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保义洋（岐阜圣德学园大学）
1993年9月，我怀着对陌生的异国生活的期待感和少许的不安，从东瀛来到塘沽港。到了南开大学，我立即跟刘师联系。翌日，恩师亲自到宿舍来接，并带领我边游览校园边询问我的学习计划。那时我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今已近乎忘却，但仅记得刘师说过的半言只语。
自那以后，我除了旁听刘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课之外，还被允许每周拜访一次东北村的师宅“再思室”（当时未迁至“洗耳斋”），接受指导。对于当时刚刚成为博士生的我来讲，恩师的治学态度和教学方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刘师讲课、谈话时的诸多场景，至今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所说的“受益”，并不意味着我全都受到恩师的影响在思想上来了“一大变”，而应当说是有了不少“小修正”。比方说，我在留学之前对现代新儒家的一些观点深有怀疑，可又不知其所以然，但听了恩师的“现代新儒家大谈‘理’，但不愿谈‘礼’”之语，便疑窦顿消，心里洒落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留学结束回国以后，1996年我就职于今天所在的大学。自那时起，只要有机会到京津地区，即使再忙我也要抽空去拜望恩师。2012年，我还荣幸地在“母校”“回炉”，过了很有意义的四个月的研究生活，并得于近距离地接触了历史学院的研究队伍——其中很多成员是刘师的高足、我的师兄师姐们。我这次“回炉”当然也是沾了刘师的光，只可惜那期间恩师客居于美，无法拜见。
教务之余，我时常埋头翻阅刘师的大著——其中既有恩师惠赐的，也有自己购买的。通过阅读，我越来越了解并认可恩师在汲取自己的历史主体认识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学术理论与治学方法。在阅读《史家面前无定论》[1]《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2]以及《困惑与思索》[3]等雄文大篇时，我深为恩师作为史学家的理念和态度所感动。尤其是对恩师近几年来在一系列的论战中所发表的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高论，至为钦佩。
对王权主义阴阳（刚柔）组合结构的发现，确实是“刘泽华学术群体”的一大贡献。有关这个结构的理论详情及其在中国史上的确切例证，恩师及同门之士的论著中均有丰富多彩的描写和议论，恕不赘言。不过，必须指出恩师的这个结构理论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适用于解读其他东亚各国的政治思想。因篇幅有限，下面仅就民本与君本的关系举两个例子吧。
日本近现代的著名史学家平泉澄（1895—1984）曾经通观日本历史，并作了如下结论：“我国从来不是民主之国，始终是君主之国，但其君主的目标在于实行民本之政，这就是重大的特质。”[4]目前我还不敢轻易判断事实上是否真如平泉澄所主张的那样“我国特有”，但却容易看出其思想中有阴阳组合的萌芽，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与恩师的发现不谋而合。
另一个例子是16世纪朝鲜有位赵光祖（号静庵，1482—1519），他以强化王权为目的(他自己明言的[5]）纠合儒生搞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却没想到中宗王（在位时间1506—1544）会把他的行动与存在视为对王权的最大威胁，结果是他含冤被赐死了。然而他在朝鲜朱子学道统上的地位却历来受到重视。最近竟有人指他“以士权对抗王权”，甚至说“他的思想当中富有民主要素”，这不仅明显地颠倒了历史事实，也诬蔑了古人。其纰缪不言自破。尽管如此，赵光祖的事迹无疑是我们考察王权与士大夫关系的一个好例，其具体分析与探讨乃待于今后的研究。
行文至此，我还不由地想起我的另一位恩师——加地伸行（1936—）师。没有加地师，我就不可能师事刘师。这两位导师在确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时，虽然都从先秦思想出发，但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他们的思想方向截然相反：一是尊儒、重传统，另一是批儒、反传统。其实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这两位“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肩负强烈使命感的政治思想家”[6]的同要多于异。如刘师自己所说，把他一味地框在“批儒”范围内显然是大错，[7]而加地师也承认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东西（主要是其礼教性）不适用于现代社会。[8]
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两人都在思想体系上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在研究方法上也都起自早年严厉批评“道学式研究”和“教条主义的研究”这两方面的错误路线，却又因擅长“独立思考”最终确立了各个学术思想体系。[9]或许真因其故，其言其行无不闻到“五四精神”的残香。这莫非是我之所以景慕刘师，崇拜刘师却被隐藏起来的理由之一吧？!我曾在发给刘师的邮件中写道：“至于学生自己的‘国学’观，可以说正是‘加地学派’与‘刘泽华学术群体’的混合物。”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结论（当然还混杂着其他学者的影响）。几年前，有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朋友对我说，如果刘泽华与加地伸行这两位大师能够直接会面并尽情论学的话，定将成为学术研究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虽然觉得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加地师从来不喜搭飞机，至今尚未去过中国大陆），但对其具有特殊意义的说法却是完全同意的。
2013年我搬了新家，新的书斋和藏书室尚未整理好，书架上却先排列了刘师的十几部大著，目的是想通过翻开这些书页与刘师“对话”。书桌上还摆放着快要结束留学准备回国时与刘师的合影。相片中恩师的头发尚乌黑，我嘴边亦无髭毛。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星移斗转，两人的面貌都已有了不少变化。恩师依然活跃于学术论坛，思索不止，老当益壮。每当看到这张相片，我都不由地肃然而起，重拾抱残守缺、洞视三世的素志。(www.xing528.com)
谨以满腔的敬意祝愿恩师寿比南山!
【注释】
[1]参见刘泽华：《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第646～65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6月6日。
[3]参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07～128页。
[4]［日］平泉澄：《国体与宪法》，载《仰慕先哲》，锦正社，1998年，第325页。
[5]赵光祖：《狱中供辞》（载《静庵集》卷二）写道：“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国家病痛在于利源，故欲新国脉于无穷而已，顿无他意。”
[6]张荣明：《刘泽华先生学术思想管窥》，崔向东等编著：《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488页。
[7]参见刘泽华：《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与理念》，崔向东等编著：《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
[8]参见［日］加地伸行：《何谓儒教》，中央公论社，1990年。
[9]参见［日］加地伸行：《加地伸行著作集Ⅲ》（第一章），研文出版，2010年。至于刘师的文章，诸位应该都熟悉，故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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