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正图解》是明清两代培养储君的通俗性读物。这部书编辑于明代万历朝，是特意为教育明神宗的长子而作。由翰林修撰焦竑撰文并自序，宫廷画家丁鹏云配图，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作序。焦竑以“恭进图解”为奏疏之题进献，明神宗有御批并予以赏赐。清光绪帝御批重新刊刻，刻本加收清乾隆帝的《御题养正图诗》和清嘉庆帝的《御题养正图赞》。这些史料均收入何新波评注的《养正图解》，从中可以看到明清储君政治教育的一些特点。
一、“养正于蒙”的储君政治教育指导思想
政治教育是以培养合格的政治角色为目的的教育，其教育内容是与一定的政治体系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相匹配的政治角色规范。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看，储君教育属于典型的政治教育范畴。《养正图解》就是针对储君教育的特点而特意编写的，其目的是通过“养正于蒙”的初级教育，为培养一位合格的君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养正”一词出自《周易·蒙卦》的“蒙以养正，圣功也”。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朱熹等借助这个易理，阐发“内圣外王”之道，提出“养正于蒙”的命题。程颐认为，“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1]。在《蒙斋铭》中，朱熹写道：“养正于蒙，奚必童稚。终身由之，作圣之地。”此后，一批理学传人阐释“养正于蒙”的意义。作为一种治学思想，“养正于蒙”要求永远不失赤子之心，思虑和言行完全符合“天理”，不掺杂一丝一毫的“人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养正于蒙”主张在童蒙单纯之时，便及时教以正道，养育正气，培植根基，防止邪念产生。
《养正图解》的“养正”兼有治学与教育之义，主要用于揭示一种储君教育思想。其基本思路是：从初级教育阶段开始，就要向储君阐释大义，开示正途，并将礼仪教育、经义教育、历史教育、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如焦竑在自序中所说：“夫圣须学也，学须正也，而功必始于蒙养。”童蒙之时，先让储君“学小气”、“履小节”，成年之后，再让储君“学大艺”、“履大节”。[2]在开启童蒙的时候就养其蒙而使其正，故“养正”又称之为“蒙养”。所谓“蒙养”，在这里是指必须从小开始灌输各种政治角色规范。自幼学起，可以保持纯粹端正；从小做起，可以习惯成自然。这种教育显然属于政治教育。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设学校以教育储君的制度源远流长。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小学”和“大学”。设置师保类职官以教育储君的制度历代传延。依据《礼记·学记》《礼记·王制》等儒家经典的记载，依照历代大儒对经典文献的阐释，储君教育大体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相当于初级教育，主要从学习和践履礼的具体规范入手，培养道德情操，学习内容包括文化知识、政治常识和实用技能。大学相当于中、高级教育，旨在为储君提供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主要研修各种经典著作，学习修身治国之道。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帝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储君教育制度。
中国古代储君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从启蒙阶段便开始注重各种政治规范的灌输，即使是文化课程和道德教育也包含政治教育的内容。汉唐以来，储君的师傅和讲官通常以博学鸿儒充任，储君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而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是各种道德规范、政治规范及相应的礼仪和礼义。在儒家经典中，道德规范与政治规范没有清晰的界限，道德规范大多与政治规范交织在一起。这就形成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读经、修身、政治一体化的教育方式。
“明人伦”是储君启蒙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储君阅读的第一部儒家经典通常是《孝经》，最初的修习是侍奉君父的臣子规范及相关礼仪，以便将来君临天下之时，能够躬行孝道以垂范天下，并贯彻“以孝治天下”的为君之道。正如《抱朴子·崇教》所说：“知为臣，然后可以为君；知焉子，然后可以焉父。”从《孝经》的主要内容看，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伦理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孝悌之道就是政治规范，‘以孝治天下’就是政治原则，‘三纲五常’就是国宪大法，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一大特色。”[3]《孝经》所说的“孝”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其中“由孝而治”思想提出了一批为君治国之道，“忠孝一体”观念将政治规范与道德规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五等之孝”为不同的政治等级设置了不同的政治规范。因此，让储君自幼攻读《孝经》，不仅是道德教育，而且是政治教育，其目的是让储君掌握敬天、法祖、亲民的基本政治原则。
焦竑既是博学鸿儒，又是科考状元，他奉命担任皇长子的讲官，亲自编撰《养正图解》以作为储君的读物。《养正图解》的主要内容属于政治教育范畴，除一部分内容涉及储君角色规范外，大部分内容属于君主角色规范，旨在阐释治国为君之道。由此可见，焦竑积极贯彻“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将政治教育置于储君教育的首要地位。
二、借助历史典故灌输儒家经典思想的教育方法
储君教育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依据明代东宫出阁讲学仪，皇太子每日早朝退后都必须到专门设定的场所，与侍读一起听讲官讲课。皇太子先读“四书”，再读其他经书或史书。然后各位讲官依次分别讲解刚才诵读的内容。每个段落要求三日背诵成熟，然后学习新的内容。储君不仅要将儒家经典熟练地背诵下来，而且要通晓经义，融会贯通。这种教育方式的目的是系统灌输儒家经典思想。
中国历来讲究“以史为鉴”，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王朝政治史，旨在让受教育者从政治的兴衰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掌握治国行政的规则和为君为臣的规范。这种历史教育实际上属于政治教育的范畴。因此，在储君教育中，史学典籍也是重要的教材，具有鉴戒作用的历史典故是重要教学内容之一。正如焦竑在《养正图解》奏疏中所说：“伏睹太祖高皇帝谕教太子诸王，自经书外，旁及《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诸编。三书并授，著为成规。”[4]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特意为帝王教育而编著的编年体史学名著。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指出这部书的特点是围绕关系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大政治问题，专门选择可供效法或可资鉴戒的历代君臣事迹。宋元以来，它一直是皇帝及皇子教育的重要教材。
《大学衍义》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特意为帝王教育而编著。在《大学衍义序》中，真德秀宣称这部书旨在探究“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规范“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大学衍义》以阐发《大学》经义为纲目，汇集相关的儒家经典思想，引述历代圣王明君的故事，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君之道，提出系统的君主规范，涉及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谨言行等。宋理宗、元武宗、明太祖、明成祖、明神宗等一批皇帝高度评价《大学衍义》。宋元以来，它也一直是皇帝及皇子教育的必读书。
明太祖要求皇子教育“三书并授，著为成规”。所谓“三书”，即儒家经典、《资治通鉴》和《大学衍义》。其中儒家经典是涉及历史典故的思想论著，其中《春秋》又是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是依据儒家价值观编撰的史学论著。《大学衍义》是将儒家经义与历史典故相结合的政治论著。这三类书相辅相成，均以政治教育为主旨。全面阅读它们既有助于加深对儒家经义的理解，也有助于了解历史的经验教训。
少年儿童诵读儒家经典只能是死记硬背。即使有众多博学的讲官不厌其烦地讲解，让年幼的储君理解儒家经义也是强人所难的事。许多皇帝、朝臣和讲官深知这一点，于是他们针对储君教育的特点，编辑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例如明太祖指令臣下编撰绘图《农业艰难图》《古行孝图》。郑纪、邹守益、霍韬特意为皇子教育编撰讲述圣王明君故事的《圣功图》进献给朝廷。焦竑编撰的《养正图解》也属于这一类读物。他精选史籍中有鉴戒作用的故事，稍加训释，配上绘图，装潢成册，然后奏报皇帝，请旨而行。
对《养正图解》的教育功能，祝世禄、焦竑在书序、自序中也都论及。祝世禄指出：四书五经虽是“理之渊海”，却“穷年讲习，未易殚明”。鉴于“理涉虚而难见，事征实而易知”，编撰图绘故事书有“愈以明理之用”[5]。焦竑指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以象之，朝诵夕披，而观省备焉也。”[6]这就是说，利用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讲解做人、为君、治国的道理比较容易被年幼的储君理解。
一味让少年儿童诵读儒家经典是包括历代储君教育在内的古代初级教育的共同特点。这种做法违背教育规律，其效果并不理想。但是由于孔子被奉为圣人，儒学被尊为正学，这种做法一直沿袭下来。于是借助历史典故向储君灌输儒家经典思想便成为具有可行性、有效性和辅助性的教育方式。正如焦竑在奏疏中所说：当时每天只讲读《尚书》《论语》二书，皇长子“虽聪明饶于天授，而睹记犹为未广”，为了提高教育效果，特意编撰《养正图解》，“以仰裨谕教事”[7]。焦竑所选择的故事有助于储君理解经义。例如“振贷贫民”一条讲述周文王与吕望关于“为天下若何”的问答，用“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阐述了“上溢而下漏”的道理，教导储君通晓王者开仓放粮“以振鳏寡孤独”的必要性。[8]这就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储君灌输了《大学》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从实际效果看，历史教育也是最佳的政治教育方式之一。讲述历史故事比解读儒家经义更容易被少年儿童接受。因此，《养正图解》虽然只是储君教育的辅助性教材，但它的实际功效不容低估。明清皇帝对这本书的重视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侧重规范性政治原则的教育内容
《养正图解》共有六十则故事，全部出自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其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侧重规范性政治原则的教育，讲的都是君主或储君不能违反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涉及修身、齐家、施政等为君之道。
主要讲修身的有“膳斥鲍鱼”、“攲器示戒”、“金人示戒”、“伤旨自悲”、“运砖习劳”、“不卖的卢”等。例如“膳斥鲍鱼”讲的是负责储君教育的太公吕望反对用违反礼义的方式教育太子姬发的故事，旨在让储君起居饮食符合礼制，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依照儒家经义，“内圣”的目的是“外王”，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唯有形成符合理想政治模式的理想人格，才能造就合格的政治角色。因此，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体现在储君教育上就是重视道德人格的培育。
主要讲齐家的有“寝门视膻”、“夫妇如宾”、“教子务学”、“教子读书”、“煮药燃须”等。例如“寝门视膻”讲的是周文王为世子时孝敬父亲的故事。这则故事与《孝经》相匹配，旨在从遵守礼法的角度灌输恪尽孝道的道德规范，培养遵守礼制的理想人格。依照儒家经义，一个人唯有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才有资格来治理国家。体现在储君教育上就是重视家庭伦理方面的教育，使储君掌握齐家之道，善于处理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为将来治理国家，处理各种政治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主要讲治国的篇目数量最多，内容涉及以民为本、任贤使能、兼听纳谏、执法公平、信赏必罚、节制欲望、谨言慎行、励精图治、居安思危等。其中着重阐释任贤与纳谏重要性的篇目最多，例如“泣思直臣”讲述赵简子从商纣王不纳谏而导致灭亡教训，感悟“众人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9]的道理。(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篇目着重阐释民本思想及相关的重民政策原则。除前面提到的“振贷贫民”外，“善言格天”讲述的故事是：宋景公深知无君则无民，甘愿独自承担“天罚”[10]；“爱惜郎官”讲述的故事是：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汉明帝重视亲民官员的选拔而婉言谢绝；[11]“乐受格言”讲述的故事是：宋太祖赞赏“治世莫若爱民，爱身莫若寡欲”的格言；[12]“常读论语”讲述的故事是：李沆为相，主张终身诵读《论语》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3]。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储君教育必备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俗读本对明清皇帝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帝《御题养正图诗》和清嘉庆帝《御题养正图赞》便是典型例证。以民本思想为例，在《御题养正图诗》中，清乾隆帝为“善言格天”所作题诗有：“移相及民岁，孤立将焉托？”[14]为“乐受格言”所作题诗有：“养身惟寡欲，治世务爱民。”[15]在《御题养正图赞》中，清嘉庆帝为“振袋贫民”所作题赞有：“民足国安，上盈下损。”[16]为“善言格天”所作题赞有：“君与臣民，原同一体。”[17]为“乐受格言”所作题赞有：“治世大要，首先爱民。”[18]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清皇帝大多通晓儒家的民本思想及重民政策原则。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仅不会打压民本思想，反而会诵读、认同、阐释这类思想。在皇帝们的著作、诏旨和言论中，涉及民本思想的内容可谓司空见惯。
储君政治教育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帝制统治思想的一般特征。帝制的统治思想属于“王权主义”范畴，其本质属性是专制主义的。[19]但是基于对各种政治制约因素的清醒认识，帝制的统治思想中包含着一套与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相匹配的君道理论。“君道理论明确为君位的获得和君权的行使设置了条件。这类思想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批判性，其主要功能是规范、指导君主的政治行为。”[20]从《养正图解》及相关的历史文献看，帝制的储君教育以君道理论为主，并将对君权有规范性、约束性、指导性的内容作为重点，要求储君从小就懂得规范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的行为，进而掌握各种处理政务的技巧，其目的是培养符合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最高统治者。
【注释】
[2]焦竑编著、何新波评注：《养正图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10页。
[3]刘泽华、张分田主编：《政治学说简明读本》（中国古代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4]焦竑编著、何新波评注：《养正图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13页。
[5]焦竑编著、何新波评注：《养正图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11页。
[6]同上，第9页。
[7]同上，第13页。
[8]同上，第9页。
[9]焦竑编著、何新波评注：《养正图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73页。
[10]同上，第37页。
[11]同上，第133页。
[12]同上第207页。
[13]同上，第223页。
[14]同上，第236页。
[15]同上，第247页。
[16]同上，第249页。
[17]同上，第251页。
[18]同上，第262页。
[19]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0]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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