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肖洛霍夫：一位杰出的俄苏作家

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米·亚·肖洛霍夫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和伟大贡献的作家，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缔造者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像编年史似的反映了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历程，更因为他的承前启后的杰出的艺术成就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推向了世界。由于“他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平与创作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а，1905年5月24日生，1984年2月21日去世）出生于顿河地区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林村一个普通店员的家庭。他的祖上是梁赞省扎拉伊斯克的商人，经过多年的奋斗，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成为具有一定资本的二级商人。肖洛霍夫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当过店员，管理过蒸汽磨坊。他的母亲祖上曾是农奴，父亲早死，从12岁就开始给地主家当佣人。肖洛霍夫的父亲很重视儿子的文化教育，即便是在儿子患眼疾时，也未中断他的学业。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年代，肖洛霍夫是在家乡顿河地区度过的，他是顿河地区许多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亲眼看到1919年初红军部队进驻叶兰斯克镇的各个村庄和这年春天的维约申斯克暴动，也目睹了5月末暴动者的仓皇撤退。1920年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哥萨克村镇的行政机关都需要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肖洛霍夫的父亲、叔父以及肖洛霍夫本人都参加了相应的工作。肖洛霍夫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做过村执委会的文书、统计员。有一段时间肖洛霍夫作为粮食系统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结业后被派到布康诺夫镇开展工作。这个时期的生活和工作使肖洛霍夫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小时候，父亲和叔父丰富的藏书较早地激发了肖洛霍夫的阅读兴趣，上学期间他就阅读了俄罗斯和西欧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在村镇里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时候，他将一些古典作品换上当地的生活情景和人物，改编成剧本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这就是他文学创作的萌芽和起步。

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后，肖洛霍夫怀着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来到莫斯科，边工作边学习，通过朋友的介绍，他参加了“青年近卫军”文学小组。当时许多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如A．扎罗夫、A．别兹敏斯基、M．斯维特洛夫、A．韦肖雷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肖洛霍夫尝试创作，1924年底他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胎记》。后来陆续发表了《放牛娃》（1925）、《看瓜田的人》（1925）、《两个丈夫的女人》（1925）、《死敌》（1926）等20余篇小说，后来都收入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1926）。

《顿河故事》中的作品大都以肖洛霍夫在国内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素材，反映了顿河上游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哥萨克劳动者善良美好的心灵和他们渴望新生活的愿望。《死敌》中描写道：“仿佛有谁在村子中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敌对的两方^[58]”。这篇小说描写了顿河农村阶级对立的情景。村中的贫苦农民要推选复员回村的红军战士叶菲姆当村苏维埃主席。但是掌握村中实权的却是富农伊格纳特和他的女婿普罗霍夫。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叶非姆要为贫苦农民办事，因而成了他们的“死敌”。他们对叶菲姆进行种种暗害，直到最后阴谋得逞。《看瓜田的人》讲述了激烈的国内战争使家庭内部分成生死对立的两派的故事。父亲是白军战地法庭的警卫队长，大儿子菲多尔却是红军战士，两军对垒中，警卫队长发现妻子给红军俘虏送饭而将其杀死，小儿子米嘉逃出家门。当了“看瓜田的人”。一天，他在瓜棚附近发现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正是他哥哥菲多尔。父亲沿血迹追来，正要开枪打死他。米嘉从背后用斧头砍死父亲，兄弟二人投奔了红军。菲多尔明白“真理在谁的一边”，他“为了让世界上人人平等。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一律平等”，他要“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59]《人家的骨肉》（1926）写了一对年老的哥萨克夫妇费心尽力地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的充满温情的动人故事。作者以饱含深情的语调描述哥萨克劳动者的善良和温情。迦夫里拉夫妇身上那种淳朴敦厚的性格是《静静的顿河》中伊利伊奇娜形象的原型。在这个小说集中，肖洛霍夫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已初露端倪。他大胆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把巨大的斗争场面浓缩在个人关系上，通过家庭矛盾、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冲突来表现斗争的激烈和残酷，这是他作品的深刻处，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独到处。《顿河故事》尽管在艺术技巧上带有初出茅庐的稚嫩，但是作品所触及的敏感问题和观察角度都已经展示出一个大艺术家的身手。因此A．绥拉菲莫维奇把这些作品誉为“生气勃勃”、“色彩鲜艳”的“草原上的鲜花”^[60]。俄罗斯文艺理论家A．梅特琴科也指出这些作品虽然只是肖洛霍夫的“试笔”，是他“最初的实验”，但是他认为，“《顿河故事》已经确立了肖洛霍夫人道主义的本质特点：“它的革命的历史具体的性质”，表现了作者“追求史诗的多结构性，不仅描写典型的，而且描写那些似乎摆脱了社会宿命论‘注定结局’的不可重复的东西”^[61]。

1925年肖洛霍夫又回到家乡维约申斯克镇，他要在这里创作一部关于“革命中的哥萨克”的长篇小说，即后来的《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历时15年，直到1940年才最终完成。

193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肖洛霍夫亲身参加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体验和感受。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达维多夫等三个领导集体化运动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觉悟、领导水平和个性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具有共产党员的典型特征：勇敢、坚定、忠诚、不屈不挠，为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小说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大胆地表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敌对势力或明或暗的抵抗和破坏，而且表现了劳动者的重重疑虑和观望；肖洛霍夫对农业集体化是抱着满腔热情和积极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农民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共同认识。尽管小说中也表现了运动领导者的错误、偏差和“过火行为”，甚至作者曾经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反映“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机的情况”。^[62]但集体农庄毕竟取得了胜利和成功。主人公达维多夫等人的性格、思想、心理正是那一代人思想状况和心理活动的体现，从此意义上讲，小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肖洛霍夫像许多作家一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创作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1942），并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按作者的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是一幅苏联人民保家卫国的规模宏大的史诗画卷，小说中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和战士的日常生活穿插交织，相映成趣。从人物形象的布局和历史背景的铺陈来看，一部恢宏的战争史诗已初露端倪，可惜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

肖洛霍夫作为苏联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其创作对20世纪后半叶的苏联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表现顿河农民命运的系列作品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农村小说的形成和发展；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开创了苏联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局面，启发了那些刚刚走上文坛的“前线一代”作家，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新流派——战壕真实派。

1946年3月，肖洛霍夫在顿河渡口遇见一个领着小男孩的中年男子。在等渡船时，他向作家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在战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这个小男孩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他收养了这个小男孩，他们相依为命，重新踏上了人生的征途。这段讲述给肖洛霍夫以强烈的震撼，十年之后，作家据此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部作品是肖洛霍夫酝酿了十年之久才写出来的。小说已看不出外表的激动情绪，震撼读者心灵的是那凝聚在内心的深沉。就情节而言，讲述了一个战争年代普普通通的故事。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自幼家境贫寒，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破坏了一家人的安宁和幸福。安德烈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汽车连当司机。战斗中他受伤被俘，在德国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九死一生，逃回祖国，但亲人牺牲了，家园被毁灭。这一切并没打压倒这颗坚强的心，他仍旧当司机，而且收养了一个战争中的孤儿，“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相依为命，继续着生活。这篇小说一反过去苏联军事题材作品单纯表现英雄主义的写法，而是着重表现凝聚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战争创伤，以“痛苦的真实”描写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激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而且增强了对侵略战争谴责的感情力量。《一个人的遭遇》浓缩了人生的苦难际遇和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一部具有史诗意义^[63]高度的作品，肖洛霍夫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审视战争和人的命运，因此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主人公遭遇的悲惨，而在于他性格的坚强，在于他与命运抗争中而展示“人的魅力”的精神力量和逆进的激情：人不是命运的奴隶，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肖洛霍夫晚年曾两次中风，不能工作，于1984年2月21日病逝于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肖洛霍夫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创作了具有深刻历史主题和感人艺术力量的“顿河史诗”，塑造了热烈粗犷、自由奔放的哥萨克群像，再现了哥萨克淳厚古朴、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场面，从而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开拓了一方崭新的领域。

二、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从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和命运两个侧面表现了俄罗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十年（1912—1922）社会变迁。这十年中不仅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在俄罗斯国内发生了1917年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和约束资产阶级统治的十月革命以及长达四年的俄罗斯国内战争。这是俄罗斯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新旧交替，激烈搏斗的十年。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而这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

俄语“哥萨克”一词来自突厥语，意思是勇敢的人，自由的人。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是由16世纪初从封建贵族、地主的庄园中逃亡出来的农奴、仆人和沙皇军队中开小差的士兵组成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不甘封建压迫的市民。他们都是俄罗斯人，逃到顿河一带后，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起农业和渔业。当时顿河一带是俄罗斯的边远地区，沙皇政府管辖鞭长莫及，因此面对外族入侵，他们便自发地组成骑兵队，自选首领（阿塔曼），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劳动成果，从而形成相对自治的哥萨克组织。这种战斗和劳动相结合的生活，世代相传，养成了哥萨克人勇敢、剽悍、坚强的性格，热爱劳动和自由，眷恋故土家园的传统习惯。俄罗斯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其领袖都是哥萨克，如斯捷潘·拉辛、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等。沙皇政府虽然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农民起义，但实际上对哥萨克是颇为头疼的，最后不得不改变方针，采取收买政策。沙皇政府答应给哥萨克一份土地，让他们终身占有，免交课税，并给他们许多特权，特别是对哥萨克上层人士，给他们封官晋爵，授予贵族称号，但是每个哥萨克男子都必须为沙皇服兵役，自备战马军刀、入营当兵。这样，哥萨克就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久而久之，为沙皇服兵役，忠于“祖国和沙皇”就被哥萨克男子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了。沙皇政府也极力给哥萨克人灌输“忠于沙皇”、崇拜等级荣誉、哥萨克是“最高等部族”等思想，使哥萨克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生活方式、保持宗法社会家长制和独特经济条件的社会阶层。所以绥拉菲莫维奇说哥萨克是“身穿军服，被沙皇地主制度摧残得心胸偏狭而又畸形的庄稼人”。^[64]

《静静的顿河》四部八卷，以顿河岸边鞑靼村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等几家哥萨克的经历为经线，表现了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这几个保持着宗法社会家长制传统的哥萨克家庭。在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家破人亡。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在战乱中死于流产，兄嫂及父亲都在哥萨克暴动的混乱中相继死去。葛利高里的邻居，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在哥萨克暴动失败后随白军逃亡国外，他的妻子阿克西妮亚同葛利高里相爱，在两人决定逃离鞑靼村时，阿克西妮亚被巡逻的红军士兵打死。当葛利高里历尽磨难返回家园时，那个曾经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已出嫁的妹妹和失去母亲的儿子。

肖洛霍夫用经纬交织的笔法把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社会的动荡、冲突结合起来，展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感情、风气等。尽管肖洛霍夫描绘历史大变革时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笔调，但作品总的思想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哥萨克宗法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而哥萨克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却是社会的悲剧。肖洛霍夫是拥护十月革命的，他认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但是他又为小说中哥萨克男女在历史动荡中的悲剧命运感到惋惜，深表同情。这是整个小说的基本倾向。因此，整个小说的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命运都让人感到，尽管革命力量遭到种种挫折，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革命终究要向前发展，取得胜利的，哥萨克劳动人民只有摆脱宗法制度的羁绊，才能获得新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小说中写了许多家破人亡的悲剧，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基调。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整个小说的情节、结构都是围绕他展开的。他是典型的哥萨克劳动者，勤劳、淳朴、善良、真诚、热情、勇敢是他显著的性格特征。他像所有的哥萨克一样，爱马，善于骑马，而且骑术高明。他心地善良，割草时无意中砍死一只小野鸭，他捧在手上，十分心疼。他待人宽厚，尽管同司捷潘曾为阿克西妮亚而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战场上看到司捷潘处在危难之中时，不记前仇，救他脱险。如果说葛利高里具有哥萨克的种种优点，那么他也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了哥萨克的种种弱点：效忠沙皇，谨遵父命。哥萨克的传统观念，也是葛利高里的生活信条。作为劳动者，他对土地的感情是淳朴的，但是作为私有者，他对继承家业也是铭刻于心的。他之所以不肯同阿克西妮亚远走高飞，就是因为不能舍弃土地、房屋和父亲挣下的那份家业。如果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期这个动荡的时代，葛利高里可能会像父辈一样，作为一个勤劳勇敢的哥萨克度过一生。但是时代的波涛将他推到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使葛利高里在抉择中暴露他摇摆不定的性格特点：在历史的巨变中，他有新的追求，但是又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因而在人生道路上他总是摇摆不定。小说从两个侧面展现葛利高里的这一特点。在爱情生活中，他深爱阿克西妮亚，但却不敢冲破哥萨克的传统观念，只能谨遵父命而娶娜塔莉亚，然而婚后又不能忘却阿克西妮亚。因而他的优柔寡断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在人生道路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德战场上，他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哥萨克，作战勇敢，但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在医院疗伤时听到的乌克兰士兵加兰扎揭穿了战争实质的一席话，他效忠沙皇，效忠哥萨克的光荣传统观念受到剧烈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但是一回到家中，亲人的崇敬，邻居的奉承，又煽起了哥萨克的优越感和偏见，回到前线仍旧为沙皇效命。葛利高里曾两次参加红军，又两度离开红军投入白军。在历史急剧变化的关头，他徘徊在十字路口。他有驰马挥刀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却没有摆脱旧传统束缚的思想力量；他有追求合理生活的向往，但是传统的观念又羁绊了他的脚步。他四顾茫然，不知所向。当他终于认清了应走的道路时，已为时太晚，这就是葛利高里的悲剧。小说的结尾，葛利高里孤身一人回到鞑靼村，看到儿子米沙特卡，他百感交集，“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

肖洛霍夫是在社会巨变的历史潮流的大背景下表现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的。社会的进步，革命的胜利同个人的悲剧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当然有葛利高里自身背负的思想重担所造成的迷误因素，也有客观形势导致他误入歧途的原因。肖洛霍夫将葛利高里置于小说结构的中心，是想再现在历史巨变、社会动荡、新旧思想观念、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过程中，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劳动者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和他们中许多人充满迷误和痛苦的悲剧命运。是想从革命的立场上对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对哥萨克农民的“过火政策”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议。1931年他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说；“我应该反映消灭哥萨克和限制中农哥萨克政策的错误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依我看来，关于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将会长期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要走我们革命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去年的集体化和过火行为的历史事实，在某种样程度上同1919年的过火行为相类似，恰好证实了这一点。”^[65](www.xing528.com)

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把哥萨克看作是“沙皇的走卒”，推行所谓“消灭哥萨克”的政策，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暴动。肖洛霍夫自幼生活在哥萨克劳动者中间，对于那些本不应该被历史淘汰，却成为历史车轮的牺牲品的哥萨克劳动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他们中某些人所走的弯路、思想上的迷误，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从总结历史教训的高度来看待的，并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推入敌对的营垒。因此他对葛利高里的摇摆不定和误入歧途，并不是严厉的批判，而是一种深沉的理解。肖治霍夫的这一立场，多年来出于各种原因而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因而使葛利高里成为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人物。肖洛霍夫曾说：“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现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66]通过“人的心灵的运动”展示“人的魅力”是《静静的顿河》在艺术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把农民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他们的感情世界，真正显示出他们的“人的魅力”。

《静静的顿河》中两个哥萨克女性形象同样也闪发着“人的魅力”和完满的人性。肖洛霍夫从母性、爱情、绝望和痛苦的伟大概念中自然而发地表现她们的光辉。阿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作为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妇女品性和人格的完整。她们努力挣脱生存性人格去寻求独立的个性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哥萨克传统观念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也超越了她们自身。阿克西妮亚所有的性格特征是在与葛利高里爱情悲剧过程中得以全部表现。作为宗法制度下的下层妇女，阿克西妮亚体会了生活的残酷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葛利高里的爱情使她的生命得以复苏，她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她无法抵御葛利高里的爱情和自己对爱情的需求。阿克西妮亚的爱情是她无畏地迈出了叛逆的第一步。她无视自己额上的“红字”，并为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感到骄傲。在与潘苔莱的冲突中，她发表了自己爱情的宣言：“为了我整个的、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也不怕。”阿克西妮亚的爱情又是至诚的，在与娜塔莉亚的两次正面交锋中，她的反诘道出了爱情的自由。虽然阿克西妮亚与葛利高里的爱情道路曲折、起伏，但她最后还是获得了葛利高里真正的爱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阿克西妮亚是超出个人生存范围的一种力量的体现，“是权利原则性格和某种反叛精神的体现者”，那么娜塔莉亚则体现出“人的魅力”的另一层面。娜塔莉亚的爱情是深沉而悲怆的。她嫁给了并不爱她的葛利高里，既非屈从父母之命，也非出于爱情之外的其他权益，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真诚、无助的爱。娜塔莉亚的爱情是又悲剧性的，虽然她拥有所谓的“家庭”，整日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竭力维持这个形式上的家庭，然而她从未真正获得过葛利高里的爱情，痛苦和绝望使她想到了死，准备以身殉爱，但一切并未由此发生逆转。如果说娜塔莉亚对葛利高里深沉、坚贞的爱表现出她性格的独特，那么她奋起抗争，对葛利高里背叛的指责；在大雷雨前对葛利高里绝望的诅咒；决定堕下葛利高里的孩子，弃绝这个形式上的家庭，这一切则全面展示了她独立的人格特征，是她“心灵的运动”的总过程。在这一意义上，阿克西妮亚与娜塔丽亚是难以媲美的。娜塔莉亚最终成为独立人格自觉意识的牺牲品。娜塔丽亚对葛利高里的爱又是伟大的。还在姑娘时，她不屑有关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私情的流言，毅然决定把初恋献给了葛利高里，最后在弥留之际，她依然嘱咐儿子，让他代自己亲吻一下终身苦恋的葛利高里。至此，娜塔莉亚这一形象所包容的“人的魅力”已慑服了读者。

阿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这两个哥萨克劳动妇女的形象给俄罗斯文学优美妇女形象的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静静的顿河》艺术成就突出。

首先，作品以宏大的叙述结构，深邃的历史视界获得了史诗的风格特征，从而为创作哥萨克特定的“断代史”提供了前提。作品既表现波澜壮阔的恢宏历史，也描绘个人生活的种种矛盾，这是对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艺术传统地继承，因此小说中的个人命运、个性特征乃至心理活动都带有时代的特定色彩。古典悲剧是以英雄人物的死来弘扬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静静的顿河》不是英雄悲剧，而是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哥萨克劳动群众在历史洪流中的悲惨遭遇而构成的历史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静静的顿河》对悲剧史诗的体裁是有所开拓和创新的。

其次，浓郁的地方色彩。顿河流域的自然风光，顿河两岸哥萨克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婚丧嫁娶都栩栩如生、多姿多彩地写进了作品，非常传神地刻画了哥萨克热烈粗犷、自由豪迈的群体性格。地方色彩的凸显与方言俚语的运用，尤其是民间口头创作的引用，是作品雅俗共融。如小说开篇所引的哥萨克古歌：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苏联文艺理论家利特维诺夫对肖洛霍夫创作的这一特色给予很高的评价：“历史的局部的事物，各国人民、各个民族的永远感兴趣的事物，能够把它们之间的联系揭示出来，在它们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是肖洛霍夫艺术创作的巨大概括意义的表现。”^[67]

最后，《静静的顿河》的悲剧构成集中表现在传统悲剧要素、现代悲剧要素和作家自身创新要素的统一。在情节结构方面，《静静的顿河》的悲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受传统悲剧的影响，而在叙述模式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悲剧要素的突破和整合。在《静静的顿河》中，作家采用了传统的悲剧创作手法，用“突转”和“发现”将悲剧情势推向高潮，“突转”手法在葛利高里携阿克西妮亚逃亡一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葛利高里带着阿克西妮亚去寻找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但他的行动恰恰将阿克西妮亚推向死亡的边缘。与此同时，“发现”手法作为特别的内驱力，使得葛利高里在不断选择和否定选择中完成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使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娜塔莉亚之间的冲突情势变得尤为复杂。《静静的顿河》对传统悲剧模式最大的偏离在于突破了悲剧叙事的封闭性，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评论界对葛利高里形象的争论即是这种开放性的体现。

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肖洛霍夫在文学上的反映，一定是个缺憾；同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如果没有肖洛霍夫创作的“顿河史诗”也会少去风采。肖洛霍夫的创作以其深刻的历史主题、过人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在“现代史诗”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