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小说史：伊·亚·冈察洛夫概述

伊·亚·冈察洛夫是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长篇小说创作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与创作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1812年6月18日生，1891年9月27日去世）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的一个富商家庭。7岁丧父，童年教育是在贵族特列古波夫照管下完成的。在闭塞的宗法制地主庄园度过平静、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伏尔加河流域的现实生活给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生活素材。冈察洛夫先后就读于私立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商业学校。对枯燥无味的商业毫无兴趣，而非常热爱文学，大量阅读了欧洲和俄国的文学作品，特别醉心于普希金的诗歌。期间，冈察洛夫开始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思想，由此确立了从事文学写作的志向。

1831年，冈察洛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莫斯科大学自由的学术风气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对未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校期间，他翻译了法国作家欧日尼·许的小说《阿达－居勒》的片段。

1834年，冈察洛夫大学毕业回到了故乡。一年后，赴彼得堡在外贸部供职。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广泛阅读和从事文学创作。冈察洛夫还与H．迈科夫的艺术沙龙建立联系。通过沙龙活动结识了文学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与别林斯基的相识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影响。30年代末，他的两篇小说习作《癫痫》（1838）、《因祸得福》（1839）刊登在这个文艺沙龙的手抄本文集上。这一切为作家文学志趣的培养、进入文学界提供了条件。

1842年，冈察洛夫完成小说《伊凡·萨维奇·波得查波宁》，并于1848年发表。作品初步显示出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

1844年到1846年两年间，冈察洛夫潜心创作其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年《平凡的故事》在《现代人》上发表，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冈察洛夫又完成《奥勃洛莫夫》中的《序曲》《奥勃洛莫夫的梦》，这再次为作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856年，冈察洛夫出任俄国国民教育部首席图书审查官，四年期间，在他的帮助下，《猎人笔记》《莱蒙托夫全集》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得以出版。

1852年他以海军中将的秘书的身份参加了普佳京率领的俄国舰队的寰球航行，访问了欧、亚、非沿海各国，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因此，他成为19世纪俄国作家中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人。回国后，他完成了两卷本的长篇游记《战舰巴拉达号》（1858），以清新优美的文笔生动记述了旅途见闻和各国的风土人情，但对中国的描写有失客观。

19世纪50年代末，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冈察洛夫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一起退出《现代人》。60年代冈察洛夫主持官方主办的《北方邮报》，与Д．皮萨列夫展开论战。1869年，冈察洛夫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在《欧洲导报》上发表。

70年代，冈察洛夫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其中，以评论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的文章《万般苦恼》（1872）最为著名，它全面阐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另外，关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以及普希金、托尔斯泰的评论文章也颇具见地和价值。较为著名的评论短文、随笔有：《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文学晚会》（1880）等。这期间，赞同“自上而下”改革俄国社会的冈察洛夫在社会、政治和艺术使命等问题上，与别林斯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发生分歧。

冈察格夫晚年身体状况欠佳，孤身独处，但仍坚持文学创作，直到生命垂危。1891年9月27日，逝世于彼得堡。

二、长篇小说

冈察洛夫的三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为其代表性作品，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中重要的小说作品。他在《迟做总比不做好》中回顾了三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并谈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不是三部小说，而是一部。它们由俄罗斯生活从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这一条共同的线索，一个首尾一贯的思想联系着”^[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部小说构成完整的三部曲，完整地反映了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温情脉脉的农奴制农村地主庄园时代到保守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被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所取代。

《平凡的故事》于1847年在《现代人》上连载，探讨了“真正劳动”的问题，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会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历经的变化。在此，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逐步为现实社会的“实用主义”和“进取精神”所取代，最终走向破灭。

亚历山大·阿杜耶夫出生于改革前的俄国乡村。从小生活无忧，备受宠爱。多愁善感的内在气质促使他耽于幻想，梦想成为一名诗人。20岁那年，阿杜耶夫告别家乡前往彼得堡，计划在那里大展宏图。然而。现实中的彼得堡与阿杜耶夫的想象大相径庭，就连自己的叔父老阿杜耶夫也对他态度冷漠。在诗歌艺术问题上，叔侄观点对立：小阿杜耶夫将自己的诗作视为瑰宝，而叔父则视之为无病呻吟。随后，小阿杜耶夫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特别是饱受了失恋的痛苦，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在彼得堡归于破灭。他由此得出结论：在生活中诗歌和鲜花凤毛麟角，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虚无。于是，他在绝望中烧毁了诗稿，返回故里。但身经城市文明熏染的他现在已经无法适应乡村田园生活。一年之后，他再次雄心勃勃地来到彼得堡，希望大有作为。他抛弃一切浪漫幻想，开始了一种“真实”的生活。最后成为追逐功名、唯利是图的“现实的人”。

亚历山大·阿杜耶夫的浪漫幻想、多愁善感、慵懒怠惰、不事劳动，是没落的地主庄园经济的反映，是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表现。他的转变则表明：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及思想道德观念已成为过去时，是历史的淘汰品。

叔父彼得·阿杜耶夫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典型。他反对空谈与幻想，讲求实际，精明练达，充满自信，富有实干精神。他劝诫侄子抛弃一切幻想，脚踏实地，努力工作，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他相信事业会赢得金钱，而金钱会带来安逸、幸福的生活。但他又冷漠无情，一切都从“利益”出发，对他说来，根本不存在神圣的诺言，也没有永恒的友谊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所以妻子说他是“假仁假义”、“装模作样”。遵循这一套人生哲学，彼得·阿杜耶夫努力奋斗，刚刚50岁就当上局长，是三品文官兼企业家。然而，由于他只追求金钱和物质，从不关心妻子精神和感情上的需要，正当他志得意满时，妻子却郁郁成疾。富裕的金钱并未带来的安逸、幸福的家庭生活，他追悔莫及。

冈察洛夫对彼得·阿杜耶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肯定了他的实干、进取精神和创业热情，与正在衰亡的、慵懒无能的贵族地主阶级相比，他代表着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对他的冷酷无情、唯利是图又有所保留和批评，认为他的处世哲学和道德原则是不可取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作家思想的局限性，冈察洛夫还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和评判。最后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彼得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的质疑和批判。

《平凡的故事》通过对庄园贵族青年的个人成长道路的描述，展现了贵族传统文化和城市文明之间尖锐的冲突。冈察洛夫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基于宗法制农村价值观的文化幻想必然为城市化文明所取代的残酷历程。冈察洛夫虽然通过主人公的“转型”后获得的锦绣仕途和巨大财富揭示了俄国近代化过程价值选择的必然趋势——田园诗文化价值的没落和城市文明的崛起。但作家在描述这一趋势的整体过程时，并未给出终结的价值判断，这恰是该作品思想上的缺陷所在。(www.xing528.com)

在艺术结构方面，《平凡的故事》的显著特点是对人物对话的建构。通过“对话”，揭示了人物（特别是老阿杜耶夫和小阿杜耶夫之间）在世界观、人生观等层面的冲突和对立，从而为人物性格的展示和小说情节的展开提供出话语前提。

冈察洛夫于186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悬崖》。作家在40年代末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最初命名为《艺术家》），在近20年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正如作者所说：“我把我的孩子怀得过久了”，这就导致作品时代背景的模糊和人物与环境的脱节。因此小说一出版在文学界和批评引起了重大反响。不同派别的批评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给这部作品以不同的评价，这恰恰说明作品所触及的社会思想的深度。

《悬崖》揭示了在宗法制庄园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条件下觉醒与反叛的主题。主人公莱斯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庄园马林诺夫卡。这座紧邻伏尔加河的庄园，布局完美、风景怡人，庄园里住着莱斯基的祖姨和表姐薇拉。莱斯基对薇拉一往情深，而性格刚毅、情感独立的薇拉却对浪漫主义幻想家莱斯基毫无兴趣。薇拉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结识并爱上了流放政治犯、“虚无主义者”马克。马克信仰唯物主义，其思想活跃，行动果敢。在两人的交往中，薇拉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能容忍马克的任性和固执，特别是对爱情、婚姻责任的认识；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最后，薇拉和马克不得不分道扬镳。经过一场失败的恋爱，薇拉身心交瘁，随后嫁给了成功的新兴资产者、年轻实业家杜新。

莱斯基从小生活在马林诺夫卡。他虽博览群书，且禀有艺术天赋，但缺乏社会责任感，并没有成就事业的毅力。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使他远离生活实际而徒有幻想，他最具感召力的行动则是富有激情但却空洞无物的演讲。由此，他最后必然在事业和爱情上遭受双重的挫折和失败。

相形之下，薇拉的觉醒和反叛则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典型。薇拉执着于信念，并且付诸于行功。她在恋爱问题上的觉醒、反叛以及表现为外在行动的“选择”（对马克和杜新的两次选择）可以归结为一种价值判断。薇拉对生活伴侣的选择，实质上是对自己理想和信念的践行。她对马克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莱斯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否定，二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弃绝。而同杜新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出她的独立自主的品格与历史性的统一，同时揭示出对“传统”宗法制生活准则和新兴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

在艺术方面，《悬崖》情节设置的戏剧性、娴熟的心理描写、炉火纯青的语言技巧以及女性形象的个性化可以视作50年代小说的艺术典范。此外，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亲朋交往、节日庆典、命名日宴会、家庭纠纷、夫妻争吵等，绘就了一幅色彩缤纷的风俗画；同时，作者还用他的生花妙笔点染了一幅幅伏尔加河畔四季变幻的风景画，其艺术功力不让屠格涅夫，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誉。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创作始于40年代，直至1859年才得以完成。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条件下俄国贵族青年——“多余人”的生活现实，标志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人”形象的终结。

《奥勃洛莫夫》真实、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伊利亚·奥勃洛莫夫的生活现实。奥勃格莫夫是一个生活在彼得堡的贵族青年。他善良、温和，具有良好的教养。奥勃洛莫夫坚持认为“工作是一种责罚”，所以他整日无所事事，躺在一张沙发床上，“就是在梦中也想着睡觉”。他既不操心自己的衣食住行，也不关心自己领地的事务。他所有时间都耽于“美丽的”幻想，担心生活中的任何变故破坏他“安定的”生活。

奥勃洛莫夫的朋友希托尔兹是一位企业家。他精力旺盛，富有进取精神。希托尔兹鼓励奥勃洛莫夫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希望借此改变他的生活，但后者却借口自己缺乏意志和能力加以拒绝。希托尔兹出国前夕把奥勃洛英夫引荐给年轻、活泼、充满热情的奥尔迦。从此，奥勃洛莫夫每天与奥尔迦会面，不久便坠入爱河。而奥尔迦也想通过爱情去感染奥勃洛莫夫，使他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在爱情的感召下，奥勃洛莫夫“行动”起来：与奥尔迦一同郊游，欣赏戏剧、音乐，阅读各种书籍，管理领地事务。然而好景不长，奥勃洛莫夫很快就厌倦了所有事情，甚至认为恋爱艰辛难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作出结婚的决定。但是，面对烦琐的婚前准备和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奥勃洛莫夫内心十分矛盾，他一再推迟婚期。奥勃洛莫夫的表现让奥尔迦感到绝望，她逐渐意识到改变奥勃洛莫夫的生活方式实属幻想。于是，她离开了奥勃洛莫夫，之后去了巴黎，在那里与希托尔兹恋爱，组成家庭。而奥勃洛莫夫与房东太太结婚，并育有一子。他又回到了以往的死水般的生活，直至寿终正寝。

《奥勃洛莫夫》揭示了40、50年代农奴制改革以前俄国社会充斥着愚昧落后、停滞守旧和缺乏生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大多精神贫乏，无所事事，整天沉溺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作品将主人公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此说明其性格的诸多特征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奥勃洛莫夫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惰性——它是以空间的局限性和时间的静止性为表征的。这一空间被夸张为咫尺之长的沙发床，而时间则更多表现为对阶段性观念的“坚守”。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形成源自社会期待的影响和模塑，在某种程度上是贵族式“教育果实”，是腐朽农奴制的产物。童年的奥勃洛莫夫不乏一般孩童的行为能力和思维能力。然而，社会对“未来贵族”的期待，使他享受与生俱来的“天然特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所用心也无所事事，最后终于堕落成一个离群索居、卧床不起的寄生虫、废物。但他对此感到心安理得，并大言不惭地说：“哼，难道我也要奔走，也要工作？难道我不够吃？……难道我还缺少什么，伺候我，给我做事——似乎有的是人！托天之福，我一辈子还没有自己穿过袜子呢？要我操心吗？干吗要我操心？”

《奥勃洛莫夫》的副标题是：一个懒汉的故事。的确，懒惰是奥勃洛摩夫最主要也最要命的一个毛病，也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的主要方面。他懒得出奇：懒得起床、懒得写东西、懒得出门、懒得搬家、懒得去乡下……一个“懒”字已经毁掉了他的大半个前程。弗兰西斯·培根说过：“懒惰可以毁掉一切美德。”奥勃罗莫夫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控制这种惰性，那么，这种惰性将会给他带来致命的伤害。

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的好友希托尔兹之口对这类“多余人”的劣根性下了定义，即：懒惰，怯懦，麻木，没有自信，贪图享乐，对生活缺乏激情……乍看之下，这些似乎都是些小毛病，然而，奥勃洛摩夫正是由于这些“小毛病”失去了金钱、友谊、爱情等极为宝贵的东西。他“又白又胖”的贵族手握不住成功的钥匙，懒惰和怯懦毁了他那本该辉煌灿烂的人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奥勃洛莫夫的一生验证了这一真理。

除了懒惰以外，奥勃洛莫夫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对生活缺乏必需的激情。作为一个正常人，他连门都不愿意出，整日与被子枕头卿卿我我，仿佛睡觉在他看来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上街、看戏以及其他一切娱乐项目基本都与他毫无关系。虽然经历了恋爱，然而，这场恋爱也因其的怯懦和无可救药而告终。他的“行动情性”及其深层心理，使得他在面临来自奥尔迦的炽热恋情时，也无法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告别沙发床，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个没有生活热情和信心的人，注定他的生活只能是一盘散沙。如果说奥勃洛莫夫的前辈们还具有其“行动”（包括行为和话语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奥勃洛莫夫则宣告了“行动”的终结，也宣布了“多余人”的消亡。几代“多余人”形象作为社会另类声音在奥勃洛莫夫这里归于静默。从这个角度看，《奥勃洛莫夫》基于审美价值的认识意义则是独特的。

奥勃洛莫夫的这种性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地主本性。但是，这种性格又是普遍的，它的教育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读者们在这个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列宁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奥勃洛莫夫：“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莫夫仍然存在。”“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就是一面明净的镜子，随时会折射出人的不足和缺陷，起到警惕世人的作用。

奥勃洛莫夫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典型人物，其性格具有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奥勃洛莫夫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拒斥，包括与体力劳动、日常社交和公职业务等脱离，他的生活自然也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相互倾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甚至是等级观念的浸淫，因此在他身上仍保留有纯真的情感，善良的品格。另一方面，奥勃洛莫夫由于脱离社会生活而致使其社会认知和行为能力“空白”或“缺省”，这标志着一代青年“知识精英”的毁灭。奥勃洛莫夫这个时代落后者，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冈察洛夫的好友，俄国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莫夫的。”

希托尔兹和奥尔迦是理想人物，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认真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追随时代，生活得充实而又快乐。通过这两个先进人物，反衬出奥勃洛莫夫享乐主义思想的落后和不可取。尽管奥勃洛莫夫的这两位朋友也竭尽全力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然而，奥氏终究还是让我们失望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奥勃洛莫夫似乎还是喜欢庞大的黑色所带来的安逸和舒适，红色虽有出现，但又被他轻轻抹去了。

艺术方面，《奥勃洛莫夫》突出的特点是“典型化”手法。奥勃洛莫夫封闭和停滞的外省庄园生活及生活方式即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形成的起点。从第一部《奥勃洛莫夫的梦》开始，作家运用环境描写、人物对话和场景转换等一系列手段展现了主人公性格成长、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从而最终完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与此同时，这一典型人物的成长史无疑从反面揭示了造成其“典型性”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基础、生活方式、道德规范），从而获得了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小说，《奥勃洛莫夫》为文学史提供了“多余人”的终结者形象，而“奥勃洛莫夫性格”则成为社会心理的指称——消极、惰性、冷漠、颓废和不思进取。可见，《奥勃洛莫夫》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而且也是精神史上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