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别雷：俄苏小说的重要先驱

安·别雷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学家、回忆录作家。他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的主要成员，也是20世纪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拥有世界性的影响，被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列为20世纪西方四大名著之一（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有20世纪的“奇书”之称。

一、生平和创作

安德烈·别雷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гаев，1880年10月14日生，1934年1月8日去世）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母亲是音乐家，擅长钢琴演奏。一面是精确严谨的科学思维，一面是充满想象的艺术世界，这“矛盾”的家庭氛围为他以后文理兼备的学养奠定了基础。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别雷自称，“最着迷的是精密科学”。有感于自然科学和方法论的结合，沉醉在贝多芬、肖邦的美妙旋律和歌德醉人的诗韵中。后又在莫大文史系继续学习了三年，痴迷于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哲学，和哲学家交往颇多。文学、音乐、宗教、哲学的混合营养奠定了别雷艺术综合性的文学创作特点。

1902年，布加耶夫以别雷这个笔名发表了《戏剧交响曲》。这是一种韵律散文，也可以说是半诗歌、半散文，共四部。作品中没有鲜明的情节，而是以音乐的结构方式，并不连贯地讲述他和他周围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历程，表达出“永恒”、“时代的启示录节奏”、即将发生的重大转折等朦胧情绪和神秘感受。这种形式上甚至文体上的独出心裁虽然没有在批评界和读者中得到广泛的响应，但是象征派内部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交响曲》对小说的影响很大。

别雷对象征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艺术的形式》（1902）、《论巫术》（1902）、《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1904）等纲领性文章中，别雷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象征主义：它超越了艺术的界限，是一种世界观，是未来包罗万象的“生活创造”的雏形，既然重于“创造”，也就摒弃了“年长一代”较多体现的颓废的调子；音乐是最高艺术，其他一切艺术门类都要向音乐靠近，尤其是诗歌。所以他后来的诗集《碧空泛金》《灰烬》《瓮》等都是象征主义理论实践的尝试。这些诗作表露出对或苍凉、或无出路的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悲剧性思考。

1909年以后，别雷的创作重心转向了小说和评论方面。191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鸽》问世。这是一部象征主义小说的佳作。主人公是一个叫达雅尔斯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受到当时俄罗斯一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的影响，准备深入生活，到社会底层去体验和发现俄罗斯的社会本质，去体察俄罗斯人民的真实生活。但是，当他真正进入到底层生活的时候，横亘在他面前的是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宗教和科学知识的断裂、贵族阶层和穷人之间的分裂，同时，带有乡野气息的农妇对他的诱惑，贵族女人对他的吸引，这些都使达雅尔斯基感到了难以抉择。当他最终决定离开鸽子派，回归往昔的生活时，却丧生于鸽子派信徒之手。作品是对自我的命运，即俄罗斯的现代命运进行探寻的一部力作。

《银鸽》仍带有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特点，浓厚的思想性、沉郁的语调和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尤其是有意识地遵循果戈理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作品借助主人公“到民间区”遭到失败这个故事，衍生出“魔鬼”与“天使”、“鸽子”与“老鹰”、“土壤”与“文化”、“肉体”与“灵魂”相矛盾的象征意蕴，而这些对立，归根结底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作品以“东方”与“西方”这一历史神话概念，应和了勃洛克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主题。在艺术上，作品以浮雕感描绘出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生活方式，细致地传达出不同人物的心理动机；又以音乐化的结构、诗歌化的韵律、非同寻常的词语搭配，为新型小说构筑了一个范本。

1911年秋，别雷开始了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写作。1916年第一次出版单行本，1922年在齐柏林出版删节本。在苏联本土，这部小说经历了“风靡”、“冷落”和“重拾”，直到1981年再版最初的全本。它不仅是文学家别雷的巅峰之作，也是整个象征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是20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一次革命性创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形式上，这部小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部“奇书”。

20世纪的前20年间，别雷曾多次出国游历。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一次旅行是同第一任妻子阿霞·屠格涅娃一起到德国科隆，听人智学说创始人施泰纳的演讲。之后别雷便开始迷恋人智学说，他不但追随施泰纳到欧洲巡讲，还以一系列文章和诗歌来宣扬人智学说。由于这一学说强调人的内在的自我认识和个性完善，“自传性”开始成为别雷创作的主要特征。他把延续“东方”与“西方”主题的系列小说总称为《我的一生》，但没有最终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柯吉克·列达耶夫》（1916）和《受洗的中国人》（1921）。两部作品均试图以描绘主人公孩提时代的原初感受来重新唤起成年人身上渐渐消散的记忆，将思想中的一些影子用语言表达出来。后来的自传性作品还有长诗《初会》（1921）、随笔《怪人日记》（1922）、长篇小说《莫斯科》（1926）和《面具》（1932）。

30年代，别雷集中撰写了几部长篇回忆录，包括《两个世纪之交》（1930）、《世纪之初》（1933）和《两次革命之间》（1934）。这三部巨著成为记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面貌和历史景象的珍贵文献。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他的学术专著代表作《果戈理的技巧》（1934），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大作，它成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和符号学分析方法的先声。

1934年初，别雷因动脉硬化病逝于莫斯科。Б．皮利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和Г．桑尼科夫联名在《消息报》上发表祭文，指出：“他是我们世纪的卓越作家，他的名字将同俄罗斯以及全世界的经典作家一起载入史册……他作为象征派年轻一代的代表进入俄罗斯文坛，但他一人创造的一切，却多于这个流派年长一代的全部成就……他又因对随后的所有俄罗斯文学流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超越了自己的流派。”^[22](www.xing528.com)

二、长篇小说《彼得堡》

《彼得堡》这部小说的创作目的，按照作者的话讲，是“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识生活……”，是“大脑的游戏”，“而日常生活、彼得堡、在这部小说的背景下发生于某地方的带有革命性的蛊惑威吓，只不过是那些想象形式的假定性外套罢了”。^[23]因此，要理解这部小说，就不能按照传统的阅读方式去跟随线性发展的情节和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借助大量的景物细节描绘和意识流程描写来梳理作品的梗概。

小说的背景是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发生在彼得堡短短十天的事情，但是它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希腊罗马的古代神话，有圣经故事，有非洲和阿拉伯的文化典故，佛教的学说，中国孔子的儒家学说以及人智学、通灵术等，此外还涉及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哲学等。小说的主人公是沙皇政府的重臣阿波罗·阿波列乌霍夫，他死心塌地忠于沙皇平步青云，官居要职可家中却隐有萧墙之祸，妻子安娜忍受不了这部“官僚机器”的冷漠无情，随情人私奔；大学生儿子尼古拉信奉新康德主义，毫无顾忌地向父亲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竞接受恐怖组织委托，将定时炸弹带回家中，炸死愚顽守旧的父亲。恐怖组织中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府密探的斗争日趋尖锐，尼古拉也因有杀父动机而痛苦、惊慌，意欲中止即将酿成的大祸。恰在这时，私奔两年的安娜回到彼得堡，正当阿波列乌霍夫一家三口重归于好的那天，炸弹爆炸，阿波列乌霍夫虽未被炸死，却引发心脏病，不久便离开人世。尼古拉带着身心的伤痛出国游逛，若干年后回国隐居乡村，成了个乐天知命的老头儿。小说的基本思想在于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残酷和腐朽没落，同时也表明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行为虽偶有所得，但无助于俄罗斯社会走出危机。

作品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官僚政权和革命暴力的对抗来反映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覆灭的主题。官僚政权的体现者是阿波罗，他身上有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的影子；革命暴力的体现者是杜德金，他是当时流行的恐怖暗杀活动的代表，令人想起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别雷对这两种力量都持否定态度，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中，别雷看到了唯理主义的西方和混沌无序的东方的冲突。普希金笔下的“青铜骑士”这个幻影也常常在文中出现：“在门槛中间，从透进硫酸盐色空间破裂的墙缝里，——站出一个闪耀着磷光的巨大身体，他低垂着戴花环的绿莹莹的脑袋，直伸着一只沉重的、绿莹莹的手臂。”^[24]因此，青铜骑士像是作品中人物的必经之地。

彼得堡在小说中被描述成由一些直线（笔直的街道）和正方形平面（房子）组成的令人生厌的几何空间，反映出它的腐朽僵化和毫无生气。这个处在东西方之间的“地球上的一个点”，一个虚幻的城市，却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缩影，也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它正面临着一场日益临近的灾难。在这座虚幻的城市中，人物和景物也如同幽灵一般时而匆匆忙忙，时而若隐若现，一切都显不出“疯狂”的特征。“疯狂”这一主题在别雷的创作中是具有延续性的，从《第二交响曲》到诗集《瓮》，再到小说《彼得堡》，这种对“疯狂”的描写有时甚至是大段逐字的重复。以谣言蛊惑、身份不明、模棱两可、比例失调、梦呓幻觉等荒谬的形象传达出风雨将至的感觉，让人读来心头发颤却又欲罢不能，有种迫不及待地寻找其中玄关的念头。正是由于幻觉在小说中被作家描绘成真实的存在，因而世界的混乱感和非理性显露无遗。小说也正是透过“影子世界”（现实世界、虚幻存在）的面纱，揭示出意识深处的“心灵世界”（与宇宙灵魂紧密相连的真实世界、永恒存在），从而体现了别雷所遵循的象征主义的本质：“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建立精确的对应关系。”^[25]

别雷的全部创作都具有深重的社会使命感，他以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孜孜探索俄罗斯社会的出路。这一出发点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宗旨并不相悖，只是他寄希望于通过在人与人之间确立精神上的一致性以及真实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来“改造世界”和“建设生活”，正如他本人所说，“重塑个体，创造新的，更完善的生活体制，新的、更完善的人际关系，是一切艺术，尤其是象征主义的任务”。^[26]在这部小说中，别雷所期待的“新人”没有出现，通向“新人”的道路也行不通，改造世界的空想最终趋于破灭，因此它和诗集《灰烬》《瓮》、小说《银鸽》一样，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

在艺术上，《彼得堡》是一部颠覆了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象征主义小说佳作。首先，小说中的形象是用来传达意识内容和象征观念的载体，形象的确立是从某种普遍意义出发，反映到个别具体的人物上。这与现实主义小说那种从个别到普遍的典型化过程不同；其次，它表达了“对某些在轰动一时的事件表象的掩盖下，在不远的将来即将酝酿成熟的事实的模糊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所表现的不是‘已经形成的’现实，而是形成过程之中的现实”，^[27]这正是象征主义者们所追求的那种“表现未来的”艺术。

象征主义是持语言本体论观点的，因此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和文体风格。别雷这部实验性极强的小说就被视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在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发展虽然有明确具体的时间（1905年9月底到10月初），似乎是以情节为主导的小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却始终难以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真正浮出水面的是大量的、多视角的心理描写，它迫使事件线索变得断断绝续。这一心理描写又配合了复调结构，让读者常常在同一时间背景上，分别看到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看到他们“未经消化的感觉的沸腾”。这正是别雷的一种创造，这种创作方法与乔伊斯、加缪、卡夫卡以及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意识流”相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别雷是一位“语言的作曲家”，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在创作过程和作品结构上都体现了音乐化的特征。他在《作家自述》中说，虽然“‘交响乐’我已经不写了：我在写——‘长篇小说’；不过结构小说的原则依然如初（不是用写字台，而是在散步时把结构好的语句记录下来）……”，他的小说作品是“诗歌与‘散文’联姻的先声”，他“把作家看作民间语言流向的组织者：他既是一位活灵活现的讲故事人，又是一位亮出音色、带有动作的歌手”。^[28]因此，小说中使用的语言不是普通的俄语，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词组，词乃至声音随处可见。别雷还将对位、变奏、转调等音乐的手法融入小说创作，把一些语句以音乐主导动机的形式插入叙述当中。而充当这些主导动机的，又经常是一些表现特征的语句，其集合性、多义性、模糊性和暗示性使象征内涵更为突出。比如：“许许多多的鼻子”、“留小黑胡子的陌生人”、“星光闪闪的小老头子们”、等等。文学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曾说别雷是“将象征主义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小说创作的象征主义者”，而《彼得堡》无疑是象征主义理论的实践，是他佳作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