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家训的发展与影响

郝建平（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传统家训也开始得以确立和加强。到两汉时家训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家训的内容与形式上，还是从其社会影响上，家训文化均得以完善和扩大。研究和发掘汉代家训文化，对于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家训文化建设，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汉代家训的内容与形式

家训又称家法、家约、家规、家范、家诫、庭训等。即指某一家庭中长者要求、训诫子弟立身处世的行为规则。就其内容而言，是用专制集权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子女成长的训诫；就其形式而言分口头训诫和书面训诫两种形式。

（一）口头训诫

这种形式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事情而发，先秦时已出现，如周公、孔子就有此种举动，汉代时仍被广泛应用，事例屡见于史册。

1.伦理道德教育。汉人对品德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子弟要忠信、义方，做人要正派，不能行奸邪之事。如陈寔的家乡闹灾荒，人们生活艰难。一小偷半夜潜入陈家，栖息在梁上。陈寔发觉了，他没有喊人抓贼，而是叫来儿孙，严肃地对他们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一听大惊失色，忙伏地叩头谢罪。陈寔教育他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1]叫人给他绢二匹。陈寔利用“梁上君子”之事进行现场教育，既勉励了子孙努力向善，又使小偷受到了教育，可谓一举两得。

2.谋生技能教育。人类的教育首先是从亲属间谋生技能的传授开始，它是家庭生产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家庭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其中重视子弟在生活中的自立精神，培养他们独自谋生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是古代家教的一大特色。

疏广曾在宣帝时任太子太傅，兄子疏受亦任太子少傅，在任五年，叔侄相随辞官回乡。临走时，宣帝和皇太子共赐他黄金70斤。疏广归乡后，用这笔黄金每天在家里设置酒食，招待族人故旧宾客，还不时询问家里还剩多少金子，催促尽快花掉吃光。疏广认为家里原有田产，只要子孙辛勤劳作，足以供衣食。如多置产业，会使子孙坐享其成而养懒惰之习，对其成长不利。他希望子孙能自力更生，靠自身的勤奋而生存。疏广这种教子精神值得当今三口之家的父母去效法。

疏广教子自立的做法，在汉代并非独一无二，实际上早在汉初相国萧何就有类似的举动。萧何位极人臣，完全有能力为子孙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安排好一切。但他却“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完全是一副寒酸样。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2]子孙们要想生活得好一些，必须自立、勤奋。若子孙贤能，学习他的俭朴作风，就能守住家业，并会有所扩展；若子孙愚昧，则穷乡僻壤之田宅也不会成为势家掳掠的对象，仍能维持生计。萧何把自立节俭的精神作为宝贵遗产留给子孙，同疏广一样，是为子孙作长远打算。

3.处世教育。人生在世，难免要与外人打交道，发生社会联系，有时少不了有交友的需要。而交友的好坏，于他们的成长发展关系颇大。择友良善，可以谏恶劝善，择友不善，则易近恶远善。因此，重视择交之道，就成为古代家教的一个优良传统。

如王丹儿子的一同学亲人去世，他告诉父亲，想结伴去吊丧。王丹不允，仅叫人寄去两匹细绢以示祭奠，并对其子说：“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3]他认为结交朋友非易事，并举历史上正反事例以说明。管仲与鲍叔牙、王吉与贡禹始终为挚友，而张耳与陈余、萧育与朱博初为知交，终成仇敌。教育子女要慎重择友，而一旦成为朋友，就应始终如一地维护友好交情。

对子女进行训诫教育不仅仅是父亲的职责，母亲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方面例子也很多。如严延年母诫子行仁政去严刑。严延年任河南太守时，摧折豪强，杀人甚多，被称为“屠伯”。其母不满他这种滥杀之行，便严厉而语重心长地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法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4]严母告诫儿子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应以行仁政施教化为本，而不应多刑杀人以立威，若继续行严酷之政，必将有身被刑戮之祸。寥寥数语，严母关心儿子，爱护百姓之情表露无遗。

口头训诫，虽主要是长辈对晚辈所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但除此之外，夫妻间也有训谏行为存在。在“夫为妻纲”的封建时代，丈夫对妻子有绝对支配权，自然可教训妻子，但妻子对丈夫也有劝谏之义务。尤其在普通人家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儒家提倡妻子对丈夫过失善意的批评与规劝，认为这有利于丈夫及家庭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乐羊妻谏夫不取非义之财，并效孟母断织劝夫发奋学习的事例就相当典型。

（二）书面训诫

即家庭中长者以书信、短文或短诗的形式，对子孙进行教诫，或一事一论，或有感而发，包括诫子书、遗诫等。诫子书的内容以教诲如何为人处世为主，同时也有涉及治学的。

1.处世哲学教育。子弟从家庭步入社会，要与亲族以外人员打交道，能否交上好的朋友，与个人的发展关系颇大；谋生从政，宦海沉浮，风云难测，趋利避害，全身保家，是必须注意的问题。因此，处世哲学的告诫，就成为家教中的重要内容。

谦虚谨慎。刘向的小儿子刘歆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为黄门郎。刘向担心刘歆少年得志，不识深浅，忘乎所以，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歆书》。刘向引董仲舒名言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相互转化的道理，并举春秋时齐国事例加以具体说明。告诫儿子要牢记古训，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清醒头脑，小心认真从事本职工作，如此，才能有所成就。反之，福至而大喜过望，骄奢自来，祸患就不可避免。其家教有格言，有事例，说服力较强。

慎言谨交。马援之兄早逝，遗下马严、马敦两子。他们有好议论别人长短的习惯，还爱与一些轻狂任侠之人交往。为此马援深感忧虑，在率军南征途中，特致书予以教诫。马援对信口雌黄、轻言他人善恶，容易招致麻烦有深刻认识，因此告诫侄子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只可入之于耳，不可出之于口，以避免不必要祸患的发生。对于交友，马援希望侄子们学习敦厚谨慎的龙伯高，即使学走了样，也会成为一谨慎之人。不要学豪侠好义的杜季良，青年人经验不足多感情用事，学习杜季良，容易成为轻狂浮薄之人。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无民主可言，更谈不上有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因而妄论朝政、轻言他人得失，容易给自己和家庭招来灾祸。《华阳国志·汉中士女》载：东汉时太尉李固及两子被专权的梁冀陷害致死，小儿子李燮侥幸逃脱。后梁冀败，李固的冤案得以平反，李燮遇赦复出，姐姐李文姬告诫他：“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是又掇祸也。”

以礼待人。教育子孙宽仁待人，严格律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他们从小养成谦恭礼敬的习惯，培养他们的君子风度，这是古代家教中值得肯定的闪光内容。张奂之兄早逝，留下张仲祉和张叔时二子。张仲祉在家境稍有好转后，就于人无礼。目无尊长，傲物轻人，在同龄人面前，也出言不逊，随意戏谑。为此张奂写信加以训诫。张奂为张仲祉树立了三个学习的榜样——孔子、仲祉父、仲祉弟叔时，他们均因以礼待人，而为时人所称道。并以春秋时卫国贤大夫蘧伯玉为例，说明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勇于改错就有发展前途。若知错不改，不能作自我批评，反为自己辩解、开脱，一味地指责别人，那就不可救药了。

2.勤奋好学教育。古人认为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和增益修养。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起步，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孔臧听说儿子勤奋刻苦时，便写信表示赞赏，并予勉励。他远取孔子，近以孔安国来作为儿子学习的榜样。他指出，孔安国之所以能成为宗族的荣耀，为世人所钦羡，就在于他能长期勤奋向学，同时又“履而行之”。希望儿子不要老想着先人以求荫庇，而要培养自己的情操修养，为这个家族的历史增添新的荣光。孔臧在这里所提出的勤奋不怠，日积月累，贵于躬行，修养磨练的治学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汉代的书面训诫除诫子书外，还有遗诫，也称遗令，是长辈临终前以遗嘱形式对后事特别是丧葬事宜的交代。其中多数教以薄葬。如杨王孙的《病且终令其子》、梁商的《病笃敕子冀等》、樊宏的《遗敕薄葬》、朱宠的《遗令》、张奂的《敕子》、范冉的《遗令敕子》、赵咨的《遗书敕子胤》等，都是如此。

如赵咨是东汉桓灵时人，曾任敦煌太守、东海相、议郎等职。后赵咨病于任所，于弥留之际，告其故吏“使薄敛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5]。为免子孙不按自己的薄葬要求行事，又特意遗书给儿子赵胤。赵咨没有用教训的口气，而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儿子了解历代丧葬礼仪沿革的情况，认识丧事从简的意义，从而能遵照其遗嘱行事。赵咨薄葬的行为受到世人的好评，“时称明达”^[6]。

汉代尤其是东汉时，出现不少要求俭葬遗嘱。这与其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生死之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有关。同时也得益于这些人清廉的为人作风。如赵咨为官清简，计日受俸，豪党对其都表示敬畏。在其病免家居时，率子孙躬耕陇亩，自给自足。正因为他平素以勤俭持家，故能在临终前以此来教诫子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平常生活奢华、追求享乐的人，死时会提出俭葬的要求。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少人在丧葬问题上，仍沿袭古人传统的习俗，不论财力如何，总要竭力大操大办一番，雇乐队，办酒席，置坟墓，不一而足，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表达对死者的哀思之情，读一读赵咨等人的遗书，岂不汗颜！

从上述可知，汉代家训虽涉及的领域较广，但核心始终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使家庭成员按照社会伦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设计自我，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这些方面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汉代家训的特点

（一）儒家思想已渗透到家训中

儒学在汉初仅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员而存在，并未受到特别礼遇，儒家学者也未得到重用。自武帝继位后，“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7]，确立儒家思想为官方统治思想，并以布衣出身的儒者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由此“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8]。作为儒家思想观念集中体现的儒家经典，从此成为汉代知识阶层训诫子孙后代的重要内容，而被频繁加以引用。如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诫子歆书》、郑玄的《诫子益恩书》等都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作为立身处世原则，以儒家重要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以圣贤如周公、孔子作为道德典范与行为楷模。

（二）书面训诫开始出现

先秦时的训诫活动，多以口头的形式，几乎没有书面训诫。汉代口头训诫活动仍广泛存在，但以书面形式进行训诫已经出现。书面训诫比之于口头训诫，显然是上了一个台阶，它可以长久地被保存下去，因而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从概念上讲，“家训”、“家约”、“女诫”、“女训”等名称已经出现。就文体而言，写成家书的，有刘向、马援等人之作；留为遗诫的，有杨王孙、樊宏等人之言；编为故事的，有《韩诗外传》的“孟母断织”、《列女传》的“孟母三迁”等；咏为诗歌的，有东方朔的《诫子诗》等。这一时期的家教著作，内容具体，目的明确，形式短小，多为某人某事有针对性的具体论述，普遍意义性不强。但也出现了系统论述闺瑗之教的班昭所著的《女诫》。

尽管汉代的书面训诫数量不是很多，然而已为后代文献家训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后世家训从形式到内容得益于汉代家训实不为小。如马援慎言之论，即为后世家教者所推崇。三国时的王昶效法，作《家诫》教训子孙，称马援慎言之诫为至理名言。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也称赞马援慎言之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但又批评马援言行不一：“然援诫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以败。言之伤人，孰大于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9]正是由于马援的诫侄书传到皇帝手中，龙伯高被提升重用，而杜季良却被撤职免官。马援诫侄慎言，自己却又不慎言，以至给他人带来不幸，裴松之因此感慨慎言之难。当然这种结局是马援始料不及的，他自以为诫书是给侄儿看的，是在家庭范围内流传的，没想到却流传到外面。可见，马援谏侄书问世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三）家庭女子教育理论开始形成

古代家庭教育，并不仅仅是针对男子的，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只不过二者所受教育的内容、目的不同而已。就男子方面，读书习礼或学习技术，为的是能出仕做官或有立身之本；而女子，则重在伦理说教，学习烹调、缝纫、纺织、家务之事等，为将来为人妇、为人母作准备。由于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可以外出接受学校教育，因而其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的。

先秦时已有对妇女言行作出种种规定的文献，《礼记》中的《内则》《曲礼》即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它们还不属于家训的性质。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女教理论，到汉代才出现，其代表就是班昭的《女诫》和蔡邕的《女训》。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论述女子教育原则和规范的著作，是东汉班昭的《女诫》。《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概括论述了女子自身修养及与公婆、叔妹相处关系的准则。

班昭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以男尊女卑观念为理论基础，以“三从四德”为核心，对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规范，成为二千年来女子教育经典之作。后世推出的女子教育教材和读物，多以其为蓝本。注释之作，代不乏人。如明代慈圣皇太后曾因皇上即将结婚“虑民间女子未娴姆训”，故命张居正为《女诫》注解。由于历代统治者的表扬和御用文人的鼓吹，广大妇女一步步从心理上认可、从行动上屈从于《女诫》为女性所界定的卑下地位，从而失去了反抗意识，妇女地位愈加沦落。时至今日，其说教仍有遗存，并不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及行为。

蔡邕《女训》所强调的是外表仪容与内心和谐统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子追求外在容貌美更属正常之举。但在修饰外表时，不应忽视对心灵道德的修饰，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他要求女儿在日常梳理打扮时，随处注意道德修养的问题，把美化容貌与修养道德联系起来，以达到身心美之目的。蔡文姬的成功是与其父所施此种教育有极大关系的。

蔡邕强调内在美的重要，即高尚品德重要的思想，以及把品德修养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教育方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子女衣着装饰较为重视。但家长在美化孩子外表的同时，也应时刻注意培养孩子的良好道德修养。读读蔡邕《女训》应会有所收获。

总之，先秦时的典籍中，虽有一些关于女子教育的语句，但总体来看，这些语句比较零乱，思想也比较模糊。到汉代，由于政治大一统和思想上“独尊儒术”的氛围，家庭女子教育思想更加明朗化，逐步形成了以道德礼仪为主，技能教育、文化教育为辅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目的是让妇女自觉接受礼教对她们的角色定位，培养符合儒家礼教的所谓贤妇良女。从此，“三从四德”遂成为“为妇之道”的基本准则。

三、汉代家训的社会作用

以上我们对汉代家训的内容与形式、主要特点进行了阐述，那么其时家训究竟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一问题，似乎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古代家庭的凝聚力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是靠血脉的天然纽带。二是靠道德的认同。家庭关系是一种包括血缘亲爱在内的伦常关系，个体成员对家庭的义务，主要是一种道德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维持家庭内部秩序，主要靠家庭道德认同。这种家庭道德最根本的内容，是要求家庭成员认同和遵从以家长权威为核心的家庭秩序。而古代社会的宗法等级制框架与血缘宗法制的家庭结构恰好形成同构性，在家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与在国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是一致的。在家若能事亲，在官必能事君；在家若能尽孝，在国则必能尽忠。家庭教育既能为小家培养孝顺之子，又能为国家培养尽忠之臣。因此，搞好家庭教育不仅成为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更成为国家的需要。“齐家”的关键在于“修身”，所以古代家庭教育把每个家庭成员的良好道德培养放在首位，汉代亦不例外。汉代家训的内容虽各不相同，有传授谋生技能的、有讲授文化知识的、有训诫处世哲学的，但伦理道德教诲则是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纲常名教，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纲常名教的核心，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统治。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正是通过家庭教育而得以普及，使人们能自觉地把其作为行事之总则。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通过学习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取得社会生活和正式社会成员的资格，形成和完善个体社会性的过程”^[10]。人的社会化是随着人的身心不断发展成熟，而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的家训，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古代家庭结构与我们现代家庭有很大不同。现代家庭子女成人后，多另立门户，单独生活。而古代家庭子女在成家立业后，往往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从官僚豪门到庶族百姓，大都是两代或三代同居，即父母辈与子辈，或祖辈与子女、孙子女辈生活在一起。其所受家训教育是终身教育，只要父母、长辈在世，晚辈就有接受教诲的义务。如汉昭帝时隽不疑为京兆尹，负责京畿地区的治安与刑狱等事。隽不疑每次复审完案件回到家中，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隽不疑说多有平反，母喜笑，饭吃得多，话也多。如果说没有平反的，“母怒，为之不食。”在母亲督导之下，隽不疑为官，执法公允，“严而不残”，“京师吏民敬其威信。”^[11]正因汉代家庭教育从胎儿到垂老贯穿人的一生，生命不息家教不止，故它对社会的影响远非现代家教所能比拟。

汉代家训，除通过向子孙灌输伦理道德知识、生产技术、生活经验，即把一个生物人培养成一个社会人，来对社会产生影响外，还通过世代相承的家教门风，来影响社会风尚。汉代人在进行家训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对子女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作用也是极大的。因此，汉代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的言传身教作用。家长要求子孙后代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以身作则，把律己与教子统一起来。这不仅对子女、对父母，而且对形成良好的家庭风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杨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称为“关西孔子”。^[12]曾任东莱太守。当他前去赴任，途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报知遇之恩，夜里带着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杨震很生气地问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厉声斥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满面羞愧地带着黄金离去。杨震因只靠官俸度日，从不接受私人馈赠，生活清苦，“子孙常疏食步行”。一些故旧长者常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为所动，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13]后来，由于杨震刚直不阿，多次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樊丰所诬，罢官自杀。死时留下遗嘱，叫子孙将自己薄葬。杨震清廉耿直的为官作风，对子孙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其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曾任侍御史，豫、荆、徐、衮四州刺史。“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14]杨秉为官也以刚直著称，“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15]。完全继承了其父高尚的人格风范。杨震的曾孙杨奇灵帝时为侍中，不肯随便奉承灵帝，灵帝感叹道：“卿强项，真杨震子孙。”从杨震到三国时的杨彪，杨家“四世为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16]。杨家清白的门风对后世社会也有影响。如南朝梁人徐勉就曾效杨震，“虽居显位，不营产生，家无蓄积”。“门人故旧或从客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17]从此教子廉洁者，代不乏人。

总之，汉代家训以自己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国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巩固，保证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汉代家训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包括帝王家训、女子家训、胎教等在内的家训框架，从形式到内容为二千年封建社会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重视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培养子弟具有自立自强、吃苦耐劳、廉洁奉公、谦虚谨慎等品格的做法，对于我们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启迪借鉴作用。

在当代的家庭教育中，大多数家长被一般的社会期望和价值观所左右，往往从提高学业成绩的角度来关心子女的成长，很少顾及孩子的个性成熟和社会化问题。“望子成龙”成为许多家长的教育价值目标，因而出现了“重智轻德”的现象。他们对知识、才能十分看重，往往认为考高分、上名校便成了才，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施以学习的重任。许多父母按照学校的要求给子女补课辅导，命题考核，检查作业，改正错误，家庭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继续和延伸，变为学校的第二课堂。而忽视孩子个性、精神面貌和道德观的培养，致使孩子获得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缺乏“为人之道”的引导。在孩子身上出现了道德、品质、意志、情操等方面的许多弱点，诸如不同程度的自私、任性、骄傲、脆弱等，影响了健全人格的形成。重温汉代家训中重视道德教育等内容，无疑有助于改善当前家庭教育的状况。

【注释】

[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076页。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9页。

[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931～932页

[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2页。

[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5页。

[6]同上。

[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

[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8页。

[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747页。

[10]季诚钧：《家庭教育学》，南方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036～3037页。

[1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759页。

[13]同上，第1760页。

[14]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769页。

[15]同上，第1774页。

[16]同上，第1790页。

[17]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