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博览》：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泰斗郑天挺先生说，没有两万张卡片的积累，不能写书。这句话成了您青年时代的座右铭。据说您存的卡片有四五万之多，是这样的吗？
刘泽华：郑先生的话，强调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资料，研究从何谈起？我属于平庸之才，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就拼命抄。别人可以称“文抄公”，我就叫“文抄卒”吧。
我受南开大学影响最大的就是强调实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南开大学的传统是形而下的东西比较多，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少。我力争从形而下向形而上发展。尽管我讲了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我欢迎在形而下领域对我进行批评。希望批的人用材料来推翻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没有人从材料上把我推翻。
《学习博览》：1961年，您在南开大学开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您的同年级同学还在隔壁听课，当时是什么情况？(www.xing528.com)
刘泽华：当时我的老师王玉哲先生突然生病了，主管教学的魏宏运先生通知我，让我接替王先生讲课。魏先生用人比较大胆，我自己也是不知深浅，竟然敢于冒险。后来，我讲课还可以，也没砸锅。如果当时砸了锅，恐怕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
要说我这个人，助教的资格肯定是不够的。我没有学历，没上过高中，大学只上了一年。为什么选我当助教呢？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我在南开小报写点小文章，还有就是认真学了点理论。大一的时候，有个全系的大辩论，很多人说学历史没有用，我出来发言，侃侃而论历史学的重要，给人留下了一点印象。我的一位老师，50年之后还记得那次发言。到了1960年，抽调出来的人都重新回去再学习，唯独留下我一个。退休以后，我才问当时有决定权的魏宏运先生：为什么单单留下我？他的回答很简单：我留下你，没留错。他也没多解释。
到了1978年，我又破格被提升为副教授，如果当时古代史的四大教授有一个出来反对，我也过不去。这可能与我写过不少文字有关系，也与我“文革”中没有整过人有没害过人有关系，总之很顺利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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