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巴·契诃夫: 俄苏小说史的重要篇章

安·巴·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后期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的小说深刻反映了19世纪至20世纪俄国社会现实，表达了对俄国专制体制和“资本化”社会中庸俗“国民性”的批判、对底层平民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一、生平创作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17日出生，1904年7月15日去世）出生于塔干罗格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拮据，契诃夫七岁就开始在父亲的食品杂货店中帮工，负责财务和出售货物。契诃夫在繁重劳作和精神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6年，契诃夫的父亲破产，全家迁往莫斯科另求生计，留下契诃夫在家乡继续完成学业。当时的契诃夫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备尝人间酸辛。

1880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

1880年3月，契诃夫的处女作在《蜻蜓》杂志第10期上发表。此后，契诃夫在《蜻蜓》《闹钟》《断片》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1884年契诃夫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两年后，又完成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从1887年至1888年，契诃夫相继有三部小说集问世，它们分别是《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和《短篇小说集》（1888）。

80年代末，随着作家地位的确立，契诃夫意识到所从事专业的严肃性和作家的责任，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

90年代的契诃夫渐渐为国内如火如荼的解放运动所影响，开始为争取社会福利和公正而付诸行动，如赈济饥荒、抢治霍乱、人口普查、资助被迫害的青年学子，为抗议当局毅然放弃被授予的1900年度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等。

1898年，契诃夫肺病加重，他遂携全家前往南方雅尔塔疗养。1904年7月25日，契诃夫在德国去世。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契诃夫的早期创作主要指80年代的创作。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国内的政治生态空前恶化。这一时期，契诃夫虽不满于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但对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他致力于一种抽象的不具阶级意义的“自由”。他曾一度认同托尔斯泰主义而反对民粹主义思想主张，这在他早期创作中有所反映。这一时期契诃夫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以“安多沙·契洪特”的笔名发表，虽不及中后期那样主题深刻和手法娴熟，但部分作品已经预示出其创作的总体思路——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对沙皇警察制度以及“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从而凸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代表作品有：《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在钉子上》（1883）、《牡蛎》（1884）、《音乐师》（1885）、《安纽戴》（1886）、《风波》（1886）等。1886年发表的《好人》《在途中》，开始正式署名为安东·契诃夫。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是契诃夫的中期创作阶段，也是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思想和政治运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独立工人运动的发轫。与此同时，“民粹派”、“小事论”滋生，反动统治日益加强。契诃夫一改以往“回避政治”的超然态度，开始投身社会政治活动。1890年他开始长达一个月的库页岛之行，使作家亲眼目睹了沙皇专制制度下政治犯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以及西伯利亚农民的悲惨生活，这些社会经验为契诃夫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较之于早期创作，契诃夫的中期创作无论在思想主题方面，还是艺术手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小说创作主题从日常生活转向广泛的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的“中心思想”问题、托尔斯泰主义问题、民粹派“小事论”问题以及沙皇专制制度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瞌睡》（1888）、《草原》（1888）、《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跳来来跳去的女人》（1892）、《第六病室》（1892）、《文学教师》（1894）、《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仇敌》（1887）、《哥萨克》（1887）、《命名日》（1888）、《神经错乱》（1888）、《灯火》（1888）、《公爵夫人》（1889）和《恐怖》（1892）等。

契诃夫晚期创作是指90年代后半期至去世。这一时期俄国解放运动已经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契诃夫虽远离革命中心，但基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直觉，他已经预感到俄国社会面临颠覆性的变革。由于意识到“新生活”的日益临近，作家的晚期作品一改以往沉郁的风格，出现了乐观向上的精神倾向。这一时期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为主。中短篇小说有：《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1897）、《套中人》（1898）、《醋栗》（1898）、《约内奇》（1898）、《出诊》（1903）和《新娘》（1903）、《我的一生》（1896）、《宝贝》（1899）和《在峡谷中》（1900）等。

二、中短篇小说创作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对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现实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作家对沙皇专制体制、资本主义制度、俄国“国民性”以及小市民庸俗价值观予以无情地鞭挞，对生活于底层的平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地同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小说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理想和憧憬，表达了对俄国“新世纪”的乐观情绪。

按照题材的区别，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小市民生活题材。对小市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剖析和批判成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俄国形成了特定的阶层——小市民。作为俄国当下“主流文化”的基础和代言人，小市民的市侩习气和庸俗品质成为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社会结构变革的最大阻力：他们一方面对极权专制阿谀奉承，卑屈忍让，充满奴性；另一方面则顽固守旧，寄生腐朽，充满惰性。精于剖析的契诃夫将批判矛头直指小市民主体的社会风尚。

在《醋栗》《约内奇》《挂在脖上的安娜》和《带阁楼的房子》等作品中，契诃夫揭示了市民庸碌无为、猥琐卑下的精神世界，并且对他们失去了人的精神性的生活方式给予批判。《醋栗》叙述了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小公务员——尼古拉·伊凡内奇“奋斗”的故事，这个卑微的小公务员的最大理想是拥有一座种植醋栗树的庄园，以便坐享其成，安闲度日。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开始积攒钱财，过着普柳什金式的生活，最后不惜婚娶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买下一座庄园，并在园子里栽种下20株醋栗树。成了庄园主后，他老了，发福了，胖得像头猪。望着庄园里生长的醋栗，眼里含着泪水，兴奋地说不出话来。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醋栗，一边啧啧地感叹：“多么好吃呀！”其实醋栗还没熟，酸得要命。他一生追求的幸福，不过是一种苦涩不堪的庸俗生活，而他却悠然自得，实在渺小而可拎。

《约内奇》讲述地方医生约内奇年轻时纯洁诚挚，为人正派。后来渐渐堕落成典型的拜金主义者，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惯或偏好：每晚清点当天挣来的钱币。除了一座田庄以外，他还拥有两处房产，并且计划购置第三处房产。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钱财，此外别无他图，他最终变得颐指气使、凶残粗暴。小说有力地披露了令人窒息的庸俗生活以及在人在这种环境中的蜕变和沉沦。

与高尔基一样，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中对19世纪后期俄国“国民性”之一的小市民习气予以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体现了作家诊断社会的视野另类、独特。

第二，底层平民生活题材。像所有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一样，契诃夫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的描写，作家寄予深切的同情，揭示了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巨大悲剧。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有：《苦恼》《哀伤》《万卡》和《渴睡》等。在《苦恼》中，刚刚丧子的老车夫悲痛欲绝，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冒着严寒出外赶车。痛苦难忍的他向坐车的客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以此来缓释内心的压抑，但是并没有人关心、理解他的遭遇。拉完活以后，他独自坐在马车上发楞，感到世界虽大，却没有温暖存在，他只能以小马作为诉说的对象。在此情形下，人间的冷酷和漠然可见一斑。

在《万卡》中，作家怀着深沉的忧虑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孩子们所遭受的苦难。九岁男孩万卡从乡下来到城里，在鞋店当学徒，力不胜任的劳动折磨得他筋疲力尽，经常挨打挨骂。孤独无助的他只好给爷爷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盼望爷爷接他回家。最后，他在信封上写上：“寄乡下祖父收。”这真是绝妙的一笔！这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既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幼稚，又暗示了没有人能帮助万卡脱离苦海，这更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同一主题的作品还有《渴睡》。13岁的小保姆被日夜不停的工作煎熬得神智昏迷，竟把主人家又哭又闹的娃娃掐死，然后高兴地笑着，倒在地板上，“酣睡得和死人一样”。作者没有再写下去，等待小保姆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契诃夫底层贫民生活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可以发现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19世纪后期文学中得以继续和发展的历史表征。

第三，“公众生活”政治题材。在这类小说中，契诃夫将批判矛头直指沙俄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揭示专制极权及其体制文化对“公众生活”的渗透。这方面的著名作品有《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和《套中人》等。《一个官员之死》通过对小官员切尔维亚科夫被将军的一声吼叫吓得魂不附体，继而郁闷而死的悲剧故事，揭示出强权政治及其衍生的奴性心理。

《变色龙》中警官奥楚蔑洛夫神气活现地在广场上巡查，金匠诉说一只狗咬了他的手，于是警官命令调查此事，决意给狗的主人一点颜色看。但听说这是某将军的狗，他顿时感到紧张，浑身发热，马上责骂起金匠来。又有人说这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官又态度骤变：“这是一条野狗，打死它！”最后弄清楚那条狗是将军哥哥的，警官又觉得浑身发冷，随即称赞小狗真伶俐，“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围绕着“谁是狗的主人”这一话题，奥楚蔑洛夫竟五次变脸，活现出一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趋炎附势、欺下媚上的丑恶灵魂。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突出刻画了一个忠实为沙皇政权效劳的走狗形象。契诃夫常常以姓氏寓意人物的本质特征。“普里希别叶夫”就概括了那些以欺压、蹂躏他人为目的的统治阶级的鹰犬的典型特征，中士早已退伍，在地方上又没有一官半职，但他自愿充当反动政权的走狗，以监视、镇压百姓为己任。他不许人们成群结伙，不许人们唱歌，不许晚上点灯，还暗中盯女人的哨，生怕她们行为越轨；他把那些不合他规章的人记入黑名单，向政府当局报告……普里希别叶夫是压制人民自由、窒息一切进步思想的黑暗势力的代表，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物，是80年代反动时代的象征。通过对普里希别叶夫行为的描述，契诃夫对沙皇专制体制下人性的异化以及异化对公众生活的破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套中人》创作于1898年，是契诃夫的晚期作品。在中学教授古希腊语的别里科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怪人”。他行为举止怪癖，不可理喻：晴天外出也要穿雨靴、带雨伞；整天把脑袋缩在衣领下，眼戴墨镜，耳堵棉花；坐马车时要求车夫支起车篷；家中睡床挂着帐子，睡觉时用被子蒙着头；将各种用品都装进套子中。别里科夫对当局的各种禁令了如指掌，对别人的“违法”和“不规”难以忍受、忧心忡忡。他的名言是：“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啊！”十几年来，小城的人们在他的“监控”下惶惶度日，他们放弃了晚会、打牌，甚至说话也得压低声音。人们把教员柯瓦连科的妹妹、活泼可爱的瓦连卡介绍给别里科夫。别里科夫表示接受，但他对他们兄妹的处事方式却不以为然，所以求婚之事一再被推迟。当柯瓦连科兄妹在大街上骑自行车被别里科夫发现，他认为柯瓦连科作为教师不应骑自行车，而女人骑自行车也不合常理，他前去与柯瓦连科交涉，由此引发争吵。随后别里科夫扬言，要去报告校长，柯瓦连科怒不可遏，一把将别里科夫从楼上推了下去。别里科夫从楼道连滚带爬地下来，窘态百出。这一情形让瓦连卡和女友碰见，引起她们哄堂大笑。这件事发生后，别里科夫内心沮丧不已，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便一命呜呼。别里科夫的死给小城的生活带来了一线生机，但一星期后人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了。

教师别里科夫是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真诚的维护者，其本质特征就是对现实生活新元素的拒斥。为了防止自身受到生活新元素的作用和影响，他采用的唯一必需的方式就是回避现实。作者通过夸张手法将别里科夫的“回避”行动绘声绘色地展示出来，造就了作为新、旧界线的“套子”形象和栖居其中的“套中人”形象。然而，“套中人”别里科夫并不满足于“洁身自好”，对生活出现变革的可能性的焦虑迫使他一反怯弱性格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的人”。于是他充当起小城的专治风化的“警察”，只不过其执法方式特别：告密和谗言。别里科夫“警察”身份的性质反倒使专治工作效率惊人。他所在的学校同事、甚至全城市民都划入他的统辖之列。由此，小城被别里科夫无形的“套子”束缚：他专治“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终于，十多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别里科夫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揭示了俄国知识阶层的保守势力及其话语权与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的合谋关系。由于所谓合法的文化身份和地位，教师别里科夫较之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对社会文化和公众生活也具有重大的破坏力。

正是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重压下，在不合理的等级制度下，才造成了部分小人物畸形的、卑贱的奴性心理。契诃夫对这种丑恶现象给予了无情嘲讽。

《钉子上》写小官吏斯特鲁奇科夫在自己生日时邀请几位同事到家中作客，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家里时，发现门厅的钉子上挂着一项崭新的制帽。他们面面相觑，脸色发白，原来他们的上司已捷足先登，正在享受女主人的款待。无奈，主人只得悄悄领着同事们到小酒店等候。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又回到家里。可是，钉子上又换成了一顶貂皮帽子，客厅里传来一位大人的说话声。他们只好再去小酒店等候。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钉子才空了出来。几个饥肠辘辘的小官吏总算吃上了馅饼。这篇仅有一千来字的小说写得极为简练、含蓄，构思巧妙。两个大人物并未出场，两顶帽子即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令奴性十足的小官吏望而却步。

《小公务员之死》把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无意中打了个喷嚏，唾沫溅到坐在前排的一位将军的秃顶上。小官吏惶恐不安，三番五次找将军赔礼道歉，弄得将军不堪烦扰，将他赶出家门。小官吏惶惶不可终日，竟一命呜呼。这个小公务员在大人物面前那种卑躬屈膝、奴颜卑色、诚惶诚恐，既可笑又可怜。

此外，《胖子和瘦子》（1883）、《优柔寡断的人》（1883）、《胜利者的胜利》（1883）、《假面》（1884）等作品反映了权势和金钱如何践踏了人的尊严，造就了一些软弱者的奴性和市侩习气。

第四，揭露沙皇专制制度，批判各种错误理论的主题。

沙皇专制制度行将没落的时候，更加暴露出它的反动、暴虐和黑暗。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不是号召人民勇敢地与之斗争，而是鼓吹这样那样的主义、理论，欺骗、麻痹人民。契诃夫在抨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小事物论”等社会思潮的伪善和无用。

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创作于1890年，是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直接产物，可谓是俄罗斯文学中对沙皇俄国的黑暗、野蛮揭露得最尖锐有力的作品之一。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中叙述了一位具有独特个性和经历的医生的“精神病史”。

在医院破败、肮脏的第六病室里住有5位精神病人。看守人尼基达为了维护所谓的“秩序”。经常对病人拳脚相加、肆意虐待。负责医院工作的拉京大夫刚到医院工作时，就发现医院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下，医生缺乏职业道德。面对医院现状他感到无能为力，把一切归咎于社会，但又常陷入矛盾、自责中。民事执行官格罗莫夫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但总觉得自己可能被捕入狱，因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被送进了第六病室。通过接触，拉京大夫认为，格罗莫夫思想深刻，且饶有情趣，故经常前去同他交谈。他们的话题涉及理想和信仰、生活和现实等。不久，整座医院都怀疑起拉京的精神状况，继而他的职位被同事取代，并且被当做精神病人送进了第六病室。此时，拉京再也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他怒不可遏，奋力呼喊，因而遭到了尼基达的镇压。拉京第二天命丧黄泉，临终前他才真正体会到第六病室的病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所经受的痛苦。

第六病室是充斥着非理性暴力的沙皇俄国的象征。在此，暴力替代了法律、正义，取消了思想自由，甚至是人的生存权利。主人公拉京性格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富有正义感，鄙视周围愚眛、停滞和庸俗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则信奉“不以暴力抗恶”，对人生甚至人类、宇宙持虚无主义立场，这种悲观主义态度决定了拉京世界观的主导方面，所以声明要“蔑视痛苦”，“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这一观点引发了他与格罗莫夫之间的争执，他被斥为“托钵僧精神”的代表。而当拉京本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被关进第六病室后，他真正了解了多年来第六病室生活的真实，也意识到自己则是暴力制度的合谋。拉京“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随之瓦解，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当他决定以暴制暴时，他的肉体即倒毙在暴力之下。在此作家谴责了曾经一度“占据”他心灵的托尔斯泰主义，号召人们起来与黑暗势力斗争。

与拉京形象对比，格罗莫夫形象正面传达出小说的主题。平民知识分子格罗莫夫纯洁、善良，富有正义感。他揭露腐败，抨击时弊，批判庸俗。残酷的现实使得他患上了被虐狂。然而，与拉京的处世哲学截然不同，格罗莫夫声明：“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面对暴力和社会的不公正，格罗莫夫依然奋起、积极反抗。他极力声讨发生在第六病室中的暴力行为：“这是强暴！这是专制！”并坚信：“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表现出作家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中篇小说《我的一生》表达了作家对托尔斯泰鼓吹的“贵族平民化”主张的思考。小说主人公违抗父命，脱离贵族家庭，走上以体力劳动独立谋生的道路。他的叛逆行动在家庭、社会引起强烈震动，招致许多鄙视和怀疑，他自己也陷入困惑和痛苦之中。连追随他一起走“平民化”道路的爱人后来也离他而去。小说显示了契诃夫对“贵族平民化”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肯定贵族青年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主张提出了质疑。

《带阁楼的房子》是一篇抨击“小事物论”的小说。画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在乡下结识一位年轻的姑娘丽达，她精力旺盛，热心公益事业，愿意为农民做好事。她因为热衷于这些“小事物”而变得鼠目寸光，枯燥乏味，甚至冷漠无情。在一次争论中，画家对这种“小事物论”进行了严厉批驳：“在当前情况下，那些医务所啦，学校啦，图书啦，医药啦，只是有助于奴役人民。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锁住了，您不去砸开锁链，反而往上面添新的环子……”；“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这不是帮助他们摆脱枷锁，恰恰相反，这是进一步奴役他们……”作者否定了自由主义者宣扬的“小事物论”，认为企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改变人民的生活处境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反而是麻痹、迷惑人民。至于画家说“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把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等这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作者也不赞同。作者客观地描写了两种思想观点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以期引起读者的思考。

第五，“资本化”社会题材。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也给俄国的传统经济生活、本土文化价值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丧失人性的价值观给予观照和描写成为契诃夫小说又一重要题材。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有：《磨房外》《农民》和《出诊》等。《磨房外》的磨坊主比留科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新兴资产者所有的劣根性：贪婪吝啬、巧取豪夺、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一方面欺诈农民，另一方面又残酷剥削磨坊工人。他甚至对自己一贫如洗、沿街乞讨的母亲也毫无恻隐之心。

三、艺术特征

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中遵循特定的美学原则，并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契诃夫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精练和简洁。精练意指小说从语言到文本在语义方面的集中性，简洁则是指小说在人物设置、情节铺陈、结构安排等方面的简约性。契诃夫认为“简洁是天才的姊妹”^[78]，在创作时，在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等方面应保持有高度的简洁。短篇小说体裁特性和契诃夫创作美学原则的要求形成了作家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往往截取生活的片段和侧面，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细节着手，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

在结构上，契诃夫的小说情节简单，短小精巧，布局严谨。他历来主张小说要开门见山，不要作过多铺垫，故事最好从中间写起，矛盾立即展开，使读者马上进入事件的中心。如《我的一生》，一开始写主任把“我”训斥了一顿，随之把“我”辞退了。“我”与父亲、家庭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严峻地摆在“我”面前。至于“我”为什么被辞退，则没有交代。契诃夫还善于通过戏剧化的场面将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集中展现出来。如《在钉子上》《胖子与瘦子》《变色龙》等皆是很好的例证。这种戏剧化的“展现”较之“叙述”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更鲜明、更生动，是一种更简练、更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

在人物设置上，契诃夫也本着简洁的原则。他的小说中只安排一两个、两三个主要人物，其余人物则作为陪衬，略加勾画，以突出主要人物。即使对主要人物，他既不做全面的生平介绍，也不做精雕细刻的肖像描写，以免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而是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特征或细节，像漫画似的，寥寥数笔，就把人物神形兼备地勾勒出来。如对《在峡谷》中阿克西尼亚形象的描写，突出她的苗条身材、长脖子、小脑袋和一眨不眨的眼睛，活像一条蛇。她的狡猾、歹毒的性格即凸显出来。《第六病室》中的看守人尼基达矮身材，红鼻子，脸相严厉而枯瘦，拳头特别粗大，一副“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一看就是一个野蛮、凶恶的打手形象。

简洁的手法还表现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上。短篇小说因为篇幅有限，不可能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只能用更简洁的手法去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所以，在心理描写上，契诃夫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把屠格涅夫视为同道。他说：“在心理描写上也要注意细节。……最好还是避免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79]《变色龙》中以狗的主人为转移，警官的心情几起几落，但作者没有直接去写他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他把大衣时脱时穿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他心情的变化。《小人物》中的小公务员勤奋工作了整整十年，薪水还不到两卢布，精神极其苦闷。他看到一只蟑螂，抓起来狠狠地朝玻璃上一摔，把它活活摔死。对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公务员来说，这一行为细节是非常典型的，他只能把满腔的怨恨、愤怒、冤屈、痛苦、无奈等复杂心情发泄到一只小小的蟑螂身上。通过一个动作、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表达人物内心活动。

契诃夫小说的语言简洁凝练，朴实无华，晓畅自然。他善于用新颖、朴素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词句。高尔基称赞道：“作为文体家，契诃夫在我们当代文学家中是唯一掌握了‘言简意赅’的高超写作艺术的。”^[80]

第二，幽默和讽刺。幽默和讽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突出的风格特征。这在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就已显露出来，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臻于成熟，最终形成了契诃夫式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小说的幽默源自他对生活的“日常性”的理解，而讽刺则是作家秉承人道主义传统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和“国民性”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契诃夫追求的决不是为了笑而笑，不论是幽默、诙谐，还是嘲笑、讽刺，其中无不蕴含着作家的是非臧否、道德褒贬和爱憎情感。他揶揄小人物的愚昧、落后、懦弱和奴性，但从他的笑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作家眼里饱含着的辛酸泪水，这是一种“含泪的笑”。他讽刺市侩的庸俗，嘲笑官场的丑态，鞭笞为反动统治效劳的鹰犬，透过种种可笑的场景，我们感受到作家对丑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憎恶和否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郁闷和忧愤。

第三，心理表征和抒情性。契诃夫的后期小说被称之为“抒情心理小说”，通过情节、场景和人物形象使作者的主观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可称之为“内在的抒情”，是小说中最可称道的艺术手法。短篇小说体裁的特性要求作家在描写人物心理时，不可能采用内心独白、内部对话以及意识流等方式来完成。所以，契诃夫另辟蹊径，即通过人物外部行动揭示其内心状态。契诃夫小说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人物的心理过程呈现出来，并由此间接揭示出引发这一心理过程的社会现实，使其小说的容量和深度得以扩大。契诃夫后期小说的抒情性与作者在世纪之交对新生活的信念和展望密切关联，它渗透着乐观的情绪，即在对旧生活鄙弃和批判、对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否定的同时，突现出对未来的期望和憧憬。契诃夫后期小说的抒情性对揭示小说主题的嬗变也具有指示作用。

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一生共创作有七百多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广泛、深入地描绘了19世纪后期俄国的社会现实。经过契诃夫的不懈努力，俄国短篇小说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取得了长处的发展，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注释】

[1]《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404页。

[2]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77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822页。

[4]《普希金作品集》（十卷集）第5卷，俄文版，国家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39页。

[5]《普希金评论家》（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7页。

[6]《俄国小说史》上卷，第157~158页。

[7]《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第503页。

[8]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9]《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页。

[10]《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66页。

[11]《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12]М.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3]同上书，第64~72页。

[14]П.鲍戈列波夫、Н.维尔霍夫斯卡娅：《通向果戈理之路》，莫斯科，1976年，第15页。

[15]《果戈理全集》第7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7页。(www.xing528.com)

[16]Н.斯捷潘诺夫《果戈理传》（张达三，刘健鸣译），第204页。

[17]同上，第332页。

[18]同上，第332页。

[19]同上，第342~343页。

[20]同上，第365页。

[21]《果戈理全集》第9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

[22]袁晓禾、陈殿兴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23]《果戈理全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4]《果戈理全集》第8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25]曹靖华编《俄罗斯文学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26]这一传统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得到充分发展，并对“白银时期”的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果戈理也被看成是象征主义，甚至是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鼻祖。

[27]М.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

[28]同上，第228页。

[29]同上，第228页。

[30]《果戈理全集》第10卷，1952年，第375页。

[31]《死魂灵》（满涛、许兴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32]Н.果戈理：《中篇小说及〈死魂灵〉》，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33]Н.果戈理：《中篇小说及〈死魂灵〉》，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0年，第295。

[34]Н.果戈理：《中篇小说及〈死魂灵〉》，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35]Н.果戈理：《中篇小说及〈死魂灵〉》，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

[36]《与友人书简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37]《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70页。

[38]《涅克拉索夫文集》第5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12页。

[39]《屠格涅夫文集》第12卷，1958年，第475页。

[40]C.M.彼得罗夫主编《19世纪俄国文学史》第2卷,1963年，第236页。

[41]《杜波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270页。

[42]《屠格涅夫文集》第12卷，1956年，第341页。

[43]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

[44]《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83页。

[45]《屠格涅夫文集》第11卷，1956年，第142页。

[46]C.M彼得罗夫主编《19世纪俄国文学史》第2卷，1963年，第293页。

[47]《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

[48]《古典文艺论丛》（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48页。

[49]高尔基：《尼·谢·列斯科夫》（刊于《列斯科夫选集》三卷本，1923年）

[50]В.罗赞诺夫：《宗教与文化》，莫斯科，1990年，第359、361页。

[51]С.格罗莫夫主编：《19世纪俄罗斯文学》第2卷，第228页。

[52]Д．利哈乔夫：《论列斯科夫》，载《未出版的列斯科夫》第1册，莫斯科，1997年，第9页。

[53]Д．利哈乔夫：《论列斯科夫》，载《未出版的列斯科夫》第1册，莫斯科，1997年，第10~11页。

[54]С.格罗莫夫主编：《19世纪俄罗斯文学》第2卷，第259页。

[55]《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第196页。

[56]С·富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57]《梅烈日科夫斯基文集》第7卷，莫斯科，1912年，第95页。

[58]К·莫丘而斯基：《果戈里.索洛约维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42年，第342页。

[59]“好人品”，直译应为“优雅的风度”。这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谈到卡拉塔耶夫是用到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又添加新的含义，俄国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谢苗诺夫认为此词指“精神上的和谐”；格罗斯曼认为是“内心世界宁静之美”。此处综合М.古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03页）及达里的《俄语详解字典》，姑且译为“好人品”。

[60]《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

[61]《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

[62]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63]《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

[64]《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6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30页。

[6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

[6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76页。

[68]1928-1958，苏联出版了迄今为止最全也是唯一一部《托尔斯泰全集》（九十一卷本），其中文学作品、理论著作、政论文章、文学论文等45卷，日记13卷，书信31卷，编者注释2卷。

[6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70页。

[70]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05页。

[71]《忏悔录》，《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72]《战争与和平·序》（初稿），《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

[73]“和平”与“米尔”在俄语中是同一个词，后者是俄罗斯古代宗法制时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74]海明威：《战争中的人们·序》，载《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17~318页。

[75]《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39~440页。

[76]贝奇柯夫：《托尔斯泰评传》，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8页。

[77]《俄国小说史》第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4年，第274页。

[78]《契诃夫论文学》，人们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54页。

[79]《契诃夫论文学》，人们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页。

[80]高尔基：《论文学》，苏联作家出版社，1953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