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高尔基：俄苏小说史学者揭秘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阿·马·高尔基是一位“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伟大先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命运的独特回声。他的思想和作品，他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都已成为俄罗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早已越过文学和民族的疆界。

一、生平与创作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щков，1868年3月28日生，1935年6月18日去世）生于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市的一个木工家庭。他幼年丧父，在开染坊的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仅上过两年小学，11岁开始到“人间”谋生，贫民窟是他的“社会大学”。先后当过鞋店学徒、帮厨、装卸工、烤面包工人、杂货店伙计和车站守夜人等，依靠刻苦自学和在社会“大学”的学习，积淀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892年，他以“高尔基”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自此走上文学道路。当时正是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年代，整个俄罗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大动荡的中。来自底层、深谙人民疾苦的青年高尔基，一开始就敏锐地捕捉到生活激流中刚刚启搏的脉动，通过艺术形象，传达了人民精神觉醒和新时代的脚步声。

高尔基的创作道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创作（1892—1907）

从风格上说，可以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浪漫主义作品的特点是格调高亢、感情澎湃、色彩明亮。代表作主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之歌》等。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特点则是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罪恶，批判剥削者、私有者和小市民的卑劣灵魂，同时对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同情。这类作品有《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叶美良·皮里雅依》《二十六个和一个》《奥尔洛夫夫妇》《契尔卡什》《玛莉娃》《草原上》《我的旅伴》《沦落的人们》。

《马卡尔·楚德拉》（1892）是高尔基的第一个作品，小说通过自由与爱情的主题，颂扬人们酷爱自由的美德，激发他们反对奴役和压迫，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高于一切的主题。《鹰之歌》（1894）则借助搏击长空的鹰的形象，象征性地传达出生活的意义就是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伊则古尔老婆子》（1895）中的丹柯是传说中的勇士，当同胞们在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时，他毅然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困境。不难看出，热情颂扬人追求自由的天性、讴歌人的价值、力量及牺牲精神是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的重要主题。

现实主义小说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其中“流浪汉小说”最引人注目。作家凭借着对流浪汉这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的熟知，喊出了他们的屈辱、挣扎、苦闷和希求，既未隐瞒他们的弱点和旧习，又揭示出他们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如短篇小说《切尔卡什》（1899），作者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前者向往自由，落拓不羁，颇讲义气，后者则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胆小怕事。二人合伙偷盗后瓜分所得时，加弗里拉企图杀害同伙，独吞赃款。切尔卡什虽遭暗算受伤，却饶恕了加弗里拉，并把全部钱财轻蔑地扔给了他。《玛莉娃》（1897）、《奥尔洛夫夫妇》（1897）、《沦落的人们》（1897）等，也是高尔基流浪汉小说中的名篇。但是作家并未一味美化流浪汉，而是真实地暴露出铅样沉重的生活在他们心灵上打下的不幸印记；他之所以把创作激情倾注到流浪汉身上，是出于他认为这些人在精神上远远高于那些浑浑噩噩、贪婪庸俗的小市民。

《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名主人公是百万家财的法定继承人，但他追求的却是一种摆脱金钱桎梏、自食其力的自由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却无人理解。最后，这个完全正常的人被关进了疯人院。这是“黑暗王国”的统治者们对本营垒内部的一颗正直灵魂的扼杀。作品从这一角度揭示了旧俄国社会的反人性特征。另一长篇小说《三人》（1900）则以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生活道路为线索，在更为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表现了“人与社会的冲突”，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世纪之交一代青年生活与命运的思考，有力地抨击了影响颇广的“忍耐哲学”。

1905年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总演习，高尔基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这场革命无可估量地扩大了青年高尔基的政治视野和艺术天地。正是在这次革命实践的推动下，他完成了代表作——《母亲》（1906—1907）。小说主人公巴威尔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下，阅读“禁书”，接触先进知识分子，继而投身到由无数久被压抑的觉悟工人组成的队伍中，要以群体的力量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作家的社会批判激情，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合乎逻辑地孕育出了巴威尔这一叛逆性格。但贯穿小说始终的形象并非巴威尔，而是母亲尼洛夫娜。整部作品是以她的心理变化为情节主线。小说着重描写这位备受欺压、软弱柔顺的普通劳动妇女逐步觉醒、投入斗争的过程。在作品所反映的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的准备阶段，这样的下层妇女为数尚少。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和审美要求，以生活现实为基础，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塑造出尼洛夫娜这一具有先进性的艺术形象，意在鼓舞那些尚未摆脱各种心理重负的人们，促进他们的精神自觉。

《母亲》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机械地反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是要艺术地展示俄国工农大众走向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表现他们在这一革命运动中的成长、变化和精神觉醒。因此，这部小说的革新实质在于，作者在阶级对峙和革命发展中描写人，提出以人的社会积极性、人的历史作用作为衡量人价值的最高准则。这就是小说的最基本的主题和意义。

高尔基的早期创作，风格多样，色彩绚丽，激情充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呈现出以力度与气势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美感特征，其基本思想倾向是社会批判，并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为指向。

中期作品（1908—1924）

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失败后，身在卡普里的高尔基集中思考的是俄罗斯的命运和前途。191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他热情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为拯救文化、保护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努力，自己却常常处于病痛和矛盾之中。1921年秋，他再度离开俄罗斯，1924年定居于意大利索伦托。这一时期高尔基的创作，无论在思想指向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革命失败初，作家仍然通过作品鞭挞专制黑暗势力（《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讴歌民众意识的觉醒（《夏天》，1909），并积极寻找新的精神武器，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忏悔》，1908），将他们的意志和情绪保持在革命所需要的高度上。然而，对革命失败的沉痛反思，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任务不应该继续进行这种悲壮的努力，而是要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他创作了六大系列作品，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和四组短篇系列作品。

“奥库罗夫三部曲”是高尔基系统考察和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初成果，包括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和《崇高的爱》（1912，未完成）。其中，《奥库罗夫镇》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奥库罗夫人听到革命消息传来时的种种反应，勾画出参加“闹事”和反对“闹事”的两类人共有的昏聩、愚昧和凶残，展示了俄罗斯小市民生活和精神特征的一个横截面。《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以同名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在农奴制改革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通过对奥库罗夫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的追寻，对小市民阶层进行了纵向剖析。作家以深邃的艺术洞察力，在对主人公科热米亚金悲惨、忧郁、无为一生的描述中，透过奥库罗夫人的平静无波的生活，展露出它巨大腐蚀性和毒害性。小说由此揭示了俄罗斯外省小市民的生活秩序和传统怎样一代代繁衍、延续，表明千百个奥库罗夫式的城镇如何卧伏在俄罗斯大地上，成为决定其基本面貌与存在方式的沉重砝码，从而触及了本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根本缘由。“奥库罗夫三部曲”的创作说明高尔基已完全转变为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了。

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是高尔基最有影响的作品。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形象是自传主人公阿辽沙。《童年》描述了阿辽沙从1871年父亲病逝到1879年母亲去世的八年间在外祖父家的感受，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辍学后“到街头寻找生活”的情景，刻画了外祖父一家、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人物形象，再现了童年时代无数“悲惨的童话”。《在人间》以阿辽沙1879年秋至1884年夏步入社会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记述他先后在下诺夫哥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作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罗斯外省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幅。《我的大学》则展示了伏尔加河码头、喀山“吗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的小杂货铺及附近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的一个渔场作结，是主人公1884年秋至1888年间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

自传体三部曲无疑属于高尔基优秀作品之一，笔法熟练老道、感情执着。他清醒地回顾历史，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远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心理分析和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宏伟的前景和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在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富有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性的生活必然苏醒这一不可摧毁的希望。”三部曲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彼此衔接，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是表现俄罗斯民族风情和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作品的生活气息浓烈，充满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更不乏一些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优美段落。(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创作了四组短篇系列作品。其中《罗斯记游》（1912—1917）中的29个短篇从形式上看，接近作家早期的流浪汉小说，但内容上却显示出新的特色。首先，作品的主人公涉及社会各阶层，不再是单一的流浪汉，而是包括手工业者、小铺老板、教堂执事、退役军官、破产商人、外省知识分子、破落贵族、菜园主各色人等；其次，作品的意义不限于社会批判，而是从各个不同侧面揭示俄罗斯人的精神文化特征，且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部表现民情风俗、世态人心的著作。《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讽刺性写照。创作于十月革命后的《日记片段》（1924）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或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现实，或从记忆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汲取诗情，均成为对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四组作品，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绘制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俄罗斯生活风情画，展示了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描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为读者认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这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的叙述语调，体现了作家沉郁的忧患意识和高超的美学追求与艺术才华，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晚期创作（1925—1936）

十月革命期间，高尔基与革命发生了分歧，他写了一系列政论，批评当时列宁和新政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后来高尔基虽然一度离开了俄国，但作为一位与人民有血肉关系的作家，高尔基与祖国人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继续自己紧张的创作工作。他晚期创作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讲述了农民出身的麻纺厂主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事业”的不同态度和心理的变化。伊利亚是这个家族事业的创始人，兼有农民和新兴资产者的特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形成时期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长子彼得却对“事业”感到厌倦，向往安逸平静的田园生活，其人生观念、心理特征和生活情趣，都烙下了农奴制影响的深深印痕。其弟尼基塔的性格及其在自杀未遂后躲进修道院的结局，则折射出深受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农民无法理解和接受资本主义现实的悲剧。伊利亚的养子阿列克谢作为这个家族事业的实际继承人，具有新兴资产者的创业、发展、占有的特征和明显的政治意识，成为俄罗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中，阿列克谢的儿子米龙比父亲更有心计和手段，政治欲念更强烈，还主张全面欧化，表现出20世纪初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某些新特点。彼得的儿子亚科夫则除了动物式的享乐之外便一无所求。他的空虚和堕落、寄生性和孱弱症，既显示出俄罗斯资产阶级早衰的特征，又透露出这种早衰的内在原因。小说通过家族三代人所构成的形象系列，揭示了俄罗斯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特点，勾画出俄罗斯资本主义尚未站稳脚跟便很快日落西山的命运。三代人的“退化”是由资产阶级的寄生性所产生的。他们对劳动越来越不感兴趣。因此他们的退化不是生物学的原因，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

高尔基晚期创作特点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缜密的心理分析，在叙述风格上显示出史诗般的宏阔与稳健。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新鲜经验。这充分表明高尔基的创作方法不拘一格，显示了与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衔接的新特点。

1924年列宁的逝世，给高尔基以强烈的震动。从1928年开始，他几乎每年5—10月份（除1930年外）都在国内小住一段时间，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他既为国内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向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力不从心，于1936年6月18日逝世。

二、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既是高尔基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部史诗性巨著，又是作家长期进行民族文化心态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小说的中心主人公克里姆·萨姆金出身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经历并不复杂。萨姆金外省中学毕业后来到京城深造，先在彼得堡，后又上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1905年革命时，他“迫不得已地”加入起义者的行列，但很快又转向与当局合作，成了告密者。当二月革命风暴来临时，作为旁观者的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中被踩死。他的人生道路是那些灵魂空虚的知识分子走向精神毁灭的映照。作品塑造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典型，深刻地批判一切萨姆金式的市侩习气。

萨姆金的性格存在深刻矛盾：强烈的“领袖欲望”与实际上的平庸可笑，所谓的“自由独立”的生活态度与实际上的随波逐流和投机心态。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却不愿受任何拘束，不愿尽任何义务。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破碎性、庞杂性，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明确的思想，但又不愿承认自己思想上的贫乏与空虚，只是用别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碎片来拼合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只收藏各种流行思想的百宝箱。他缺乏对人的信任、尊重和爱，为人冷漠，甚至隐含着一种敌意；即便是对妻子瓦尔比拉，他也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嫉妒别人高于他，常为别人的失败和痛苦而幸灾乐祸……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市侩化和政客化的特征，集中抨击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生活观。他的精神文化性格，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消极特征，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既表征出横跨两个世纪40年间俄罗斯部分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又显示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作者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市侩化、小市民化的历史真实，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灵魂的意义，这也是塑造这一典型形象的深刻意义。高尔基曾说：“关于市侩习气，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写了很多，但是还没有把市侩习气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一个形象身上，必须通过一个人物把它描绘出来，而且要描绘得像浮士德、哈姆雷特等世界典型那样巨大。”高尔基在萨姆金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这一高度。

作品的副标题是“四十年间”。萨姆金的生活轨迹生动地记入了自19世纪70年代到十月革命前约40年间俄罗斯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塑造了社会各阶层人物，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国内到国外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多方位、多层次地表征出俄罗斯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通过萨姆金观察、听取或参与各种场合、各个层次、各色人等的谈话和争论而发现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主张和见解。这些思想见解的矛盾，其内容的庞杂性、交错性和不确定性都反映出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丰富与贫乏，信仰的执着与危机，文化上的认同心理与排拒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对立统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俄罗斯人总是力求发现“一切原因的原因”，总是将智慧用于紧张的分析与探索上。这一文化心理特征鲜明地体现在这部作品对40年间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史的描述中。正是基于这一意义，西方学者认为这部巨著是“1917年革命前40年间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学生活的缩影”。它“作为思想小说，达到最高成就”，“堪称20世纪的精神史”。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纵横俄罗斯外省和首都、乡村和城市的广阔背景，前后40年间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细节，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和色彩斑斓的活动场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种种现象，都被巧妙地编织到萨姆金的“灵魂史”中，通过他的眼光和思维而得到了特殊形式的映现。作品塑造了贵族、官僚、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医生、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市民、律师、法官、警察等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同时，也有众多的真实历史人物的出现，这些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并存，大量的历史场景与艺术画面的叠合，鲜明的编年史意识与深广的民族历史生活内容，使作品具有一种长河浪涛般的气势和厚重的分量，一种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

在人物形象刻画中，作家广泛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心理分析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联想、潜意识，或以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危机和意识流程。如作品多次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或幻觉来刻画其内心状态。在这种梦幻情境中，萨姆金往往被分成两个、四个或者更多的“他”，这些“他”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中每个“他”都显示出主人公内心面貌的某一侧面，并从总体上表现出他的意识结构的支离破碎，他的性格和心理的深刻矛盾。这种手法的运用，往往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远胜过冗长的心理分析。

善于用对照的方法显示每个艺术形象的性格特征，是高尔基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特色。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这一常用手法发展为“镜子般的结构原则”，即主人公萨姆金是中心，好似站在多面镜子中间一样，每个人物（每面“镜子”）都把萨姆金性格的某一侧面映照出来，同时又在萨姆金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贵族遗少图罗博叶夫，资产阶级的“浪子”柳托夫，妇女问题研究者马卡罗夫，流浪汉、无政府主义者伊诺科夫，小市民型的人物德罗诺夫，色情狂莉吉雅，商人兼宗教团体头目玛琳娜等，都如同一面面放置在不向角度的镜子，环绕在萨姆金周围，分别映现出他的某一精神特点，共同参与对主人公进行“立体摄影”的任务，使他的性格特征充分地、全方位地表现出来。在庞大艺术形象体系中，众多的人物既是作为独立的社会心理形象而存在，具有艺术上的不可重复性，又在总体上构成主人公萨姆金灵魂史得以展开的广阔背景，有力地烘托出萨姆金作为“这一个”的心理个性。

如果将《母亲》与《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放在一起，很难看出它们有多少相似之处。不仅在思想主题上大相径庭，而且表现手法也全然不同。在《母亲》中作者主要运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把主人公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上，而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却恰恰相反，贯穿作品始终的中心人物却是个反面形象。《母亲》的情节都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为线索而展开，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则是通过折射的手段加以反映的，即通过对人物的思想和心态在每一历史阶段中的变化以及对其精神面貌的描写，使历史获得形象的再现，《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还采用了大量非现实主义手法如独白、讽喻、排比、意识流等。作者常常通过萨姆金的噩梦，用联想、影子、幽灵、同貌人相争相斗的怪诞形式来表示萨姆金变幻不定的个性，说明其支离破碎的意识。这都说明，高尔基晚期的创作在构思、艺术造诣和思想的深度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全部艺术经验的大结晶，是他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