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小说史：列·尼·托尔斯泰（1828—1910）

列·尼·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颇具特点和影响的作家。他向世人奉献了卷帙浩繁的无人与比的文学和思想著作。^[68]这些结晶蕴含着作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重建及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渴望和追求。他的文学传统不仅为苏联作家所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学也产生巨大影响。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对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列宁称赞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例如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69]高尔基说：“不认识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认识祖国，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化的人。”^[70]

一、生平与创作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8月28日出生，1910年11月7日去世）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1903年托尔斯泰本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审视所作所为”的原则，把自己的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14岁前美妙的、天真无邪的、快乐而又诗意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但这也是一个不幸的童年。1岁半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和其他的贵族子弟一样，他在家中接受了启蒙教育并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第二，荒唐、虚荣、浮浪、纵欲的20年，这指的是他的学业和土地改革经历。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成绩平平。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于社交，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同时对大学教育不满，未完成学业于1847年退学回到家乡。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等。但是，他的农事改革计划失败了，因为农民对地主始终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后来完成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就记述了这次改革。1851年，托尔斯泰与哥哥尼古拉一起去高加索从军。高加索的军旅生活丰富了他的见闻和感受，1852年他参加了战斗，期间发表了小说《童年》。第三，从结婚到“灵魂诞生”的18年，用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这段时期他“过着规矩诚实的婚姻生活，没有犯任何为社会舆论谴责的行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自私地关心自己的家庭、财产的增长、文坛的名声和种种乐事”，这一阶段也是托尔斯泰创作上的全盛时期。第四，最后的30年，是托尔斯泰“希望能够在这个时期中死去”的、竭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阶段，但也是充满了矛盾、争论和悲剧性的一个阶段。

托尔斯泰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因此，上述的各个时期都在其创作中得到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三部曲《童年》（1852）、《少年》（1854）和《青年》（1856）是托尔斯泰最早发表的作品，有作家个人的影子。以尼科尔卡为主人公的三部曲内容广泛，如作家所说：他计划描述的是“人的发展阶段”，是每一个阶段的“典型特点”。童年是“纯洁的快乐和对爱的无限需要”，这里表现出了“肉身洞察者”托尔斯泰的典型感受，对生命乐趣的感受，但与此同时，生命的终结——死亡，也在主人公的心中留下了惨痛的印象，并且成为作家终生思考的主题，在《三死》《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作者有精辟的论述。

与天生的哲理素质相关，少年时期的尼科尔卡喜欢“独自思考”。但他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思考，“我问自己：我在思考什么？我问答：我在思考我在思考什么……”由于正处于世界现形成和缺少道德信念的阶段，而且无人引导，少年感受到的只有“仇恨的吸引力”，当进入青年阶段，认识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聂赫留朵夫之后，他才开始对人、对生活形成了新的看法，即追求道德的完善，渴望用心感受生活，并因此而感受到了博爱的幸福。三部曲是作家表现一个人从自发到自觉地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

《哥萨克》（1862）中托尔斯泰继续思索爱的问题。主人公奥列宁是典型的俄罗斯贵族青年，父母双亡后，给他留下了可观的财产，他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挥霍、浮浪、空虚的莫斯科上流社会很快使他厌倦了，于是他来到高加索的普通山民中间，希望在这里寻找到生命的真谛，寻找到挥洒自己青春激情的理想地。奥列宁虽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感到自己是“青春的万能之神”，感到全身上下洋溢着“一去不再的激情”，但他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他的心中只有自己。最终只能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和“不被人爱的人”离开高加索。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外表粗鲁、凶悍，甚至野蛮而却真正懂得爱与同情的哥萨克自由民，代表人物是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大叔和年轻美丽的玛丽亚娜。作品融入了作家第二个时期生活的辙迹。

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次年，托尔斯泰离开高加索，前往克里米亚，参加了激烈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担任炮兵连长，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根据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和切身感受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一系列具有纪实性质的、统称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军事题材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继续发展了古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故事，为之后的《战争与和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目光仍旧聚集在普通人身上，并在他们普通的外表下发现了真正的伟大和美。《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中就表明了作家的认识：“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不自觉的伟大面前，在这种坚强的精神面前，在这种对自身的崇高品德感到羞涩的心情面前，您就会俯首无言。”而离开这些普通人的时候，“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您了解到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感情，并不是您自己所经验到的那种浅薄、虚荣、健忘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更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在人人都会遭受到的九死一生的机遇中，以及在这种不断的劳动、熬夜和泥泞的条件下泰然地生活”。《琉森》（1857）表现了“最文明国家中最文明的人”的冷酷无情与乡村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的对照；《三死》（1858）通过贵夫人、农夫和一棵树的死亡事件表现了三种生活态度，对待死亡的态度：贵夫人因怨天尤人而垂死挣扎、农夫因无怨无悔而宁静安详、树木生前充当鸟儿栖息地，死后为其他树木腾出“新的开阔空间”，这是死亡的最高境界。

1857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他留心考察西欧的社会生活，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对资产阶级文明大失所望。这种厌恶情绪反映在他的短篇小说《卢塞恩》（1857）中。

50年代末，随着农奴制改革日益提上日程，俄国思想界、文学界的矛盾和斗争也愈加激烈，《现代人》杂志周围的作家形成明显对立的两大阵营——民主派和自由派。由于托尔斯泰此时还站在贵族立场上，所以在文学论争中，他倾向于贵族自由派，并于1859年与屠格涅夫等人离开《现代人》，而与“纯艺术论”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德鲁日宁接近。他的小说《三死》《家庭幸福》和《阿尔伯特》就是受“纯艺术论”的影响而偏离时代和社会，评论界和读者反应冷淡，他自己也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放弃写作。

灰心失望之际，托尔斯泰回到故乡，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办教育上。他认为，要彻底解决俄国农村贫穷落后，要消除阶级的对立，当务之急就是普及国民教育。为此，他创办了农民子弟学校，亲自为孩子们编写启蒙课本和读物，还发行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为了办好教育，托尔斯泰于1860年第二次出国访问，考察欧洲各国的教育情况。1861年沙皇政府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他持否定态度，对遭受掠夺和剥削的农民深表同情。回国后，他担任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他因站在农民一边，竭力维护农民利益，引起贵族地主的“切齿痛恨”。辞职后，他全力以赴投入教育事业。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贝尔斯结婚。婚后的幸福生活给他带来欢乐、平静和安谧，他的创作激情重新燃烧起来，进入全盛时期，大部头的巨著相继问世。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俄国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在这历史关头，每个阶级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命运。托尔斯泰作为一个贵族作家，同样在思考着贵族阶级的命运和前途。同时，关于俄国人民的历史作用问题，也是当时思想界探讨的重要议题。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爱国热情和英雄性格。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看到人民挺身拯救了祖国，书写了俄国历史的光辉篇章。托尔斯泰想通过对1812年那场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来探讨贵族阶级与人民的关系和命运，力图从中给自己的阶级、给俄国社会指明一条出路。从这一愿望出发，托尔斯泰外开始了长篇小说的构思。从1863—1869年，经过六年的辛勤付出，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战争与和平》。

70年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充满尖锐矛盾的时代。农奴制改革后，旧的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给农民带来更深重的苦难。农村自然经济崩溃，农民贫穷、破产。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决不会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相反，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巨变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和焦虑，加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在创作方面，他从历史题材转向当代社会生活题材的书写。

1877年托尔斯泰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对农奴制改革后一系列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与60年代的作品相比，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批判大大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抗议更加激烈，对日趋贫穷、破产的农民更加同情。主人公列文的农事改革失败，他的紧张、痛苦的思想探索，都折射出作家本人对农民问题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的关注和忧虑，对贵族阶级（包括作家自己）何去何从的沉思和困惑。这一切说明托尔斯泰思想矛盾的加剧，预示着他世界观即将发生激变。

1879—1880年俄国发生全国性大灾荒，农民的处境苦不堪言，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托尔斯泰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而最让他忧思的是人民的悲惨境况。他深入到人民中间访贫问苦，参观监狱和兵站，参加人口调查，广泛接触底层人民，了解民情。他对百姓所遭受的苦难痛心疾首，对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深恶痛绝，对自己的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深感罪恶、可耻。这一切引起他思想上激烈的斗争，他决心与他出身的贵族地主阶级彻底决裂。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的、执着的思想探索，终于完成了世界观的突变。他的《忏悔录》（1878—1880）对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作了详细叙述。

托尔斯泰与贵族地主阶级决裂，转到宗法农民的立场上，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在他的言论和创作中，一方面对沙皇专制制度予以猛烈抨击和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思想。他的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既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受压迫的农民对旧制度的强烈仇恨、愤怒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政治上不成熟和革命的软弱性；既表现了农民运动的威力，也表现了它的弱点。所以，他的学说——“托尔斯泰主义”是映射1861—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宗法制农民思想矛盾的一面镜子。

他坚决否定贵族地主阶级的特权，无情剖析以前的寄生生活，他表示：“必须不过寄生生活，而去过真正的生活。……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意旨生活……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享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71]。托尔斯泰按照新的信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他辞退了贵族的一切社会职务，财产和家务皆由妻子全权处理，自己不再过问：他戒酒戒烟，只吃素食；他清晨即起，挑水劈柴，参加田间劳动，帮助穷苦农民耕种收割，在乡间地头经常看到“穿着农夫粗布衣裳的俄罗斯伯爵”和“扶犁耕耘的艺术家”（柯罗连科语）。他像农民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

托尔斯泰新的生活原则与妻子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特别是与妻子的分歧越来越大，关系日益疏远、冷漠，他在家里感到孤独、郁闷、痛苦。于是，离家出走的念头一天天强烈起来。

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同样深刻影响了他80、90年代的创作。这一时期创作上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人民性大大加强了，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及其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二是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空前加强，同时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弱点也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一时期，他特别热衷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从中吸取艺术营养，并创作了许多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不过这些故事渗透着顺从、容忍和不以暴力抗恶的宗教思想。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依然激情奔涌，笔力遒劲，硕果累累，他连续发表了抨击私有制的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1885），反思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批判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的腐败和虚伪的《克莱采奏鸣曲》（1891），揭露沙皇暴政、赞扬山民真诚豪爽、坚强不屈的《哈吉穆拉特》（1904）等。尤其是完成了对沙皇专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全面否定、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高峰的长篇小说《复活》。

晚年的托尔斯泰主要以政论为主。作家满怀正义，抨击时弊，揭露官方教会，抗议专制暴政，笔锋犀利，直指要害。这一篇篇檄文被沙皇政府视为洪水猛兽而屡遭查禁、围剿，托尔斯泰本人也引起统治者的切齿痛恨。1901年，官方教会以“邪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革除了他的教籍。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后，一直在鼓吹放弃个人财产和特权，努力实行平民化。然而，他和他的家庭依然生活在贵族地主的优越环境中，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他为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学说而痛苦自责，寝食不安。他想离家出走，但总是犹豫不决。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不能再踟蹰不前了，他决心冲出家庭这座“没有栅栏的监狱”，融入平民百姓中，追寻他向往已久的简朴生活，即“按照上帝的意旨生活”。于是托尔斯泰于1910年10月28日凌晨，悄悄离开了他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去寻找他理想的“天国”。但是，毕竟年事已高，不幸途中偶染风寒，于11月7日凌晨病逝于一个小车站，走完了他伟大而辛劳的一生。

二、重要作品分析

（一）《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构思过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序言草稿中写道：“在1825年，我的主人公已经是一个成年的、有家室的人了，为了了解他，我需要转到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俄国光荣时代1812年。我又一次抛弃了我开始写的，从1812年写起……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质上在于俄国人民和士兵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就应当表现得更鲜明。”于是，作家又将时间向前追溯，要让“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1805、1807、1812、1825年”的历史事件。^[72]从这里可以看出《战争与和平》的构思脉络。起初，作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家庭生活纪事上，后来，在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贵族家庭纪事情节压缩了，人民群众的抗敌斗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的描写加强了，社会生活画面更加广阔。这样，小说的容量大大扩大了，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加深刻、厚重，成为卷轶浩繁的史诗型巨著。小说最初名为《皆大欢喜》，后改为《战争与和平》，这一标题与史诗的宏伟规模和浩大气势更为贴切。

《战争与和平》将读者带到了1805年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那充满戏剧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代。小说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为线索，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在战争与和平、前方与后方的纵横交织的描写中，再现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俄国社会风貌。小说描写的人物多达五百多个，上至皇帝、大臣、将帅、公卿、贵族，下至小官吏、士兵、商贾、农民，广泛展示了各阶层的生活、思想、情绪和心理，提出了许多政治、社会、哲学、道德等问题，小说突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描绘了全民奋起，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雄伟壮阔的历史画卷。

《战争与和平》的核心主题是探索“人民的思想”和“人民的真理”，表现战争状态下俄罗斯人民的惊人力量和爱国热情。被士兵亲切地称为“我们老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从俄罗斯人民的代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美德：宽容、通达、忍耐和爱，顿悟到让他以后能够平和地面对生活、面对人民的道理：“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想，去感受，去看待事物。”伯爵小姐娜塔沙·罗斯托娃与生俱来的生活热情和生命力感染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是本能与直觉感受的具体体现者，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代表，作家借助普通百姓的眼睛，反射出她所体现的优秀民族气质。她美妙的、不加修饰的歌喉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她独具俄罗斯民族气息的舞蹈引发了庄园管家的感慨：“这个在法国移民女教师手中接受教育的伯爵小姐是在哪里、以什么方式、什么时候从她呼吸着的俄罗斯空气中吸纳了这样的精神？”而女仆安尼西娅“眼含泪水笑着，望着这个纤细、雅致、对她来说那么陌生、在绫罗绸缎中长大的伯爵小姐，这个伯爵小姐懂得安尼西娅、她的父亲、姑姑、母亲和所有俄罗斯人心中的一切”。正是通过她，作家表达了“和平”一词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即“米尔”精神，^[73]其核心内容是娜塔莎在教堂祈祷时感悟到的“全体一起，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仇恨，被博爱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正是作家毕生探索和弘扬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

小说通过1812年卫国战争中全民抗战体现了这种“人民思想”。在祖国生死存亡的时刻，全民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商人宁肯把自己的店铺付之一炬，也不留给法国人；农民情愿把干草烧掉，也不肯以高价卖给法军。莫斯科撤退时，人民响应号召，毁掉财产，留下一座空城，置敌人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人民以斧头、矛枪、棍棒作武器，开展游击战，打击侵略者，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托尔斯泰还塑造了许多游击战士的英雄形象。勇敢机智的游击队长捷尼索夫，一个人消灭了二十个侵略者的威震四方的农民吉洪，一个月内俘虏了数百名敌人的教堂执事，英勇杀敌的女英雄瓦西里莎等。全民游击战显示巨大威力，令敌人胆战心惊。他赞颂道：“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举了起来，并且不问任何人的趣味和规则，不考虑任何东西，愚笨而单纯的，但合乎时宜地举了起来，落下去打击法军，直到侵略者的军队全部消灭。”《战争与和平》是宏伟壮丽的爱国主义英雄史诗，其主角就是俄国人民。托尔斯泰歌颂了俄国人民在卫国战争中建树的丰功伟绩，这是他世界观中进步的一面。

托尔斯泰对战斗细节的真实描写得到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世界许多作家的赞赏，但他对战地指挥官作用的认识却让他们很不满意。英国作家毛姆写道：“在托尔斯泰看来。他们（伟大人物）不过是一些傀儡，被他们不能抗拒或控制的某种因素支配推动着。”海明威也持相同看法：“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当过兵的、正常思考的人，对大部分军事指挥官如此之蔑视，以致达到真正荒谬的程度……在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下，他把全世界有数的几个真正伟大的统率之一拿破仑，写成并不能真正指挥他的战争进程、纯粹听凭他全然无法驾驭的各种力量所驱使的傀儡。”^[74]甚至连俄罗斯历史学家H．伊里因也认为作家对拿破仑和俄罗斯统帅库图佐夫的形象塑造是歪曲事实的，只不过在前者身上是丑化，在后者那里却是美化。这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有关，更与他创作《战争与和平》的宗旨有关。如果说作家“歪曲”拿破仑，目的是为了批判以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否定“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文明的种种弊端，那么“歪曲”库图佐夫却是为了赞美以其为代表的俄罗斯宗法制传统生活方式，即作家所追求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的核心内容：和谐、信任、博爱和忍耐。

《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表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作家把对人民的态度和与人民的关系作为评价贵族的标准。托尔斯泰认为，贵族只有接近人民，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才会对俄罗斯祖国有强烈的感情，反之，贵族越是脱离人民，精神越贫乏，道德越低下。基于此，托尔斯泰对远离人民的宫廷和上层贵族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谴责，而对比较接近人民、保持着俄罗斯民族古风和淳朴的宗法制关系的庄园贵族则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与俄国人民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贵族对祖国命运的漠不关心。当人民浴血奋战时，他们却躲在京城，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他们脱离人民，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崇洋媚外，以讲法语为荣。当侵略者的军队已经践踏俄国的土地时，他们却在客厅里以谄媚的口气颂扬拿破仑，嘲笑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的王公大臣因为惧怕拿破仑，而主张议和。他们漠视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一生所追求的“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满足，就是卢布、勋章、升官”。库拉金一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库拉金公爵是身居要职的廷臣，老奸巨猾，善于钻营，贪婪而伪善。他无耻地窃取别祖霍夫伯爵的遗嘱，攫取人家的财产，还以欺骗手段撮合遗产继承人彼尔和他女儿爱伦的婚姻。爱伦是交际花，是上流社会最无耻、最放荡的女人，祖国的危亡似乎与她毫不相干。库拉金的儿子阿那托里是个纨绔子弟、赌徒、流氓、恶根，他欺骗纯真无邪的娜塔莎，造成了娜塔莎的不幸。通过库拉金一家，托尔斯泰揭露和鞭挞了心目中没有祖国、利欲熏心、道德堕落的“坏贵族”。

托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是所谓的“好贵族”，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赞扬。他认为这些贵族与上层贵族不同，他们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战争爆发后，这两个家族的子弟都毅然从戎，加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老保尔康斯基公爵还组织民团，打击侵略者。在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年轻的贵族子弟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有的人领悟了人生的意义，努力探索自我完善的道路；有的人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安德烈、别加。他们中的理想人物就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就是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这两个人都经历了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内心发展历程，都在努力探索人生意义和接近人民的途径。

安德烈是个身材匀称、外貌英俊的青年，从他那倦怠的目光和冷淡的神情中就流露出他对贵族上流社会的厌恶和不满。这个青年贵族身上有奥涅金的影子，但比奥涅金可贵的是，安德烈具有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积极行动的能力，他毅然离开了众人向往的彼得堡，投入到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刚开始安德烈对战争还抱着天真烂漫的幻想，还怀有强烈的追求荣耀和英雄业绩的虚荣心。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负伤后，他孤独无助地躺在战场上，仰望着庄严、静穆、辽阔的苍穹，感到个人是那么渺小，为虚荣而奔忙又是多么无意义，“一切皆空，一切都是虚妄”。于是他抛弃了虚荣心，但也陷入迷茫和悲观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与活泼热情的娜达莎的爱情使他重新振奋起来，扬起了生活的风帆。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满怀热情走上前线。士兵的爱国热情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他，他克服了贵族的傲慢和虚荣，与士兵和睦相处，生死与共，深得士兵的喜爱，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他不幸负伤殒命。临死前，他读着福音书，接受了“永恒的”博爱原则，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显然，他的身上有托尔斯泰自己的思想观点。

彼尔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显宦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富豪。他从巴黎回到彼得堡后，过着懒散、安逸的生活，并且稀里糊涂地和爱伦结了婚。妻子的放荡、堕落使他看到了上流社会的腐败、伪善和无耻，为此他十分痛苦，甚至感到绝望。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坏？什么是好？应该爱什么，恨什么，活着为什么？……什么是生活？”但他对这些问题无法做出回答。他曾一度从事慈善事业，用宗教消除人世的罪恶，拯救人的灵魂，但求而未果。又在自己的庄园实行农事改革，减轻农奴的负担，但同样没有结果。他既没有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没有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陷入苦闷迷惘之中。彼尔是作家一生探索过程的写照。

卫国战争唤醒了彼尔，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战争中，他接近人民，逐渐抛弃贵族习气。他渴望与全国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法军占领莫斯科后，他装扮成马车夫，想刺杀拿破仑。虽然错过了时机，但他还是不顾生命危险，从大火中救出一个孩子，保护一女子免受法国强盗凌辱。被俘后，在俘虏营里结识了卡拉达耶夫。他全盘接受了卡拉达耶夫宣扬的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爱人如己等一套思想观点，从而在精神道德上获得新生。小说结尾，作者暗示他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彼尔的命运归宿与作家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又产生了抵牾。

通过安德烈和彼尔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内心发展历程，托尔斯泰力图表明，贵族只有接近人民，走“平民化”的道路，特别是向宗法制农民（如卡拉达耶夫）的道德标准看齐，进行道德自我完善，贵族阶级才会有出路。这是作家为贵族阶级开出的自我拯救的药方。

如果把小说主人公从思维方式上划分的话，安德烈公爵代表的是理性思维的人，娜塔莎是自觉与本能思维的代表，彼埃尔是感性与理性思维混合的典型，而玛利亚公爵小姐则以宗教思维见长，但言行却背离了人民的信仰，背离了俄罗斯的“人民的思想”。作家一方面极力渲染她的虔诚；遵守“爱与自我牺牲的法律”，她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过苦行僧的流浪生活；另一方面，她在具体表现上又不具有真正的宗教精神，不符合“爱与自我牺牲法律”的要求，她“嫉妒她（娜塔莎）的美丽、年轻、幸福，因哥哥对她的爱而吃醋”，她“体会到对娜塔莎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反感”。对于丈夫从前的恋人，“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的索尼亚，她“常常在心中怀着对她的恶意，怎么也克服不了”；她抵挡不了花花公子阿纳托利·库拉金的诱惑；她表面上热爱父亲，但潜意识里却盼望他死。其表里不一甚至虚情假意只能证明一点；作家通过她表现的仍旧是“活生生的生活”，只有与生活结合，她所表现的宗教性才拥有了真正的内容，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这一点，成为贤妻良母的她，其所作所为才让人感到亲切和真诚，她的行为才真正体现出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慈悲精神。

《战争与和平》中最优美动人、极富艺术魅力的形象是娜塔莎。这个黑眼睛、大嘴巴的姑娘并不是漂亮美人，但却有一种独特的风韵和迷人的魔力。她对生活的热爱，时刻感染着周围的人。她使安德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使彼尔不再感到人生的冷漠、迷茫。她的纯真可爱，她的丰富情感，她的美妙歌声，她的婀娜舞姿，她在春夜月光下的无边遐想，等等，都令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作家强调，娜塔莎性格的完美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根植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土壤中。她虽然出身于贵族，但她与那些心目中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感情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不同。她喜欢只有民族风格的音乐和舞蹈，厌恶上流社会所醉心的外国歌剧；她热爱大自然和乡间生活，同情人民。从莫斯科撤退时，她极力劝说母亲，宁肯卸下自家的行李财产，也要让出马车运送伤兵。这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怀感人至深。结婚后的娜塔莎，与之前判若两人。她脸上的勃勃生气消退了，美妙歌声听不到了，身体发胖了，不再注意修饰打扮。整天忙于家务，侍候丈夫和抚养孩子，沉没在家庭幸福中。这里实际上表明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在《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中，托尔斯泰清楚地表明：妇女的天职是生养和教育孩子，妇女的尊严就在于认识自己的这一使命。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优秀女性，就应该献身母亲的天职，抛弃个人的追求。因此，虽然作家在对最终变成了“雌性动物”的娜塔莎的描写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伤感和失望，但因其全身心献身家庭，所以为之辩护。玛利亚公爵小姐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平和与幸福。而没有这一切的索尼亚则可以被理所当然地、蔑视地称作“无果花”。托尔斯泰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提出妇女解放问题，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投身于有益的社会活动，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工作权利，妇女才能解放。托尔斯泰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主张妇女回归家庭，这样才能保持传统的宗法制家庭关系不被破坏。这是托尔斯泰保守的妇女观点的体现。

《战争与和平》也是一座艺术丰碑。首先恢宏的结构、严整的布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小说由两大部分组成：历史事件和家庭纪事。历史事件主要是战争，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家庭纪事是和平生活，是艺术虚构。这两大部分由四个贵族家庭生活贯穿起来，四个家庭又通过其成员之间的爱情、婚姻等关系联结在一起。这样，四大家族的家庭纪事为情节线索，按照编年史的时间顺序，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上层与下层，纵横交织，构成一个疏密有致的网络，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广阔的历史画面，包罗万象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将这一切组成统一的整体，这是颇费匠心的，唯有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手笔才能驾驭，这充分显示了托尔所泰无与伦比的艺术功力。

其次是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激烈的战争场面与宁静的和平生活；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与上流社会的漠不关心；庄园贵族的朴实与宫廷贵族的腐败；普通士兵的英勇与贵族军官的畏怯；等等，不仅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突出，而且小说主题也更鲜明。

最后是大篇幅的关于历史、哲学、宗教、道德的插叙，这既是小说的一大特点，但从艺术角度看，又是它的一大缺陷。虽然这些论述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主旨，但小说是形象化的艺术，作家的思想应寓于形象之中，直白的、冗长的说教对作品的艺术性会造成损害，这是小说艺术之大忌。鉴于当时评论界的质疑。托尔斯泰曾将这些插叙抽出来单独成篇，附于作品之后，可是后来的再版时又恢复了原貌。这反映了托尔斯泰为了思想，宁肯牺牲艺术的执着态度。

（二）《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于1873—187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最早是在1875—1877年的《俄国导报》上陆续刊登，1878年出版单行本。

家庭和与之相关的家庭伦理构成小说的核心主题，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主题：“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家庭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卡列宁家就是如此：安娜就本性而言与娜塔莎·罗斯托娃很相像，她“极其单纯”，非常热爱生活，浑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似乎就是为了爱而来到人间的。当她还是天真无邪的少女时，就由姑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高官卡列宁，成为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买卖婚姻的牺牲品。而古板的、与之年龄相差悬殊的丈夫卡列宁却满足不了她对爱的渴望和追求，但她遇人不淑，最终没有抵挡住同样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军官沃隆斯基的诱惑而堕入情网。这段恋情不仅毁了她的家庭，而且最终毁了她自己。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线索是列文的家庭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列文与妻子吉提走向这一结局的道路却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列文在家庭、劳动和为自己庄园里的农民谋福利中寻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与托尔斯泰对男人的“天职”所形成的认识密切相关，因为“男人的天职是作人类蜂房的工蜂”，仅仅“关心自己的家庭、财产的增长、文坛的名声和种种乐事”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自私的”，男人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忠于和捍卫家庭，而且更应当承担社会义务。

卡列宁不属于托尔斯泰笔下有担当的男人，他是上流社会污浊败坏的贵族典型写照。他埋头公务，献身事业，在上流社会看来，是“正人君子”。而实际上他的灵魂十分丑恶。他思想僵化，顽固保守，虚伪自私，冷酷无情，除了追逐功名利禄外，对一切都毫无兴趣，他不懂爱情为何物，根本不考虑、也不理解安娜的感情需要，安娜说他“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像安娜这样一个真挚诚实、感情丰富、强烈渴望生活和爱情的女人，和这个枯燥乏味的木偶生活在一起，自然感到非常痛苦。而卡列宁则认为，即使夫妻之间没有感情，甚至妻子不贞，也要维持夫妻和家庭的表面形式。当他发现妻子有“外遇”时，他拒绝离婚，一是怕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可以将安娜置于尴尬的地位，给她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折磨。他的虚伪和自私由此可见一斑。安娜对这种极其虚伪的道德原则和夫妻关系十分憎恶，无法容忍，以至于毅然选择了她还没完全认清的沃隆斯基而要赶快逃离这个魔鬼。

安娜遭遇了人生的连环失败，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造成她的悲剧，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复杂的原因。

其一，她与卡列宁的矛盾实质上是个性解放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她和丈夫那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是以合法的婚姻、合法的家庭的名义而受到法律、教会、道德和社会舆论的保护与支持的。所以，安娜面对的不仅是卡列宁，还有他背后的整个贵族上流社会、整个专制制度这样强大的对手，而她却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无力与之抗衡，她不可能冲破黑暗势力的罗网。(www.xing528.com)

其二，安娜的爱情对象的选择是错误的。她把沃隆斯基过于理想化了，她在沃隆斯基身上一厢情愿地寄托着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想象。然而，她错误地选择就孕育着悲剧。沃隆斯基出身贵族，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但他不过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典型”，心智贫乏，感情庸俗，“女人和马是他的全部精神需要”。他追求安娜虽然不能说完全是逢场作戏，但更多的是强烈的虚荣心。他深知，能够征服安娜这样既有地位又非常迷人的贵妇人，在上流社会一定会被视为英雄，他的声望会提高百倍。安娜的美，她的炽烈爱情，都可以使沃隆斯基的虚荣心得到暂时满足，但他并不真正理解安娜，也体会不到安娜为和他相爱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贵族阶级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已根深蒂固地渗入他的灵魂，安娜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改造他，他也不会为了安娜放弃名利地位甚至与上流社会决裂。所以，他对安娜的热情不可能持久。当沃隆斯基看到自己的同事一个个飞黄腾达，而安娜的爱情却成了他的“锦绣前程”的障碍，成了他重返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阻力时，他的热情就一天天冷淡下来。安娜没有了家庭，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沃隆斯基的爱情上，但希望破灭了，她完全绝望了。

其三，安娜身上既张扬着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又背负着传统道德观念的沉重枷锁，内心里的尖锐矛盾，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是导致她悲剧的内因。安娜，一个自幼接受贵族社会教养和熏陶的贵妇人，始终受着旧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是人性的合理要求，她是无罪的。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职责而感到羞愧和自负。为了个人的爱情，她不得不背叛丈夫，忍痛撇下爱子。她觉得自己是自私的，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女人。因此，这种负罪感时刻撕扯着她的心，她的灵魂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受着煎熬。内心的矛盾，心理上的失衡，沉重的罪孽感，其苦何堪，只能一死了之。

其四，安娜虽然感受到个性解放之风，但囿于贵族社会的教养，她无法冲破贵族生活的藩篱，也不理解个性解放的真正意义。她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那样的新女性，不仅做自己爱情、婚姻的主人，而且走出家庭，投入到有益的、广阔的社会活动中。安娜的追求是勇敢大胆的，但目标是狭隘的。她将爱情看做是生活的全部内容，爱情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一旦爱情的希望破灭，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走上不归路。在告别人世时，她满腔悲愤地呐喊道：“这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这是对黑暗腐朽社会的有力控诉！

安娜作为罪恶社会的牺牲品托尔所泰是同情的，但他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小说的卷首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对这句话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理解。1907年魏列萨耶夫曾托人询问题词的含义，托尔斯泰说道：“我选这个题词，正如我解释过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人犯了罪，其结果是受苦，而所有这些苦并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惩罚。……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75]以此推断，安娜所遭受的痛苦折磨，以致她最后的死，都是上帝对她的惩罚。这里的上帝，有双重含义：既是基督教的上帝，也是托尔斯泰所说的“心中的上帝”，即道德、良心。托尔斯泰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妇女应该做家庭中的贤妻良母，恪守妇道，尽自己的社会职责，不能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和个人幸福而破坏家庭关系，给家庭造成不幸。安娜就是因为违背了作家极力维护的这一“永恒”的道德原则，所以她才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遭受了种种痛苦和折磨。这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她的裁决，也是她的良心的自我惩罚。

在小说中，托尔所泰用另外两个妇女的命运与安娜作了对比。吉提也曾迷恋过沃隆斯基，但她迷途知返，没有放任自己的感情泛滥，而后来与列文缔结美满姻缘，组成和谐家庭。杜丽因为丈夫的不忠而痛苦，但她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宽恕了丈夫，维系了家庭的完整。这是托尔斯泰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型的妇女形象。相比之下，安娜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托尔斯泰认为，上流社会没有资格谴责她，因为上流社会更坏、更无德、更无耻；惩罚她的只能是上帝，是良心。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矛盾，这实际上也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

无论怎么说，自小说问世起，安娜始终以她那鲜明的、卓尔不群的形象和不惜以死向罪恶社会抗争的不屈精神激动着读者的心，成为俄国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典型妇女形象。安娜的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

如果说安娜·卡列宁的情节线索反映了托尔斯泰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那么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表现了作家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忧虑。这条情节线索是围绕列文的形象而展开的。列文的形象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作家紧张的思想探索，对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寻求问题答案的尝试。

列文是一个在农奴制改革后仍抱着宗法制原则不放的贵族地主。他厌恶城市生活和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努力经营庄园，亲自参加民间劳动，把全部精力放在农事上。列文鄙视那些自以为很有教养，实际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城市贵族，更看不起那些利欲熏心、“用二十戈比就可以收买的”资产阶级。当列文目睹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崩溃而引起社会的动荡时，他既对贵族地主的破产感到幽怨和痛心，又对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深恶痛绝。他不同意过去像农奴主那样用鞭子强迫农民的办法，也坚决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企图寻找一条既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又能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的道路，用他的话说，就是进行一场伟大的“不流血的革命”，“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益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为此，他在自己的庄园搞起了农事改革，让农民以“股东”的身份与地主合伙经营农业，收获按股份进行分配，以期建立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显然，他改革的目的是为地主阶级寻找出路，挽救日益衰败的地主经济，但这不过是幻想而已。因为，在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与农民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和谐一致。他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最终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他不肯放弃地主土地占有制，对此他懵懂无知，不知所措。

农事改革失败后，列文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他苦苦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各种哲学著作中求索，但始终找不到答案，他悲观绝望，甚至想自杀，正当此刻，他遇到了宗法制农民弗克尼奇，弗克尼奇宣称他是“为了灵魂而活着”，“为了上帝而生活”。列文从中得到启示，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感到“上帝就在自己的心中”。实际上，他从没有在宗教中获得精神解脱，也不可能从中找到他追问的答案，他对现实和未来仍充满迷惘和困惑。从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到最后皈依宗教，这是他不敢正视矛盾、逃避现实的表现，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形象，与俄国当代迫切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思考、探索、迷茫，既折射出俄国19世纪70、8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也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矛盾。

托尔斯泰是小说艺术的革新家，他打破了长篇小说的单一情节和一对男女主人公的封闭的传统模式，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设置了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讲述了两个家庭的故事，力求更广泛更全面地反映生活，从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广阔而自由的小说结构形式。对此托尔斯泰也颇为自豪：“圆拱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就是我所致力以求的东西。这座建筑物的连接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交往），而是靠一种内在的联系。”^[76]

小说严谨的整体结构不仅表现在由人物关系而形成的外部联系上，而且更表现在其内在的密切联系上。前一条情节与城市生活和贵族上流社会相联系，它通过安娜的悲剧表明了封建传统道德观念所受到的挑战和危机；后一条情节与农村生活相联系，它通过列文的农事改革的失败，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农村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这两条情节，殊途同归，一个在道德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俄国70年代的社会面貌及时代特征。安娜与列文，尽管他们有种种不同，但两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内心追求理想生活，探寻人生的意义。安娜的追求落空了，最后在虚伪、欺骗、污蔑、毁谤的妖风毒雾中自杀，而列文经过苦苦探索，似乎悟出人生的真谛——“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一成一败，在对比中蕴含着作家的思想导向。所以，这两条情节线索，如同一主题的两种变奏，相辅相成、互相映衬、紧密联系使小说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复调式结构。

《安娜·卡列尼娜》心理描写尤为出色，作家的“心灵辩证法”的特点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安娜对爱情的渴求、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列文的思想探索、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被作家描写得丰富、细腻、复杂、激烈，精当鲜明地表现了不同情境下人物的性格。赛马中安娜的心潮起伏激荡；安娜病榻前两个情敌卡列宁与沃隆斯基的微妙的心理活动；安娜探望爱子时表现出的强烈母爱和内疚心情；她自杀前夕乘着马车驶过莫斯科街道时杂乱无章的心绪等，都是心理描写的精彩篇章。

（三）长篇小说《复活》

托尔斯泰花费九年多时间完成了最后一部被称之为“社会心理小说”的长篇小说《复活》（1899），作家选自《圣经》中《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路迦福音》的题引点明了小说“罪与罚”的主题。

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其姑妈家“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喀秋莎·玛丝洛娃在初次见面的不长时间便产生了纯洁、甜蜜的爱情，但三年后，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19岁的卡秋沙仍旧是从前那个纯洁、质朴的姑娘，而经过了上流社会生活浸染的聂赫留朵夫“却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了”，他从原来的“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的青年，变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女人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他已经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工具”，如果说从前他认为“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所以与喀秋莎重逢的他“听从他那如今肆无忌惮的兽性的人的唆使，对喀秋莎起了歹心”，奸污了她之后就把她彻底遗忘了。七年后他们第三次相遇在法庭上，这时候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老爷，充当陪职员的工作，而怀了他的孩子的喀秋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最后沦为妓女，走上法庭是因为她被指控为谋财而杀害了一名商人。

《复活》交织着两个主题：一是暴露社会罪恶，抨击沙皇专制制度；二是描写人的堕落和精神复活。两个主题有机联系在一起，即主人公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而人的精神复活又是作家鼓吹消灭社会罪恶、调和社会矛盾的途径和药方。

暴露社会罪恶的主题是通过玛丝洛娃的冤案和聂赫留朵夫为这一冤案奔走上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表现的。小说揭示了俄国社会的复杂矛盾，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的国家制度、法律、教会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小说开始用很少篇幅对主人公的历史作了简要追溯，此后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聂赫留朵夫如何利用各种关系为喀秋莎解脱“罪责”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全方位地展示了俄国国家机关的种种腐败、黑暗、草菅人命和随心所欲，作家在此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由人来审判人是不可靠的，由人来制定法律是错误的。人能够惩罚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误”。在法庭和陪审员审判喀秋莎一案时就表现出荒唐、随意，小说这样叙述：“大家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决定，倒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却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员们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犯了这样的罪，但是没有杀人害命的原因’；第二，上校把他内弟的妻子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过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没有杀人害命的意图之类的保留意见……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在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那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疲乏，都希望着快一点散会，所以才同意了这个可以把事情快一点了结的决定。”不难发现，小说中对其他很多犯人的判决同样充满了与此相似的偶然性。

为了减轻玛丝洛娃的厄运，聂赫留朵夫上下奔走，到处求情。他所接触的各级官僚，或是假仁假义、口蜜腹剑的伪君子，或是残忍凶狠、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副省长马斯林尼科夫是鄙俗和伪善的化身，他一面下令鞭打犯人，一面以富有人道心肠的犯人的“慈父”自居。前国务大臣恰尔斯基是个典型的毫无原则的官僚，他一生最关心的是“从国库里多捞金钱和勋章”，凭着阿谀奉承之术爬到官阶的最高位，成为国家的“柱石”。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斯冒特男爵冷酷、残忍，毫无人性，他引以为傲的是曾因在波兰、高加索大肆屠杀人民而获得白十字勋章；在他的管辖下，囚禁在监牢里的政治犯10年内就有半数死掉。在这样一群专门以迫害人民为能事的贪官污吏的暴虐统治下，冤狱无处不在。正如聂赫留朵夫所说：“在当代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那些不法官吏犯下种种罪行，不但受不到惩治，反而在政府机关“坐着首长的交椅”；有的按其罪行应该判处苦役，可是却被派往西伯利亚做省长去了。之所以如此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作家进一步指出，问题不在于掌权者的昏庸腐败、贪赃枉法，而在于法律的虚伪、不公正。聂赫留朵夫认识到：“所有这些人的被捕、监禁、流放，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害了什么正义，或者犯了什么法，只不过因为他们是障碍，妨碍官吏和官人享用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财产罢了。”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的口得出结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护那种对于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可谓一语中的！

在《复活》中，扎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暴露了它毒害、欺骗、压迫人民的实质。描写监狱中礼拜仪式的场面具有极大的讽刺性：一面是司祭一本正经地念着骗人的祈祷词，一面是犯人们的镣铐在叮当作响。作家无情地戳穿了宗教仪式的虚伪和荒唐，以辛辣的笔调揭露了教士们如何用表面上庄严、神圣的礼仪和气氛掩盖最卑鄙的欺骗和对犯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抨击是如此沉重有力，以至于当时的审查机关把描写监狱祈祷仪式的整个三十九章斧削得只剩下五个字：礼拜开始了。”托尔斯泰对沙皇官僚机构和教会的猛烈揭露和抨击，表达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农民被压迫和欺骗而积累下来的愤怒和仇恨，表达了农民的民主情绪。同时他还提出了消除社会罪恶、调和社会矛盾、建立“人间天国”的救世之道。这就是他极力鼓吹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这一思想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新生、死亡、复活来表现的。

聂赫留朵夫的生活和精神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青春期、堕落期和复活期。

聂赫留朵夫出身贵族之家。曾受到民主思想影响。他阅读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动力学》，第一次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于是他身体力行，把从父亲那继承下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还就土地问题写过一篇论文。青年时代的聂赫留朵夫纯真、正直，积极向上，追求真理，“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他不曾顾虑出身和地位，与姑母家的养女兼女仆喀秋莎产生了爱情，初恋的感情是美好而纯洁的，没有掺杂任何邪念。初夏时节，大自然中一切都生气勃勃，欣欣向荣，恰到好处地映衬了主人公清新、健康的精神面貌。构造了一个欢乐、温馨的氛围，这是聂赫留朵夫生活和精神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之后，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参加了沙皇的禁卫军。腐败的沙皇军队是藏污纳垢之地。3年的军队生活使聂赫留朵夫完全变了样，他堕落成一个挥霍无度、荒淫放荡、精神空虚、专爱享乐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在此，托尔斯泰揭露了社会环境对青年人的腐蚀、毒害作用。正是因为这样，聂赫留朵夫路过姑母的庄园，怀着兽性的、肉欲的邪恶念头玩弄了喀秋莎，随后又抛弃了她，将这个少女推向火坑。此后，聂赫留朵夫一直过着腐败堕落、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聂赫留朵夫诱奸喀秋莎正值初冬，河水结冰，万木肃杀的自然背景对应着主人公精神上的死亡。这是他的堕落时期。

10年后，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的偶然相遇是他的生活和思想发生转变的开始。听了玛丝洛娃犯罪经过的陈述，他看到，正是由于他的罪恶行径，才导致玛丝洛娃一步步沉沦下去，并被诬告为杀人犯，判处4年苦役。他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到10年来自己的生活是那样虚伪、丑恶、肮脏。于是他开始了“灵魂的大扫除”，决心冲破一切虚伪的罗网，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要对玛丝洛娃承认自己有罪，请求她饶恕，要竭尽全力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甚至陪同她去西伯利亚，如果必要的话，就跟她结婚。当他决定清洗自己的罪恶，与过去决裂的时候，小说的自然背景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季节，这寓意着主人公人性的苏醒，灵魂的重生。通过玛丝洛娃案件，使他对沙皇专制机构的腐败和法律的反人民的本质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聂赫留朵夫赎罪的过程，就是他批判本阶级并逐步脱离本阶级的过程，逐步接近人民的过程，逐步提升道德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小说的最后结局来看，他也没有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最终也没有归附到人民队伍中来。他虽然努力探索社会问题，对一些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他并没有找到变革现实的道路。最后，他似乎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人生的答案，找到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那就是“人们在上帝面前要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永远宽恕人，要宽恕无数次”，大家都这样做，那么，“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就会建立起来”。托尔斯泰认为，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战胜了“动物的人”，从而在精神上、人性上“复活”了。经历了新生、堕落与死亡、忏悔和复活三个阶段，聂赫留朵夫完成了他生活和精神发展的全过程。

玛丝洛娃的生活和精神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托尔斯泰第一次选择平民妇女作为主人公，这是他世界观转变之后的新现象。作家满怀同情地描写了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

玛丝洛娃来自社会底层，是农奴的私生女，被聂赫留朵夫的姑母收养，做了她家的女仆。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纯洁善良，正值豆蔻年华，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真诚地爱着聂赫留朵夫，憧憬美好生活。这是她的新生时期。

自从被聂赫留朵夫欺骗和抛弃后，玛丝洛娃开始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不平等，从此她再也不相信人，不相信善了。她被赶出家门，四处流浪，处处被欺凌和折磨，最后沉沦到社会最底层，沦为妓女。悲惨的遭遇使她深刻体验到社会的黑暗、残酷和虚伪，她感到，在这个社会上，“人人都是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享乐活着，所有关于上帝和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但她不了解社会罪恶的根源，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这样苦，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互相敌视。于是她就吸烟、喝酒，过放荡生活，以此来麻醉自己，暂时忘掉生活的痛苦和辛酸。她由一个天真、善良、纯洁的姑娘变成了麻木、病态的人，后来又蒙受不白之冤，被判刑流放。这是她的堕落与死亡时期。玛丝洛娃的遭遇与堕落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托尔斯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玛丝洛娃苦难命运的社会根源，向黑暗社会提出了严正抗议。

虽然长期的堕落生活损害了玛丝洛娃的美好心灵，但她毕竟来自人民，她身上仍保持劳动人民的朴实、真诚、善良的优秀品质，这是她后来走向新生的道德基础。在监狱中，她和那些与她同病相怜的平民百姓生活在一起，看到与她一样遭受迫害的普通大众，她本能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她同情、关心那些难友，诚心诚意帮助他们，她请求聂赫因朵夫为别人的冤案上诉，而对自己的案件却处之泰然。由于和劳动人民相处，加之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和关怀，玛丝洛娃的思想感情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个正常的、真正的人的情感又在她身上渐渐复苏了：她戒掉烟酒，不再卖弄风情，拒绝男人的纠缠。

尽管托尔斯泰极力证明，是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赎罪促使玛丝洛娃精神复活的，然而，促使她真正走向新生是与那些政治犯接触之后完成的。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她与政治犯生活在一起，这使她增长了很多见识，她自己就说：“像这样的见识，按我原来的那种生活，我是一辈子也得不到的。”她称这些政治犯是“好得出奇的人”。这里的人们是无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最后，她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始了新生。她从一个堕落的、精神病态的妓女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妇女——她真正复活了。

同解释聂赫留朵夫复活的原因一样，托尔斯泰对玛丝洛娃复活原因的解释同样是唯心的。作家强调，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赎罪是玛丝洛娃精神复活的动因。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认罪、赎罪，她不仅饶恕了他，而且又深深地爱上了他。她之所以拒绝与他结婚，是怕连累他，是为了让他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显然，作家重点在鼓吹他那套爱人、爱仇人，宽恕人、宽恕无数次的“爱的法则”，极力表明，正是这伟大的“人类之爱”和不以暴力抗恶的精神，促使玛丝洛娃实现了精神、道德的复活。

通过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复活，托尔斯泰竭力宣扬的是：统治阶级是有罪的，他们应该像聂赫留朵夫那样去忏悔、赎罪，努力进行道德自我完善，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被压迫阶级则应像玛丝洛娃那样，本着不以暴力抗恶的精神饶恕统治阶级的罪行，不以牙还牙。总之，双方都要永远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要彼此宽恕，人人相爱，这样，“暴力就会自行消灭”，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人间天国”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托尔斯泰开出的解决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小说的结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如出一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通过福音书找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都从此拥有了“全新的生活”，虽然作家写道：“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但那盏象征光明的灯已经点燃了。列宁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思想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而作为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托尔斯泰在本能地体会着生活的快乐而又坚决否定这种快乐、敏锐地感受到艺术的美而又不遗余力地否定艺术的矛盾对立中挣扎着，这与以正教文化为核心的整个俄罗斯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Н．别尔嘉耶夫总结说，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的艺术性越来越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作家们越来越强烈的道德自我拷问，越来越深刻的道德性，这种过程发端于果戈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Л．托尔斯泰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艺术特征

（一）心理辩证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的创作手法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并因此被称为“心理描写大师”。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托尔斯泰“没有局限于表现心理过程的结果：使他感兴趣的是过程本身……过程的外在形式，规律，心灵的辩证法……”作家本人也认为：“主要的是内在的、心灵的工作，目的是展现实际的工作过程，而非最终的工作。”“心灵辩证法”是一种心理分析方法，借助于此，作家表现的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是性格随着时间的流逝所发生的变化，作家展现了人物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对立的特点。这种创作方法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参与空间，使其能够亲身感受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有可能亲历主人公的心理感受。托尔斯泰的创作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来认识和揭示人物的性格，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承认人的性格具有“流动性”和变化的可能性，这是作家建构和宣扬道德自我完善理论的基础。

《复活》被誉为“社会心理小说”，不仅表现了广阔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展现了“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灵魂深处的搏杀以及“灵魂清除”的过程，展现了这个过程中人物内心世界细腻的心理变化。托尔斯泰对人性的深邃认识与展现“地下室人”最隐秘的心理活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道构成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光辉耀眼的双子星座。他曾说：“人好比河：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里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一切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表述的“人永远处于精神之美和肉体之美的斗争之中”，“人心是斗争的战场”的名言一样深刻。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物性格的“流动性”不仅构成了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核心，也是作家建构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理论的现实基础，而且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内涵，透视作家本人矛盾复杂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演变。

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探索者，从尼古连卡到聂赫留朵夫，都经历了复杂的精神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人物心灵运动的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托尔斯泰善于写人物在某种具体情势下的心理发展变化，或者突然的逆反转折。如《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一次赌博中输了四万多卢布，心情沮丧地回到家里，而家中却一片欢乐。作者集中描写了这种情势下尼古拉的心理变化。起初，他心情懊恼，听到娜塔莎的歌声十分厌烦，后来慢慢被妹妹的美妙歌声所吸引，心情随之开朗起来，觉得生活中的一切不幸和烦恼都无关紧要，心里充满了欢愉和幸福。尼古拉的心理变化过程被作家描写得层次分明，清晰自然。

内心独白是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势下产生的典型的心理活动，与人物的性格完全一致，揭示种种心理活动就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这也是托尔斯泰揭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例如，当卡列宁发现安娜与沃隆斯基发生了爱情时，他并不激动和气愤，而怕因为家务事影响了他的事业，所以他冷静地想用合适的办法劝说安娜回心转意。于是，措辞的形式和顺序就像政府报告一样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第一，说明舆论和礼仪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遇的灾难；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受的不幸。”这段内心独白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卡列宁的性格。此人就是一架官僚机器，他在夫妻关系中注重的不是感情，而是婚姻的表面形式。他担心的是社会舆论对他的社会地位、功名利禄和声誉的影响。这段内心独白充分地表现了卡列宁的冷酷自私，精神世界的贫乏和龌龊。

安娜的内心独白则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当安娜读完卡列宁劝她回心转意的信之后，她回忆起婚后8年来那种没有爱情的屈辱生活，想到丈夫对她的生命的伤害和摧残，她看透了丈夫的本性，决心冲破一切罗网，争取生活和爱情的权利。这段心理描写很好地刻画了安娜的坦诚、磊落、勇敢的性格。

景物描写在托尔斯泰笔下往往也是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情绪和心理动态，他所描写的自然景物是人物心目中反映出来的印象，是人物心绪的折射，景物与人物心理互相映衬，融为一体。《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第一次负伤后，万念俱灰，当他看到丑陋、孤独的老橡树时，更引发了他忧郁、绝望的念头。后来安德烈在罗斯托夫庄园遇到娜塔莎，她的青春朝气、激情和欢乐强烈地感染了安德烈，重新激起他的向往和希望，心情随之开朗起来。归途中，安德烈发现那棵老橡树也变了样：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此处看似写老橡树，其实是在写人物的心境，借老橡树的形象，反映了安德烈心理变化的过程。所以景物描写在他笔下自然就多了一份心理象征的含义。

（二）史诗型的结构形式

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所表现的重大主题，宏伟的艺术构思，包罗万象的内容，深厚的文化底蕴，雄健的风格，这些都造就了他小说的史诗品格。

被罗曼·罗兰称为“现代的《伊利昂记》”的《战争与和平》以广阔的视野纵览了1805—1820年的重要战役和重大事件，记录了历史的足迹，再现了时代的风云，以高亢激越的旋律谱写了一曲全民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颂歌。从欧洲战场的对垒到俄国的人民战争，从皇帝到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从炮声隆隆的战场到和平安宁的家庭生活，从战争中的悲欢离合到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小说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万象纷呈，应有尽有。作家将人物的遭际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将人物置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旋涡之中，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历史事件的变幻，而历史事件又决定着人物的命运。这就是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

托马斯·曼称《安娜·卡列尼娜》为“现代史诗”。在这部作品中，城市生活画面与农村生活画面交相辉映，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忽而是京都贵族沙龙的社交活动，忽而是外省的议会选举；忽而是灿烂辉煌的豪华舞会，忽而是春意盎然的农村牧场；忽而是赛马，忽而是游猎……安娜、列文以及奥勃隆斯基们就生活于其中，并显示出各自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归宿。《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足迹遍及地主庄园、法庭、监狱、首都大理院、农村茅舍、客栈、流放所等等。他和玛丝洛娃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沉浮起落，并最终实现了精神、道德蜕变。“《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包括19世纪俄国生活的‘三个时期’的一种三部曲，其中每个时期都标志着它发展中的某一转折阶段。”^[77]

托尔斯泰的艺术视野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所有激动着他的重大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如浩瀚的大海，题材丰富，思想厚重，意蕴深邃，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特点。他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所泰史诗性的作品是首屈一指的，俄国作家无人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