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与修身——汉代翕然考的启示

［日］高木智见（日本国立山口大学）

正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这句话所象征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由拥有完整道德与人格的政治统治者来教化民众、指导民众，并维持社会秩序被看作一种理想，即所谓“修己治人”。

从追求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角度回顾传统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平均主义等诸多思想。那么在汉代，人们是如何致力于实现“修己治人”这一属于德治主义理想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梁启超在他晚年的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是这样叙述的：“良好的政治须建设于良好的民众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本质，要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不断的保育，方能向上……儒家以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问其何以能如此，则曰在上者以心力为表率，自然能如此……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2]

也就是说，如若统治者亲为表率，以身作则实行教化，人民就会自然受到感化，于此便能形成人人皆君子的理想政治的基础。梁氏的行文合乎论理，史料运用也极为巧妙，由此提出的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然而仔细想来，仅仅通过统治者的“修己”，是否就可以期待实现“治人”，亦即人民自然受到感化、自我提高的境界呢？不得不说这过于主观和乐观了。况且，话说回来，到底该怎样理解人民受到君子感化这一现象呢？

对于这样的怀疑与疑问，梁氏代替儒家做了如下说明：“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在上者之人格与一般人民人格相接触，使全人类之普偏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我之人格，为宇宙人格之一部，与一切人之人格相依相荡。我苟能扩大我所自觉之人格使如其量，而以全人格作自强不息的活动，则凡与我同类之人未有不与我同其动者也。儒家所信之教育万能，专在此点。”^[3](www.xing528.com)

梁氏通过阐述“同类意识之感召力”（使人们产生一种大家都是人的同类意识，而且感动他人，将他人聚集起来的力量）或“我之人格，为宇宙人格之一部”等儒家独特的世界观（如后文所述，这即是中庸的世界观），指出儒家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奋进，便能感化整个人类。

然而梁氏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儒家主观的信念而已。的确，政治统治者自觉的努力和精进，通过同为人类的意识这一媒介，是能够影响他人使他们的人格得到提高的。但仅凭这样还是不能认为据此就可以迫使全人类统一行动，达到“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的程度。

尽管如此，儒家的这种“修己治人说”作为中国人的理想存在了二千多年依旧是事实。到底这种理想是否只是存在于士大夫脑海中的一种空想，还是说并非水中月镜中花，也有某些应该用“修己治人”之语来形容的历史事实存在呢？要思考这个问题，一定要离开儒家的所谓经典，将目光移到史书上，根据历史史实进行具体探讨。

本文并没有准备对这一问题作全面回答，探讨的对象仅限于汉代，看看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是否通过“修己”达到了“治人”。也就是说，承担教化人民之职的官僚展示出作为人该有的姿态时，是否存在民众受到感化、仿效官僚提高自我这样的情况。进而言之，如果存在这类状况，那么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论理呢？本文拟对此予以揭示。这即是尝试根据历史的实际状况来理解梁氏用“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这一概念来说明的情况。

以下，我们将首先确认儒家思想中“修己治人”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揭示汉代曾经致力于实现此类儒家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想通过澄清“翕然”一语的含义，分析汉代政治统治者的“修己”作为史实与“治人”相关联的固有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