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绵延流长、博大精深、意蕴深厚，在世界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而礼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涵、特质或表征。因缘于此，当人们一提到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自然便会联想到礼。
1983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钱穆先生在接受美国学者邓尔麟拜访时，曾对礼作了这样一种阐释：“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此一对“中国之心”的反思、体认，以及中国核心思想的定位，洵为睿识，且有相当的历史依据，尽管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www.xing528.com)
在《国史要义》中，柳诒征先生抉发礼之于史的意义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之所以得出这一认识，是因为在柳先生看来，“伯夷所典，五史所掌，本以施于有政，范畴当时。久之社会变迁，人事舛牾，史官所持之礼，仅能为事外之论评，不能如周官之逆辨考赞矣”，然“赖此一脉之传，维系世教，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而史书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正因如此，“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所以柳先生强调：“从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礼，故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者，盖莫大乎此。徒执书志以言礼，不惟隘于礼，抑亦隘于史矣。”[2]
正因为礼之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密切关联性、重要性、不可或缺性，故而产生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且用以指称中国的概念——“礼仪之邦”，以及与之仅一字之别的“礼义之邦”。但问题是，这两个词语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别？其历史演进脉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本文拟对此略事勾勒，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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