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认为自己早期的经历是一连串幸运的巧合。他的母亲是当地一个贫农家庭的长女,因为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二十岁了仍未出嫁,在那个时代已成了超过婚龄的老姑娘。当时她病得很重,她的父亲开始急着为她寻找冥婚的对象,未婚而亡的女子是不能葬在祖坟里的,所以不得不把死者“嫁”给某位已逝的单身男子,以便同他埋葬在一起。这当口,经一位媒婆的说合,他母亲嫁给了邻村一位五十多岁丧偶的农民,俗称“填房”或“续弦”。这桩婚姻事后证明非常成功:新娘不仅起死回生,而且为她的丈夫生了四子一女(前妻已有了四个孩子)。生于1935年的刘泽华是家中最小的一个男孩,排行老九,乳名就叫“九”。
尽管被共产党的政府划归为富农,刘泽华的父亲并不富裕,没能力为他的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泽华的哥哥们只上了一两年的小学,对多数世代文盲的家庭来说,这种情况很寻常。然而到刘泽华这里,命运发生了改变:一天,三岁的刘泽华同他五岁的哥哥在一起玩耍,一位算命先生从旁边经过,预言这兄弟俩前途无量。考虑到算命先生没有索要报酬,泽华的父亲对这预言深信不疑。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告诫自己的妻子在他去世后照顾好孩子的学业。这一点他的妻子做到了,兄弟俩都入了学,成就了非凡的人生:一个成为著名教授,一个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刘泽华生活的小村坐落于极具战略价值的石德(石家庄—德州)铁路附近,这给他带来了一段痛苦的经历。他的童年正值日本占领时期,入小学后,他不得不接受日本人推行的准军事化训练、学习日语,以及向日本天皇的画像行礼。1945年以后,他的村子卷入国共两党展开的内战:白天,国民党势力把怀疑为通共者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村口;到了晚上,共产党的游击队展开反攻,绑架、处决他们的敌人。1947年,因为被共产党接管,刘泽华所在的学校被暂时关闭,这个深怀求学梦想的孩子不得不回到家中那块土地上,力农为业。好在到了1948年底,刘泽华又进入了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并且第二年成功考进了石家庄的一所初级中学。在那个时代,这已是一个农村孩子所难以取得的成就了。算命先生的预言继续在发挥作用:1952年中学毕业后,刘泽华进入了一个刚刚在天津开办的俄语培训班,这使他获得了从事教师的资格,尽管他没有读过高中。几年后,经过在石家庄作为“马克思主义教员”的短期培训,刘泽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考入久负盛名的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他又离奇地被抽调出来当助教,由此开始了作为专业史学家的生涯。(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刘泽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整个60年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党当然还有毛泽东本人的虔诚信奉者。“文革”期间,如果不是因为家庭背景有问题(富农出身)并被那些热情更高涨的革命派倾轧而幸运地“靠边站”了,他很可能会加入红卫兵的行列。在1966—1972年的动乱时期,他时而被列入监督的名单,时而成为斗争的对象,时而被赦免并获准加入“革命群众”,时而被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又再次恢复他在已被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南开大学的助教职位。而相对低下的地位使他避免了更坏的命运:成为被迫害的牺牲者或迫害者。个人经历的反复无常、沉浮起落算不上什么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正是从那时起,刘泽华开始思考导致国家愈演愈烈的疯狂与暴力的原因。由于拒绝简单地归因于毛泽东(1883—1976)个人,刘泽华开始追寻更深层的答案。这种探索很自然地引导他去考察政治权力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以及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根源。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刘泽华把“文革”视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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