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普拉东诺夫：俄苏小说史

安·普·普拉东诺夫是20世纪80年代回归文坛的一位“开禁”作家。著名作家С．札雷金认为“普拉东诺夫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作家”。高尔基也认为“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拥有独具一格的语言”。他的“长篇小说极为有趣”^[35]。普拉东诺夫是一位极其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玄妙难解，充满了丰富的幻想。然而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常常得不到理解。要么作品长期得不到发表，要么是发表后受到强烈的批评。只是到了80年代，他才最终被恢复名誉，并作为一位经典作家载入俄罗斯文学史。

一、生平创作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1899年9月1日出生，1951年5月1日去世）生于沃罗涅日的驿差镇。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温厚善良，多病早亡。1906—1914年，普拉东诺夫先后就读于教区小学和城市小学。作为多子女家庭（共11个孩子）的长子，他不满14岁就开始工作，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工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

1918年普拉东诺夫考入沃罗涅日综合技术学院。内战时期志愿参加红军，1921年因病复员。1919年春，《沃罗涅日日报》编辑Л．莫洛托夫发现了普拉东诺夫。从此他在莫洛托夫的培养下参加沃罗涅日及周围地区的报刊工作，并开始接触沃罗涅日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铁路》杂志成了普拉东诺夫发表诗歌和政论的阵地。1920—1921年间，当干旱饥荒蔓延于伏尔加河沿岸时，普拉东诺夫为了与人民共患难，离开了《沃罗涅日日报》编辑部，1922—1926年从事土壤改良和农业电器化工作，期间他仍继续在中央的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诗歌与短篇小说。1922年，普拉东诺夫的一本诗集《淡蓝色的深处》出版，引起了B．勃留索夫的注意，他希望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诗人的美好前景在将来得到圆满的实现”。1927年，普拉东诺夫回到莫斯科，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所以B．阿格诺索夫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说：“1927年可看成是俄罗斯文学出现一位新的大师的一年”。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普拉东诺夫创作的高峰期，主要有两个三部曲：反官僚主义的三部曲（《格拉多夫城》1926、《契—契—奥》1928、《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和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1928、《地槽》1930和《初生海》1934）以及一部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中篇小说《有利可图》（《贫农纪事》1931）。前一个三部曲中的《格拉多夫城》发表较早，写的是偏远地区的轶事，讽刺的不仅有官僚主义者，还有吹牛拍马者和文牍主义者等，作品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第二部作品《契一契一奥》是普拉东诺夫与皮里尼亚克合作在沃罗涅日调查官僚主义情况的一个札记，当时没有发表。唯有第三部作品《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在《十月》杂志获得发表。小说主要通过普通劳动者马卡尔同领导干部丘莫沃依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比揭露、讽刺了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里不仅存在，而且根深蒂固。

普拉东诺夫中短篇小说的出版，引起了当时评论家们的注意，但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尤其是在他的短篇《起疑心的马卡尔》（1929）和中篇贫农纪事《有利可图》（1931）发表后，可以用屡屡加于他头上的一个词——‘毁谤’——来概括。说他毁谤‘新人’，污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诋毁党的总路线”^[36]。说它“语意双关”，是“进行反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反映”^[37]。有的评论家说他是一个“怪异的、边缘的、甚至是疯癫有害的文学现象”。^[38]普拉东诺夫在《有利可图》中揭露了当时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左”情绪和倾向，并公开提出当时农村的“左”的错误是主要危险，这一看法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据《红色处女地》的一位编辑回忆，斯大林读到这个小说后，“把‘贫农’勾掉，写上了‘富农’，并在整页批注了‘坏蛋’或者‘畜生’”^[39]等词句。从此，普拉东诺夫便在苏联文坛被彻底孤立起来。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间或有，也是署以笔名。他的笔名多达17个，可见他处境的艰难。像《切文古尔镇》（1929）、《地槽》（1930）和《初生海》（1934）等在当时均未能发表，而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直至1986—1988年才得以面世。

卫国战争期间，普拉东诺夫被批准入现役担任军事记者，出版了四本短篇集。1946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的短篇《伊凡诺夫一家》（即《归来》），这引起批评界向他发起新一轮进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退回短篇小说，并附有简短附言：“短篇小说不予发表”。此后，作家的文学活动仅限于儿童读物，他着手整理俄罗斯民间故事，并开始创作童话，他将儿童的希望、儿童的忧伤和儿童对正义的信仰编进美丽的童话。在M﹒肖洛霍夫的支持下，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的两本故事集：《巴什吉尔民间故事》（1947）和《神奇戒指》（1949，主编M．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最后一部作品是神话剧《诺亚方舟》（未完成，《新世界》1993年第9期）。

普拉东诺夫于1951年因肺结核病逝于莫斯科，葬于亚美尼亚公墓。

二、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

《切文古尔镇》成书于1929年，有人认为，假如没有作家的《切文古尔镇》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中篇小说《地槽》和《初生海》，那他的创作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没有《恶魔》和肖洛霍夫的创作中没有《静静的顿河》一样。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作家创作中的地位。然而，《切文古尔镇》却被尘埋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8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切文古尔镇》手稿完成后，普拉东诺夫将它送到联邦出版社，却被退回。据作者本人说，之所以不能出版，是因为有人认为：“小说对革命的描写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把整部作品看成是反革命的。”即便是高尔基，也认为小说“是不能得到发表和出版的”，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描述带有抒情讽刺色彩……笔下的人物却带着讽刺意味……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些‘怪人’和‘性情乖僻的人’……”^[40](www.xing528.com)

“切文古尔镇”一词是作者杜撰的一个农村的乌托邦的天堂，其含义俄罗斯评论家们有多种解释，但多数人认为它代表俄罗斯传统方式的终结。

《切文古尔镇》是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为背景的超现实主义和怪诞现实主义作品。作者探讨的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最初几年出现的最复杂的问题，对社会有可能出现的疏漏、错误和犯罪试图警示。所以，该书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至今有许多东西仍然是令人警醒的。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在一个晚上把全城的资产阶级枪毙，把他们的家人包括寡妇、小掌柜，甚至还有被裁减下来的无产阶级官员全部赶出城，城里只剩下11名布尔什维克和一名妇女。这样就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用劳动，因为劳动会导致财产的出现，而财产则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他们白天在草地上采集植物作食品，晚上在草堆里睡觉，没有老婆便派车到外面召集一群赤身露体、满身污垢的女人……“整个切文古尔镇都笼罩着一片无依无靠的哀伤”，“不光是半资产者离开了他们，而且连小动物也永远地离开了他们”。“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不懂得，无产阶级也需要辅助的干粗活的劳力”，所以，他要普罗科菲立即动身去随便什么地方招募穷人到切文古尔镇来，“要招募各种各样的人”。在讨论省委下达的有关“立即组织消费合作社以取代私人贸易的指示”时，切普尔内伊认为“这是针对落后县的”，因为他认为“在切文古尔镇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们可是超越了社会主义，我们这儿比社会主义还好。”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狂热，对世界革命胜利的幻想和憧憬并不能消除贫困、痛苦和死亡。当女乞丐怀中的孩子死去时，科片金对切文古尔镇的共产主义彻底地怀疑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来了，又死了”。

客观地讲，作品塑造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好人。主人公萨沙·德瓦诺夫从小父母双亡，后又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牺牲美好的爱情和已经获得的宁静生活，到荒凉的草原上去为穷人搞共产主义；萨沙“最想保证全体切文古尔镇人都有饭吃，使他们能长期地不受伤害地生活在世界上；科片金是一个典型的奉行强权的官僚主义形象，“仿佛他身上有一种惩罚和主宰的力量”，他相信通过行政命令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他“是个一辈子都未能为自己谋到好处的人”；乡苏维埃驻可汗村的全权代表莫雄科夫（为达到自我完善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建成社会主义，强迫富裕农民将牲口交给既无饲料，又无饲养经验的贫农；以切普尔内伊为首的切文古尔镇的11个布尔什维克，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谁也没有去为自己找一个舒适的住处，而是大家一起躺在一家公用砖房的地板上。这家砖房还是1917年专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革命者修建的。切普尔内伊自认为那座砖房才是自已的家，而那些温暖而舒适的住处不是”。本来切普尔内伊已经躺到被消灭的一个资产者的床上想体验一下，“但他马上觉得这么舒舒服服地躺着显得既无耻又无聊，仿佛他得到这张床是用不大妥当的革命精神换来的”。在切文古尔镇遭到哥萨克进攻的时候，以科片金、萨沙、切普尔内伊等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们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其中大部分人献出了生命。尽管他们是好人，想为大家谋利益，但如果脱离了实际，结果一定会事与愿违，必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指责他们“不让农民安宁”。一个过路的铁匠对亚历山大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觉得“他面前的这个人，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人，可干起事来，却总是和老百姓对着来”。

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这说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清楚的，既没有理论的指导，也缺少实践的参照。萨沙·德瓦诺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充满兄弟友爱和同志情谊的社会；追求自我完善的莫雄科夫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好人的社会；步行者卢伊则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远程旅行”，并建议“让切文古尔镇从永远定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戈普涅尔的共产主义是“保证妻子和其他无用之人衣食无忧，安度晚年”；旧职员阿列克赛·阿列克赛耶维奇·波柳别济耶夫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合作社。切文古尔镇人追求绝对的平等，人和人不存在任何压迫。为了消灭一切财富、私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切普尔内伊甚至设想说不定某个时候“没文化的人通过个决议，让有文化的人抛弃文化——好做到人人平等、……况且，让少数人放弃文化比让多数人从头学文化容易得多”。

由于革命胜利后人们所产生的狂热情绪，再加上舆论不恰当的宣传，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到了迷信的程度，因此愚蠢而又荒唐的事情难免会发生。如科片金对已故的女革命家罗沙·卢森堡从崇拜、向往、心仪，竟至于到了暗恋的地步；切普尔内伊逢人便夸耀切文古尔镇的好处，“我们那儿自发地产生了共产主义”，“如今我们切文古尔镇可好啦!天上有圆圆的月亮，……全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如同鱼儿生活在湖里一样。”当切文古尔镇的布尔什维克们把黑夜在草原上发现糖厂的锅误以为是天上的陨星时，竟然说“现在就等着幸福降临吧”，“现在星星都飞到我们这里了，……鸟儿可能会像死去的孩子似的说起话来”^[41]。其实，这些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科片金没来得及读完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在有学问的切普尔内伊面前颇感难为情”，而切普尔内伊个人也没读过，他说“我这是唬人的。……群众大会上我听到一点，我就拿来宣传鼓动”。普罗科菲·德瓦诺夫倒是读，可他都是为了谋取自身的利益从马克思的书中摘引片言只语，对马克思的书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脱离实际的、将马克思主义到处套用、曲解只会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失望。连切普尔内伊自己也说：“这是从前的人读的，从前的人写的，对于生活，他们一点儿也不懂，倒一直为别人寻找什么道路”。“令切普尔内伊和他的少数几个同志感到痛苦的是，无论是在书本里，还是在童话中，哪儿也没有把共产主义谱写成一首通俗易懂的歌。可以让人在危险的时刻想起它而感到宽慰；卡尔·马克思像异已的万军之主一样，从墙上注视着大家，他的那些洋洋万言的书籍并不能把人领到对共产主义感到快慰的想象中去”。

“正如死后生活的秘密折磨过德瓦诺夫的父亲一样，切普尔内伊忍受不了时代的秘密，便加紧在切文古尔镇建设共产主义，以终止漫长的历史，这也像渔夫忍受不了自己的生活而把它变成了死亡。”当科片金、切普尔内伊牺牲之后，德瓦诺夫便信马向穆杰沃湖中走去，他“从马鞍下到水里，去寻找父亲当年曾出于对死亡的好奇走过的那条道路……”从本书的整个基调来看，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充满由衷的同情，认为他们所干的一些荒唐事情都是由于他们的愚眛和无知造成的，他们都是地球的孤儿，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当中“谁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母亲，也只是凭失去的宁静记得她的模糊的愁容”。他们“没有天赋，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聪明的才智和丰富的感情”，“这些人身处有产者的暴行和极度贫困的包围之中”，难怪高尔基说他“待人的态度很亲切”。^[42]

像普拉东诺夫的其他作品一样，《切文古尔镇》是悲剧的结局。尽管作者声言“他真心诚意地试图在小说中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开端”。但客观上给读者的印象是：前途是漆黑的，没有出路的。作者实际上向人们证明，切文古尔镇脱离实际的、与人的本性相悖的共产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作者不加区别地对一切新事物、一切革命者都采取了嘲笑、否定的态度，把整个新现实写成了黑色，看不到任何一点光明。这也表露了作者思想观点的褊狭性和极端性，也是作品当时不能发表的主要原因。

他站在与同时代作家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立场和角度上审视现实，并把他所观察所思考的问题用特殊的，与人们固有的艺术思维和惯用的语言所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使人耳目一新。所以当高尔基阅读了这部作品的手稿后，肯定作者是“有才华的人”，“有独具一格的语言”，并认为小说“很有趣”，但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作者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笔下的人物带着讽刺意味”，他们在读者面前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些‘怪人’和‘性恬乖僻的人’。”^[43]显然高尔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作品的标准不是作家的主观愿望，而是它的客观社会效果：我不认为您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毕竟是这样做了。^[44]”无疑高尔基的意见既是善意的，也是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