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小说发展概述——《俄苏小说史》

20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1914年的世界大战、1917年的两次革命、三年的国内战争、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移民和大清洗、卫国战争、三次流亡、1991年苏联解体等。这些社会变革和动荡不但使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变得复杂和多变，也影响了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程。20世纪的俄罗斯，由于文化空间长期成为意识形态的试验场，这必然使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尤为曲折和艰难，形成了诸如“苏维埃文学”、“俄罗斯侨民文学”、“地下文学”等在世界文学史上都独一无二的现象，俄罗斯文学在文学流派、思潮，创作方法、风格等方面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化”到“一元化”，再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根据文学流派嬗变的内在逻辑，20世纪俄苏文学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交，是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社会的转折时代，也是俄罗斯艺术文化发展的特殊的时期，有“俄罗斯文化复兴时代”或“白银时代”之称。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是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共同存在，各种创作风格的作家争相发展的多元时期。既有现实主义，又有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总之，这个时期文学流派风格各异，题材和体裁繁荣，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以三足鼎立的复杂局面为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具有相当的实力，老牌作家如Л﹒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189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等，А﹒契诃夫《决斗》（1891）、《第六病室》（1892）、《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1894）、《语文教师》（1894）、《约内奇》（1898）、《农夫》（1897）等，В．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河水欢腾》（1892）等作品体现出空前的批判性和揭露性。一批年轻作家也纷纷涌现，继续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对沙皇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继续揭露，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以及库普林的《决斗》（1905）、布宁《从旧金山来的绅士》（1915）安德烈耶夫《大满贯》（1898）就颇具代表性。

A﹒库普林（1870—1938）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中篇小说《摩洛^[1]》（1896）把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与摩洛相比，工厂就像一个张开血口的魔鬼摩洛，吞噬着千千万万个工人的肌体乃至生命。库普林通过工程师鲍勃罗夫之口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和技术进步的实质，控诉了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奥列霞》（1898）是库普林的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俄罗斯少女奥列霞心地纯洁、为人坦诚、充满青春活力和女性温柔。她是美丽和诗意的化身，她置身于俄罗斯大自然之中，与大自然的美景相和谐，就更显示出她的形象的魅力。奥列霞虽远离城市喧嚣和“文明”，却爱上了从城市来的伊凡·季莫菲耶维奇。起初他们的恋情充满浪漫的诗意，显示出爱情的美好甜蜜。但由于伊凡·季莫菲耶维奇的优柔寡断、意志软弱、惰性十足，当奥列霞遭到当地无知、迷信的女人们的敌意、妒忌、迫害的时候，伊凡·季莫菲耶维奇不能挺身而出，这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剧。

库普林的小说《决斗》（1905）^[2]塑造了一群俄罗斯军官形象：经常用脏话漫骂下级的团长舒里戈维奇、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中校列赫、诱奸多名农家姑娘的大尉斯捷里科夫斯基、经常殴打士兵、目不识丁的连长斯利瓦、挥霍无度、以放高利贷为营生的上尉普拉夫斯基、只知道跳舞和泡女人的中尉鲍别金斯基以及准尉勒鲍夫等。库普林真实地聚焦了这些军官的缺陷，指出沙皇军队中军官行为的荒唐和放荡。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但塑造了一系列军官形象，而且还展示出他们是奴役士兵、践踏士兵命运的刽子手。

库普林的《石榴手镯》（1911）、《苏拉米福》（1908）均是歌颂爱情，颂扬高尚而永恒的人的精神价值的代表作品。

此外，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佳作名篇还有：В．魏列萨耶夫的《医生札记》（1892—1900），这是作家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叙述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力量的无知。作家不仅从医学的角度，而且从社会哲理的方面去观察和思考许多问题。作家П．博搏雷金的中篇小说《变节者》（1889），长篇小说《山隘》（1894）、《步行者》（1895）和《公爵夫人》（1896）等。这些作品集中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职责问题，再现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的迷惘。A．列米佐夫的描写人悲剧生存的长篇小说《池塘》（1905—1908），展示作家宿命论观念的中篇小说《戴十字架的两姊妹》（1910）。H．什缅廖夫塑造了一个被生活毁掉的主人公的中篇小说《来自饭店的人》（1911）；K扎米亚金的反乌托邦的开山之作《我们》（1920），等等。

现代主义作家队伍的崛起也是该时期俄苏文学的显著现象，但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白银时代”的辉煌。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健康发展，一批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色的名著问世。小说领域主要有高尔基、别德内依、绥拉菲莫维奇等人成为苏联文学的开创者，高尔基是杰出的代表。他创作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长篇小说《母亲》（1906）、自传三部曲（《童年》（1914）《在人间》（1916）《我的大学》（1923））等。

在20年代涌现了像“谢拉皮翁兄弟”作家、“拉普”作家^[3]、“全俄农民作家协会”作家、“列夫”（艺术左派阵线）作家^[4]、“山隘派”小说家，“现实艺术协会”（1926—1927）和“诗学语言研究协会”（1910—1920）小组的作家构成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生力军。

A．托尔斯泰的创作在2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创作题材多样，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诗歌、戏剧、小说、童话、科幻作品、政论文和电影剧本）。主要小说有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2），《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1925—1926），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2，1928，1941）和《彼得大帝》（1929—l945），等等。历史小说《彼得大帝》是基于大量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尤其是《彼得大帝书信和文件集》。作家曾说，这部历史小说的主要思想是“展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威力，展示其不可抑制的创造精神”^[5]，让读者“很好地、深刻地了解她的过去……”^[6]小说描述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辉煌的彼得大帝时代，充分肯定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做出的丰功伟绩。书中人物众多，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作家虚构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面孔和性格、生活和命运，但所有人物都围绕着彼得大帝的形象而展开。

第二个时期（20世纪30—5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官方用行政干预的手段解散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活动，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官方倡导的唯一的文学创作方法。于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局面顿时消失，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维埃文学）一元独立的发展局面。苏维埃文学是苏维埃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干预。

20世纪，世界文学出版社（1918—1924）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像“文学家之家”、彼得堡的“艺术之家”这些文学社团依然存在。高尔基利用“知识”出版社吸引和团结了许多作家，如B．魏列萨耶夫、H．捷列绍夫、Л．安德烈耶夫、A．绥拉菲莫维奇等。此外，他还主办《编年史》（1915—1917）杂志，积极扶植年轻的作家。20年代活跃的大型文学杂志有：《红色处女地》《新世界》《星》《十月》《青年近卫军》《红色全景》《西伯利亚的火光》和《出版与革命》等。

A．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5）、Д．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И．巴贝尔的《骑兵军》（1925）、K﹒费定的《城与年》（1924）、В．魏列萨耶夫的《在死胡同》（1920—1923）、Б．皮利尼亚克的《裸年》（1921）以及M．普里什文、M．左琴科等人的作品就是在这些杂志上问世的。

国内战争（1918—1921）是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像A．法捷耶夫（1901—1956）的描写远东游击队的小说《毁灭》（1927）、Л．列昂诺夫（1899—1894）的描写农民动乱的小说《獾》（1924）、M．肖洛霍夫的描写顿河哥萨克人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1926）、A．维谢雷的描写参加国内战争的年轻人命运的小说《映着火光的河流》（1923）等。

30年代，苏维埃政权官方大力干预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加强了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有害意识形态”的打击力度，文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变成改变人的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的一种手段。但是，小说创作在这个时期依然得到了发展。

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3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得到表现和反映。M．沙吉娘的小说《中央水电站》（1931）、B．卡达耶夫的小说《时间啊，前进！》（1932）、Л．列昂诺夫的《索溪河》（1930）、A．马雷什金的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2）、Я．伊里因的小说《大传送带》（1934）等作品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苏维埃国家的工业化生产进程的。而Ф．潘菲洛夫的《磨刀石村庄》（1928—1933）、M．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A．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1929）和《地槽》（1930）等作品则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描述了30年代苏联农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苏维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是培养人和教育人。30年代，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塑造出一位有理想、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都表现出顽强的奋斗精神的新人——保尔·柯察金形象；А．马卡连柯的小说《教育诗篇》（1933—1935）描写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苏维埃少年的成长以及性格形成的复杂过程。这两部小说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对几代苏联读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成就。А．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第一部）、Ю．德尼亚诺夫（1894—1943）的《普希金》（1935—1937）、A．诺维科夫-普利波伊的《对马岛》（1932）、C．谢尔盖耶夫－琴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激战》（1936—1939）等是几部较有代表性的历史小说。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俄罗斯作家一直探索的一个问题。M．普里什文早在作品《飞鸟不惊的地方》（1907）里就寻找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美，并在大自然的形象里发现人的心灵美。К．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北方中篇小说》（1938），Л．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进一步深化了普里什文的探索。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旨在团结壮大文学创作队伍，繁荣苏维埃文学创作事业，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唯一化、绝对化和排他化，在当时和后来都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像M．普里什文、С．谢尔盖耶夫－琴斯基、A．普拉东诺夫、M．布尔加科夫这些在官方看来不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受到批判，其作品不能发表。此外，不少俄罗斯文学的精品，像作家M．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9—1940）、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地槽》以及其他作品长期被打入冷宫，无法与读者见面。

1941年6月22日，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全民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这时期，不少小说家选择了短篇小说，进行“短、平、快”式的创作，主力军有A．托尔斯泰、M．肖洛霍夫、И．爱伦堡、B．维什尼奥夫斯基、Л．列昂诺夫、H．吉洪诺夫等作家。也有一些中、长篇小说问世，如Б．戈尔巴托夫的描写顿巴斯地区开展的游击斗争的中篇小说《不屈不挠的人们》（1943）、B．瓦西列芙斯卡娅讲述在法西斯侵略中的三位乌克兰农村妇女不同命运的长篇小说《虹》（1942）、B．涅克拉索夫的展示卫国战争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1946）、B．格罗斯曼的歌颂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英雄气概的中篇小说《不朽的人民》（1942）、A．别克的苏军将士在莫斯科郊外战胜法西斯敌人的小说《沃罗克拉姆大道》（1943）、K﹒西蒙诺夫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日夜夜》（1943—1944）、A．法捷耶夫描写敌占区克拉斯诺顿的青年与法西斯斗争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等。总之，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小说成为20世纪军事题材文学中光辉的一页，为今后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

战后，苏联官方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控制，1946年一连公布了3个决议，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1946年8月26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1946年8月26日）和《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1946年9月4日），1948年又发布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1948年2月10日）。这4个决议全部是针对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一大批包括左琴科、阿赫玛托娃、H．吉洪诺夫、Д．肖斯塔科维奇、B．穆拉杰里在内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导演遭到无端的点名批判并被戴上各种“帽子”，甚至从苏联的各种创作协会开除。40年代末，苏联当局还掀起一场与“世界主义者”的斗争。最后这场斗争演化为与文化艺术战线上犹太人的斗争。4项决议的公布实施和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大大挫伤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并影响到战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结果导致了“无冲突论”的盛行，“粉饰文学”和“个人崇拜文学”的泛滥。

第三个时期（20世纪50—80年代）

这个时期苏联文坛的主要特点是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并存。

20世纪下半叶是苏联的多事之秋。斯大林去世（1953）、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1954）、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苏美的军备竞赛和冷战（60—70年代）。这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对50到80年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小说题材多种多样，主要在战争题材、集中营题材、城市题材、农村题材等领域取得可喜的成绩。(www.xing528.com)

战争题材。卫国战争成为20世纪后半叶小说家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但战争题材小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些变化。首先，40年代创作的一些战争题材小说创造了关于苏联和斯大林的“神话”，而60—7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是对这种神话的反思；其次，60—7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从全景战争转向战壕真实，之后又转向全景战争；最后，60—7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经历了从对外部事件的描述转向对人的道德问题的探索和对人的内心世界挖掘的过程。К．西蒙诺夫、Ю﹒邦达列夫、Г．巴克兰诺夫、A．恰科夫斯基、Б．瓦西里耶夫、B．格罗斯曼等是战争题材小说的领军人物。

西蒙诺夫是一位老牌战争题材作家。诗人П．安托科利斯基曾经说：“你只要提起西蒙诺夫，首先就要想到战争。”^[7]早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就创作出再现苏军将士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日日夜夜》。50—70年代，西蒙诺夫又写出战争题材三部曲《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和《最后一个夏天》（1971）。三部曲的主人公谢尔皮林集人的尊严和军人的骄傲于一身，率领自己的官兵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解决了种种复杂的战术问题，取得了胜利。邦达列夫是一位战后登上文坛并以战争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他的小说《营队请求支援》（1957）成为苏联文学中战争题材的经典。小说《最后的炮轰》（1959）叙述了卫国战争最后的战斗。《热的雪》（1969）是一部“全景战争”小说。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塑造了青年军官莫托维洛夫的形象。作家有意把战场写得十分平和，给人一种和平生活的气氛。但在这种气氛下，又描述了战争残酷性。巴克兰诺夫的另一部小说《1941年7月》（1964）试图说明30年代的大清洗是苏联在战争最初失利的原因。恰科夫斯基的多卷集小说《围困》（5部，1968—1974）是大型的全景战争题材小说的范例。作家利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回忆录和许多战争参加者的口述，真实、具体、细节地展现了卫国战争的全景图。小说涉及的事件多，人物多，将前方与后方、家国与个人都做了综合性的描述。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1960）通过对克雷莫夫、莫斯托夫斯基、诺维科夫，尤其是对物理学家维克多·什特鲁姆一家在战争中遭遇的描述，说明战争是对人的考验，是时代的悲剧。这不仅是一部社会小说，更是出色的心理小说。

此外，还有Б．瓦西里耶夫抒情地叙述5位年轻女兵在战争中的悲剧命运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1）、A．阿纳尼耶夫描写库尔斯克战役的微型长篇小说《坦克队菱形前进》（1963）、Вяч.康德拉季耶夫的塑造普通士兵形象的中篇小说《萨什卡》（1979）、B．贝科夫（1924年生）的描写游击队员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索特尼科夫》（1970）、展示人在战争中的复杂心理的中篇小说《方尖脾》（1973）和《活到黎明》（1973）、谢苗诺夫的军事侦探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69）以及Д．格拉宁和A．阿达莫维奇记述列宁格勒军民被围困的日日夜夜的《围困日记》（1979）等。这些作品均是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战争题材小说的经典。

集中营题材。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11期）开创了“集中营题材”小说的先河。“集中营题材”小说揭露斯大林时代遍及苏联的集中营现象，描写犯人的非人生活和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摧残。昔日的政治犯，“人民的敌人”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小说重在展示他们高尚的道德面貌和情操。“集中营题材”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俄罗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索尔仁尼琴在创作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又写出《第一圈》（1964）和《古拉格群岛》（1968，1973年在法国出版），把“集中营题材”小说更加深化和完善。B．沙拉莫夫是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集中营题材”小说家。他的史诗作品《卡雷姆故事》（1954—1982，1992年在苏联发表）是作家对自己集中营生活的真实写照。作家将作品分为六部分：即《卡雷姆短篇小说》《左岸》《铁锹演员》《犯罪世界特写》《落叶松的复苏》《一只手套，还是KP－2》，再加上《卡雷姆回忆录》和写维舍尔几座集中营的短篇小说集《反小说》。沙拉莫夫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对20世纪集中营生活的记忆和思考，集中营生活破坏了人们常规的道德和文化机制，暴露出赤裸裸的人的恶性，这就是卡雷姆现象泛滥的根源。

此外Г．弗拉基莫夫的《忠实的鲁斯兰》（1975）^[8]也是一本集中营题材小说。小说的副标题为“一只看门狗的故事”，作家主要描写集中营的生活，揭露遍及苏联各地的集中营是如何吞噬着人们的心灵。С．多伏拉托夫的《地带》（1982年创作，1991年在苏联发表），是写赫鲁晓夫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地带”。小说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曝光了集中营犯人的生活，作家在“致出版家一封信”中写道：“按照索尔仁尼琴的理解，集中营——这就是地狱。可我认为地狱——这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小说批判了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制度，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自己道德伦理的批判。Л．鲍罗金的短篇小说《忠诚的极度》（1975）和中篇小说《游戏规则》（1985）记录了作家自己对长达10年的集中营生活的印象。

城市题材。由于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解冻”思潮的失败，官方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许多小说家不再可能涉及尖锐暴露的社会题材，因此选择一条“溜边”道路，把目光锁定在城市人的道德面貌及嬗变上，于是，出现了“城市题材”小说。城市题材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他们的创造性生产劳动，涉及和探讨社会道德和人的道德伦理问题。作家们善于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社会的、思想的、哲理的分析和研究。

Ю．特里丰诺夫是城市题材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交换》（1969）、《预先总结》（1970）、《长久的告别》（1971）、《另一种生活》（1972）、《滨河衔公寓》（1976）、《老人》（1978）和《时间和地点》（1981）等。特里丰诺夫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为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为达到自己的物欲而不择手段的人。其作品有一种哀歌式的叙事风格，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忧伤和叹息。《交换》（1969）是特里丰诺夫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两代人的一次住房交换，深刻地展示和鞭笞主人公德米特里及其妻子莲娜的贪婪的私欲。田德里亚科夫是城市题材小说的另一位代表。他善于描写城市人背叛良心的悲剧。代表作《审判》（1960）和《去世》（1968）等。А．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64—1971，1989年在苏联发表）^[9]、С．多伏拉托夫《手提箱》（1986）、B．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的》（1956）、Д．格拉宁的《探索者》（1962）和《迎着暴风雨》（1962）、В．科热伏尼科夫的《请认识一下，我叫巴鲁耶夫！》（1960）、А．别克的《新的任命》（1986）均是城市题材的小说。

农村题材。农村题材是20世纪50—7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农村题材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而且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农村题材作品的体裁多样，创作队伍庞大，奥维奇金开创了这种题材的先河^[10]。后来，A．索尔仁尼琴、B．特罗耶波尔斯基、B．舒克申、Б．莫扎耶夫、B．别洛夫、B．索洛乌辛、Ф．阿勃拉莫夫、С．扎雷金、B．阿斯塔菲耶夫、B．拉斯普京等人加入农村题材的创作中。

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的问世是5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作品开辟了俄罗斯农村题材的先河。《区里的日常生活》这组特写不仅写农村和农业的成绩，而且指出集体农庄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弊端，真实地描写俄罗斯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状况。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小说有А．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1963），B．特罗耶波尔斯基的札记《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5），Ю．纳吉宾的《清洁的池塘》（1962），Ф．阿勃拉莫夫的《木制马》（1969）、《两冬三夏》（1968）、三部曲《彼拉盖娅》（1969）、《阿里卡》（1972）以及长篇小说《兄弟姊妹》（1958），B．别洛夫的《木匠的故事》（1968）和《和谐》（1979—1981），Б．莫扎耶夫的《农夫和农妇》（1978，1987），B．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B．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村》（1976）和B．舒克申的系列短篇小说等。

拉斯普京和阿斯塔菲耶夫在农村题材作家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拉斯普京的作品《告别马焦拉村》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不但描写俄罗斯农村的现实生活，村民的道德风貌，更主要的是把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历史的联系引入农村题材，并将之作为主题。这既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又是对农村文学题材内容的一种开拓。

第四个时期（20世纪最后15年）

从1985年开始，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的社会总体氛围下，苏联的文化空间开始重新排列组合，发生了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审美的模式的变更，文学发展也随之产生着巨大变化：国内的“地下文学”开始走向地上，“异样文学”获得合法地位，俄罗斯侨民文学大量“回归”^[11]等。这打破了苏维埃文学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俄罗斯作家创作唯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流派林立、风格纷呈、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多元局面，开始实现对艺术的独特追求。在小说创作大军里既有爱国派作家，又有民主派作家；既有现实主义作家，又有现代派作家；既有老一辈作家，又有文坛的新秀。他们的小说在题材内容、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各显其能，各有特色，绘成了90年代俄罗斯小说发展的绚丽多彩的风景。

在90年代俄罗斯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是比较显著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在世纪末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拓展，主要有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金字塔》（1994），Л．鲍罗金的中篇小说《乱世女皇》（1996），A．谢根的长篇小说《俄罗斯飓风》（2000），Ю．布伊达的小说《普鲁士新娘》^[12]（1996），В．利丘金的《分裂派》（1990—1996），А．瓦尔拉莫夫的《诞生》（1995）和《沉没的方舟》（1997）、《教堂圆顶》（1999），阿斯塔菲耶夫的《快乐的士兵》（1998）、《该诅咒的和该杀的》（1994），Г．符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4），Ю．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不抵抗》（1994）、《百慕大三角》（1999），拉斯普京的《下葬》（1995）、《在医院里》（1996）、《新职业》（1999），Л．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1992）等。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红极一时，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引人注目，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时期。

M．哈利托诺夫的小说《命运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1985年写成，1992年出版）讲述一位名叫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利扎文的语文学家研究名不见经传的作家С．米拉舍维奇的创作，并将之定为自己的副博士论文题目。在收集材料和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米拉舍维奇的一个小箱子，通过对小箱子里装的信件和纸片的解读，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人的命运的轨迹。原本是现实主义作家的B．马卡宁，90年代后转向后现代主义，创作了《出入孔》（1991）、《铺着呢布、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1993）和《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13]（1999）等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小说《出入孔》和《铺着呢布、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是作家对人和人性自由问题的思考，涉及了复杂而具有悲剧性的一系列问题。《地下人，或者当代英雄》是作家对20世纪末人的肖像、行为和心理的进一步探讨，展示出20世纪末光怪陆离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对人和人性的摧残。В．别列文是20世纪末俄罗斯文坛上令人注目的一位后现代派作家。他的《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1996）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标志性的、预言性的作品，《百事一代》（1999）被视为90年代末俄罗斯百年偶像作品。还有《昆虫的生活》（1996）、《黄箭》（1998）等。В．叶罗菲耶夫也是一位在90年代走红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在90年代发表的小说《俄罗斯美女》^[14]（1992）具有该派的美学特征。小说的女主人公伊林娜·符拉基米罗芙娜·塔拉甘诺娃拥有美丽的身体并且以这个身体带来的全部欢乐而生活。他的另一部小说《最后的审判》的现代主义特征更明显，作家自称，这部小说是“对全人类的一种试验”。

此外，比较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还有：С．索科洛夫（1943年生）的大胆揭露首都社会环境丑恶和可怕的小说《培养傻瓜的学校》（1989^[15]）、B．索罗金的《七人之心》（1994）、A．斯拉波夫斯基^[16]写一个人把自己的机体移植到同时代人身上的怪诞小说《我不是我·履历表》（1992）、B．沙罗夫的《彩排》（1992）、E．波波夫的《前夜的前夜》（1993）等。

苏联解体后90年代俄罗斯小说创作基本上继承了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小说创作的传统题材，仍然是在战争题材、集中营题材、城市题材、农村题材等方面成就显著。

战争题材。Г．弗拉基莫夫（1931年生）的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就是两部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注意的作品。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这部小说把对战争的描述转到对人类生存的共同规律性问题上来，因为人性以及人类生存的规律性等问题在战争中最能够暴露无遗。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该杀的》（1992—1994）是20世纪最后10年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巨著。小说的名字来自旧礼仪派的颂歌：“所有在尘世上播下骚乱、战争和兄弟残杀的人，该受到上帝的诅咒和该杀。”是谁播下骚乱，是谁该诅咒和该杀?作家认为任何战争都是可恶的，因为战争导致人的道德的贫瘠化。文学评论家B．叶萨乌洛夫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也许是第一部从东正教立场出发写出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小说，并且他完全意识到战争的悲剧冲突。”^[17]

与之前的同类题材作品相比，90年代战争题材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一是描述的对象有变化。过去的战争题材作品主要是写卫国战争，而9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不少是写当今俄罗斯境内发生的民族纷争，如车臣战争、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之间的民族纷争，以及与恐怖分子的斗争等；二是主题不同。以往这类题材作品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讴歌和礼赞，现在是作家以现代观念审视战争，对由民族纷争而导致的战争进行了思考，强调主人公的自审意识；三是叙述方法的变化。作家不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对战争做全景的描述，也不是50—60年代“战壕文学”的叙述方法，而是以冷峻的目光观察战争，以现代的手法描述战争，注重人对战争的感受和体验。马卡宁的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1995）的主人公鲁巴欣形象表明90年代战争题材小说的变化特征。^[18]

集中营题材。苏联解体后，文学界也像其他领域一样，开始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全面的清算，苏联时期的集中营成为小说家清算的一个对象。

Л．科斯塔马罗夫的《大地与天空》（《莫斯科》杂志，1999年第4—5期）就是其中的一部。“天空”是希望、理解、自由和真正生活的象征。小说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8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某城的集中营区。”集中营的每一个囚犯差不多每隔5分钟都要抬头仰望天空，都要对天空进行自己的独白。“天空”对囚犯来说是天国，天堂。他们在尘世生活中受到的种种折磨和非人的待遇，都将在对天空的仰望和希望中化为乌有。因此，小说是来自大地的众多囚犯与天空的一种多声部的对话。作家在小说中描述了集中营生活的残酷，但又在这种背景上展示出人的善良和人性之美。

城市题材。90年代，俄罗斯城市同农村一样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城市各阶层的人们同样在痛苦中挣扎。因此，俄罗斯城市的人生百态成为作家的聚焦点之一。在描写丑恶现象泛起、人们的生活贫困的城市生活小说中，首推拉斯普京的《下葬》和叶基莫夫的《棚顶的小猫》。作家拉斯普京的《下葬》选择一位女儿给母亲办理丧事来表现俄罗斯城市平民生活的现状。叶基莫夫的《棚顶的小猫》描写90年代一个小镇上工人们的生活遭遇，为了生存，他们中间有的人不得不去车臣当炮灰。

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拉斯普京的《新职业》、B·扎洛图哈的《最后一位共产党员》（2000）等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构成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农村题材。苏联解体后，农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是直接的受害者，农村的集体农庄机制被破坏或解体了，农村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大批的壮劳力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打工族；有的虽然留在农村，但也另谋生路；剩下的老弱病残无力耕作，使大批土地荒芜，农村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拉斯普京对90年代初俄罗斯农村状况曾经这样概括：“如今到了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年代，过去赖以生存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Д．巴金的《树之子》（1998）、B．拉斯普京的《木舍》（1999）、Б．叶基莫夫的《乞科马索夫》是一组暴露当时俄罗斯农村贫困现状的短篇小说。拉斯普京的短篇《木舍》就表现出作家对农村生态受到破坏而产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此外，B．别洛夫的《在锅炉旁》《列伊科斯》（均刊于《莫斯科》杂志，1995年第3期），《蜜月》（《我们同时代人》，1995年第3期）、《灵魂永生》（《我们同时代人》，1996年第7期）、《谷底的花园里》（《我们同时代人》，1999年第2期）均是值得一读的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

概括来看，20世纪俄罗斯小说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传统，但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题材体裁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