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列·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俄苏小说史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在思考人的生存意义，解释人的使命和世界本质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帕斯捷尔纳克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8年，为“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领域里取得的杰出成就”，瑞典皇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奖。

一、生平与创作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年1月29日生，1960年5月30日去世）出身于一个犹太族家庭，家中文化氛围浓厚。父亲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是著名画家、雕塑家，俄罗斯皇家科学院院士。母亲罗·伊·考夫曼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婚前是俄罗斯皇家音乐协会敖德萨分会的教授。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家曾经是当时俄罗斯文化界名人的艺术沙龙。作家Л．托尔斯泰，画家H．格、M．伏鲁贝尔，作曲家A．斯克里亚宾、С．拉赫玛尼诺夫等人是他家的常客。帕斯捷尔纳克从小受到父母及艺术家朋友的熏陶，对文学和音乐产生了的兴趣。托尔斯泰是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直接影响了他的宗教观念，帕斯捷尔纳克晚年说：“他（托尔斯泰）的形象伴随我一生”此外，他家住的莫斯科郊外奥波林斯科耶的大自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其日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1908年，帕斯捷尔纳克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历史语文系，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了古代哲学、宗教哲学、美学史、宗教历史、17世纪英国哲学史、康德之后的欧洲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和柏格森的哲学让他倍感兴趣。帕斯捷尔纳克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熏陶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他是在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1912年4月，帕斯捷尔纳克去德国马尔堡大学，师从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创始人赫尔曼·柯亭（1842—1918），但是马尔堡大学的暑期学习却让他下决心“告别了，哲学”。1913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在语言领域我偏爱的是小说，可我写的更多的是诗歌。”^[45]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写过大约400多首诗。其早年诗作受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诗人勃洛克曾经是他心中的偶像。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的诗集有《云中双子星座》（1914）、《越过障碍》（1917）、《我的姊妹——叫生活》（1922）、《主题与变奏》（1923）、《第二次诞生》（1932）、《在早班列车上》（1915）等。

诗集《我的姊妹——叫生活》标志着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真正开始，它的副标题是“1917年夏天”。这部诗集由38首诗构成，是献给19世纪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因为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莱蒙托夫的诗歌精神是不朽的。诗人没有直接描述社会变革和群众运动，而是把视角投向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种世界万物具有同等权利的思想。诗人在俄罗斯传统诗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用新的诗歌形象和手段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他同时代的诗人勃留索夫、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都撰文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诗集。当时苏联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布哈林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在诗歌创作上高于别德内依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作品还有《阿佩莱斯手迹》（1918）、《柳维尔斯的童年》（1922）《图拉来信》（1922）、《空中路》（1924）《高贵的病》（1923—1928）、《1905年》（1927）、《施密特中尉》（1927）、《斯别克托尔斯基》（1925—1931）、《安全证书》（1931）、《人与地位》（1957）等。而《可怕的童话》《孤苦伶仃的人》《勇敢》《城门》《工兵之死》和《春天》等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旨在鼓舞前方将士与德国法西斯作殊死斗争的重要诗篇。此外，帕斯捷尔纳克还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莎士比亚、歌德以及西欧其他诗人的作品被他译成俄文介绍给俄罗斯读者。

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家生前在苏联国内出版了两部散文集：1925年的《故事集》（包话《阿佩莱斯的手迹》（1915）、《图拉的来信》（1918）、《柳维尔斯的童年》（1922）、《空中路》（1924））；1933年以《空中路》命名的集子除了上述四篇外，又增加了《中篇故事》（1929）和《安全证书》（1931）。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小说情节和语言扑朔迷离，具有诗的意象化和抒情性的特点。中篇《柳维尔斯的童年》是早期小说的代表作，细腻地描写了女主人公柳维尔斯从一个孩童成长为少女的过程，侧重表现她的心理感触和道德意识的觉醒。高尔基指出，这部作品是用“丰富、活泼的、充满‘过于累赘的形象的’……热情的、狂激的语言写成的。……浪漫主义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从现实生活中借取一个半幼儿——柳维尔斯姑娘来讲述自己，表现出这个姑娘如何理解世界……这点他做得非常精巧熟练，甚至很出色……非常有独创性……”。^[46]《安全证书》是帕斯捷尔纳克40岁以前写的第一篇自传。他把这篇自传献给已故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酷爱里尔克，他在1926年4月12日给里尔克的信中写道：“我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我的精神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应归功于您。”在《安全证书》中，他描绘了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阐述了自己对艺术创作本质的看法。

1980年第6期的《新世界》杂志以《1936年散文的开端》为题发表帕斯捷尔纳克1937—1939年间创作的六个短篇：《在后方的一个县城》《离别之前》《傲慢的乞丐》《奥里娅姑姑》《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和《带走廊的房子》。《1936年散文的开端》具有浓厚的自传成分，其中的许多人物、人物关系和事件后来都被引进小说《日瓦戈医生》。

1967年第1期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作家晚年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1956—1957）。关于这本自传，作家说：“我是从最小的生活圈子的中心着笔的，有意把自己限制在其中。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47]《人与事》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作品。

小说是帕斯捷尔纳克晚期创作的重点，小说家别雷对他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1945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作家审视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阐释革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影响作用。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引起苏联当局的不满。在当局的授意下，掀起了一场全民批判和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遭受被驱逐出苏联国境的威胁。在这种高压下，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违心声明自己拒绝领奖。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健康情况急剧下降，1960年，作家在心情极度忧郁的情况下死于肺癌。

1987年2月12日，苏联作家协会做出恢复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会员的决定。1988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本土首次公开出版。1989年是帕斯拉尔纳克100周年诞辰。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承认当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是出于苏联当局的压力，因此把他的获奖证书和奖章转授给他的儿子。至此，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被彻底平反，他的作品回到俄罗斯读者中间。

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文学创作的总结和高峰。创作于1945—1955年，1957年问世^[48]，最初叫做《少男少女》，最终定名为《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称这本书是他“告知整个世界的最后的话，并且是最重要的话”^[49]。他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构思时说：“这个东西将表达我对艺术、福音书，对人在历史中的生活和对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这个作品的氛围——是我的基督教。”^[50]《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确实宣扬对基督的爱胜过阶级之爱，强调人的个性的绝对价值。因此，小说在苏联时期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作家个人也受到政治迫害。但帕斯捷尔纳克深信自己的这部小说会赢得广大的读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一封信中断言，“《日瓦戈医生》在当今世界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位”^[51]。的确，时间证明这部作品赢得了愈来愈多的读者的喜爱，并且得到许多评论家的首肯和青睐。俄罗斯文学评论家И．斯米尔诺夫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可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相媲美，指出，“《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在许多地方按照《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的遗训写成的长篇小说”，^[52]同样创造出了一部奉若神明的文本。

1957年，《新世界》杂志五名编委就《日瓦戈医生》一书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中指出：“您的长篇小说的精神——就是不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您的长篇小说的情调——就是认为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与其相关的社会变化，除了苦难之外，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东西，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则被它们从肉体上和道义上给消灭了。”^[53]这段话是对的，《日瓦戈医生》的确表达出帕斯捷尔纳克对俄罗斯社会生活，尤其是苏维埃政权时期社会生活的另类看法，小说的精神实质和情调是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但作家用小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用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客观地描写了当时的现实，显示了作为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是小说的男主人公，日瓦戈的名字具有“生命”的含义。因此，小说名称《日瓦戈医生》也获得了象征色彩，象征着他是“生命的医生”，是“拯救生命的人”。

日瓦戈^[54]是医生、诗人、哲学家。他的父亲曾经是百万富翁，后来被骗破产后自杀。他的母亲在他10岁时又离开人世。格罗梅柯教授收留，抚育了孤儿日瓦戈，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冬尼娅嫁给他，后来，日瓦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他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涅基亚宾是位自愿还俗的神甫。他很早就向小日瓦戈“传教”，“给他讲基督的故事”，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要忠于基督。舅舅的宗教思想对日瓦戈的世界观形成和精神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日瓦戈成为一位受难基督式的人物，舅舅是日瓦戈的精神导师，日瓦戈是他的思想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日瓦戈是一位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他渴望外部的变革，但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欢迎十月革命的到来。但却对革命作出了令人忧伤的判决；他想恪守基督教训诫，却不得不爱上别的女人；他不想随波逐流，但又不能从中抽身；他与拉拉心心相印，却不能与之相伴终生……总之，日瓦戈是一个在俄罗斯历史巨大变革时代中想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精神追求，却又处处碰壁的人。

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日瓦戈于1922年春回到莫斯科，这时他的性格变得孤僻，生活也更加潦倒。因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他是由于“无法忍受的窒息”而死的。在日瓦戈死之前，“一块黑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天上打了一个闪，响起一降雷声”。这是作家在日瓦戈命运的尾声暗含了一种隐喻：当时的社会无法容忍日瓦戈这样的人存在。(www.xing528.com)

日瓦戈死了，但是留下了25首诗作，这是对他尘世生活地延续。如果说《日瓦戈医生》的整体氛围是基于作家的基督观的话，那么这部作品表达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艺术、福音书、人在历史中的生活以及对其他事物的看法，是对传统的福音书情节的加工，是作家和日瓦戈基督教思想的表现和反映，是对日瓦戈形象的进一步的艺术诠释。

小说从充满了宗教气味的日瓦戈母亲的葬礼场面开始：“人们走着，走着，同时唱着《永志不忘》，当停下脚步的时候，仿佛这首歌还在由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附和着。行人们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有些好奇的人加入到送葬的行列里……”日瓦戈母亲的葬礼是小说叙事的起点，日瓦戈本人的葬礼是小说的结尾，又是小说叙事的终点。以葬礼首尾呼应完成了小说的叙事过程，也结束了作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一）思想意义

《日瓦戈医生》的故事从1903年写起，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结束，囊括了这个时段发生在俄罗斯大地上的所有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的1905年革命、1917年的两次革命、国内战争、全国大饥荒、新经济政策、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小说的地点从莫斯科到遥远的东方边境城市海参崴，从俄罗斯首都到地处欧亚之间的乌拉尔的小村镇；提出了道德、政治、哲理、社会、宗教诸问题；莫斯科的街道、广场，乌拉尔的大自然，爱情、疾病、饥饿、谋杀、自杀、葬礼、家庭音乐会、牺牲等生活的林林总总都纳入作家的笔端。这是一部宏伟的社会历史小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B．巴耶夫斯基^[55]认为这部小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历史层面。在这个层面作者讲述历史、讲述革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认为是革命毁坏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作者探讨人的个性的无穷价值，讲述人对自己的亲人和心爱的人的基督教式的爱。显然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小说思想深厚，意义深远，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反思历史，反对暴力。小说多次写到了革命的失误和过激的政策，以此来渲染革命背景下人的悲惨命运。日瓦戈的矛盾和犹豫恰恰体现了他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小说反暴力主题的关键。日瓦戈思想上的矛盾性在于，他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却否定暴力革命的手段。他想逃避现实，走一条回避斗争的中间道路。然而，因为战争和动荡的环境，他一无所有。在瓦连宝诺的世外桃源生活终于破灭，寄托他美好理想的同拉拉的爱情也成泡影，给他温暖的家人们又远在国外，满心伤痛的日瓦戈只好回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表明暴力革命只能给人带来不幸。物资匮乏、颠沛流离是革命时期人们生活的常态。日瓦戈和他周围的人们，无论是醉心于革命的还是反对的，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这表明暴力革命是造成这一切的可怕根源。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之口，表明暴力革命破坏了整个俄罗斯的生活，是历史的倒退。原本是兄弟情义的俄罗斯人，因为战争变成了残酷的对手，红军内部的争夺权力和清洗运动更是触目惊心。拉拉说：“所有的生活和习俗，人们的家庭与秩序有关的一切，都因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改造而化为灰烬。”所有的这一切在作者看来，都是对传统的恶果生活的残酷践踏，暴力革命是恶果社会一切不幸的根源。

（二）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在于推崇人性的高贵、自由和纯洁，塑造了日瓦戈、拉拉这样两个“纯洁之美的精灵”的形象。他们崇尚个人理性，向往个人自由，他们经历的苦难像沉重的十字架一般成就了他们的人格。其次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反对一切暴力上。日瓦戈说：“如果人性中的兽性可以靠暴力和恐吓来征服的话，那我们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手执皮鞭的马戏团的驯兽师了。死刑和牢狱并不能把生活铸成人为的模型，法律也不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日瓦戈的思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这种“只有用善行才能引导向善”的人道主义追求正是他受托尔斯泰影响的结果。最后，小说在批评革命的偏激政策和失误时，也体现出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日瓦戈和拉拉本来可以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却被革命遗弃。革命知识分子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愿意接受革命教育，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却长期受到迫害。小说发出的信任人、爱护人的呼唤值得我们深思。日瓦戈直到生命垂危，他还对生活怀着无限的希望：“一切正在好转。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种种苦难和厄运残害下的人性的光辉。此外，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同情人民的灾难，抨击旧制度的腐朽等方面。

小说设置了一系列人物与日瓦戈偶遇，有两个人物与日瓦戈对照呼应，相互衬托。一个是斯特列里尼科夫（帕沙·安季波夫），另一个是叶夫格拉夫。

斯特列里尼利夫是日瓦戈的对立面。日瓦戈相信人的自身价值，切实地对待生活和社会的变革；斯特列里尼科夫是一位被革命俘虏，以抽象思维看待生活的人。他也是空想主义者，幻想干出一番伟大事业，他把复杂的世界秩序简单化了，结果冷酷的现实把他的空想击得粉碎，最终他不得不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以自杀了结了自己的人生。

叶夫格拉夫是日瓦戈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日瓦戈是一位受难基督，叶夫格拉夫是救世基督，这个人物的重要特征是“神秘性”。日瓦戈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得到这位“救主”的帮助：他在日瓦戈患病期间帮助他，给他家中送食品。日瓦戈在昏迷中视叶夫格拉夫为“死神的精灵”。此后，叶夫格拉夫还劝日瓦戈的妻子冬尼娅从患病的城中暂时撤走；日瓦戈一家人在瓦雷金诺住的时候，叶夫格拉夫又给予日瓦戈极大的帮助。三年半后，日瓦戈在莫斯科大街上遇见叶夫格拉夫，他又给日瓦戈在莫斯科租了一间房子，帮助他寻找散失的出版物和手稿；日瓦戈死后。他与拉拉一起为日瓦戈操办葬礼。1943年，叶夫格拉夫成为苏军少将，在前线他偶遇哥哥日瓦戈与拉拉的女儿——洗衣女塔妮娅，他答应战后送她去上大学并且正式办理当叔叔的手续。叶夫格拉夫显然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小说最一段话也印证了塑造这个人物的深远意义：“尽管战后人们所期望的光明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无论如何，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布满了空间，并构成了这些年代的唯一历史内容。”

总之，日瓦戈是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概括，在他身上表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的精神追求和独立的思想探索，表达出作家帕期捷尔纳克相信人性救世的思想。为了诠释日瓦戈这个当代基督形象，帕斯捷尔纳克运用受难和忏悔的主题，受难主题是由日瓦戈去体现的，忏悔主题由拉拉^[56]完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瓦戈医生》是当代基督——日瓦戈和当代抹大拉——拉拉的故事。

拉拉是一位混血女子。其父亲是有比利时血统的工程师，母亲是一位俄罗斯化的法国女人。拉拉不信宗教，对教会反感，“也不相信教堂的那些仪式”，但她对上帝论生命的话感兴趣。她是日瓦戈的“唯一亲爱的，永远失去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拉拉是命运多舛而又自强不息的俄罗斯女性的象征。

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有悖常规的道德伦理，但是他俩的关系能让人感到的是一种从鄙俗走向崇高、从心灵走向精神的引导。因此，两位主人公的爱情不宜做简单化的认识。他们的爱情以心灵的融合和精神统一为导向，具有崇高的价值。

律师维克多·伊帕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拉拉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马罗夫斯基是位“邪恶的天才”，是拉拉和日瓦戈的共同敌人，他做尽了坏事：他是造成日瓦戈的父亲自杀的直接原因。他卑鄙地霸占了拉拉的母亲和拉拉，成为她俩的双重情人，他谎称拉拉的丈大安季波夫被处决，诱骗拉拉上远东，他造成拉拉的女儿塔妮娅的漂泊命运……因此，他是“恶魔”的体现，是靡非斯特的一个类似物。一个当代俄罗斯的恶魔形象，

《日瓦戈医生》在艺术方面也颇具独特性。

首先，诗情画意的风景描写。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不是单纯的写景，作家笔下的风景与作品主人公处于完美的统一，从而表现出主人公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如：“窗外是春日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各种声音。儿童们的嬉笑声处处可闻，这仿佛说明大地上到处是勃勃生机。这块大地就是无与伦比、声名显赫的俄罗斯母亲……啊，生活多么甜美，活在世上，热爱生活是多么甜美!他们想对生活本身，对存在说声‘谢谢’。而且要当面这样说!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拉莉莎。”在这里不仅仅是自然与人的融合，而且是大自然与人的生活，与一切的融合。

其次，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象征是帕斯捷尔纳克喜爱的一个艺术手法。小说中的象征无处不在，如“暴风雪”象征着“邪恶”，“白雪”象征“尸衣”，“烛光”象征“爱、生命、欢乐”等。尤其多次写到“烛光”。“烛光”是贯穿男女主人公全部人生的一个象征。拉拉称日瓦戈是“我的明亮的烛光”，是“永远点燃并发出暖光的蜡烛”。小说第一次提到“烛光”是在第三章第九节。当拉拉与帕莎在一起的时候：“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有拆封的蜡烛。他把烛台上的蜡烛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57]在该章第十节里，在日瓦戈和冬尼娅一起参加圣诞节晚会的路上，当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的时候，“烛光”再次出现，日瓦戈“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头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视来往的行人，似乎在等待着谁”。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日瓦戈开始构思关于蜡烛的诗作《冬之夜》：“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烛光”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其象征意义十分明确。

最后，语言的抒情性。帕斯捷尔纳克是小说家兼诗人。他将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融为一体，因而小说具有诗一般的韵味和抒情。如：“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欢乐。”“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的怀中和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么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病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诗一般的抒情语言将人物的情感世界清晰、优美的体现出来。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反对暴力、流血，歌颂人性、爱情的抒情史诗。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把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故事置于冷酷、饥饿、暴力的世界之中，让小说的时间在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展开，两位主人公的理想与现实，充满田园般诗意的爱情与充满矛盾的世界碰撞。最后以两位主人公被毁灭的悲剧告终，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