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意识形态论战解析

1971年，作为林彪——他被视为激进的左倾主义分子——覆亡事件的连带结果，中国出现了短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弛局面，个人学术著作的发表获准恢复。^[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泽华参与了——尽管不是有意而为——一场重要的意识形态论战。此时他写过一篇关于秦始皇的论文。秦始皇是首位统一中国的帝王，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肯定。刘泽华在充分肯定秦始皇功绩的前提下，对秦政权的暴虐本性给予了些许批评。他的评论是用当时能被接受的阶级斗争话语表述的，并且经过了南开大学党委的审查认可，定于1973年夏天发表。然而《南开大学学报》刚一印出，一个新的指示下达了：从此以后，林彪不再被定为左派，而是“极右”的右倾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自己是“秦始皇+马克思”，秦始皇就不能再批评了。被吓坏了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勒令刘泽华写检查，并把他遣送到乡下以避免接下来有可能遇到的麻烦，已印成的8000本杂志立即付之一炬。这篇论文最终在1977年即毛泽东死后一年发表。而对秦始皇的兴趣促使他进一步去考索皇帝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君主一步步走向绝对专制的演进历程。

1974年，刘泽华卷入了第二次，也是更加公开的一场论战。这一年夏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1914—1991）及其支持者（即后来的“四人帮”）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即“批林批孔”运动）。按照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儒法之间的斗争可上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53），此后不间断地贯穿历史的始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也为了证明同“反动的儒家”进行斗争的法家的一贯进步性，由毛泽东批准于7月间在北京召集了一次“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出席的除了学者还有工人农民，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接见了出席者。刘泽华应邀参会，并发表了与党的新路线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强调：第一，不论法家还是儒家，代表的都是剥削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因而它们之间的斗争应当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分析；第二，没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的“永恒的”斗争。事实上，早在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便非常明显地减弱了，到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彻底消歇。刘泽华的发言导致了江青的主要党羽之一——来于清华大学的迟群（1932—1983）的激烈反驳。侥幸的是批判矛头很快转向，他又一次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但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前不得不保持沉默。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同他们的争辩为刘泽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此后的两年里，他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史学家出现在世人面前——新一代中国学者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1977—1978这两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被称为“凡是主义者”的保守派——他们拒绝偏离毛泽东的遗产（也是“文革”的遗产）所确定的基本方向——同围绕在再度上台的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围的、要求改革的反对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很多学者站在改革者一方，参与了对“文革”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批判。^[4]在对毛派观点的意识形态反击战中，刘泽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第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发表于1978年的《历史研究》^[5]上，文中他不仅反对激进主义者在1966年抛出的“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人民日报社论），也不是简单地给“四人帮”贴上“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的标签，而是继续前进，踏上了思想解放的路途。他呼吁破除历史研究领域的“禁区”，呼吁对儒家思想进行客观的再评价（当时儒家思想仍然被蔑称为“反动思想理论”），呼吁全面放弃对历史人物的神化或妖魔化。他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主张改变以阶级斗争分析法包打天下的局面，不再把它看作阐释历史进程的唯一方法，而代之以对生产力概念的重新强调。在第三篇文章中，他尝试对秦始皇做一个公允的再评价，把他看作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虽然有很多功绩，但也有很多错误和失败的地方。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以某种方式对80年代意识形态坚冰的消融作出了贡献，从而为他在当时的思想斗争前线赢得了一席之地。1983年，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他再一次成为批判的靶子，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基本了解”，不过他还是得以免于严厉的惩罚。(www.xing528.com)

在80年代，刘泽华被选举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历史系迅速发展为中国大陆的大学中最好的院系。这位新上任的系主任得以开展一些大胆的实验，其中包括第一次开设人权史课（人权在80年代还是一个刚刚从无法无序的阴霾中凸现出来的概念）、第一次开设了讲授文革史的课程，支持讲授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抗日。在卸下系主任一职以后，刘泽华以前所未有的勤奋继续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对中国古代君主那无所不在的权力和他们在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发展历程中所施加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90年代末开始，他往来生活于美国和南开两地（他的两个女儿已在美国定居）。现在他虽然已正式退休，但勤勉的学术生活仍一如既往：著述、指导学生、参加学术会议等。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影响在南开大学以及任何有他的学生或以前的同事的地方，都显而易见。他的后继者们对他提出的观点和概念不断加以发展与深化，形成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充满生气的“王权主义学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