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社会：刘泽华先生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关键

倏忽之间，迎来了泽华师八十华诞。记得九年前刘氏弟子以一本名为《王权与社会》的论文集敬献先生七十寿庆，至今书香犹在，而先生健朗依旧，风采依旧。语云：“纸墨之寿，永于金石”，为先生寿，最好的形式是刊于竹帛的文字。在先生寿诞之际，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著作将先生及部分弟子多年的学术思考熔于一炉，体大精深，自出机杼，填补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其出版堪称学界盛事！与之相比，本文集则是众弟子为先生八秩华诞奉上的生日蛋糕。内容凡两大部分：学术论文与回忆文字，前者则争奇斗崛，各擅胜场，每发一论，必从史出。或有惊人可怪之辞，绝少无病呻吟之作。后者则记录了各位同门追随先生为学为道为人的点点滴滴，活色生香。从中可见，泽华师不唯是坚守原则和底线的严师，还是众弟子心目中的“好老头”。当年师生聚缘，有此图景，今立此存照，“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

任何一个历史专业的新生，在入学教育中即被告之：“读史使人明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此等等，但不幸的是，林林总总的史著，常常给读者提供的却是一面面历史的哈哈镜，甚至是《聊斋》中的魔镜，足以人妖颠倒。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大的原因仍然是研究者缺乏陈寅恪先生所固执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者司马迁所说的“一家之言”。钱钟书先生曾言，所谓学术乃二三素心之人，于荒江野老屋中所为事也。无“素心”乃无“独立”、“自由”，当然谈不上“一家之言”，无怪乎学界中人随意识形态俯仰者有之，下笔千万言，终身不触一讳。更有甚者，藉学术以为富贵之阶者有之，自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足道也。

就历史学而言，真正的信史只能呈现在若干“一家之言”交相辉映的历史镜像中，但此处的“一家之言”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专属知识产权，而是个体的或群体的思想者直面历史客体的“独断之学”，无思想则无独断，无独断则无信史，无信史则不如无史。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国人对历史的健忘，却很少去反思健忘的原因，如果历史叙事者总在制售历史哈哈镜和历史魔镜，那么读者（或受众）有权利使自己的智商免受愚弄。

毫无疑问，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免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即作为历史思维主体的史学家须动用其全部心智，祛除外在的和内在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之“魅”，而“去魅”之道唯有针对研究对象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辨析史料，以接近历史的本真。泽华师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一身土气，坐井观天”，以为平生短长，尽在八字之中，其中不无“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倒认为，“一身土气”恰恰意味着泽华师以中国史料证中国问题的长期执着和艰苦努力，而“坐井观天”则激发了一个史学认识论问题：如果没有“掘井见泉”的求真态度与求实功夫，“天”又在哪里？那种“耳听域外来风，坐看云起云落”的宏大诗意，常常不免是历史学的陷阱，与“一家之言”或“独断之学”距离最远。

泽华师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服膺社会进化论的铁律，然而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素心”出发，他却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循环性和静态性，发现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权力支配社会”或“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进化之外的铁律。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和达尔文主义那里获取的智慧认为：社会进化从根本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动力学，由生产力的必然进步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必然进化，这种主流观点驱动并规约着中国当代史学的话语和历史叙事。在相当长时期内，历史学家习惯以生产工具的革新标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突变，抽象演绎社会形态的变革。刘泽华先生用实证史学的结论昭示人们：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人们社会身份的确立，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换言之，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而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与上述权力系统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观念体系，这三者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王权主义”历史样态。这个历史样态具有某种共时性和超稳定性。这就意味着历史进化并非乌托邦式的高歌猛进，其间不无停滞、循环甚至退化的一面。

我不知道先生内心是否曾为其历史阐释学与经典理论的扞格产生过一丝焦虑或不安？其实马克思在世时就提出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悖论，他反对一切将其个别结论作为终极真理的企图与行为。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就是马氏给出的一个留待后人解决的东方历史社会之谜，而中国史学界却长期在这个谜面的概念之争上大费唇舌，反而置谜底于不顾。我以为刘泽华先生卓有成效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至少提供了一种可以信据的答案和解释体系。

“思想与社会”无疑是理解刘泽华先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锁钥，作为历史学家，先生是从对历史社会的认知与反思切入思想史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他主编并参与写作了“文革”之际排除政治干扰的唯一一部《中国古代史》。1978年，他和南开历史系同仁在《南开学报》开设“阶级研究”专栏，此举成为世所公认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滥觞。在此期间，刘先生发表了《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等多篇考实性史著，至今成为不易之论。上述论著无可争辩地说明，古代地主阶级的形成并非经济运动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的“地产化”，因此“王权支配社会”说首先是实证史学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概念、范畴的简单推演。

与此同时，刘先生在“士人与社会”系列著作中，对思想和思想生产者的“士”阶层作了同步考察。就社会角色而言，“以道自任”的士人并非纯粹的思想与知识生产者，其更重要的角色乃是王权政治架构之下的臣工或候补臣工，游走于缙绅与乡绅之间。因此，其所任所弘之“道”无非“王道”（“霸道”是王道的过渡形式），所谓“修齐治平”，无非“治道”。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重心只能落在“为万世开太平”上。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皆务为治者也”，这一点迄今未改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轴心地位与襟带作用。

正因为如此，刘先生的研究打破了寻常的学科畛域，举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大概念、范畴、观念、现象、逻辑等，均在其视野之内。从学科分类的视角看，中国文化足以“横看成岭侧成峰”，文、史、哲、经、伦理、美学等，各得其宜。然而从政治思维的视角看，所谓“六艺”之属，形上之思，无不用心鼎力，拱卫“治道”。故刘先生及其后学多年来苦心构建的就不止一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屋宇，而是一幅结构谨严、有机整合的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振宏教授认为“王权主义学派”已经突破了具体的学科樊篱而成就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全新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重新结构中国通史应当成为该学派今后致力的方向。

自1958年执教南开大学以至于今，泽华师问学育人半个多世纪，兀兀以穷年，其著述之丰赡，思虑之精深，学界早有公论。但在我看来，先生远非“荒江野老屋中”的恂恂儒者，更是一位荷戟而立的战士，不乏截断众流的思想勇气。

先生对政治的反思始于十年“文革”，这体现在他未曾问世的日记之中，他在“八十自述”中坦陈：“日记所记载的我的思想，正是后来思想与学术观点的起点。”由此可见，先生对历史的警觉其实发端于他对当下的警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事丕变，乍暖还寒，先生即以史坛后劲之身份发出“打破枷锁，解放史学”的呐喊，以此划破长期禁锢形成的学术死寂，为黎澍先生引为同道。此际先生发表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诸论文，均足以振聋发聩，与哲学及政治领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同声相应，开启了改革开放初年中国思想启蒙之先河。

90年代以来，知识界曾经澎湃的启蒙精神与理想主义退潮，对传统的理性反思渐次让位于对传统的温情与讴歌，曾经孤悬海外、自叹“花果飘零”的新儒学一跃成为显学。如果说早期新儒学多停留在以儒家义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信仰层面和新内圣外王之道的学理层面，那么，作为其后学的海外新儒学，则进而视儒教文化为东亚现代化的内在动因，而欲建立“儒教中国”，新儒学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功利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国学热”大炽，各类国学研究会、周易研究会乃至以尊孔颂经相招徕的书院、私塾纷纷登场，政府官员祭孔拜圣，大造“文化品牌”，各色“心灵鸡汤”类的讲经释典充斥书肆荧屏……似乎一夜之间，满目儒冠。更有甚者，本应以追求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为职志的高等学府亦在“国学”的官学化方面推波助澜。2005年某名牌大学率先成立“国学院”，其校长自任院长，并极力推动国家教育部将“国学”定为一级学科。

对于国故派与反思派的学理之争，先生视为固然，但先生对已露端倪的“国学”（其实质是儒学）官学化保持高度警惕。2009年，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教育部因此中止了“国学”一级学科审议。而该名牌大学随即组织多名学者，以《光明日报》国学版为阵地对先生连加攻伐，先生亦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上三次著文，据理回击，同时与南开诸同仁联合发表《六教授建言：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经此一役，国学作为一级学科之议遂罢，国学的官学化和制度化努力暂遭重挫。

先生岂好辩哉？不得已也！(www.xing528.com)

近年来先生与师母多随女儿在国外居住，弟子们少了一些亲炙的机会。我一直遗憾，没能当面请教先生一个央视式的俗套问题——“请问先生，您的中国梦是什么？”这里，我姑妄臆测吧：

先生少年时，其故乡河北正定为日寇、国共各方势力拉锯恶斗之所，这时先生的梦想应是吃饱肚子，能在听不到枪炮声的村学里静静地读书。

解放了，太平了，先生追求进步，18岁入党了，但先生的梦想只是当一名初中老师，最好是一名俄语老师，且常有译作问世。

上大学，留校了，先生的梦想应该是伏案苦读，焚膏继晷，能当上像郑天挺、雷海宗那样的大牌教授。

“文革”了，斗翻了，先生的梦想或许是居家不被抄家，写书不必焚稿，腹诽心谤，不致获罪。

改革了，开放了，先生的梦想应当是，从此河清海晏，风平浪静，少能口无遮拦，老能不悔少作。

这些可能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落空了，有的修正了，有的变形了。还好，这只是我的臆度。

至于先生真正的梦想，还是听听他老人家九年前的夫子自道吧——

“我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所以要对她衰颓的经络痛下针砭，对她久疴的病灶厉加刀锯。我希望她能保持对现实的警觉，通过自我批判维护日进日新的健康机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饰的辉煌里沉溺不返。”

这是一个思想者的“中国梦”，有思想者，斯有思想者的思想史。

敬祝泽华师健康长寿！

学生何平谨序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