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王权主义，迈向权力制衡

《学习博览》：您是怎么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的，能阐述一下吗？

刘泽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会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它最核心是为君主服务。除了极少数人主张“无君论”以外，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各式各样的君主制度。君主制度本质是人治，归根结底都会走向专制。比如说儒法道墨，他们都在呼唤理想的君主，对君主制寄予很多的理想。寄予的理想越多，给予的王权就越多。希望王权拯救人类，必须赋予它权力，赋予它各种资源，甚至把天下都赋予它，然后靠它去拯救世界。它到底能不能救这个世界，是另外的问题。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君主制，从开始就走上了王权专制的道路。先秦只能叫“王”，从秦始皇开始才叫“皇”。我提出“王权主义”包含了后面的皇权，反之则不然。由“王”到“皇”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周虽然实行分封制，好像是分权，但是周天子和各诸侯还是专制体制，只是范围大小、区域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我用“王权主义”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的特征。

《学习博览》：有一种观点说明朝有几位皇帝被内阁架空，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会不会影响到您对王权主义的判断呢？

刘泽华：这不是制度的问题，是皇帝个人能力和兴趣上的问题。崇祯都到明朝末年了，在他当权的十几年中，可以换掉50个宰相，这反映什么问题？一个末代的帝王，竟可以时间不长就换一个首辅，权力又是从何而来？嘉靖为“大礼仪”之争，打死了那么多人，最后还是皇帝胜利了。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大臣、太监专权，太后、皇后专政，他们不过是扮演了皇帝的角色。这只是王权的另一种转化形式，它的本质还是“王权主义”。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研究丞相制度得出一个结论：丞相、宰相就是皇帝的大管家。田余庆先生写《东晋门阀政治》，表面是司马和王氏共天下，实际上最终还归结于皇权、王权。

《学习博览》：您是在哪一年形成“王权主义”这套理论的？(www.xing528.com)

刘泽华：应该是在1979到1982年这几年间基本形成的。我当时有几篇文章，比如最早的一篇《清官问题评议》。1978年、1979年，当时要求清官出来，平反冤假错案。我认为“清官”观念不是好东西，本质还是人治。这篇文章竟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当时还讲纳谏、进谏，有人认为是民主，我认为它只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形式。进谏和纳谏，讲的是兼听而独断，允许人进谏，但决断归当政者，这怎么能算民主呢？

1982年，我写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一文，认为先秦诸子争鸣不是在“争”什么样的体制，而是争哪一种君主专制。它的归宿点在君主专制。像孟子说的要“定于一”，最后归结于要有一个圣君。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他是先秦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必然产物。秦始皇是一个“杂家”，他吸收了儒、法、道、墨等许多家，不能简单地说是法家，我认为更多的是儒家，至少是儒法混合的。其实，儒家一直没有离开政治舞台，即使在先秦法家最盛行的时候，一些诸侯打着“王道”的旗号，实行的也是儒家之道。韩非说得很清楚，六国为什么灭亡？因为六国尚仁义，就是崇信儒家。这个观点从考古发掘里也可以找到实证。汉初也是崇尚儒家的。第一个祭孔的是我们的老祖宗刘邦，他需要儒家的这一套礼仪来维护统治。

《学习博览》：中国怎样才能走出王权主义？

刘泽华：王权主义很简单，就是独裁。要走出王权主义，必须要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让外科医生给自己做手术大概也不那么容易，但还是应该逐步推出不同层次的制衡机制，不要让权力过分膨胀。顶尖的大格局不变，也可以有分级，实行权力制衡的空间。譬如不要采取简单的归口政治，不要搞一把手说了算，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否决权，总书记上任要竞选，权利结构不要搞统一的，如公检法不要统一在一个口，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透明化，媒体监督真正放宽等等。还是有很多可以运作的空间的。

另一方面，要让社会成长起来，成为独立的一种力量，实现博弈，逐渐培育出公民社会。社会如果不发展，想有制衡力量也很难。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想包办社会就会出来黑社会。其实，美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多，但是那个社会在多年的磨合中有一个博弈。比如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可以罢工、上街游行，这都是自由的。我在美国经常会看到一个人拿着标语抗议，他就用这种一个人的抗议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社会发展起来，我们才能够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才能够走出王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