斯坦文学。造成这一现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巴基斯坦建国后，定乌尔都语为国语，乌尔都语文学取得了发展的优势地位，而其他语言则作为地方语言，虽然巴基斯坦政府同样鼓励这些地方语言文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都无法与乌尔都语文学相比。第二，乌尔都语是南亚的最重要语种之一，中国有不少人对这一语言有所掌握，而精通巴基斯坦其他地方语言的人士在中国则要少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语言文学的中译。

再次，在风格方面，中国译介的巴基斯坦文学多为现实主义文学，而较少带有现代派意味的文学作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文学中，有三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阿卜杜拉·侯赛因的《悲哀世代》、肖克特·西迪基的《真主的大地》和库拉突艾因·海德尔的《火河》。其中前两部小说是明显的现实主义之作，从创作理念到创作方法及表现形式都是现实主义的，而《火河》的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则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通过主人公对从古到今这一历史长河的旅行，反映出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变化，涉及了印度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美学和历史。^[27]这部小说是公认的当代文学巨著，但并没有被译成中文，恐怕与其采用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几部巴基斯坦长篇小说译介到中国的时间主要集中在80年代，而那时中国读者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理解还欠深入。近些年来，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集中于欧美和日本等国，这样，《火河》一类的作品没有被译介到中国，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随着中巴两国文化交流的推进，中巴两国文学交流的日益增强，巴基斯坦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传统上受政治气候影响的文学翻译趋势抑或得到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