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瓦尔拉莫夫：俄苏小说史中的重要作家

阿·尼·瓦尔拉莫夫是20世纪末活跃在俄罗斯文坛的年青作家，他的创作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和“忏悔小说”。他着重刻画当代俄罗斯社会风貌和时代大潮中的个人际遇，同时又高举东正教的旗帜，希望凭借宗教信仰的力量拯救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

一、生平与创作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арламов）1963年生于莫斯科。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95年，瓦尔拉莫夫的小说《诞生》获得“反布克奖”，《游击队员马雷奇和大草原》获得德国莱比锡文学俱乐部最佳俄罗斯短篇小说奖。瓦尔拉莫夫主要作品有：《奥斯托日耶的房子》（处女作，1990）、《您好，公爵！》（1993）和《香客》（1997），长篇小说《傻瓜》（成名作，1995）、《沉没的方舟》（1997）和《教堂圆顶》（1999）等。

长篇小说《傻瓜》通过主人公杰兹金30年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当代俄罗斯社会风貌，是一部俄罗斯社会的面面观。杰兹金一生四处漂泊，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居所，是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他表面上浑浑噩噩，仿佛十足的“傻瓜”，实际上却拥有非同寻常的睿智，被德国人视为“真正的俄罗斯哲学家”^[103]。他不到30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却对世界末日有预感：“我们度过的是一个沉重的时代，我们被消灭了，同时我们还自我消灭，也许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退化了，恰达耶夫说得对，我们是由上帝想出来给世界提供反面教训的。”杰兹金去世时正好是1991年，所以，他对世界末日的预感实际上是对苏联解体的预感，引起他预感的是俄罗斯的凄惨现实。“电视里正在播放不幸的、在阵痛中解体的国家，那里在大街上公开杀人，毫不隐蔽，那里会有人闯到居民家里。那里坦克在轰鸣，一排排职业乞丐站在地下通道旁，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职业难民，当年被战胜的德国正在给战胜国俄罗斯送去成箱的肉罐头和奶粉，这些东西又被职业商人们偷光了。”受到杰兹金影响，他的好朋友廖乌什卡·戈尔多夫斯基也对现实有着世界末日的感受：“廖乌什卡·戈尔多夫斯基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做梦。他看见世界末日的确是来临了，但完全不像启示录中所说的那样。它不是突然来临的，也并未伴随着任何灾难，而是更像由人们策划和精心组织的一种大疏散。”

杰兹金对世界末日的预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基督教“异端”思想。他说：“不管怎么样，最后时刻总会迅速到来。任何遵守教规的人和祈祷者都不能使世界免于跌入深渊，但是这个不必害怕。不应当害怕上帝的审判，因为那里不会有审判，而只会是弄清情况，没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这种论点显然和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背道而驰。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忏悔和祈祷获得上帝的宽恕，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杰兹金认为“不会有审判”，也不会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杰兹金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救赎意识。作家在此强调了世界末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傻瓜》中表现出的末日意识完全是旧世界瓦解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善恶交战和最后的审判。

在小说《沉没的方舟》和《教堂圆顶》中，作家用象征手法继续表现了末世论的主题。小说名称就是一种象征。“沉没的方舟”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当今人类与诺亚时代的人类一样面临着毁灭性大灾难，即世界末日；第二，当今存在如同诺亚方舟一般能够拯救人类的力量；第三，这次拯救是不成功的拯救，因为能够拯救人类的“方舟”也“沉没”了。

《沉没的方舟》中能够拯救人类但又是“沉没的方舟”指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旧礼仪教派的小村社——布哈拉。布哈拉村社里的虔诚的旧礼仪教徒们在作家笔下是维持世界存在的神圣力量。这与索尔仁尼琴在《玛特廖娜的家》中所说的“我们全都生活在她（指玛特廖娜——本文作者）身边却不知道，她就是那种圣徒，没有这种圣徒，如俗话所说，村子不会存在，城市不会存在，我们整个大地也不会存在。”^[104]这都反映了东正教圣徒崇拜的核心思想。如东正教神学家M．布尔加科夫说：“圣徒是我们的天上祈祷者和庇护者，因此也是地上教会的活成员。”^[105]

值得注意的是，被瓦尔拉莫夫视为圣徒的是旧礼仪教派的长老和教徒们。旧礼仪教派是17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尼康改革的反对派，又被称为“分裂派”，旧礼仪教徒们反对尼康的宗教仪式改革，为此遭到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但旧礼仪教派的信徒们毫不屈服，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以自焚来维护自身信仰的纯洁，誓与“邪恶力量和敌基督”划清界限。有些教徒逃亡到边远地区和原始森林中，组成自己的村社，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沉没的方舟》中的布哈拉就是这样的一个旧礼仪教派的村社。瓦尔拉莫夫在小说中遵循历史的真实，叙述了村社布哈拉发展的历史，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旧礼仪教派村社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的发展图景。“多少世纪过去了，布哈拉丝毫没有发生改变。隐秘的村子依然坚不可摧地存在于世间，在村社中没有偷窃和谋杀，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大家在他们的神耶稣面前一律平等。”^[106]然而，这样一个经历了沙皇俄罗斯、社会主义苏联都安然无恙的村社却在20世纪末以自焚的形式终结了自身的存在。因为布哈拉代代相传长老们的遗训：“他们不可以离开这个拯救之地，如果敌基督的奴仆发现了他们，或者饥饿驱使他们背井离乡，那么就要封闭村社，并在赎罪的火焰中自焚，但绝不能落入迫害者手中，也不能接受迫害者的任何馈赠。”布哈拉长老关于自焚的遗训实际上就是旧礼仪教派领袖人物阿瓦库姆的训诫。

在《致西蒙的第二封信》中，阿瓦库姆写道：“在火中只需要忍耐很短暂的时间，一眨眼工夫，灵魂就会离开肉体，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还怕火焰吗？大胆些，别害怕，你只要一进入火中，就会忘记一切。等身体燃烧起来，你就会看见基督和天使们。天使们把灵魂从肉体里引出，并带到基督跟前，基督会给灵魂祝福，并赐予神的力量。^[107]小说中瓦尔拉莫夫描写了布哈拉村社集体自焚后灵魂升天的一幕：“如果这时有谁向天空望去，那么可能会看到，在直升机后面，从灰烬中腾空飞起40个人，身上还带着串串火花。其中有一个人立即坠落下来，其他人则慢慢地向天空升腾，天使们煽动着皱巴巴的燃烧的翅膀，匆匆忙忙地为他们引路。”其中坠落下来的那个人不是布哈拉的成员，他是一个邪教“末约教会”的教主柳博，在他身上有俄罗斯当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末约教会”教主维萨里昂的影子，他未能在火中升天，表明他的信仰是邪恶的。

瓦尔拉莫夫把村社布哈拉看做是能够拯救人类的“方舟”，但这艘方舟都以自焚的形式“沉没”了。作家意在表明，世界末日已经指日对待，人类的毁灭已经不可逆转。但人类毁灭的原因是什么？在诺亚时代，上帝要毁灭人类，这是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108]。在小说中，布哈拉的长老们决定自焚，是因为“我们再不能保持信仰的纯洁，我们应当执行长老的遗训”。在他们看来，“死亡只不过是脱离敌基督的世界。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快点死，以使心灵摆脱罪恶身体的负担”。作家认为，促使他们选择自焚道路的正是20世纪末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主要表现了人们信仰失落，各种新兴教派林立的复杂现状。作家以“末约教会”及其教主柳博为目标，对各种新兴教派和“伪基督”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诸如“现在任何骗子或者疯子只要宣称自己是治病大师、圣徒、先知，就可以让人们挤满体育场来听他布道。前民警宣布自己是基督后，人们就按照他的宣召抛家舍业，跑到叶尼塞河上游的不毛之地。女共青团积极分子宣布自己是圣母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准备按照她的话自焚。人们都疯狂了，都在寻觅着，想要跟随某个教主。”这些描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前民警”指的是末约教会的创始人，“女共青团积极分子”指的是白色兄弟会的圣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家认为：“最后的号角”就快吹响了。

与《沉没的方舟》相似，《教堂圆顶》的名称也具有一种末世论意味的象征。小说的主人公“我”的故乡恰戈达伊，一个在俄罗斯北方不为人知的小镇，其形状就是“教堂圆顶”，“在恰戈达伊原来所在地方出现的区域具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呈现出不十分规则的教堂圆顶形状，因此，人们以后都把这个区域称为‘教堂圆顶’。”^[109]“恰戈达伊从世界上不翼而飞，犹如敲打下来的冰块，化为无形……在恰戈达伊消失之前，所有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恰戈达伊人都返回到故乡，在恰戈达伊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天生的恰戈达伊人，除了躺在特维尔省边远地区一个偏僻医院里的一个身份不明的患者（即小说主人公‘我’——本文作者）。”恰戈达伊的消失相当神秘，主人公“我”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天主教的僧侣亚历山大把恰戈达伊的消失看做是上帝向人们显示世界末日的征兆，并把进入教堂圆顶看做是获得拯救的最后机会。主人公“我”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故乡恰戈达伊，却发现恰戈达伊已经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我突然想，在这里出现了俄罗斯永远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最优秀的俄罗斯人跑到西伯利亚，跑到阿尔泰，投身于革命，被关进监狱，被流放，去服苦役，为了这个梦想千百万人牺牲了生命，这个梦想就是——白水国^[110]、基杰什城^[111]、伊诺尼亚城，^[112]地上的天国。”但主人公“我”紧接着又否定了这种生活“我所看到的一切——人们在水面行走，幸福安康，繁荣昌盛，西红柿和茄子极大丰富，这就是千禧年，就是基督的千年王国……但这是最后阶段的诱惑和考验，如果恰戈达伊在经历过贫穷、破坏、纷争之后，还能经受住这场考验，拒绝它的诱惑，那么所有那些不受诱惑的居民就会直接升入天堂。这就是说，大家都应刻不容缓地从这里离开，去挽救自己的灵魂，去承受苦难，因为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是个不信神的世界。”由此可见，作家为追求灵魂的拯救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幸福。在作家看来，世界末日的真正危险不在于物质世界的毁灭，而在于灵魂不能得救。(www.xing528.com)

瓦尔拉莫夫的长篇小说呈现了鲜明的特点：第一，在创作手法上，将现实主义的描写与神秘主义的幻想相结合，对俄罗斯当代生活作了非常精细和准确的刻画，同时又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神秘主义成分。如《沉没的方舟》中玛莎的两个预言性梦境都成为现实。《教堂圆顶》中伊戈达伊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等。这种结合的方式不仅表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对立和融合，更重要的是否定了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肯定灵魂纯洁的精神世界。第二，小说具有自传性。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表现出“精神的漂泊者”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气质，《傻瓜》里的杰兹金是俄罗新民间哲学家，《沉没的方舟》里的伊利亚·彼得罗维奇是莫大毕业生，《教堂圆顶》里的“我”是数学天才。三位主人公都是有思想、有良知、有追求，并且都是漂泊一生，他们与作家的背景和经历非常相似，是作家自传性地表达。第三，末世论倾向的主题。瓦尔拉莫夫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出人类注定毁灭的宿命论思想，同时又希望借助于纯洁的灵魂力量来使人类得以拯救。《沉没的方舟》中的“方舟”是旧礼仪教派的村社布哈拉。《教堂圆顶》中“我”的故乡恰戈达伊也是旧礼仪教派的聚集地。这种对旧礼仪教派的倾心与作家对灵魂纯洁的追求相一致，可见作家的宗教思想倾向于旧礼仪教派。对此瓦尔拉莫夫也作了阐述：“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国家所发生的跳跃或者说断裂的一种回应。在此跳跃或者说断裂之后，我们国家告别了已有70年之久的旧世界。无论我们怎么看待那个时代。无论我们怎么去诅咒它。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已经把那个时代的终结理解为一切存在的终结。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与它紧密相连。后来。这种感觉消失了，而世界末日在众所周知的意义上来临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对生活的思考也在继续，其中也包括我们在文学中对生活的思考。”^[113]

二、中篇小说《诞生》

瓦尔拉莫夫在苏联解体之初以中篇小说《诞生》一鸣惊人，获得首届俄罗斯反布克文学奖。《诞生》叙述了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艰难历程，表现了绝望中重见新生的主题。小说由“女人怀孕”、“孩子降生”、“孩子生病”三部分内容组成，着力表现了在此过程中“女人”和“男人”诸般微妙的心理变化。女人和男人本来已经不再相爱，彼此厌倦，关系冷漠，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而且马上就要解体。在这关键时刻，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婚姻关系得到了暂缓。此后，两人对孩子的关爱使他们深刻反省自身并主动改变自己，两人的关系也渐渐发生实质性变化，久违的幸福又回到他们的生活中。小说描述了男人和女人从不信教转变为信教的心路历程。孩子的诞生历经了诸多磨难。两人出于对该子的爱，开始寻求上帝和圣母的庇护。“她以前不信教，也没受过洗礼，但自从怀孕后，她开始背着丈夫早晚做祷告，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半生远离教堂的女人突然相信了上帝的祝福。”^[114]之后，她去教堂接受洗礼。尽管“整个过程看上去既愚蠢又滑稽，而且十分忙乱”，但“现在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对上帝那种处女般圣洁的感激之情……从此之后，她和她腹中的生命不再孤单无助，她和他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天使守护神。”婴儿早产后，肺充水使他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女人躺在床上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祈祷。而男人则走进了教堂，希望教会为孩子祈祷，因为“孩子需要上帝保佑”。男人向上帝祈祷：“主啊，随便你怎么惩罚我，随便你让我少活多少年，你可以拿走我的健康，精力以及森林木屋——一切皆随你愿，只要让孩子活下来。”当孩子转危为安后，女人归功于“圣母玛利亚”和“仁慈的主”：“我要告诉他，是你救了他。你是他的保护人。我把他献给你。恳求你保佑他。”孩子出院后，又出现重病的症状，女人坚持让男人找来神甫给孩子做洗礼。这样的举动既是为了使孩子得到上帝的保佑，又为孩子万一死去还能升入天堂考虑。孩子最终平安无事，这个圆满结局无疑进一步坚定了两人的东正教信仰。

《诞生》中的信仰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苦难思想。苦难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男人把自己看成孩子受苦的根源，因为他“常怀一颗妒忌之心”。“妒忌，妒忌，它叫人恶心，它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杀人的动机，是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上帝能够赐福个人，也可以从妒火中烧的人手中夺走最后一点东西，你的儿子将为你的妒忌付出沉重代价”。苦难更是上帝对人的恩赐：“受苦受难就意味着未被上帝所抛弃”，“在历经数次磨难后，你所能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情感——感激”。东正教号召人们在苦难中进行忏悔，只有对自己的罪进行悔改，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男人忏悔了自己的罪，于是孩子平安无事。由此推及，作家对俄罗斯祖国的命运也用这种用苦难赎罪，凭忏悔得救的神学逻辑来加以思考：“我总是骄傲地说，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不管她多么丑陋，永远是我们的祖国。至于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贫穷和屈辱之中，因为那是我们的命中注定的劫难，是命运对我们这些受所谓平等和正义诱惑的一代人的报复。”作家重在告诉他的同胞们：俄罗斯充满了苦难，这是上帝对罪孽的惩罚，但也预示上帝仍对俄罗斯未抛弃，只要真诚地忏悔，俄罗斯就能获得拯救。

第二，圣母崇拜。女人祈祷的对象更多的是圣母而不是上帝，更不是基督，这跟天主教和新教截然不同。圣母在东正教中类似于佛教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小说中女人寻求圣母的庇护，最后一定得到庇护。显然，作家相信，有了圣母的庇护，多灾多难的俄罗斯，“这个核电站爆炸、轮船沉没、火车相撞、飞机失事、天然气管道起火的国度”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种圣母崇拜思想贯穿瓦尔拉莫夫一生的创作：《傻瓜》里的卡佳，《沉没的方舟》里的玛莎，《教堂圆顶》里统治世界的女性等，这些女主人公都是近似于圣母的纯洁女性，都是瓦尔拉莫夫东正教崇拜思想的具体表现。

小说情节生动地反映出一切宗教所具有的补偿性功能，即宗教对于人们内心的创伤和生活的不幸起着特殊的安慰和弥补的作用。在人们最需要帮助而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只能向高高在上的神灵进行诉求；在人们无缘无故历经苦难时，又根据宗教说教把苦难归结为对自身原罪的惩罚，要以忍受和悔改的方式来度过苦难。因此，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5]这个论断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宗教的补偿性功能。

孩子诞生的时代背景是1993年10月的白宫事件之后：“美国记者拍下了冒烟的大楼，到处奔逃的人群，轰隆隆的汽车和坦克。”“他不过是数千万刚刚诞生的俄罗斯儿童中的一个，他诞生在贫困交加，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到处有肮脏的交易，到处有谎言，到处能听到世界末日即将降临这可怕的预言这样一种时刻。”在这种情况下，艰难降临人世的婴儿跟命途多舛的俄罗斯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婴儿的平安，使俄罗斯也有了新生的希望。

小说名“诞生”直意是指孩子降临人世，象征意义指女人和男人灵魂生命的诞生，也喻指两人爱情的复活。在更深层面上，“诞生”还象征着俄罗斯在经历天翻地覆变化之后的新生。在“诞生”的这几层意义中，作家把男女灵魂生命的诞生看作决定其他一切“诞生”的主导性因素。灵魂生命的诞生让孩子顺利降生，保住了孩子的生命，让他们的爱情复活。而且，在作家看来，如果俄罗斯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投入圣母和主的怀抱，那么俄罗斯的未来一定充满光明。显然，当俄罗斯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富于爱国情怀的作家还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未来的希望，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缥缈虚幻的宗教。他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俄国的现实注定其寸步难行。无怪乎马克思称宗教为“幻想的太阳”，^[116]它只能给人以虚幻的精神慰藉，却不能让人真正得到光明和温暖。瓦尔拉莫夫无疑为我们编织又一个宗教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