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边缘国家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边缘存在之价值

本书的内容关系东方边缘国家文学。东方文学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而这些东方边缘国家的文学就成了边缘中的边缘。有鉴于此，也许我们应该先谈一下“边缘”的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关系到文学本身。

一、智识精英的边缘处境及其存在价值

现代性的阴谋之一：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面积很大，而高度很低，扁平而不是丰满。于是一切深入灵魂的探索都不再显得必要，智识精英的最大价值——深入认知、不断反省自身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就在有意无意中被忽视了。智识精英不再是英雄，他们被体制化地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

当今社会，在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下，精英主义广受诟病。事实上，平等、民主、人权并不是反对精英的理由，这并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正如英国的巴特摩尔——虽然他是某种程度的反精英主义者——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恰当地处理公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真正的民主是“使大多数公民，即使不是全体，能够参与社会问题决策的条件”，并“最大限度地缩小精英与群众间的差别”^[1]，而不是置这种差别的客观性于不顾。真正的平等“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全面发展他作为个人在与他人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所具有的聪明才智”^[2]，而不是以丧失或降低标准为代价，换取虚假的平等。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向精英主义发起的诸多进攻中，大众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而只是某些“权力”的工具，精英只是“权力”为获取公众支持而找到的标靶。如此，大众不是被抬高了，而是被强奸了。

于是我们看到，“赢不了球赛，就改变比赛规则”成为当下标准沦丧的表征，规则也不再是标准的“同位词”，而是“权力”的玩偶。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下，有两种倾向左右着社会思想的主潮，努力地排挤着精英智识：其一是打着平民主义的旗号反对精英、反对智识，将精英视作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的洪水猛兽，推崇智识、抱有伟大理想、为社会与个人设定高标准则被贬为“不合时宜”；其二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另一种“精英”，用物质财富代替智识的中心地位。当今，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物质财富的代名词，于是暴发户成为受到尊重的对象；依靠各种非正常手段（所有的手段都包括，只是不包括个人的智识和精神意志）搏取出位的娱乐人物成为“英雄”。无论其身份与地位是靠什么换来的，只要能将宝马车的方向盘握在手中，就可以成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女孩”的白马王子，哪怕这宝马车上坐的不是王子。^[3]

智识精英身处尴尬之境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当年，梅列日柯夫斯基以赫尔岑的经历为例，向我们证明，俄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来就处于两种压迫之间：一方面是专制政体；另一方面是黎民百姓。刘小枫就此指出，“处于两种压迫之间，与其说是俄罗斯知识人、毋宁说是知识人这号人的普遍命运，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夹缝中生存”^[4]。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专制政体（推而广之是国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知识人处于二者之间，无论是献身于拯救民族（国家）的事业，还是献身于人民，其实都是对自己本位的抛弃。刘小枫进而认为，在专制政体下，有教养的人虽然被夹在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极中间做人，但是，因为两极之间的差序格局空间相对宽敞，“有教养的人也还有自己精神生存的回旋余地”^[5]。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却使这种回旋余地几近丧失，在这样的境况下，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知识人就会变成“未来的无赖”，而“未来的无赖”在俄罗斯会因阶层不同，形成不同的三张面孔：即将替代传统君王专政的实证主义专制、继续“向神授的君主报恩的东正教”和“三张面孔中最可怕的一张面孔”——“流氓阶层、流浪者、刁民”。针对“未来的无赖”的三张面孔，梅列日柯夫斯基提出用“精神高贵”的三要素——身体、灵魂、精神——与之对抗。其对抗策略是：“活生生的肉体对抗大地和人民，活生生的灵魂对抗社会，活生生的精神对抗知识分子。”^[6]

刘小枫认为，梅列日柯夫斯基依持圣灵降临抵制现代性的实证形而上学庸众和民主主义的价值颠覆，从而“摆脱了现代的种种‘主义’，摆脱了纠缠俄罗斯知识人近两百年的西化——斯拉夫化的对立，看到知识人作为精神守护者面临的真正生存抉择：高贵抑或低劣甚至下流”^[7]。

梅列日柯夫斯基的宗教——政治批判自然与当时俄罗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也与梅列日柯夫斯基本人特异的个人精神诉求不无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面对现代性挤压的现代知识人提供了一条至少是可供选择的道路——退归内在世界，做精神的守护者。

事实上，正如开始我们指出的那样，当前我们面临的文化与精神危机，并不比梅列日柯夫斯基当初面对的危机更乐观。如果我们还承认，除了现世的功利诉求，人还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内在丰盈，以安慰人之虚无宿命带给我们的无力感的话，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安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种末日的危机感正笼罩着我们，这样的末日预言与其说是一种可能的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心灵寓言”——人类无时无刻不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质疑、焦虑与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2012》这部电影叫好，它最大的成功也许就是利用了这种“心灵寓言”，洞悉了人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东西。如果说人类精神史中时有发生的末日恐惧还主要是一种宗教情绪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对末日的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我们对世界终点的忧虑，不如说是源于我们对当下人类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的忧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个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质疑以至否定，这一切都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如行尸走肉，沉溺于物欲或情欲的死水中无从逃脱，虽生犹死；或沉浸于绝望的黑暗之海，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光亮，任悲观主宰着一切；或被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所掌控，为某种意识形态式的狂热而欢呼。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

如果说标准的丧失，还有“标准多元化”这块遮羞布的话，那么，独尊物质财富为标准则是赤裸裸的。所有的创造、所有的伟大思想、所有的远见卓识、所有的贡献与付出都无法与金钱相比，在金钱的光辉中，一切卓越与崇高都变得软弱而没有说服力，甚至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知识与思想只有在金钱的烘托下才显得重要，此时，知识与思想已无立锥之地，至少失去了其独立性。一个否定智识、丧失标准或使金钱成为单一标准的社会，岂只是可怕那么简单？利益第一的短视似乎已成了理所当然，我们无从判断这是否与“人生苦短”有关，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社会良知的缺失、个人精神的虚空再责难逃。

面对这样的现实与精神文化处境，反思或退归内在世界也许是我们获取拯救之途的不二法门。智识精英只要坚守住这最后的堡垒，其价值就永远不可被忽视，将不断为这个社会提供精神血液。

二、严肃文学的边缘状态及其存在价值

2011年，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他的新著《影响的解剖》^[8]，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标示的那样，布鲁姆一生一直坚持他的“文学之爱”。对他而言，莎士比亚就是律法，弥尔顿就是教义，布莱克和惠特曼就是先知。也就是说，文学之于布鲁姆已然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是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直接相关的存在。但就是这个布鲁姆在写作《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作品》一书时，却先为文学经典唱了一曲悲歌，最后又给全书加上了一个“哀伤的结语”。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传媒方式的大行其道，随着视觉盛宴冲击人们的眼球，随着快餐文化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严肃文学早已失去了其在19世纪的强力。布鲁姆在这里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自己设置的陷阱中：他坚持认为应该排除一切从当前流行的社会文化学角度对经典进行解读的方式，而应该坚持审美化的阅读与阐释，使文学真正回到属于文学的领地。但谁又能否认，这种文学的回归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学失去其以往的辉煌与强力（那份辉煌与强力，不正源于文学承载了太多它不应承载的东西吗），退到人们视界的边缘呢？这不正是文学本身应该得到的待遇，也是最好的待遇吗？这不也正是布鲁姆本人一再追求的吗？那么，“经典的悲歌”悲又从何来呢？但如布鲁姆那样，哀悼文学之失落，进而为文学家的边缘化鸣不平者，时时发出不平之声。他们的不平是可以想象的，文学被边缘化已成为关涉文学的前途及其生死的大事。怀疑甚至是否认文学价值的声音不是正甚嚣尘上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那么，文学到底有什么用？事实上，任何人在问这样的问题时，就已经犯了错。犯错的原因在于没有弄明白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性。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是不能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曾说过：“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9]对布鲁姆这段话的最通俗的解释是：阅读文学经典，不是出于使人变好或变坏这样的功利目的，文学经典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与现实功利无关。事实也的确如此，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文学不会直接创造价值。如果非要给文学确定一个“功利化”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话，那么，关注精神就是它的全部功利价值。“文学无用，文学有大用”，这句看来是矛盾的话，实际上就是文学存在的最大价值。文学能让我们看清人最深层的东西，让我们看清人的本质，让我们看清人的存在状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学会关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而对信仰的关注不正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吗？而信仰问题，不正是关系人之存在的一个本质性问题吗？“如果没有神的视野，我们如何迁出自身之外？”（霍兰德·诺曼语）如果人不能迁出自身之外，人又如何自知呢？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文学科使我们对信仰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信仰问题无论如何都是大问题，全世界现在的地区冲突说到底不都是信仰冲突造成的吗？

文学说到底是人学，对人的认知，就是它存在的最大意义。而其他学科，所谓直接创造价值的学科，如果失去了人这个根本，那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甚至会走向反面。特别是在科学理性统摄一切，实用功利思想甚嚣尘上的今天，文学等人文学科的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前些年，有一部热映影片名为《神话》，由成龙主演。虽然这部影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抄袭多年前张艺谋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嫌疑，但这部影片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表现出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冲突，看到了自然科学如果失去人文精神的关照就会走向歧途的必然。该电影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事实上正是人文学科其价值受到质疑的一个否定式表达。

“不错，文学不会令你赚百万！文学本身就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的话，总会觉得少了点东西，特别是在你成年就业，当了大经理或赚了一百万之后。文学可以不作为专业，但它是大学人文教育必备的一环，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教育也决不会是一所好大学。”^[10]这是深谙文学之本质及大学教育之规律的洞明之见。每当读到李欧梵的这段话时，我们不得不把钦佩之情献给这位“狐狸”型学者。

三、东方边缘国家文学及其存在价值(www.xing528.com)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现代化往往被等同于西方化，有意识的抵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后现代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如雅克·德里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出身与东方文化背景、意象派大师庞德的中国情愫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我们的文化与文学日趋西化的现实。西方一轮又一轮的文化与文学思潮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神经，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进程，否认这些，无异于掩耳盗铃。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被西方思想家与理论家重新言说的东方文化，都成了西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外驱力，与其说是东方文化融入和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不如说是被西方思想家与理论家用“拿来主义”的观念改造成了西方需要的东西。因此，重视和张扬东方文学本身，就具有了抵制西方中心主义的意义，虽然我们从未希图再建立一个“东方中心”。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全世界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中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以及始自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圈。此四大文化圈虽然并非泾渭分明，更无法完全涵盖全世界的文化，却是世界文化的主体。其中三大文化圈可归为东方范畴。但近百年来，我们译介的文学作品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外国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等同于西方文学研究。在高校的教学体系中，外国文学教学几乎很少涉及东方文学，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数量上相较于从事西方文学的研究者，更是少得可怜。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当前，东方文学研究的队伍已经形成；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研究质量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高等学府大多讲授东方文学课程。东方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然形成。

但是，受东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限制，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很多边缘国家的文学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较少，翻译和研究现在也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来看，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体现出如下几方面明显的特征：

首先，中国的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翻译与研究视界，经历了从政治视野到文化视野再到文学视野的转变过程。20世纪50年代，受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对这些边缘国家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关注的焦点也多集中于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家和作品；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大潮的兴起，中国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关注，多以文化为重要的衡量指标；21世纪之后，文学本身的价值受到更多重视，中国的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转向文学原点，即强调翻译和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学价值，较少考虑外部的政治或文化因素。

其次，中国的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翻译与研究范畴日趋扩大。大多数东方边缘国家的文学最先译介到中国的多是诗歌作品，之后是小说作品。近年来，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也得到了相应的译介。中国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也随之趋于全面。从翻译和研究传统的写实作品到具有现代特色的作品，从重视古代文学轻视现代文学到古代与现代、民间文学与纯文学全面得到翻译与研究。

再次，中国的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研究经历了从一般的评介性研究到多方法、多角度、多维度的深层透视的发展过程。随着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工作的发展，其研究工作也在逐步深化中。传统的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各国文学的多样性，于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利用；而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理论在流散文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具体应用；女性主义理论为研究女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武器。

近年来，中国对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虽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相较于印度、日本等国文学而言，仍有很大的欠缺，更无法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学相比。有鉴于此，中国的东方边缘国家文学译介与研究仍有巨大的可开拓空间，在以后的译介及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破除西方文学迷信，也应破除中心国家文学迷信。边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其价值没被充分发现或被低估更多是我们的偏见造成的。事实上这些边缘国家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学发展史，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只是还没有被充分地整理与发掘。其次，扩展文学译介的范围。选择被译介的作家作品时，应注意其代表性和文学史价值，同时还应考虑到被译介的作家作品的总体布局，避免过分集中，造成低水平重复；另外，还要避免只重视作品的政治价值等外在因素，而忽视其文学本质。再次，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文学研究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对东方各边缘国家文学进行研究。显然，受东方文学自身特点及我们自身观念的限制，东方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性仍无法与西方文学研究相比。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各种适当的研究方法对东方文学，特别是各边缘国家文学进行研究，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想为智识精英鸣不平，因为坚信智识终有一天会回归，从来不相信一个排斥智识精英的社会能良性发展；不想为严肃文学唱悲歌，因为文学本身从不应该占据中心位置，但也绝不相信“文学已死”的谣言；不想为边缘国家文学喝赞歌，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学确实仍无法和文学传统大国相抗衡，中国对这些国家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仍不充分，正视问题是发展的第一步。只要我们还承认文学本身的意义，还承认文学研究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关注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边缘存在的价值，是文学与文学研究发挥其意义与价值的重要表现。纳博科夫说：“美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绝妙，也许正在于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同理，合理的社会之所以合理，也许就在于公平地对待边缘存在和弱势存在。

【注释】

[1]［英］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2]［英］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3]参见拙文《哈罗德·布鲁姆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及其启示价值》，载《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

[4]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第208页。

[5]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第209页。

[6]同上书，第212页。

[7]同上书，第213页。

[8]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9]［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0]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