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阿·布尔加科夫——《俄苏小说史》述评

米·阿·布尔加科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作家，也是一位怪才。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兼戏剧家，布尔加科夫融抒情与叙事、浪漫与写实、幻想与现实、讽刺幽默与哲理寓意于一身。他继承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艺术，又吸收了西欧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形成了亦真亦幻、亦庄亦谐，貌似荒诞不经、实则含义深刻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生平与创作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年5月15日生，1940年3月10日去世）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市。其父为基辅神学院教授，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快乐安详，充满音乐和书籍。布尔加科夫自幼喜爱文学、音乐和戏剧，这与家庭的影响不无关系。家庭剧院是他们兄妹喜爱的节目之一，布尔加科夫后来对戏剧情有独钟，以至于成为苏联独树一帜的戏剧家，都是童年艺术家庭熏陶的结果。

1909年，布尔加科夫考入基辅大学学医。毕业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在野战医院服务，体验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1916年，他被派到斯摩棱斯克省当地方医生。1918年返回基辅，目睹了盖特曼政府的逃亡和白卫军与彼特留拉分子的血战，心灵受到强烈震撼。1918—1919年间，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布尔加科夫几度被征召，在各种势力走马灯般的变换和政权的更迭中，深受流离之苦。

对战争、流血和死亡的厌倦，尤其是内心深处对文学、戏剧的热爱，使布尔加科夫产生一股强烈的驱动力。1920年2月15日，他毅然宣布弃医从文。1921年来到莫斯科，先是为报纸写一些小品文、特写、讽刺短篇之类的文章，赖以谋生。1922年曾担任路标转换派报纸《前夜》（柏林）的撰稿人。1924年布尔加科夫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魔障》问世。它描写一个小人物——官僚机构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的悲故事，“柴物”总站的编内干事、温存文静的科罗特科夫，无意中冒犯了新科长而被革职了。不明真相的科罗特科夫想找科长弄个明白，于是辗转于这个官僚机构中的各大小部门，但毫无结果。上天无门，入地无术，孤立无援的科罗特科夫终于失去了理智，在疯狂中投进了死亡的深渊。这个作品可以看做是后来的大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试笔，它已显露了作家怪诞讽刺风格的端倪。

随着《白卫军》（1922—1924）、《不祥的蛋》（1924）、《青年医生札记》（1925—1927）等小说的发表，布尔加科夫成为20年代苏联文坛众所瞩目的、具有卓越讽刺才华的作家。他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描写时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医生的严谨、精确和文学家的浪漫、幻想，加之对宗教传说的了如指掌，使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兼具讽刺与抒情的才华，形成具有某种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独特风格。“在他（布尔加科夫）的笔下，虚幻的东西有了现实生活的一切特征，而在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中又显示了叙述的全部神秘性和假定性。”^[29]

布尔加科夫的第一部力作是《白卫军》和由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知识分子艰难的人生选择。

《不祥的蛋》（1924）叙述了一个离奇荒诞的故事。时间是1928年，地点是莫斯科一个动物研究所。该所教授兼所长佩尔西科夫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红光，在这种红光照射下，生物体能得到非常迅速的繁殖，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成熟、长大。这一试验本来还不成熟，但报刊和媒介却立即大肆吹嘘，宣传这种“生命之光”可以改变人类生活，改变整个世界。最后佩尔西科夫的仪器落到了一个急功近利的农场领导手中，用于孵小鸡，但孵出的不是小鸡而是蛇，这些蛇以惊人的速度繁殖、长大，到处吃人吃牲畜……大蛇成群结队朝莫扎伊斯克、莫斯科方向游动，政府调动特种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队也无法对付它们。莫斯科一片大乱、惶恐不安……最后，一场突然袭来的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把这些可怕的爬虫冻死了。

作品不仅是对那些违反科学、违反自然法则的人的嘲弄和惩罚，也是对官僚主义者、滥用权势急功近利的人、浅薄无知的人的无情揶揄和鞭挞。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但如果不慎重对待，不严格管理，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祸害。红光可以孵化出大量小鸡，为人们提供大量肉蛋，但也可以孵出大批袭击人类的爬虫；同样，红色政权可以培养好人，也可能产生官僚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败类，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作品尽管神秘、怪诞，却也不乏尖锐的现实性并含有深远的哲理意蕴。作为一种预防、警醒，无疑是有意义的。高尔基赞扬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很机警和巧妙。”^[30]

不过，布尔加科夫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进化论者，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持有自己的观点，他曾说：与之相对，我提出更合人意的伟大的进化论。”在布尔加科夫看来，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种危险的试验，用革命的（不排除暴力的）方法去建立完美社会能否奏效，能否培养出真正的自由的人，这一点他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认为，这是在干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其结果有可能变成对人的悲剧。这是作品表达的最深层的意蕴。

《狗心》（1925）同样描写了一项科学实验：医学教授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异想天开地把人的性腺和脑垂体植入狗脑中，制造了一个带有狗心的“人”——沙里克夫，沙里克夫徒具人形、却无人的素质，教授又对他进行文化教育。但是沙里克夫不堪教化，仍旧作恶多端，教授不得不再施手术，还其本来面目。这两部小说以及后来的剧本《亚当和夏娃》都是借助荒诞离奇、预言式的科学幻想故事，把现实中的阴暗面放大、夸张到某种极致，达到讽刺和抨击的目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妄为终将自食其果：“给你一个沙里克夫，吃不了兜着走吧。”（《狗心》）

《不祥的蛋》和《狗心》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后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由于出身、素养、年龄、阅历、天赋等方面的原因，布尔加科夫较之同时代的作家，少了一些狂热和投入，多了几分清醒和旁观。然而，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20年代，布尔加科夫独辟路径的创作明显地不合时宜，从其文学活动伊始就受到“拉普”的排挤。他们认为讽刺就是“抹黑”，提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错误口号。在这样“极左”的政治思想气候下，布尔加科夫的命运就不言自明了。从20年代末开始，正当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如日中天之际，他却被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1929年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卓伊卡的住宅》《火红的岛》全部被禁演，排练中的《逃亡》也遭“枪毙”，作品完全不能发表。1927年末的中篇小说《吗啡》成为作家生前在祖国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如此“不可思议”的情形下，布尔加科夫仍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原则，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拒绝按别人的旨意修改作品。但是在遭到全面封杀的严峻情况下，以写作为生的布尔加科夫面临生计上的危机，1930年他被迫上书政府，坦言自己的处境和想法。后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布尔加科夫，答应安排他去莫斯科剧院工作。

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之后。要求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从而使文艺领域的气氛有所改善。在这样的形势下，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于1932年恢复上演。由布尔加科夫改编的《死魂灵》也在莫斯科剧院与观众见面。然而禁锢并未真正得到解除。尽管作家笔耕不辍，但他30年代完成的16部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包括剧作《亚当与夏娃》（1931）、《无上幸福》（193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35）、《伪善者们的奴隶》（《莫里哀》）、《普希金》（《最后的日子》）（1935—1936）、《巴士姆》（1939）及改编的剧本、歌剧脚本等，全部夭亡了。小说《莫里哀的一生》（1922—1933）、《剧院故事》（未完成，《死者手记》，1936—1937）、《大师与玛格丽特》（1929—1940）等辉煌作品也被束之高阁。(www.xing528.com)

从20年代末直到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病逝为止，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只是手稿。“手稿是烧不毁的”过句名言既表达了他对真理、对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执着信念，也包含着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慨叹。在经历了20年代末的封杀之后，布尔加科夫开始思索天才与时代的问题。他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如历史剧《莫里哀》《普希金》，小说《莫里哀的一生》《剧院故事》及其巅峰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都是这类主题的探索。而未完成的《剧院故事》是自传性的作品，充满幽默和讽刺。小说通过剧作家马克苏朵夫为创立剧院而走过的荆棘道路，揭露剧院生活的内幕，是“大师的命运”这一主题在现代生活中的继续。这一时期，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天才充分展现并步入淡化自我、平和深邃的艺术境界。遗憾的是，他后期的作品直到作家辞世20年之后才得见天日。

布尔加科夫文学创作道路坎坷，既是天才与时代矛盾的结果，也有他本人阶级立场、文化素养方面的因素。天才往往具有时代超越性，天才不能容于时代的悲剧是屡见不鲜的。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主题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独特的、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他所选择的创作题材，都是普通人不敢触及、也无法把握的。这就为他的作品接受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同时，作家的立场和视角及其天才的特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布尔加科夫在1930年3月28日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认为，他的作品不能在苏联生存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我的讽刺小说中发现了阴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我是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在我的作品中揭示了无数可恶现象。语言充满毒药。……描写我们人民身上可怕的、早在革命前就引起我的老师谢德林深深忧虑的可怕特征。”^[31]实际上，布尔加科夫所理解的这种“可怕的特征”是对生活规范的种种背离。他把这些背离加以突出、放大、夸张到让人感到荒谬的程度，以达到一种强烈的曝光和批判的效果。这样的立足点必然导致作家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感，导致他的冷嘲热讽带有主观、神秘的色彩。这是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不能与时代合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的问鼎之作，无疑要推其魔幻怪异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它是作家历经12年的心血营造的一部著作。前后八易其稿，最后部分未及修改完毕，作者就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部构思奇巧，寓意深奥，结构复杂，层次纷繁的讽刺性怪诞小说。全书由现实生活与神话故事两条线索、两个层次合成。现实与神话交错重叠，相映成趣、相辅相成。集幽默讽刺、滑稽可笑和深沉歌颂、庄严神圣于一身，是作家20年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的总结。

《大师与玛格丽特》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魔王沃兰德造访莫斯科，想看看“莫斯科居民的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从而引发了一幕幕滑稽剧、悲喜剧；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古犹太国总督本丢·彼拉多宣判处死耶舒阿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小说。在春天一个奇热的傍晚，沃兰德化装为外国专家，在公园遇到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和年轻诗人“无家汉”，同他们进行了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作为反驳无神论的例证，沃兰德预言柏辽兹马上就会身首异处。事实果然如此，就在柏辽兹去报告来了一位可疑的外国人时。他被有轨电车扎死了。“无家汉”惊慌失措，去当局报告，然而他的报告因有悖常理而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他被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结识了大师。大师写了一部关于耶舒阿和彼拉多的小说，遭到严厉批判，为摆脱精神上的折磨而躲进精神病院。与此同时，沃兰德一伙设置的考验又在莫斯科一家剧院拉开了帷幕。一张普通的纸片转眼间变成了十卢布纸币，撒向观众席；舞台上刹那间出现了巴黎时装店，免费以旧换新。人们争相捡纸币，换时装，乱成一团。可是到了曲终人散时，却发现十卢布的纸币原来是废纸，巴黎时装也不翼而飞，时髦摩登的女士们只得穿着内衣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乱窜。而沃兰德一行则通过贿赂房管主任占据了众人垂涎的、已故文联主席柏辽兹的住宅，并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撒旦晚会。他们邀请大师的秘密情人玛格丽特参加晚会，考验她对爱情的忠贞。玛格丽特为了爱情甘愿变为妖女，经受住了魔王的考验，与大师团聚。当沃兰德的魔法终于引起当局的重视，开始立案侦查并对他们进行搜捕时，他们又将武装警察捉弄一番，放了几把火后，腾空飞离了莫斯科城。

第二个故事是神话。浪漫哲人耶舒阿来到耶路撒冷城，他宣扬善的真理，反对暴政，被犹大出卖。彼拉多在审讯耶舒阿时，深深为他的话所震动，他理解耶舒阿，想释放他，却又囿于政治的原因，不敢行动。他希望耶舒阿会因惧怕死亡而暂时说谎。这样他就可以不杀耶舒阿，可耶舒阿却选择了真理。于是彼拉多又几次询问大司祭，到底赦免谁，想以此推卸“流义人之血”的罪责。然而，当死刑终于执行，大错业已铸成之时，他却发现，这是根本无法推脱的罪责，他为自己的怯懦深感悔恨。他下令秘密处死了叛徒犹大，又找来耶舒阿忠实的弟子利未·马太，许之以职务和金钱，希望以此赎罪，但马太拒绝了。从此彼拉多的心灵就失去了安宁。他被内心的悔恨折磨了近两千年，才得以解脱。

这是两个无论在时空、内容和叙述风格上都相去甚远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现实的故事，其中揉入了神话和幻想，写得奇幻、神秘、荒唐、滑稽，有悖常理；第二个故事是历史传说，反而写得真实、严谨、庄严、神圣。布尔加科夫将它们奇妙而有机地组接在一起，把总督的故事切割成无数个片段，镶嵌在沃兰德莫斯科之行的故事中。这种做法如此巧妙，使两个泾渭分明的故事衔接自然，浑然一体，彰显了其独特性。首先，布尔加科夫为小说中的故事设计了三个讲述者，更见其真实性：沃兰德，以无所不知的魔王的身份向无神论者柏辽兹和“无家汉”讲述审讯和宣判（第二章）；“无家汉”，在梦中见到行刑的场面（第十六章）；玛格丽特，在大师的小说手稿中读到总督下密令杀犹大、掩埋死者及召见马太的情节（第二十五章）。其次，每一次时空的过渡都有伏笔或交代。如第一章结尾时，沃兰德说：“……他穿着白色披风……”，第二章一开始：“……他，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穿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第十五章结尾，伊万（无家汉）在梦中见到，“秃山上空的太阳已经渐渐向西倾斜，整个山岗被两道封锁线围得严严实实……”。第十六章则是以同样的两句开始的。第二十四章结尾是玛格丽特反复地读着：“黑暗，地中海方向袭来的黑暗已经完全笼罩在这座总督所厌恶的城市……是的，黑暗……”，第二十五章第一句话便是：“地中海方向袭来的黑暗已经完全笼罩在这座总督所憎恶的城市”。最后，在结构安排上打破了平铺直叙的线性情节发展趋势，造成了跳跃式的、高潮不断的、紧张度很强的戏剧效果，引人入胜。

故事中的故事不仅用于反衬现实世界的堕落与荒诞，更重要的是借这个载体突出作家所表达的主题：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自由与政权、选择与责任、短暂与永恒等。作家将以往作品中探索的各种主题都汇入了这部传世之作，升华为综合的、超越自我的哲理思考。撩开《大师与玛格丽特》神秘的、充满宗教色彩的面纱。不难看到，对人类精神道德的呼唤，对思想、创作之自由的追求，对和平生活、安宁和谐的内心世界的向往是小说的主旨。布尔加科夫借魔王及其随从对莫斯科居民的精神道德状况进行了一番考察，揭露了种种丑恶、阴暗的现象，从而说明精神道德价值的缺乏将使人变成非人；又借耶舒阿之口道出“任何一种政权都是对人施加的暴力，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任何政权，不论是恺撒的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政权。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的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在安排大师的归宿时，赋予了他永安，这也是作家从第一部小说《白卫军》开始就一直苦念的理想境界——安宁、和平、永恒的家园。

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善与恶的较量。沃兰德等人来到莫斯科是替天行道，是惩办恶人，除恶扬善。但是恶人何其多？干部、艺术家、观众之中无一好人。这里显然有一个更重要的潜在的主题，那就是莫斯科人尽管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但他们恶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作品中交代得很清楚。沃兰德问小丑巴松管：“依你看，这莫斯科的居民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松管回答道：“……我看跟城市一样，只是外表变化。”这就表达了作品深层次的一个主题。由此可以看到布尔加科夫对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现实乃至整个制度是有几分怀疑的。西蒙诺夫在给《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集》的序言里也指出，作家只看到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思想和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他写道：“在阅读《大师和玛格丽特》时老一辈的读者立即能发现，布尔加科夫的讽刺性观察的视野主要是针对20年代的莫斯科小市民阶层……应该补充一句，那个时期的另一个莫斯科，另外一个更值得观察的广大阶层，却几乎在小说中没有得到反映。这也是作家观察现代生活上表现出的局限性。”^[32]由于布尔加科夫用抽象的善恶标准、抽象的道德观来衡量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既没有客观、历史的眼光，更没有辩证、发展的视力，因此他的观察是片面的，但这何尝仅仅是作家的局限呢？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是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在思想、艺术上不懈探索的结果。小说多种主题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全方位的开放性。它既是历险记、侦探故事、幻想小说、市井百丑图，也是启示录。它所包含的多层含义，能适应不同理解层次的需求，因此被认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西蒙诺夫评价说：“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达到了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即对文学综合发展的愿望”^[33]。

布尔加科夫在文学创作上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荆棘之路。在他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作品因不合时宜而屡屡遭禁，辉煌之作尘封20余载不得面世。面对这样的重压，布尔加科夫没有屈服、妥协，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他逝世后，法捷耶夫称赞他是“一个既不在创作中，也不在生活中用政治谎言来为自己惹麻烦的人，他的道路是真诚的……”^[34]。布尔加科夫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不随波逐流、不媚俗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敢，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散发着机智的、永久迷人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