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您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近三十年来成果丰厚，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先生（以下简称刘）：之所以选择中国政治思想史，既有个人经历的原因，也有学理上的考虑。在学理上，我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我感到政治思想在中国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影响全局；另一个就是分析国情的需要。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奠基之作。书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尤其突出，他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章太炎先生也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再后钱穆也说过中国士人以政治为宗教。我感觉确实是这个样子。你们可以看看《吕氏春秋》，它可以说是诸子百家的一个总汇，全书比较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去论述问题。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也归结为一个“治”字，再后班固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想梁启超等人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从学理上讲，我们要研究政治思想，我绝对不是说政治观念囊括一切，但确实占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变得比较薄弱。葛荃等人合作写了一本《认知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程给梳理了一下，还有一本书《中国政治
*原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4期。思想史研究》，这个挂了我的名，实际上也是葛荃做的，这本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一个概述，同时也选了一些这个领域当中有影响的文章。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们翻翻这两本书，就能了解过去的研究情况。
《历史教学》：确实，1949年以后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比较薄弱，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您又是其中比较早的，您刚才说到，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出于分析国情的需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刘：分析中国的国情，的确是我的一种承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曲折折很值得反思，其中我认为政治思想的反思尤为重要。“文革”后期我开始萌生了怀疑，更觉得应该对政治思想进行清理。(www.xing528.com)
“文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浓缩。它里面的问题太多，有诸多元素，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姑且用“现代封建主义”（目前关于“封建”这个概念争论分歧很大）这几个字来概括。“现代封建主义”的大泛滥是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几乎全民都程度不同地、主动地或被动地卷进去了，在“地下”固然有先知者，但公开在报章上进行批判的史学家，我感到要特别提到黎澍先生，他在1977年写了一篇论述现代封建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有很强的共鸣，并坚定了我研究政治思想的想法。
现代封建主义的大泛滥，是重要的国情，我们应该揭示这种封建主义的历史背景，明确它在现实当中的表现，这些现代封建主义的东西，管它叫历史的积淀也好，叫历史的传承也好，确确实实，在当时的很多人身上存在，而且以特殊的理论的形式征服了或者是说服了中国的多数人。征服和说服这两者性质不一样，我个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信服的；也许有些人是被征服的，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服”，这就很麻烦了。有些人曾加入现代封建主义的合唱，现在又在他们的文集中把这些东西都删掉了，我想，怎么能删得掉？以后有人翻出来，即使已仙逝也会很尴尬的！我想要清理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首先清理我们自己。
总之，学科学理与反思国情就是我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主要依据，也是我三十年来循而不改的一个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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