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谢·马卡宁与俄苏小说史

弗·谢·马卡宁，俄罗斯著名作家，“四十岁一代”作家的重要代表。1993年，他的中篇小说《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获第二届俄罗斯布克文学奖^[119]，1998年成为俄罗斯第10位获得普希金奖^[120]的作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活的经典”。多部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

一、生平与创作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Семенович Мака Нин，1937年3月13日生）出身于乌拉尔地区奥伦堡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母亲是一所中学的俄语和文学教师。马卡宁后来在数学和文学方面的成功均是父母影响的结果。1954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之后在捷尔任斯基军事科学院从事了五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登上文坛之前他已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出版过一本数学方面的专著。1962年秋，古巴的“导弹”危机几乎酿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出于呼唤和平、保卫和平的强烈冲动，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直线》，引起很大反响，后来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1965—1967年他进入全苏国家电影学院高级戏剧创作培训班学习，毕业之后从事电影工作。1969年马卡宁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就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正当马卡宁弃理从文，稳步开展他的创作事业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72年马卡宁遭遇车祸，导致脊椎骨折，经历了几次大手术，他卧床3年。病愈后，所经历的磨难使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他说；“这使我用一种宗教的眼光看待生活，由此知道了人生的真谛，人类存在的自我价值。”^[121]这段经历对马卡宁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卡宁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60—80年代初、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

60—80年代初，马卡宁立足于日常生活，描绘60、70年代苏联社会经历的“安乐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战后重建工作结束，物质生活达到温饱甚至富裕之后出现的。马卡宁着力表现在这种“温饱的考验”中，一部人由于个人意志薄弱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最终放弃正义原则，随波逐流，成为新一代市侩的心路历程。在考察他们的心理蜕变和道德立场模糊乃至丧失过程的基础上，引发出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深层思索。

70年代的重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老村庄的故事》（1973）、《透气孔》（1978）和长篇小说《肖像与周围》（197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透气孔》。

《透气孔》讲述的是两个有家室的男人争夺一个情人的故事。木器厂的工程师米哈伊洛夫和数学教师斯特列别托夫同时爱上了女诗人阿列夫金娜。阿列夫金娜没有家，但有房子，有激情，因此她那里成了两个男人向往的地方，面对两个男人的竞争，阿列夫金娜的态度举棋不定，结果米哈伊洛夫通过巧妙而不露声色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女诗人的芳心。正当阿列夫金娜沉醉在爱情之中时，米哈伊洛夫却为了请斯特列别托夫辅导自己的儿子考上大学，把阿列夫金娜作为交换条件，毫不犹豫地退出了竞争。

小说反映了两个市侩空虚无聊的内心世界。这两个人都事业有成，家庭稳定，反而常常感到无聊和寂寞。斯特列别托夫甚至非常厌烦妻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于是他总结出一套“透气孔理论”。下了班。他并不急着回家，他想利用下班和到家之间的这段时间好好放松一下，他把这段短暂的空闲时间叫作透气儿。“……毕竟不是任何女人都适合做透气孔，正像不是任何女人都适合做妻子一样。透气孔——就是当你觉得自在的时候。透气孔——就是单独一个人，但并不是孤独，而这正是阿列夫金娜。阿列夫金娜三十来岁，成熟漂亮，爱写诗念诗，这正是两个想逃避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男人所需要的。他们都把阿列夫金娜的房子当做一个平静的港湾，一个透气孔。诗、咖啡和爱象征着艺术，而艺术是刻板生活的透气孔，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世俗世界的透气孔。米哈伊洛夫和斯特列别托夫的平缓、没有新奇的生活，是一切世俗生活共同的版本。诗歌、艺术使人保持真性情，保持纯洁、坦荡，这一点即使两个男人轻松、着迷，又成为他们向往和追求的东西。然而当这点追求与现实利益相左的时候，米哈伊洛夫就坚决地将它放弃了，他所得到的依然是一片空虚。自《透气孔》发表以来，“木器时代”成了批评界的一句惯用语，它象征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物质生活富足了，但人们心中又笼罩着“温吞吞的、消耗人的、同时又是柔和无望的空虚”^[122]。

早期的马卡宁被归入“四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群体。所谓“四十岁一代”，指70年代后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相当有才华的作家，他们成名时的年龄在40岁左右，他们作品的主人公也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因此他们被评论界称为“四十岁一代”作家。这些作家力图突破以往的文学范式，不再塑造绝对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而是常常描写在道德上妥协和摇摆的“中间人物”；叙述中故意隐没作者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客观化倾向。正因如此，他们受到评论界激烈的争论。作为“四十岁一代”作家最突出的代表，马卡宁一度成为全国报纸刊物上争议的中心，苏联作协处书记、批评家H·捷特科夫的批判矛头直指马卡宁人物的道德模糊性。认为在他笔下人物的身上，“一切处于共存状态：交易、谎言、冷酷和原则、真理、善良”^[123]。对比之下他赞赏特里丰诺夫，认为特氏的人物“始终能让读者明白他在忙些什么，寻找什么，这也大致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他成功和失败的程度，他的个性特征，他最终的道德水准”^[124]。而著名的评论家A．鲍恰洛夫则认为：“如果说特里丰诺夫有清晰、明确的规则——革命的道德性的活，那么马卡宁没有这样的道德规则，他有的是道德的直觉。直觉是无可指责的。作为一个良心感是其重要的道德内容的作家，他以自己有特点的描写给出了评价，照亮了理想。应该相信有良心的作家的直觉。”^[125]

80年代中期，马卡宁的文风和题材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与80年代苏联日趋动荡的社会有关。80年代上半期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治安混乱，道德水平下降，再加上苏联领导人的几度更替，社会上普遍产生了焦虑、苦闷和失望情绪，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苏联作家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担忧。这种情绪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马卡宁的作品中。他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角落里的边缘人物，通过描写他们扭曲的心态、反常的行为来表现整个社会的苦闷情绪和寻求精神家园的渴望。这一时期马卡宁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具有某种特点的怪人。马卡宁既把他们放置在现实的生活背景上，又夸大他们的怪异之处，使他们身上活生生的人的一面淡化，广泛使用夸张、隐喻、象征等假定性手法，使他们作为形象获得某种寓意，对个性、精神世界等问题的探讨达到了哲理高度。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中篇小说《先驱者》（1982）、《反领袖》（1982）、《在天空和山冈相连的地方》（1984）。最具代表性、同时也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先驱者》。小说的主人公亚库什金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因盗窃建筑材料而被判刑。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他被圆木砸了脑袋，从此获得了能够治病的特异功能。出狱以后他开始专门给人治病。他治病的方法非常奇特：既用手发功、按摩，又不停地进行道德说教，同时他还熬制草药，居然使几个垂危的病人起死回生。从此他的崇拜者越来越多，身边聚拢了大批信徒，他们定期聚会，倾听亚库什金的宣讲。后来，亚库什金的特异功能突然消失了，治病不再灵验，于是信徒们纷纷离去。最后年迈的亚库什金又用同样的方法救治了一个女酒鬼，但女酒鬼改邪归正后也离他而去，他没有了可以宣讲的对象，倒于街头而死。

亚库什金的追随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但他们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虽然他们都身体有病，但心灵的病更重。他们看重名利、精神无所寄托，而亚库什金关于爱和良心的说教正是打动他们心灵的关键。与其说亚库什金是用按摩，不如说是通过点燃人们心中的信仰治好病人。他的精神疗法，能给人以朴素的爱和真理（信仰），恢复人们的爱心去战胜生活中的“疾病”，这是亚库什金的“引力”所在。他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精神领域，而是从“小我”跳到了“大我”，兼具救人济世之志。

90年代，马卡宁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在总结70、80年代所思考问题的基础上，他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反思性质的小说。一方面，他继续探究善恶问题。另一方面，他针对80年代提出的个性压抑、精神迷茫的问题，具体而深刻地挖掘造成诸问题的社会原因，从而建构着理想社会。在这以前，马卡宁一直关注“人”，试图通过剖析具体的人来探索人性，反映道德和精神问题。90年代，马卡宁开始关注的是“群体”。作品中频繁地出现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作家在此背景上思考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时空进一步发展，具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实践，大量使用象征、幻想和仿写成分，构成艺术上的新气象。鉴于马卡宁的出色表现，评论家称他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很长》（1991）、《出入孔》（1991）、《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1992），长篇小说《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1998）。

无论在内涵的拓展上还是在风格的创新上，《我们的路很长》都标志着马卡宁的创作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对20世纪人类历史和社会行为方式的一次总结和反思。小说为我们营造了两个时空，两种世界。一个是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善良得连牲畜都不能宰杀，于是他们发明了人造牛肉来食用。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带着新发明的去除人造牛肉腥味的机器，来到坐落于大草原深处的人造牛肉加工厂。然而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原来所谓人造牛肉只是个谎言，这里依然在大批屠杀牲畜。凡是来到草原的人都无法再离开这里，因此世人也就不知道这个谎言。而另一个世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我”的好友伊利亚天性善良，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来说，生活和痛苦都是难以忍受的”。后来他得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躲避恶的伊利亚一旦走出医院大门，就被罪恶的现实世界击倒了，伊利亚死了，他是被恶杀死的。(www.xing528.com)

由此看出，无论是在虚幻的未来，还是在真实的现在，恶都依然存在，而且占据优势。善在两个世界里都失败了，作品透露着马卡宁式的悲哀。然而小说结尾所描写的篝火又象征着人们对善的渴望，这正是世界的希望之所在。善虽然没有战胜恶，人类寻求善的路程依然漫长，但永远不会停止。

伴随着对于善恶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以往在马卡宁创作中一直较为隐晦主题：个性问题愈益鲜明地出现在90年代的作品中，《出入孔》即是典型。小说为我们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有所暗指的地上世界中，一片死寂和黑暗，到处是杀人、掠夺和对弱者的蹂躏，交通断绝，物品奇缺。地下世界里灯火通明，物品丰富，人们大摆奢华的宴席，从容不迫地在咖啡馆里讨论着各种问题。连接这两个世界的通道就是“出入孔”。主人公克留恰列夫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他发现了这个“出入孔”，他既向往自由的地下世界，又不能弃地上世界的同胞于不顾，于是艰难地穿越“出入孔”而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

《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比较明确地挖掘出苏联人普遍感到的压抑和恐惧的根源——审查制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全面剥夺。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整篇都是由主人公的心绪、感想的片段组成。“我”，一个苏联普通公民的代表，总是处于受审的境地。大到政治问题，小到个人隐私，无不被盘问得仔仔细细，令人张口结舌，尊严扫地。这简直是一场精神上的磨难。而每当从审问室里走出来，人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猛然间发现生活是那么美好，从而变得更加热爱生命了。在日复一日审问的消耗中，人的心灵被全部占有，人的个性被彻底粉碎。这种在历史与社会层面深刻的挖掘个性丧失的锋利令读者拍手叫绝，小说于1993年获得第二届俄语布克小说奖。

马卡宁的创作历经40年，在这40年间，他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写出了一批风采独具的作品，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普通人形象。早期马卡宁致力于塑造随波逐流、丧失个性的市侩形象；中期他着力于一批力图突破平庸却又无能为力乃至扭曲变态的怪人形象；90年代，他深刻挖掘造成人的个性丧失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同时，塑造出了崭新的为个性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物形象。美国评论者M．列文娜－巴尔克尔评价他“要写一部凡人的百科全书”。^[126]B．邦达连科也赞誉他是“当代人物形象长廊的缔造者”^[127]。多年来马卡宁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特立独行，冷眼旁观着整个文学的进程，与文学斗争小心保持着距离。马卡宁曾经把作家的写作比作圣徒的活动。他就像踽踽独行的圣徒，虔诚而坚定地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用自己的作品呼唤着人类的真诚和善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那份从不放弃的社会责任感，承袭了俄罗斯作家一脉相传的品质。所以说马卡宁是具有独立艺术风格的俄罗斯作家。

二、长篇小说《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

《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发表于1998年。小说一经面世就引来评论家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文学事件”。在苏联解体后文学期刊行情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旗》杂志勇于连载这部作品四期，著名的私家瓦格利乌斯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小说单行本。这不仅是因为马卡宁的知名度，更是出于对小说的看好。

总之《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这部小说容量巨大，内容庞杂，意义多元。这是马卡宁进行全面试验的一部作品，是他对自己30多年的创作生涯进行总结的一部作品。

小说长达500多页，是马卡宁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对一直关注的人性和个性主题作了总结性思考，同时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最为大胆的试验，因此堪称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小说由一个年过半百、早已搁笔的作家关于时代和自己的独白构成。主人公彼得洛维奇是一个没有成就的文学家。苏联解体后，他过着可怜的生活，没有住所，也无以为生。只好为过去苏联时代公共住所里的人家看门。他和地下艺术家们交往，和形形色色得意的或者失意的女人苟合，还时常到精神病院看望自己的弟弟。为了捍卫自尊，他曾经两次杀人。终因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而发疯，步弟弟的后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院里，他作为谋杀嫌疑犯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试验，却始终没有说出真相。于是主人公又回到门卫的角色中去了。所有这些变故都伴随着大量的主人公对时代和自己的反省。

小说的题目来源于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两部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无论是“地下人”还是“当代英雄”，都指的是彼得洛维奇。彼得洛维奇既不想丧失个性，又不愿与现实面对面地抗争，于是只好转入地下。同时，他身上又有许多的缺点、劣迹，正如马卡宁为这部小说的题词所引用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话：“英雄……是一幅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及其全部发展史上的劣迹所构成的肖像。”因此，他就是“当代英雄”。

彼得洛维奇是俄罗斯新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乞丐，是城市底层的代表。他卑微的以至于连名和姓都显得多余，于是作者只称他“彼得洛维奇”——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父称。他居无定所，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奇特的职业：看门。即彼得洛维奇就像无业游民一样，到处流浪，过着卑微下贱的生活。由此也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知识分子、流氓醉鬼、精神病人、高加索摊贩、苏联解体后暴富的“俄罗斯新贵”……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展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一幅光怪陆离的全景图。他是社会的牺牲品，任何人都可以唾弃他，践踏他。然而，当你刚要同情他时，他就会流露出许多缺点和劣迹，如凶狠地杀人。所以，彼得洛维奇非常复杂。他的精神时而富有，时而堆满垃圾，行为永远无法捉摸。他无所不知，懂得人以及人所隐秘的欲望，因此许多人都在需要的时候找他聊天，但又对一切都失望透顶，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他对自己、对周围世界完全不满意，充满了渴望和忧患。他就是这样一个情绪恶劣、神经有病、被生活折磨透了的单身厌世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唯独不能放弃的是他的自由，这是彼得洛维奇价值所在。你可以犀利地谴责他，就是不能说他没有个性。他之所以生活不幸、遭遇坎坷，都是他的个性所致，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永不屈服的大写的我（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大写的“我”字）。为了维护“我”的尊严，他甚至两次杀人。第一次是彼得洛维奇认为一个高加索商贩侮辱了他，于是他在一个夜晚约商贩出来，趁其不备将刀子刺入商贩的心脏。第二次彼得洛维奇与一帮地下艺术家们畅所欲言，大骂那些“为了名声、荣誉和饱日子而离开地下的人”，后来他发现有个克格勃分子正在偷录他们的谈话，于是他又杀死了这个密探。

其实，塑造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正是马卡宁这部作品的关键用意。彼得洛维奇的一切都服从于他的自由。为了获得更完全的自由，他必然不能有固定的职业和住所。所以，无住所不仅是他作为底层人被迫的生存状态，更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自由的人的生存状态。“底层”是彼得洛维奇表面的生存状态，而“地下人”则是他的灵魂选择。某种意义上说，彼得洛维奇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随意——思想和行为上绝对的独立。他不想担负持久的责任，不想亲近任何人，也不想对任何人负责。唯一特殊的是他的神经病弟弟。弟弟维尼业曾经是个天才画家。他搞的是先锋派艺术，不被当局所容，历经克格勃的多次逮捕和审问，他都坚决不低下高贵的头，结果成了精神病院永久的住户。弟弟是彼得洛维奇唯一光明的象征，是他唯一可以袒露心扉，也唯一可以随时为之服务的人。弟弟与他是同貌人。彼得洛维奇思考弟弟的遭遇，认为如果弟弟在审讯时打了审问者，虽然会被送入监狱，但能逃脱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命运。他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于是他不惜以杀人来捍卫自由。这反映了马卡宁经常在作品中表露的一个极端的观点：即社会总是无情地毁灭、损害、摧残着个性，使之同化，不给它任何机会，而个性应当是永远自由的。于是马卡宁赋予了新主人公没有限度的自由。

彼得洛维奇是一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实验性，必然注定他会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典型的代表——穷困潦倒却又多思的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反省的哲人型杀人犯。小说大量运用了仿写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手法。每章每节都设有标题，不少标题乃至情节都是某些名著的仿写。例如：小人物捷捷林的故事近似于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主人公的遭遇；“第一病室”像是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狗心”令人想起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兄弟相会”取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相认”；“维涅基科特·彼得洛维奇的一天”近似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小说中还有大量民谚和先锋艺术的词语。难怪评论家A．拉蒂尼娜认为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说它“带有明显的19世纪的情节倾向”。^[128]而M．列米佐娃认为它是“一部写给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和注释者看的小说”，“不带这些目的的读者未必能从中得到满足”。总之，“是一部写给非常专业的圈子看得非常专业的小说。”^[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