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刘泽华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刘泽华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文革史学”既指那个时期的史学,但更主要的是指那种思维方式。我是“文革史学”的追随者,虽然有点跟不上,但还是努力跟的。随着认识的深化,我逐渐认识到必须从教条主义中走出来。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达数百人,“文革”中被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几乎都出席了。应该说这个目的达到了,秦始皇从史学研究的“禁区”被移到了自由认识区。为了从“文革史学”走出来,还需要清理一下历史认识论问题。

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刘泽华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难道还有“文革史学”吗?我说不但有,而且非常有特色,并影响了一个时代。所谓“文革史学”既指那个时期的史学,但更主要的是指那种思维方式。那种思维方式远于“文革”,又后于“文革”。我是“文革史学”的追随者,虽然有点跟不上,但还是努力跟的。1969年再一次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时,以我为主(没有个人署名)写的一篇文章曾广为流传,但招来骂声一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有点清醒,与其跟也跟不上,索性不再跟了。我在1974年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与会议主题相左,可算个例证。这次会是为了落实最高指示,大人物、大学者出席的很多,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其实也快四十岁了)有幸忝列其中。我当时真不知人们出了什么毛病,一窝蜂地大讲:“要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中国历史。”我这个后生小子也不知道当时从哪里来了一股子邪劲儿,站到反对者的立场,接连说“不”!于是我上了“黑材料”。“四人帮”垮台后“清理”这次会议时,把我所谓“顶风”的事发掘了出来,因此还“风骚”了一阵子(《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有文披露)。当时我之所以敢“顶”一下,倒不是我有什么深沉的理论思考,只是想这种提法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怎么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出现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批这、批那,自己越来越跟不上,而且疑团重重,惹不起,只好躲开。其实躲是躲不开的,还憋了一肚气,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连续写了多篇批判文章。就实而论,我的思维方式与“四人帮”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差别只是对当时的政治选择不同而已。随着认识的深化,我逐渐认识到必须从教条主义中走出来。1978年初我写了一篇《打碎枷锁解放史学》的文章,意在批判“史学革命”那一套理论和打破禁区。适逢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要召开(6月),我因上边说到的“顶风”一事而成为这次会议的特约代表,会议的主持者看了我写的这篇文章,并让我在大会上宣读了全文,随后在《历史研究》八月号发表。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达数百人,“文革”中被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们几乎都出席了。我很佩服会议主持者的胆识,很多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的人都请来了,真可谓史学界的一次解放大会!

我虽然向“史学革命”论发了难,但何以会发生“史学革命”?我并没有说透。经过反复思考,初步意识到根子在极端的“阶级斗争说”。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经过再三思索,我与王连生先生共同写了一篇《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对神圣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生产比阶级斗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1978年初冬我们把文章投给《教学与研究》,王思治先生很快给我们回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大约同时得到“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的征文通知,我们把修改后的稿子也寄给了会议筹备处。这篇稿子得到会议主持者的支持和首肯。会议于1979年4月在成都召开,我在会议上宣读了全文。不约而同的是,戴逸、王戎笙先生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唯一动力”说提出质疑。于是在会后,史学界围绕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开展了一次广泛的讨论。这是多少年来所没有的一次心平气和的争鸣。我认为这次讨论对史学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收获,其中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唯一动力”说是可以讨论的。

与上文几乎同时,我和王连生同志还写了一篇《评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投给了《历史研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编辑部很快回信,并决定采用。编辑同志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和润色,文章的题目就是他们重新拟定的。文章在1979年四月号发表后收到多封读者来信,很多人从政治上对我的观点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责其意在“砍旗”等。是不是“砍旗”姑且不论,但对秦始皇的评说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禁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闯闯这个禁区,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声明,要对秦始皇来一番自由认识和评论。应该说这个目的达到了,秦始皇从史学研究的“禁区”被移到了自由认识区。(www.xing528.com)

以上三篇文章在当时史学界颇有点“轰动”效应。我们的文章虽然是自发写的,又是自流稿,然而如果没有史学界有影响人物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发表的。我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里,从来没有打听过是谁支持了我们的文章,也没有说过一句道谢的话,真是太悖情了!关于这点以后有机会再叙说。

为了从“文革史学”走出来,还需要清理一下历史认识论问题。这既需要读点历史方法论的有关著作,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和经验,从中理出一些认识上的道理来。我20世纪70年代末开设了“历史认识论”的课程,与此同时还约请了一批年轻人“加盟”到对这一问题的共同研究中来。我与合作者前后写了十几篇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文章,并引起了史学界的专门讨论。这些文章有《历史认识论纲》《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性认识》等。本来还拟写《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性认识》《历史研究中古今贯通性认识》《历史认识的检验问题》,但很遗憾,未能完成,只能俟来日了。在历史认识论这个问题上,只讲几点个人的体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