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谢·列斯科夫在《俄苏小说史》中的重要贡献

尼·谢·列斯科夫是19世纪后半期活跃在俄罗斯文坛的著名文学活动家和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广泛，主人公多为独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普通百姓见长。展现以东正教信仰为根基的俄罗斯民族意识、挖掘俄罗斯人的宗教心理和民族性格、表现信仰和不信仰则是列斯科夫创作的基本主题。除了小说创作以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

一、生平与创作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сков，1831年2月4日生，1895年2月21日去世）出生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的奥廖尔省，这是个盛产作家和大师的地方。列斯科夫的祖父是神职人员，祖母出身于商人之家，父亲是官员，母亲是贵族，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为作家生动地创作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高尔基指出：列斯科夫“对俄罗斯人民的认识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而是生活中积累的，他极好地感受到那种被称之为‘人民灵魂’的稍纵即逝的东西”。^[49]列斯科夫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乡下时……我的同龄人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与他们心心相印，我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为琐碎的细节都了解……从童年起我就毫不费力地了解百姓。”

在186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之前，他先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刑事犯罪科科长助理、征兵科科长、私人公司职员等，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人和事，对社会各阶层人都有相当的了解，这些生活积累后来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

列斯科夫60年代发表的系列短篇小说都是表现普通百姓生活的，表现犯罪主题的，但与当时的民主主义作家不同，他认为生活贫穷不是造成百姓犯罪的根源，而是经济压迫和剥削，即百姓犯罪的根本原因不是物质层面的原因，作家试图从百姓的心理和宗教意识中寻找深层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列斯科夫与着力表现人心中最隐秘情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异曲同工之处。

两部曲短篇小说《强盗》（1862）和《在四轮马车上》（1862）是作家最早发表的作品，表现的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和潜在的宗教意识。《强盗》中，叙述人（农夫）以平淡的口气讲述了一个农夫杀死一个逃跑士兵的故事，从叙述人并不认为这桩杀人事件是犯罪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作家重在表现的是俄罗斯未开化的农民性格中的自发性和行为的随意性。《在四轮马车上》中，叙述人（农夫）叙述的是有关刻有《圣经·十诫》的石碑被打碎的传说，与第一篇小说完全不同，这里强调的是农夫为人们不能按照上帝的训诫生活而本能地感到痛苦和不安。通过两部小说作家表明了态度：不能片面地评价俄罗斯百姓的精神状态，因为在其精神中，崇高与下流、纯洁与肮脏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俄罗斯人有可能“一时心血来潮”而杀人越货，同样这个人也可能“一时心血来潮”而抛弃一切尘世羁绊，走上精神漂泊者的道路，在漂泊中度过数年苦行僧的生活。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这一独特性，白银时代宗教思想家H．别尔嘉耶夫多次提及，他认为，俄罗斯人追求神圣性，对成为圣徒有无限的渴望，但如果渴望成为圣徒的俄罗斯人达不到这一目标，他就会宁愿堕落到底，成为相反的人，因此俄罗斯在向世界奉献出无数圣徒的同时也生产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罪犯。同一时代的宗教思想家B．罗赞诺夫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得以存在下去的支撑点是：“从老人到10岁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神圣的正教之人’；每一个俄罗斯人都知道有‘这样的圣人’，还知道每个人都肯定有良心而害怕‘圣人’，因偏离这个理想而痛苦，并总是尽力向他回归，获得他。”^[50]列斯科夫的大多数艺术创作就是对上述认识最生动的阐述，1873年的随笔《拉多加湖上的修士岛屿》就谈到俄罗斯百姓“与生俱来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同时又缺少了自觉性，由于广大的俄罗斯底层百姓长期以来受教育程度极低，因此，在广袤的自然环境中又培育了另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热爱无拘无束的自由，也常常会不受控制地冲破道德的界限而显现出来。1865年，列斯科夫发表了最杰出的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后被改编为电影）。这是一部描写人如何沉迷于情欲并最终被毁灭的故事，实际上，作家表现的仍旧是他一贯的主题；俄罗斯的性格。小说一开始作家就点明了这一主题：“有时我们当地会出现这样一些有性格的人，哪怕认识他们已经许多年了，但回忆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时灵魂总是战栗的。商人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伊兹马依洛娃就属于这样有性格的人。”

23岁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五年前“别无选择”地嫁给比自己大近30岁的丈夫。她天生具有“热烈的性格，做姑娘时习惯于简单和自由”，而俄罗斯商人都是“严厉的人”，对坐卧起居等生活细节都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丈夫和公公从早到晚忙着“自己的事”，而无所事事的卡捷琳娜就从早到晚“在每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在“富裕的公公家里过了五年乏味的生活……而对于她的这种乏味没有人给予丝毫的关注”。第一章中作家用凝练的语言极力渲染了女主人公乏味空洞的生活，而剩下的14章细致描写她与伙计私通而走上肉体和精神堕落之路的全部过程。只有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卡捷琳娜才终于想到了上帝的审判。

虽然列斯科夫不像Л．托尔斯泰那样用大量的笔墨表现安娜·卡列尼娜犯罪之后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他对卡捷琳娜·伊兹马依洛娃的行为没有一句直接谴责的话，但这部小说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主题，即犯罪并承受道德惩罚：“申冤在我，我必报复。”而且列斯科夫与托尔斯泰一样，他们都一致认为规范人的行为、改造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激进原则，而是道德原则，人一旦丧失了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原则，也就丧失了辨别善恶的基本能力，必然会跌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

这种思想在他的长篇小说《走投无路》（1864）和《结仇》（1870—1871）中得到更直接的阐述。这是列斯科夫创作中少有的政治倾向性鲜明的作品，列斯科夫不仅以作家的身份，更是以政论家的身份，表达出他坚决反对那种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立场，而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思想领域，虚无主义的声音则是压倒一切的声音，这从同时期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就能感受到。不过，即使在高尔基所说的“人物几乎全是一些邪恶或可笑的丑八怪”的《走投无路》和“在所有方面都更可恶和恶毒”的《结仇》中，列斯科夫仍旧通过具有“崇高，甚至神圣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追求者拉伊涅尔和少女革命者安娜·斯考科娃探索的“永恒的道德原则”，体现出一种忘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表明他们是俄罗斯“圣徒”和典型的苦行者。高尔基评价《结仇》中的少女革命者：这样“小小的伟大之人为了自己的爱而忍受苦难，这个快乐的伟大苦行者是我们这个充满‘片刻骑士’而极为缺乏永世英雄的国家中最优秀的人士”，因此，列斯科夫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极好地感受到了这些人并把他们出色地表现了出来”。

在作家以后的创作中，苦行僧形象，或者所谓的“怪人”形象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高尔基说：在《结仇》之后，“列斯科夫的文学创作立刻成为鲜艳的绘画，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为圣像绘画，他开始为俄罗斯创造一面圣徒和义人的圣像壁”。被列斯科夫自称为“编年小说”，高尔基称为“宏伟之书”的《大堂神父》（1872）就属于“圣徒和义人圣像画壁”中的一幅。最初作家给小说命的题目是《上帝之家》，后来改为《大堂神父》，这两个名词表达的是同一个主旨，如俄罗斯学者所言：“把俄罗斯作为圣殿和家的形象来塑造时，列斯科夫通过它艺术地体现出俄罗斯的民族理念——共同性理念。”^[51]而“大堂”一词正是“共同性”的同根词。

从“编年小说”中可以看出古代俄罗斯文学中使徒行传体裁的痕迹，作家也正是遵照这种体裁的基本叙述模式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大司祭萨韦利正直诚实，信守爱与仁慈的宗教道德原则，坚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俄罗斯大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政府和教会残酷迫害旧礼仪派教徒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而这个“男性美的标本”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温柔爱情更是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哥萨克出身的助祭阿希拉的性格特点更鲜明：表面上看他愚鲁、蠢笨，有点可笑，也有点狡猾，是“一截又长又粗的木头”，但本质上，作家通过他表现的正是俄罗斯大地之子的率直、豪放、无拘无束。如果说萨韦利神父是斗士的话，那么第三个人物扎哈里亚神父却正好相反，他是“平和与柔顺的化身”，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忍耐精神。

19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列斯科夫有意识地创作了九篇以“义人”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并于1889年结集出版。作家在题引和小说中直接表明创作该系列作品的宗旨：“没有三个义人，则无屹立之城”，这种认识直接源于《圣经》。“义人在我们这里没有绝迹，并且也不会绝迹。人们只是没有发现他们，而如果凝神观察，则他们是存在的”；“如果有力量去容纳温暖其心灵、鼓舞其言语、指导其行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则这样的人是值得了解的，并应当在一定的现实情形中模仿他们”。九部小说中的“义人”分布在城市和乡村，有贵族、商人、农民、政府官员、军官、匠人、神职人员等。虽然这些作品在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使徒行传弘扬基督真理的传统，但列斯科夫并没有像使徒行传的作者那样，把主人公理想化、图式化，而是极为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们身上蕴含着优秀的品质，真诚地渴望献身上帝、为祖国效力、为他人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会犯错误、会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愚昧和与生俱来的率性而误入歧途，唯有如此他们才更贴近真实的现实生活。

该系列小说中最著名的是《着魔的漂泊者》（1873）和《左撇子》（1881）。《左撇子》塑造了一个其貌不扬、而且还斜眼的左撇子铁匠，但这个铁匠却身怀绝技且深藏不露。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虔诚的信徒。俄国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左撇子是俄罗斯人民的象征，列斯科夫认同此说法。从小说中的确可以看到，作家表现的是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的生命原生态。这个连名字都没有而只有外号的铁匠偶然地被“塞上车”到了首都，又被沙皇偶然地派到英国，表现了俄罗斯工匠比英国同行胜过一筹的技艺，而他的死就更是偶然，这些偶然恰恰构成了当时俄罗斯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形态，即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并在这种无怨无悔中展现崇高精神和纯洁灵魂。(www.xing528.com)

在最后一章列斯科夫指出，《左撇子》的主人公身上反映出俄罗斯“神话传说的特质和叙事诗的性质”，小说叙述的故事是有着“人的灵魂”的“叙事诗”。80年代末到90年代，作家创作了另一个系列的小说“圣诞节期故事”，就主人公的特点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来看，它们与俄罗斯民间传说、古代的使徒行传有密切联系，有民间文学中的傻瓜形象、魔法故事中的“师父”；又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游方艺人”，有柱头憎、修道院长老，而更多的是模仿古罗斯“劝善故事”中的虔诚信徒，这些人物不再停留在“义人小说”中主人公消极忍耐命运的层面，而是通过自身的言行，在现实生活中履行“行动的爱”，在行动的爱中体现基督的关爱、仁慈、同情、宽容的训诲。不过由于作家的目的性和说教性太强，这些小说在艺术性方面比“义人小说”逊色许多。

列斯科夫于1895年2月21日不幸离世，走完了64岁的生命历程。

二、中篇小说《着魔的漂泊者》

中篇小说《着魔的漂泊者》是列斯科夫“义人小说”系列中最杰出的一部，在主题思想、叙述结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最能代表作家的创作风格。

在叙述结构上，作家采取了一贯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人把整部小说的内容串联起来，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叙述的内容不是道听途说，而讲述的是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此外，作家本人以听者的身份把整个故事及其他听者的提问和表现记录下来，同时发表个人感想，并对整个故事作出总结。

主人公伊万·弗里亚金的经历接近俄罗斯壮士歌、魔法童话的主人公，虽然弗里亚金最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他一开口就以其非同寻常的言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因为他认为自杀者同样有权利获得上帝的眷顾和怜爱，这种看法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他的一些具体行为也并不完全符合教规，但他具有“与生俱来的信仰”。

小说一开始，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身着修士服、五十开外、个子高大、面孔黝黑、有一头深灰色浓密卷发的主人公，他是“完全意义上的勇士，而且是典型的、忠厚的、善良的俄罗斯勇士。他似乎不应该穿教袍，而应该骑着‘花癍马’、穿树皮鞋出现在森林中，懒洋洋地嗅着‘黑松林散发出的松脂和莓果的气味’”，而且，“尽管浑身上下透露出善良的朴实，但稍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发现，他是一个见过世面、阅历丰富的人”。出身农奴的他是多年无子的母亲向上帝“求来”的孩子，他一降生母亲就如同还愿一般去世了。他身怀绝技，就是相马和驯马。他似乎天生与神签订了协议，注定命运坎坷。这一坎坷命运在他的梦里被神奇地预示出来：少年时他因为任性导致一个修士摔到马车车轮下死了，修士托梦告诉他，他被母亲许给了上帝，因此他应当成为修士，毕生献身上帝，他不相信，于是修士对他说：“我要以神迹使你确信，你将多次经历死亡遭遇，但却一次都死不了，直到你真正的牺牲来临，到那时你将想起母亲为你做出的许诺并成为隐修士。”

弗里亚金一生的遭遇步步印证了预言，经过九死一生的生命考验之后，终于有一天他“想啊想啊，……突然就进了修道院”，不过他“深信出生时就被预先决定”的使命并没有把他留在修道院里，他的神圣宗教使命不仅在于自我修行，而在于以个人活生生的浪子回头的经历，通过“行动的爱”宣扬基督精神，况且俄罗斯勇士的先天气质也使他不可能接受修道院围墙的束缚，于是他最终作为一个朝圣者在俄罗斯大地上漂泊、流浪，并听从自己灵魂的召唤，随时准备在他预见的战争中为人民和祖国献出生命。

弗里亚金的生命历程是灵魂觉醒的过程，是他从预言中的奇人成为一个真正奇人的过程，他最终获得预言未来的能力就是这种奇异性的最高表现，如同小说的最后一段所言：“他的预言在时辰到来之前”是所谓“聪明人和理性之人”无法认识的，这些预言“只是有时启示给婴儿”，这一总结无疑为主人公添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弗里亚金一生的遭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俄罗斯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信仰”和“与生俱来的率性”，表现了前者如何最终战胜后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里亚金无疑是俄罗斯人民的象征和代表，而他最终的结局更是与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和许多作家创作中屡屡出现的“人民真理”的探索者紧密关联，这些真理探索者往往在生活中不遵守严格的教规，但他们的灵魂甚至比严格履行教规的信徒更接近宗教真理。这不仅仅是该小说的主题，更是贯穿作家全部创作的主线。

俄罗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Д．利哈乔夫院士在《论列斯科夫》一文中指出：一些炸开传统的平静之流的创作个体时不时地会冲入文学史中。他们忍受不了……文学中的习惯性、‘好格调’，他们在自身周围营造出一种躁动的气氛，与职业的文学家们产生冲突，……并最终积极地促进着文学中的进步，扩大着文学的潜力，发展着文学的体裁体系，引入新的题材，丰富着语言。……列斯科夫就属于这样的作家。”他还认为，列斯科夫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文学体裁领域的探索”。^[52]这些有关列斯科夫创作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其创作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斯科夫的很多小说都有副标题，正是这种探索的外在表现，如《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副标题是“随笔”，《阿列克塞·彼得洛维奇·叶尔莫洛夫》的副标题是“自传随笔”，《徽章学的雾》的副标题是“关于世袭外号的笔记”，《没落的氏族》的副标题是“家庭纪年史”等。这些副标题说明，列斯科夫自觉地把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与纪实性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作者不偏不倚的态度，即他更多的是把现实生活事件叙述出来，展现俄罗斯普通百姓生活的原生态，尽量避免直接发表议论。利哈乔夫就高度肯定了作者的这一特点：列斯科夫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不把他的作品当成某种完成的东西，‘不去相信’身为作者的他，而是让读者自己深入思考作品的道德意义……以此呈现给读者自己，并使读者单独面对作品”，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使“外在而言‘文学小事’占主导地位的列斯科夫的作品集成为很大的、往往难以解决之本质问题的仓库”，因此，“高尔基正确地指出，这些问题与对俄罗斯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53]

高尔基评价列斯科夫是“极为独特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的俄罗斯作家”：在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他更加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在俄罗斯文化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在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农夫理想化的时候，他的作品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中更真实的农夫和更真实的罗斯，是潜在地具备“实现一切美德之能力”的“半饥半醉的百姓”，是“有着古老日常生活种种荒唐表现之本来面目”的神圣罗斯，正因如此，高尔基说，虽然“在每一个阶层和所有团体中都发现存在义人的作家得不到任何人的喜欢……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极端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政治上不可靠”，但是，“读着他的书，你会更好地感受到有着一切坏和好的俄罗斯，更清楚地看到混乱的俄罗斯人”，并且尽管“这个大作家就这样生活在公众和文学家视野之外，几乎到死都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但现在列斯科夫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要探索俄罗斯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忽略这个个性十足作家的言说。而“作为语言艺术家，列斯科夫完全有资格与Л．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这样的俄罗斯文学大师并驾齐驱”，因为“他对生活现象的抓取广度，对生活日常奥秘的理解深度，对俄罗斯语言的细腻知识常常超过上述的前辈和战友”。

列斯科夫是一个创作力旺盛的作家，19世纪末俄罗斯就已出版了他的12卷文集，但社会各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以评论家А．斯卡比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列斯科夫是“才能中等的人”，而以A．维金斯基为代表的评论家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作家的创作中发现的是“独立的思想，对善与真理的爱，心理分析不同寻常的力量以及在作品形式和内容方面表现出的崇高创新性”。^[54]同样因为其作品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及缺少政治倾向性，列斯科夫在苏联时期颇受冷落，但近年来他的创作却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原了列斯科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