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彼·阿斯塔菲耶夫：俄苏小说史

维·彼·阿斯塔菲耶夫是20世纪著名的抒情小说家，俄罗斯生态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题材广泛、体裁独特，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尖锐的批判性。阿斯塔菲耶夫在俄罗斯文坛上具有督导的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生，2001年11月29日凌晨去世）出生于前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一个叫奥夫相卡的农民家庭。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早亡的姐姐。阿斯塔菲耶夫七岁时，其父因从事“破坏活动”而入狱，其母在探视回来的路上溺水身亡。从此，阿斯塔菲耶夫被外祖父和外祖母收养。这段温暖快乐的时光对阿斯塔菲耶夫今后的创作活动具有较大影响，在他的自传第一部分《最后一次鞠躬》里有详细记载。其父出狱后带着他以捕鱼为生，但不久因病去世，阿斯塔菲耶夫流落街头，后被孤儿院收留。

1942年，18岁的阿斯塔菲耶夫参军，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当过司机、侦察兵、电话兵，1943年因在前线抢修电话线路而获得“勇敢”勋章。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役居住于彼尔姆州的丘索瓦娅。1945—1951年期间，他做过钳工、辅助工、教师、车站值班员。阿斯塔菲耶夫那一代人的命运充满悲剧性，他们十七八岁时就遭逢战争，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战争就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心中永远的痛。

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辉煌，其作品虽然不断引起争议，但也颇受各界的认同。作家创作起步较早，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获得过无数荣誉。自1951年他的第一个短篇《一个普通的人》在丘索沃伊工人报上发表后，之后的创作可谓一发不可收拾，频频获奖。1975年，中篇小说《牧童与牧女》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1978年《鱼王》获苏联国家奖；1989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他的长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入围1983年的布克奖，并于1996年获俄罗斯国家奖；中篇小说《真想活啊》曾入围布克奖；另一部中篇《快乐的士兵》入围1998年度反布克奖。此外，他在1994年获得被称为“俄罗斯诺贝尔奖”的凯旋奖，以及德国汉堡托普费尔基金会普希金奖。1999年，叶利钦总统在他75岁时授予他“对祖国有功”二级勋章。他的作品在国外影响颇广，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多部作品。他的许多著作甚至被改编成剧本和音乐作品，在俄罗斯境内外演出。据1999年的统计，阿斯塔菲耶夫各种作品的单行本有94本之多，并多次结集出版；1979—1981年间，作家的4卷本作品集在莫斯科问世；1981—1982年，又发行了一套3卷本文集，1997—1998年，15卷全集在家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版。

2001年11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阿斯塔非耶夫因患脑血栓，在家乡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世，享年77岁。

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插有抒情式的议论，创造出一种融小说和抒情散文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他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从原始森林直至战争前沿；善于描写农家孩子的童年，并以自己的想象赋予其灵性。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的心灵，因此，他是一位诗人。在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中，生态主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描绘大自然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往往采取自叙体，以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主线，被认为继承了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然哲理散文传统。他的目光聚焦于自己的家乡西伯利亚，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俗风情与古老的传说融为一体。不过，阿斯塔菲耶夫没有将西伯利亚作理想化的描绘，他的作品毫不回避地面对西伯利亚生态危机严重的现实：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随处可见，糟蹋了曾经的美景；人们对大自然涸泽而渔；法律在生态犯罪面前软弱无力；移山造海、拦河修坝的大型工程留下难以治理的生态遗患等。作者痛心地批判人类的贪婪、短视和自我放纵，为被践踏的大自然代言，体现了文学家严肃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系列生态作品中，作者一面担忧自然资源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同时也担忧人的精神世界的失衡。作者曾说：“无理性的人在摧毁大自然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摧毁自己。”破坏自然使人道德堕落，道德堕落的人变本加厉地破坏自然，在《鱼王》和其他作品里，阿斯塔菲耶夫描绘了这个恶性循环。在他看来，人如果丧失了对大自然的爱，也必然丧失人性的善。“我写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我们本身，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儿子，当然就属于自己的地球——母亲，须知我们是她的灵魂，她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地球——母亲，我们是无法生存的。”

《鱼王》以“鱼王”这一大自然的化身警示人类，人只不过是大自然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这根链条中无论哪个环节发生断裂，整个生态系统都将濒临崩溃。他的作品对人与自然的分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一个自然生态危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危机的问题。这是阿斯塔菲耶夫留给人类的宝贵启示，也是作家生态创作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成就。

阿斯塔菲耶夫的很多作品都突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混乱与危机，如《悲伤的侦探》。战争是社会危机极端的表现，也是他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他巧妙地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借助一个小故事，一段神话，一种自然现象，抒发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道出他最真实的看法。他擅于用自由表达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描绘带有浪漫色彩的风俗习尚，把现实生活和幻想传说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人间图画。在《牧童与牧女》中将恬淡的田园生活置于战火的洗礼之中，充分展示了生态失衡对社会生活的破坏，表现了对健康、均衡社会的向往。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描绘了丧失理想和信仰后世界的空虚，有时用旁白，有时用象征，有时用比喻，评价事物的人道主义与人性的内涵，力求从社会习俗的外表下见出深藏的弊病，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时弊。《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家所表现的这一切都与生态运动所倡导的用宗教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维持精神领域的生态平衡相一致。阿斯塔非耶夫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虽然经历过由传统派到自由派的转变，虽然在对待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不无片面和极端之处，但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作家一生对生态平衡的追求，并且经历了一条由浅入深的探索之路，这是他对俄罗斯文学贡献的标注。

二、长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www.xing528.com)

阿斯塔非耶夫虽然一直没有放弃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努力，但他的立场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5年，阿斯塔菲耶夫就《真想活啊》的出版接受了访问，被问及对俄罗斯人民最好的祝愿时，作家回答：“复活，复活，复活。”^[117]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要拯救俄罗斯于水火之中，首先是个人的精神复活、以此消灭社会罪恶，使全人类复活，这就是最大的善，因而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复活节，而非圣诞节。阿斯塔非耶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世纪之交的作家，都用自己的作品期待俄罗斯的复活，《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就是典型之作。

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的第一部《鬼坑》和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相似，“鬼坑”也可以翻译成巨大的监牢、魔鬼的监狱等，称地狱也不为过。小说的第二部标题叫《登陆场》。这个词有一个转义：立足点，出发点。作家很可能是把这个战场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一切邪恶的东西在这个炼狱里被诅咒、被杀死，而后的新世界就是洁净的上帝之城。如此推理，小说的第三部应该要描写的是末日审判后的新天地了。但作家并没有继续，而是发表了《真想活啊》《泛音》和《快乐的士兵》。阿斯塔菲耶夫认为这三部作品已经表达了他完整的思想，因此不需要写续篇。以三部曲来阐释地狱、炼狱、天堂的思想是欧洲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但俄罗斯作家不满足于像《神曲》一样只描述三个世界，而是要将它们表现为拯救世界的三个步骤。果戈理苦苦追寻一生，未能如愿。而阿斯塔菲耶夫放弃完成这一任务，不禁令人疑问：难道作家的新天地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连作家自己也找寻不出将它变为现实的方法？

《该诅咒的和该杀的》描写了战争的后方和前线。《鬼坑》写的是一些新兵在西伯利亚营地里受训的情况，展现了一派地狱般的景象。这里不是前线，也不临近前线，但却感染了战争的残酷。来到新兵营的都是年轻人，是孩子，他们一直处在深深的恐惧中。军营的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战士们从不去想未来会怎样，而是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件事——填饱肚子。一切残酷的举动都被冠以合理的理由：战争需要纪律。因此，连长普什内依中尉打死了重病在身的波普佐夫，爱捣乱的泽林佐夫被送到军事法庭审问。而最严厉的惩罚则降临在一对孪生兄弟——斯涅吉廖夫兄弟身上，处死这对孪生兄弟是小说的中心。两个被误认为做了逃兵的孩子被通缉、审判，最终被处决了。枪声响起的刹那，哥哥叶烈明的勇敢和周围战士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兄弟的死激起士兵们的愤慨，称执行死刑的人是“凶手”，连善良的科利亚都抑不住自己的震惊、愤怒，开始诅咒：“上帝！上帝!上帝会惩罚的！会惩罚的！……下地狱！……该诅咒的和该杀的!……该诅咒的和该杀的！”

斯涅吉廖夫兄弟并不是唯一死在“兄弟们”手上的人。战争的风暴将把无数斯涅吉廖夫们卷进无底深渊，从行刑队伍训练有素的表现来看，执行这种对自己人的死刑看来已经是家常便饭。战士们在诅咒凶手的同时，也痛恨自己的冷漠。对死者的罪恶感让活着的人备受折磨，彼此疏远。《快乐的士兵》的开端和结尾惊人的一致：“1944年9月14日我杀了一个人”，结尾处增加了一句：“当我扣下扳机的瞬间，我的手指还是完整的，没有变形，我年轻的心还热血沸腾，满怀希望。”战争伤害的不仅是身体，更摧残人的精神，令人性泯灭。

《登陆场》描写的是1943年红军发动的解放基辅战役中强渡第涅伯河的一个局部战斗，其章节划分具有浓郁的末日审判色彩，小说共有10部分：渡河前夕、渡河、第一天……第七天、剩下的日子。作家单独将渡河最初的七天作为七个独立的章节，不禁让人联想到《圣经·启示录》中末世审判的七个封印，渡河的七天就是末日审判的七天。另外，小说中还大量使用了“星期”作为计时单位，这个平凡却神圣而又神秘的词语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强烈的宗教暗示，或是一种宗教情感与心态的不自觉、下意识的流露。

《圣经·启示录》说，末日审判来临时，羔羊将揭开7枚印章，每揭开一个，就会有一种灾难降临到人间。第一个灾难就是战争。战争一直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它破坏自然、颠覆社会的稳定、摧残情感、抹杀人性。因此，反战自然是《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的重要主题。他早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如《牧童与牧女》《陨星雨》，虽然没有非常浓郁的宗教色彩，但作家对战争一直持批判态度。阿斯塔菲耶夫诅咒的是整个战争，同情的是所有在战争中受到身心伤害的人，而不是所谓正义的一方。如果说阿斯塔菲耶夫早期的作品是对战争真实的再现，那么，他晚期的小说就是他的反战宣言。后者显得更加残酷，突出了战争就是手足相残的宗教观点。《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两部分的引言表述了作家的核心思想；“如果你们相互折磨，相互噬咬，当心，你们将相互毁灭。”“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118]战争破坏了古老的训示，军营内部自相残杀，迫害也正给读者留下战争就是手足相残的佐证。

阿斯塔菲耶夫在小说中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因父之名结成的兄弟彼此出卖，自相残杀”？小说里“诅咒”这个词以不同词类一共出现了38次，该诅咒的对象众多，有红军士兵、德国兵、土地、小船等。那么，这种漫无目的的诅咒究竟针对的是谁呢？杀人的人要被诅咒，放纵人们去杀人的人要被诅咒，忘记了那些日子、那场生命、那些死亡的人也要被诅咒。“该诅咒的和该杀的”不是敌人，更多是那些由无数堂而皇之的口号掩盖的平庸的、残忍的专制体制。因此阿斯塔菲耶夫虽然仇视战争，但他还是在被诅咒的战争中插入这一小段让他感到骄傲和欣喜的情景。那就是扎鲁宾向列什卡传达命令的一幕，作为上级，前者并没有命令士兵去完成这个九死一生的架线任务，而是让他听从自己心灵的安排来决定。心灵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它显示了圣父的仁慈，让人免于彻底的堕落，这是小说中最富激情的描述。作家似乎要告诉人们，所有的逻辑混乱、困惑、绝望，都将在心灵中得到解决。实现这一奇迹的正是战争中真正的英雄——扎鲁宾和列什卡。他真诚而热情地歌颂了那些坚持作战，尽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英雄将士，拉霍宁师长、扎鲁宾少校、修斯营长、通信兵列什卡、女卫生兵涅丽卡都是作家褒奖的人物。这也说明作为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阿斯塔菲耶夫不可能完全否定和自己一同浴血奋战过的红军战士，而是诅咒制造残杀的专职体制。

《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的主人公柯利亚·雷金，一个虔诚的旧礼仪派教徒，是作家理想中的道德人物。柯利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林区来到军营，身处一个他全然生疏的环境中。他单纯而天真的个性与这个残酷的战争世界格格不入，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不正常的。士兵们最初甚至把他同林妖鬼怪联系起来，觉得他像“富有的妖婆”、“鬼王”。这个梅什金公爵式的人物没有任何自卑自私的动机和打算，总是用自己温顺的基督精神来宽容一切，同情和怜悯所有人。他不能理解打着任何旗号的杀人之举，甚至连恨敌人都做不到，始终不能用刺刀去杀假想中的敌人。作家通过他之口说出了整个世界是“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尤其当政治部副主任梅里尼科夫用反宗教呓语说服柯利亚·雷金时，柯利亚立刻就批评他：不应该无端地提到上帝，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上帝，这是最严重的罪过。在这场宗教与共产主义的交锋中，作家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让战士们逐渐接受了柯利亚的观念。小说里的“上帝”在文中时而大写，时而小写。作家以此来反映不同的世界观，借助大小写的交替使用以区别真假信仰，使读者更清楚了柯利亚的性格，可见，柯利亚是小说的灵魂人物。

师政委穆谢诺克是柯利亚的对立面，是个靠告密发家的小人，反基督的形象，因毁掉了兹拉托乌斯特市所有的教堂而出名。他没有自己的信念，只有一个圣像，但这个圣像并不固定，时而是沙皇，时而是列宁，哪个对他有利就挂哪个。穆谢诺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为宣读一篇“激动人心的领袖讲话”而占用电话，妨碍营长向指挥部请求支援。他用“先进的”爱国主义武装自己，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形象，但对他而言，爱国主义就是一块紧提在手里的抹布，随时准备用来抹去一切污秽，至于祖国到底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他眼中那些愚昧、落后的战士却对祖国有着准确的理解：祖国就是人民。穆谢诺克最后死在修斯手上，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惋惜，他的死搬开了压抑着所有人的一块大石头。

阿斯塔菲耶夫的宗教观中似乎更多的具有泛神论的倾向，而不是纯粹基督教式的。和卢梭主义有些相似，同时接近托尔斯泰的观点。作家所说的上帝首先是大自然的创造者，人本来应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上帝慷慨地恩赐给人类山川、河流、森林，但人类却没有珍惜这份宝贵的赐予，反而成了分裂者和叛徒。阿斯塔菲耶夫所选择的复活之路和其他宗教文学家有所不同，即人应该把大自然、物质和精神生活当做上帝的赐予来对待，破坏它们是罪过，人类对此应该永远铭记。作家极力倡导通过信仰来完成理性的复归，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进而来改善人类所面临的末世困境。这既可以看作是对自然的曲线回归，也被视为是人类绝处逢生的希望，但显然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