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俄苏小说史

伊·谢·屠格涅夫，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之一，是19世纪俄国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欧洲声誉的杰出作家，在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鲜明的创作个性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闪耀着人性的光彩，为读者提供了30—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完整画面，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编年史。他的文学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走向欧洲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生平与创作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0月28日生，1883年8月22日去世）出身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退职军官，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则是个脾气暴躁的农奴主，但文化修养较高。屠格涅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家的庄园斯巴斯科耶－路德维诺沃度过的。母亲的专横和暴戾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阴暗的回忆，特别是目睹了以母亲为代表的农奴主对农奴的残暴激起了他对农奴制的愤怒，这也成为他以后创作的主题和斗争的对象。而父亲的温文尔雅也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后来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作品《木木》和《初恋》中分别写到了他的母亲和父亲。家庭环境和童年记忆成为他后来创作的主要资源。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一年后他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注国家的未来命运，大量阅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并尝试创作近百首的习作，其中1834年的诗剧《斯捷诺》，是模仿了拜伦的《曼弗雷德》而作，80年之后发表。1837年大学毕业，1838年屠格涅夫又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结识了俄国社会活动家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对其精神发展颇有影响。1841年回国，第二年在彼得堡大学通过了硕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本想做一名哲学教师，但由于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自由思想在俄国传播，下令取消了各大学的哲学课程。屠格涅夫的大学教师梦想无法实现，但这反而成就了屠格涅夫的作家梦。

1843年是屠格涅夫生活史和创作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屠格涅夫出版了长诗《帕拉莎》，这是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大型作品。屠格涅夫因这部长诗结识了别林斯基，并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这对他的一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诚如作家后来所说的，别林斯基与他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是自己的“全部信仰”。也是在这一年，屠格涅夫结识了法国著名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并终生与她和她的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这也是屠格涅夫长年侨居国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对维亚尔多的崇拜和爱慕终生不渝，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1847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随笔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他便一发不可止地写作了20余篇这样的随笔作品，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猎人笔记》。它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与此同时，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如《食客》《单身汉》《乡村一月》等，这些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抒情心理剧”的作品，虽然不是屠格涅夫主要的文学成就，但对当时处于萧条时期的俄罗斯剧坛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而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852年果戈理逝世，屠格涅夫不顾当局的禁令，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当局便以违反审查条例的罪名逮捕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彼得堡拘留了一个月后，被遣送到原籍斯巴斯科耶由当地警察机关看管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屠格涅夫完成了著名的反农奴制中篇小说《木木》。1853年他获准返回彼得堡。

从50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创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小说领域。他主要在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他所熟悉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像《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和《阿霞》就是代表。“多余人”这一专用名词就是在《多余人日记》发表后才广为流传的。《阿霞》问世更是引起批评界的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专门为此写了长篇论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这是一篇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论文。在论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称《阿霞》为当时文坛上的“几乎是唯一的优秀之作”。

后来，屠格涅夫用长篇小说进一步深化贵族知识分子的题材，创作了著名的《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60年代初期，屠格涅夫的创作达到高峰，创作出《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他把笔触从贵族知识分子转移到平民知识出分子身上，塑造出真正的俄罗斯“新人”形象，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趋势，传达出时代的要求。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反响，引起激烈的论争，其激烈程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中篇名作《初恋》。

由于一直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改革农奴制，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暴力手段，这样的政治观点导致他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决裂；1860年他公开断绝了与《现代人》的联系，成为他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后来因为“三十二人案”导致他与赫尔岑、巴枯宁等人的决裂；之后俄国改革效果平平……对社会斗争厌恶，对革命丧失信心，这一切令屠格涅夫心灰意冷、悲观消沉。因此60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年居住在国外，思想上也出现了危机，创作走向下坡路，1867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烟》就是思想和创作危机的产物。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如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和莫泊桑等，他向西欧介绍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普希金和Л﹒托尔斯泰的作品。将俄国文学向西方推介和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70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所谓“回忆的中篇”，如《草原上的李尔王》《普宁与巴布林》和《春潮》等。大多取材于作者早年听闻的奇闻逸事，或作者与他人的经历。这个系列看似是对过去的回忆，但内容涉猎广泛，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现实性仍然强烈突出。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以及作家对它的评价。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屠格涅夫在病榻上完成了83篇散文诗作品，表达了他暮年的情怀。这些作品简短精美、意味隽永，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英雄的礼赞，更有对祖国挚爱之情的抒发。因此，《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整个生命和艺术的绝唱，是一部“天鹅之歌”。

1883年6月22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根据作家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被运回俄罗斯，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别林斯基的墓旁。久居异乡的游子终于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二、中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在屠格涅夫一生的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他小说艺术的独特韵致和迷人魅力。那诗情画意的着力渲染，对人物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那悠悠的情思，淡淡的感伤，委婉缠绵的情调，清雅的风格，瑰丽的文采等，都彰显出作家卓越的艺术造诣，也是赢得读者偏爱的原因。

（一）《猎人笔记》

1847年《现代人》第一期上，刊载了屠格涅夫的一篇随笔《霍尔与卡里内奇》，编者还在题名下加上“摘自《猎人笔记》”的副标题。这篇作品发表以后，获得巨大成功，读者纷纷给编辑部写信询问《猎人笔记》的续篇何时刊出，这是屠格涅夫始料不及的。别林斯基读完这篇作品后，立即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根据《霍尔》来判断，您的前途无量，这是您的形式，《霍尔》为您成为未来的卓越作家指明了方向。”这篇作品的成功给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从1847年到1852年，他陆续写了22篇，并由《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再版时又增加了三篇，这部共收集25篇随笔和短篇小说的集子，就是《猎人笔记》的最后定本。

《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都著文赞扬《猎人笔记》，他们把《猎人笔记》的问世看作文学界的重大事件。根据作家的回忆，有一次他在一个小火车站遇见两个青年农民，当他们很有礼貌地问明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个还说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在某些篇章也描写了农奴制度下俄罗斯农民的悲惨境遇，对农奴制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作用。因此，它的发表和出版触怒了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沙皇政府的教育部长秘密上书尼古拉一世，称“《猎人笔记》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据说后来批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的检察官也被撤职。

翻开《猎人笔记》，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农奴霍尔与卡里内奇。他们住在森林的深处，过着较为独立的生活。两个人性格虽不同，但却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以各自的美好品质和才干吸引着读者。霍尔身材矮小，但很壮实，秃头，长有一副老头儿面孔，“很像苏格拉底”。他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自信和自尊，同时又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泽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十个身强力壮的小霍尔，建立了一个大家庭。他不但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关心政治和世界；霍尔令人想起彼得大帝，作者对其赋予深刻含义。卡里内奇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他很瘦，不像霍尔那样壮实；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和充满诗意；他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唱歌、弹琴、会读会写、会念止血咒、会治病，精通一般人很难学会的养蜂——他虽是一个农奴，但在主人面前一点都不奴颜婢膝。

在残酷的、窒息人性的农奴制度下，竟然会有霍尔与卡里内奇这样的俄罗斯农民，他们体现出俄罗斯农民卓越的创造才能和美好的精神境界。这是屠格涅夫进步的思想立场和敏锐的艺术眼光的反映。屠格涅夫就是这样怀着对农奴制的愤恨和对农民的同情，在之后的“笔记”中唱出了一曲曲俄罗斯农民的赞歌。《歌手》中的雅科夫深情而忧郁的歌声和农民听众的意领神会；《贝氏牧场》纯真可爱、充满希望的农民儿童；《离群的孤狼》中被农奴制压迫而性格扭曲的看林人，《活尸首》中备受折磨但又一心为他人着想的露克丽亚；《我的邻居拉季洛夫》中敢于追求理想的奥莉娅等，无不展露了屠格涅夫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崇高品质的热情赞美，而且认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优点的体现。真实而又饱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屠格涅夫超越其他前辈的地方。《霍尔与卡里内奇》是《猎人笔记》的首篇，也是最出色的一篇。

《猎人笔记》的反对农奴制的主题思想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对各种类型的地主形象的刻画，勾画了一幅与农民形象鲜明对照的地主群像。

《小户地主奥夫夏尼科夫》中的老地主专横霸道，蛮不讲理，他骑马走着，随手用手指着别人的土地说“这是我的领地”，土地的主人向法院控告他，结果被他抓去暴打一顿，土地也被他霸占。《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女人》中的地主兹维尔科夫“以博学和才干享有盛名”，脸上总是“露出甜蜜的笑容”，其实他冷酷狠毒之极。女仆阿丽娜提出要结婚的要求时，他竟认为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和人情”，必予以严惩而后快，结果断送了阿丽娜的一生。《两个地主乡绅》中的斯捷古诺夫是旧式地主的典型，是恪守古风古训的老顽固。他的信条是“主子就是主子，农户就是农户……老子是贼，儿子也是强盗”。把凌辱、蹂躏农奴视为自己的权利，把鞭打农奴当成一种享乐，当仆人被打时，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微笑着，合着鞭打声嘴里发出“嚓——嚓——嚓”的节拍声。

在《猎人笔记》中，一方面是俄罗斯农民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创造力量；另一方面是他们又处在被奴役和被摧残的无权地位，这种极为矛盾的状况“显然地证实农奴制的不可不废”（瞿秋白语）。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在艺术描写中巧妙、合蓄，但又有力地表现了他的反农奴制思想。另外，作为小说的叙述者，猎人的形象贯穿始终，每篇故事都是他在行猎漫游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和看法，他将各篇串连为一体，成为结构全书的关键要素。因此，从形式到思想，都说明这部作品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二）其他中短篇小说

屠格涅夫的其他中短篇小说可以归纳为三类：人民主题小说、“多余人”主题小说和神秘怪异小说。

1.人民主题小说

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从未间断对人民主题的探讨，中篇小说《木木》（1854）、《客栈》（1855）、《不幸的姑娘》（1861）和《普宁和巴布林》（1874）即是《猎人笔记》主题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木木》是作者1852年被捕期间创作的。小说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其中那个恣意妄为的女地主就是以作者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为原型，哑巴格拉西姆是扫院人安德烈。小说通过农奴格拉西姆的生活遭遇控诉了农奴制对人性的摧残。格拉西姆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工作勤恳，心地善良，把仆人“当自己人看待”，因此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专横乖戾的女主人先是擅自作主将格拉西姆心爱的女人塔季扬娜嫁给鞋匠——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断送了格拉西姆的幸福，继而又强迫他溺死与之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剥夺了他最后一点精神安慰。小说动人之处在于通过一系列细节展现了格拉西姆的美好心灵：当塔季扬娜离去时，他把自己准备求婚时用的一条红棉布头巾送给她作为纪念；他精心照料刚刚救活的小狗“木木”；在溺死“木木”之前，格拉西姆凄楚地看着心爱的“朋友”吃着“最后的晚餐”，“两颗大的眼泪突然从他的眼睛里落下来”。格拉西姆的心灵之美与女地主的淫威形成的强烈对比，这是对专制暴虐的愤怒抗议和对农奴制暴力的谴责。最后，格拉西姆愤然离开地主庄园，带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一种交织着快乐和绝望的决心”，“好像一头雄狮，强壮地、勇敢地踏着大步走去……”表现了他无声的反抗和追求自由的决心。

《普宁与巴布林》中有许多自传成分。那个盛气凌人、蛮横霸道的祖母也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那个敢于对女主人的行为持异议的巴布林是以作者童年时代的家奴、母亲的秘书费多尔·罗巴诺夫为原型。小说堪称是一首歌颂人民的赞歌，无论是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可以纳入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之列。其中巴布林的形象最为突出。他孤傲自尊，不卑不亢，敢说敢为，仗义执言，锄强扶弱，深受人们的喜爱，普宁说他是“极少见的大好人”。他也是“共和主义者”，痛恨、鄙视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正因为他的民主思想，使他与当时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受到牵连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小说结尾写道当巴布林得知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的消息时，竞激动得泪流满面，反映了他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但和当时许多民众（包括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伪善面目无能识破，也表明他对社会的发展和未来还缺乏深远的认识。普宁体现了俄罗斯人民智慧、诗意的一面。穆莎是能够兼顾国家与家庭的进步俄罗斯妇女代表。

中篇小说《不幸的姑娘》写人格遭凌辱，受尽欺辱和折磨，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的私生女苏珊娜的悲惨命运。《客栈》叙述卑鄙恶毒的坏蛋与贪婪的农奴主狼狈为奸，以阴谋手段将善良、勤劳的农民纳吉姆逐出家门，将他经营的客栈霸为己有的故事。两篇都表现了普通人民的不幸遭际，指斥建立在农奴制度基础上的强权和压迫，为底层人民鸣不平。

2.“多余人”主题小说

“多余人”问题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屠格涅夫自踏入文坛就为这一主题所吸引，创作了大量“多余人”主题的作品，除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外，还有《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雅可夫·帕森科夫》《浮士德》《阿霞》《春潮》等，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多余人”的形象。反映了俄国40、5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心理面貌、人生道路和命运悲剧。

《多余人日记》的主人公丘尔卡图林缠绵病榻，自感时日不多，在日记中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性格内向，敏感多疑，病态的自尊和自卑，过分的内心自我分析，常使他陷入忧郁、痛苦和悲观失望之中。他回首往事，感到自己毫无用处，人生中没有自己的位置，甚至在爱情生活中也是失败者，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最后，抑郁而亡。该小说具有标志性，因为自这篇小说发表后，“多余人”作为一类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名称得到普遍认同，并在俄国文学中确立下来，将普希金开创的这个人物系列得以确立和完善。

在表现“多余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中，《阿霞》和《春潮》是两篇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

《阿霞》通过一场温馨而又惆怅的爱情悲剧塑造了阿霞和H．H两个性格鲜明的形象。特别是阿霞，她以清新自然、不同凡响的气质在屠格涅夫塑造的俄罗斯少女形象中独具一格，光彩照人。

阿霞是贵族老爷和女仆的私生女，这种特殊身份造就了她的复杂性格。她生性腼腆拘谨，敏感多疑，倔强任性，既自尊又有卑，敢恨敢爱，爱憎分明。但是，她心地善良、纯洁、真挚，崇尚人间真情，“感情上掺不得半点假”。阿霞心里沸腾着对生活的渴望，她希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否则日子白白过去，生命转瞬即逝”；一旦她认为H．H正是她可以将整个生命和心灵信托的人，她就勇敢地向他敞开心扉，说出：“我是您的……”阿霞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平庸的、深沉的、热烈的、坦诚的青春少女。

H．H是世家子弟，生活优裕，事事称心；他年轻、快活，无忧无虑，随心所欲。他毫无目的地到处漫游，茫然地浏览着大千世界。他同许多贵族青年一样，虽然风华正茂，但缺乏青春的热情，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他也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幸福的爱情，但当爱情降临时，他却三心二意。当他了解阿霞的身世后，忽然感到这个少女格外亲切，随即坠入爱河。可是，到了需要他表明态度，作出决断的关键时刻，他胆怯了，退缩了，顾虑重重：“娶一个十七岁那种性格的女孩子，这怎么能行？”在爱情的试金石面前，H．H又暴露出“多余人”的优柔、怯懦、自私、渺小的特性。

小说中层次分明、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风景描写，瑰丽神奇的意境，优美柔婉的文笔，都显示出屠格涅夫特有的艺术风格，给人以莫大的审美愉悦。诗人涅克拉索夫说，这篇小说“洋溢着心灵青春的气息——像纯金那样富有诗意”。

《春潮》描写贵族青年萨宁1840年在国外旅游期间的一段感情经历。萨宁是名门望族的少爷，正值青春年少，朝气蓬勃，不乏勇气和正义感。在德国法兰克福旅游期间，因救活了一个名叫杰玛的姑娘的弟弟，而受到一家人的感激。在一次郊游时，一个醉醺醺的普鲁士军官侮辱杰玛，萨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维护了姑娘的尊严，也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他陶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和屠格涅夫其他“多余人”的小说一样，他总要在关键时刻设置一个情节，作为检验男主人公道德价值的试金石。在萨宁筹划卖掉庄园、准备结婚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同学的妻子波洛左娃——一个妖娆、淫荡、诡诈的女人。萨宁经受不住这个美女蛇的挑逗和诱惑，终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再也无颜回到盼着他归期的恋人身边。杰玛家的老仆人骂他是“懦夫，卑鄙的叛徒”。贵族青年的那种软弱、缺乏毅力、优柔寡断、朝三暮四的劣根性在萨宁身上再次暴露出来。他不配得到纯洁多情的杰玛的爱。萨宁成了波洛左娃的情夫、奴才和玩物，受尽折磨和屈辱后，“终于被扔了出来，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痛苦的悔恨伴随他一生，这是命运对他的惩罚。《春潮》发表于1872年，虽说此时的俄国贵族阶级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再来探讨“多余人”的性格和命运似乎已事过境迁，但是萨宁的形象仍能引以为鉴，给人以及时的启迪和教训。

这类小说还有《僻静的角落》《雅可夫·帕森科夫》《浮士德》等，非常细致地勾勒了“多余人”的发展历程，不仅丰富了该人物系列，而且也是50、60年代俄国社会的真实反映。

（三）神秘怪异小说

七八十年代，屠格涅夫进入暮年，病痛缠身，且羁旅异乡，常常陷入孤独、悲观情绪中。恰在此时，他对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这又使他的悲观思想情绪中增添了非理性主义和宿命论成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他偏离了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的轨道，创作了一组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异小说，如《奇怪的故事》（1870）、《狗》（1870）、《笃……笃……笃》（1871）、《梦》（1877）、《爱之凯歌》（1881）、《死后》（1882）等。这类作品热衷于描写诡谲离奇的故事，作家的笔触探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表现人的奇特心理、隐秘情感、欲望、意念等非理性精神状态。作品大量采用夸张、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着意营造扑朔迷离、虚幻诡奇的意境，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方面，这些作品当属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另类”。

短篇小说《奇怪的故事》的女主人公索菲娅小姐年轻、单纯，她厌倦了贵族生活，内心涌动着一种对高尚信仰的追求。她认为“信仰的根基是自我牺牲……是毁灭”，于是她离开家庭和亲人，毅然追随她心目中的“导师”，一个半疯的修士而去，任其驱使，忍受苦难，四处流浪，矢志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对上帝的信仰，哪怕牺牲一切，也义无反顾。女主人公并不是当时俄国进步女性的典型，她的行动或许是盲目的，她所选择的道路或许是错误的，但是她那种为了信仰而与贵族家庭彻底决裂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震动了作者的心弦。由此他洞悉并理解了民粹派运动中女革命者的心理。于是在散文诗《门槛》中他集中刻画了民粹派女革命者的英雄形象。

《笃……笃……笃》描写了一个“宿命论者”的病态心理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命运。主人公炮兵少尉捷格辽夫是个“宿命论者”，迷信命运，甚至狂妄地认为自己负有与拿破仑一样的使命：他相信预感、预言和预兆，相信吉凶，因此他始终处于疑神疑鬼的焦虑和惶惑中。但他又智力愚钝，知识贫乏，性格内向，孤僻寡言，自尊心很强。朋友开玩笑敲墙壁发出的笃笃声会使他惊恐不安；主观认定未婚妻是因他殉情而死，现在正从另一个世界召唤他。他认为自己大限已到，这是命定的，别无选择，于是开枪自杀。小说细致剖析了主人公建筑在宿命论思想基础上的荒诞、病态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他悲惨的人生结局。小说着意渲染的大雾弥漫的黑夜，一闪而逝的人影，莫名其妙的低声呼唤……都充满神秘而恐怖的气氛，令人心惊肉跳。这篇作品受到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赞赏。

短篇小说《狗》描写人的幻觉，《爱之凯歌》《死后》都是描写恋爱中人心理的种种怪异状态，等等。在这类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神秘怪异现象，但他并不相信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来自彼岸世界的某种力量的介入或干预。他在1875年2月22日给米留金娜的信中说道：“我主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的活生生的真实面貌，对一切超自然的现象我视之漠然，也不相信任何的绝对和体系。”^[39]其实这也表明了他对这类不可思议的神秘现象所持的态度。

三、长篇小说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发展的新方向，被誉为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一般认为前四部即《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更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品，而《父与子》在思想和艺术上更统一，更具代表性。

（一）《罗亭》与《贵族之家》

4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最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继十二月党人之后的第二代贵族革命家和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一方面，残酷的尼古拉政权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在全社会制造白色恐怖，公开的抗议和反抗几乎不具备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思想界又处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莫斯科大学又是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著名的“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又称“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哲学小组）则是中心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俄罗斯贵族革命家乃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摇篮。可是由于政治的黑暗，40年代的文学处于“萧条时期”，在对当代社会情绪和进步知识阶层的表现和反映上几乎是个空白。

《罗亭》填补了这个空白，塑造出40年代俄罗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的论著《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谈到“哲学小组”时写道：“谁要是打算对他们高贵的集会作几分钟回想，让他去读一读《罗亭》中列兹涅夫关于他的青年时代的故事。以及屠格涅夫君这个中篇小说的奇妙的结局吧。”屠格涅夫自己也说他在创作《罗亭》时，“斯坦凯维奇形象一直在我眼前闪动”。而罗亭这一人物，一般认为作家是以巴枯宁为原型塑造的，屠格涅夫后来也承认：“我在罗亭身上相当忠实地表现了他的影子。”不过，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高尔基语）。

一般认为，罗亭是继奥涅金和毕巧林之后的一个新的“多余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已构成一个正面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对社会构成“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和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而屠格涅夫通过罗亭形象所奉献的那一份尤为引人注目。

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语和行功的矛盾，或者说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小说的第三章，当罗亭一出现在拉松斯卡雅的客厅时，就以其丰富的思想和闪光的语言一下子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人的崇高使命、科学和教育的意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诗歌和音乐的美，顽固的怀疑主义者毕加索夫在他有力的驳斥下狼狈而逃，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被罗亭火热的思想激动得彻夜不眠，而贵族少女娜达丽娅的心中也被掀起巨大的波澜。自然，罗亭的“演讲”也遭到保守派的嫉恨。作为一个宣传家，罗亭是成功的，可作为一个行动者，罗亭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也没有做成一件事情；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上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又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地失败了。用罗亭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自己站不住脚跟。我始终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只要碰到第一个障碍——我就完全粉碎了。”可作为40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罗亭是否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空谈家和失败者呢，在作品的结尾，就连一向对罗亭十分冷漠的列兹涅夫也承认：“说一句有益的话——这也是做了事情。”高尔基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家是更为有益的人物，不，罗亭并不是可怜虫，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他却是一个适时的而且做了不少好事的人物。”

罗亭的矛盾连他自己也无法弄懂，因而他空有才华却流于无果，注定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只能以悲剧收尾。而造成罗亭的悲剧的根源首先在于时代。他纵然怀抱理想，志存高远，想成就一番事业，但他生不逢时，在阴霾蔽日的反动的40年代，险恶的社会环境窒息了他的进步思想，埋没了他的卓越才能，使他的美好理想不可能付诸实现。所以当时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不是被迫流亡国外（如赫尔岑、奥加辽夫、巴枯宁等），就是找不到用武之地而虚度一生。罗亭的悲剧是一代进步青年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其次，罗亭的不幸是因为他脱离实际，脱离俄国的现实。他出生在远离人民的贵族家庭，大学时代在波科尔斯基小组里，他纵谈远大、空幻的理想，却不能真正了解俄国的现实生活，他醉心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抽象哲学，却找不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正如列日涅夫所批评：罗亭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他不了解俄国……世界主义——是胡扯，世界主义者——是零，比零还不如；离开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实，没有生活，什么都没有”。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罗亭即使怀有实现世界大同的远大理想，但脱离了民族的土壤，脱离了祖国的现实和人民，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就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无怪乎罗亭感叹：“做一个有用的人……谈何容易啊!……即使我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我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可是叫我又到哪里去找那些真诚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最后，罗亭的悲剧还在于言与行的脱节。他只尚空谈，不善行动，一切智慧和才能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一旦付诸实践就半途而废。娜塔丽娅看透了他的弱点，说他“从空谈到行动距离还很远”。“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是对罗亭性格最恰当的概括。

罗亭是俄国40年代特定历史环境下进步知识分子的真实体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罗亭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在他身上，既有“多余人”的弱点，也有“新人”的某些品格，可以说，他是俄国知识分子从“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一种典型。通过这一形象，屠格涅夫既肯定了40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批评了他们理论与实践、言辞与行动之间的脱节、软弱、缺乏行动的毅力等缺点。罗亭只能做思想的宣传者、启蒙者，而不能做事业的实践者、革新者。如果说罗亭式的人物在40年代还起过进步作用，那么到了50年代，就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50年代农奴制改革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俄国社会期待坚强的、具备积极行动的“新人”的出现。(www.xing528.com)

作为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和范式。简洁单纯的结构，迅速推进的情节，浓缩的思想内容，为数不多的人物配置，典型的人物性格，作品的抒情韵味等，都成为作家后来长篇小说的特征。与30、40年代的小说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艺术焦点不是放在对社会生活、习俗的描写上，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小说再现的是时代的思想潮流和人物，尤其是时代的代表人物罗亭的思想风貌。据此，俄国评论界认为《罗亭》是一部社会思想小说。^[40]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构思于1856年，1858年完成，发表在1859年1月号的《现代人》杂志上。小说通过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和贵族少女丽莎的爱情故事，提出了个人幸福与社会义务、道德责任的冲突问题，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和“贵族之家”的没落。

小说集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青年形象，拉夫列茨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虽然他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接受的是“斯巴达克式”的教育，而且这种畸形教育使他成为脱离俄国现实、不谙世事、幼稚而又偏于固执的青年。好在他的母亲出身农奴，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平民的血。他诚实、正直、善良，他同情人民，愿意接近人民。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并不反对革新，但认为首先要了解祖国，要维护俄罗斯民族发展的独立性，要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且对此“抱有虚怀若谷的颓废”。在拉夫列茨基身上体现了斯拉夫派的某些优秀特点。与罗亭相比，他克服了罗亭的“世界主义”，更注重民族性，在思想上更接近人民；他不像罗亭那样夸夸其谈而缺乏实际行动，而是努力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他表示，回国后要“种地，尽量把土地耕耘得好些”，小说结尾时，他果然学会了种地，还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了“一个好的当家人”。作为罗亭的后继者，拉夫列茨基多了一些务实精神，但又少了一些罗亭的理想和激情的魅力。他没有彻底克服贵族习气和懒惰、庸碌无为的劣根性，这种习性是导致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

拉夫列茨基也是一个“多余人”，他与罗亭有相同的一面，即懦弱。主要表现在对传统道德、习俗和宗教观念的屈服。尤其是在选择妻子与丽莎的问题上拉夫列茨基充分暴露了懦弱的本性。他没有勇气冲破传统道德观念和习俗的羁绊，去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这是他未能逃避与罗亭同样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杜勃罗留波夫就指出：“拉夫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同自己的软弱无力作斗争，而是因为同这样一些观念和习俗的冲突，而同这样的观念和习俗的斗争确实会令甚至坚毅和勇敢的人也感到畏惧的。”^[41]

女主人公丽莎也是屠格涅夫塑造的优美的俄罗斯少女形象之一。她稳重娴雅，态度严肃，感情丰富而细腻，很有主见；她性情淳厚，待人真诚，没有贵族小姐的矫揉造作和傲慢之气，特别是她有一颗善良、温顺的心，“她整个身心都渗透着责任感，唯恐伤害别人的感情”。“她的心是和人民息息相通的，她喜欢俄国人的聪明智慧”，她的气质——包括她的深重的宗教意识，体现了俄国人民的性格，她颇似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亦可称为“俄罗斯的灵魂”。

屠格涅夫通过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为俄罗斯贵族阶级的衰落唱了一曲挽歌。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屠格涅夫从他心爱的人物身上看到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客观而形象地表明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而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即使像拉夫列茨基、丽莎这样“少数有教养的”的优秀青年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也没有好的命运，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深思。因此，当时进步批评界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

在艺术上，《贵族之家》结构严整，情节波澜起伏，节奏张弛有致。心理刻画细腻而简洁：或通过人物的外在的动作、表情来揭示其内心微妙的情绪变化，或运用内心独白、沉思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或借助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人物的心境等，无不显示出作家的独特技法。全书弥漫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如诗如画的自然景物，动人心弦的音乐旋律，饱蘸着作家的主观情感的抒情笔调，都是打动读者心灵的艺术触角。

（二）《前夜》与《父与子》

《前夜》完成于1859年，第二年刊登在《俄国导报》第一期上。小说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859年11月13日，屠格涅夫在给谢·阿克萨科夫的信中谈到《前夜》的创作意图时写道：“我的小说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为了将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自觉的英雄人物”就是英沙罗夫。英沙罗夫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新人”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屠格涅夫的重大文学功绩。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一个商人的儿子，他的祖国被土耳其人占领，八岁时，父母被土耳其人杀害，他与侵略者不共戴天，决心雪洗国耻家仇，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解放祖国就是他的崇高理想，他在这神圣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和全部幸福。

英沙罗夫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连对他抱有妒意的舒宾也不能不佩服道：“他真是全心全意献身给自己的祖国——不像我们的这些空口爱国者，只会拍拍人民的马屁，只会空口吹牛。”正是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深深吸引和感动了贵族小姐叶琳娜：“解放自己的祖国，啊，多么伟大，说起来就多么叫人战栗的话啊！”也正是为祖国献身的高尚理想造就了英沙罗夫的坚强性格。他意志坚定，行动果断，勇往直前，决不像“多余人”那样软弱怯懦，犹豫不决，言行不一。他曾坐过牢，被判处死刑，但严刑、死亡都摧毁不了他的钢铁意志，逃离敌人的魔爪后，仍继续从事救国活动。他一面在莫斯科求学，一面组织、团结同胞，“使大家都坚决地献身给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为工作不辞辛劳，日夜奔忙，因此在自己的同志中间享有很高威信。当国内革命形势成熟，战友们呼唤他回国参加战斗时，他并没有沉醉在个人的爱情幸福之中，也不顾病弱的身体，毫不犹豫，立即启程回国。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在途中病故了。

在屠格涅夫以前的小说中，几乎都是纯洁聪明、热情勇敢的女性和胆小懦弱、犹豫不决的男性，在女主人公的炽烈爱情面前，男主人公往往是退缩不前，甚至可耻地逃跑。而在《前夜》中，作家一反过去的惯例，让英沙罗夫胜利地经受了爱情的考验，并在爱情中进一步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当他意识到自己坠入情网时，他反而感到痛苦不安，因为他既不愿让儿女情长的感情妨碍自己献身的祖国解放大业，也不希望他心爱的姑娘与自己苦难的生活和安危莫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极力压抑心中火热的恋情，并准备不辞而别。叶琳娜觉察这一隐情后，迫不及待地冒雨去找英沙罗夫，二人在途中小教堂不期相遇。小教堂相会是小说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当叶琳娜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勇敢地、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曲时，英沙罗夫感到“一种强烈的柔情，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激将他坚强的灵魂碾成了粉末”，从不流泪的他眼睛也模糊了。

“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

“我不是在欺骗我自己；父母不会同意，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个乞丐？”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是俄国人，我的命运不容我住在俄国，你将不得不和你的祖国、你的亲人断绝一切联系？”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献身给那艰苦的、不忘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穷、屈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你将不得不抛弃你所习惯的一切，在那边，独自一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也许不得不亲手操作……”

她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唇。

“啊，我爱你，我的亲人！”

在无休无止的追问和坚定不移的回答中将一对青年炽烈、真挚、坚贞的爱情，以及将爱情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不畏艰难困苦的高尚情怀充分展现出来。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英沙罗夫是一个与“多余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作家在他身上展示了“新人”的美好品质，寄托着“新人”的理想。女主人公叶琳娜也具有“新人”的气质，她是屠格涅夫塑造的俄罗斯少女形象中最完美、最光彩、最具艺术魅力的人物。作家让这样的人物取代贵族知识分子，是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是顺应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这显示了屠格涅夫清醒、敏锐的现实主义目光。

但是，作者笔下的英沙罗夫是一位保加利亚的爱国者，而不是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与俄国社会所需要的英雄人物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一方面俄国和保加利亚所面临的任务不同。保加利亚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的解放，这容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而俄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是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较之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这一任务解决起来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屠格涅夫站在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上，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用革命手段彻底革新俄国社会，所以把英沙罗夫最终写成了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者，而不是改造俄国社会的革命者。这样看来，屠格涅夫的《前夜》塑造了“新人”，但没有真正解决俄国社会所需要的“新人”的问题。

概括而言，从《前夜》起，“以往的英雄”——贵族知识分子——已被作家放弃，而代之以新的人物即平民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自然，在《前夜》中，旧的人物也没有消失，如舒宾和伯尔森涅夫等都是颇有才华和学识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属于“以往的英雄”，在“新人”英沙罗夫面前，他们一个个都相形失色，甚至还有些“自惭形秽”。《前夜》的题名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当时农奴制改革正处在前夜时期，屠格涅夫选用这样一个题名，显示出他对社会改革进程敏锐和准确地把握。不过就作品具体的艺术描写而言，作家在题名中所寄予的真正意义恐怕还主要是“新的人物或英雄”出现的“前夜”。

《父与子》的故事讲述的是：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同学阿尔卡狄家的庄园度假，受到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乡下，出身农家的巴扎罗夫平易近人，谈吐不俗，见解独到，很快就得到当地农民、家仆和孩子们的喜欢。但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却对这个青年人很反感。于是在他们之间经常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涉及社会制度、人民、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在争论中，巴扎罗夫屡占上风。不久，在一个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了一个美貌的女地主奥津佐娃，并向她表白了爱情，但遭到奥津佐娃的拒绝。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导致了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决斗，在决斗中巴扎罗夫又占了上风，打伤巴威尔。第二天，他便离开了阿尔卡狄的家，回到年迈的父母的身边。在一次为邻村的伤寒病死者做尸体解剖时，巴扎罗大夫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而死。小说以巴扎罗夫的父母为儿子上坟的场景结束。

作品展示的是两种社会力量即革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前者的代表是巴扎罗夫，后者的代表是基尔沙诺夫兄弟，特别是巴威尔。

巴扎罗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历来有关《父与子》的激烈争论大都是围绕这个艺术形象展开的。在这个“祖父种过地”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屠格涅夫真实地表现出许多平民知识分子的特征，如对俄罗斯现存秩序的激烈的否定态度，对贵族偏见的蔑视，在思想和感情上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重视科学实验，等等。作家对巴扎罗夫的态度也是肯定的，让他在所有方面都压倒了贵族阶级中的佼佼者巴威尔。屠格涅夫后来谈到《父与子》时说；“我整个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他选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来对垒并处处败北，绝不是无意的，而是有倾向性地肯定和赞扬巴扎罗夫的。

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身上也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崇尚感觉、贬低理论、否定艺术等。有人认为，屠格涅夫是把巴扎罗夫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来写的，认为作家写上述这些弱点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甚至攻击。其实从巴扎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看，他发表某些不无偏激的言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屠格涅夫的描写不仅没有损害这一艺术形象，反而增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关于巴扎罗夫的猝死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多少也显露出人为的痕迹。这与作家的思想局限有关系。屠格涅夫能够在生活中发现并创作出巴扎罗夫这样的“新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终究不知道或不明确巴扎罗夫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他把他搬上了舞台，却不知道让他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动作。他只得像处理《前夜》中的英沙罗夫那样，也让巴扎罗夫早死，并且在巴扎罗夫的坟前，再次吹响宿命论的哀音。因此，他让巴扎洛夫在临死前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屠格涅夫在给友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也谈到巴扎洛夫：“我幻想一个阴沉、野蛮、高大的人，半个身子从泥土长出来，他坚强、凶狠、正直，但是仍旧注定要灭亡，因为他毕竟还站在‘未来’的门口。”^[42]这些不能不说是作家思想局限的体现，但这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形象所彰显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力量。

巴扎罗夫的形象之所以存在这些矛盾。一方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从客观上讲，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平民知识分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尚处于童年时期，还很幼稚，确实还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不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的主观原因。屠格涅夫虽然捕捉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他不能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无力分清其主流和支流，于是就主次不分地一股脑概括在巴扎罗夫的形象上。更何况，作家又把自己的、本不属于平民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观点加在巴扎罗夫身上，使这一形象变得更矛盾、更复杂了。尽管如此，巴扎罗夫仍然是屠格涅夫独创的一个强有力的正面艺术形象，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新人”，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与巴扎罗夫对立的是“父辈”的代表人物——贵族巴威尔和尼古拉兄弟。巴威尔表面上标榜自己“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而且拥护进步的人”，实际上是一个顽固、保守的贵族阶级的卫道士。他心中没有祖国，从服饰到谈吐，极力炫耀英国绅士派头，完全拜倒在西欧文化面前。他从心底里瞧不起普通人民，和农民谈话时，“他皱着眉头，一边闻着香水”。他心灵空虚，萎靡不振，无所事事，终日沉溺在对那场水月镜花的爱情游戏的回忆中，却又摆出一副捍卫贵族制度的骑士架势，极力维护贵族的所谓“原则”、“尊严”和“荣誉”。他敌视民主进步青年，第一次见到巴扎罗夫就将其视为眼中钉，几次发起攻击，蓄意挑起论争。但他总是被巴扎罗夫的民主真理和强大气势所压倒，狼狈败下阵来。随后他又借口挑起决斗，欲置巴扎罗夫于死地，结果又遭惨败。这场决斗，从动机到行动，彻底暴露了巴威尔的卑劣和无能。他是没落的、垂死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他和他的阶级正在走向坟墓。他在决斗中负伤后，他的头静静地放在枕头上，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好像是一个死人的头。……他的确是一个死人了。”

与巴威尔不同，弟弟尼古拉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性格软弱，心地善良，多愁善感。他比顽固不化的巴威尔更清醒，认识到他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要订做一口棺材，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的时候了。”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他努力读书、研究、实行农事改革，以摆脱困境，可是这些改良措施实行起来“却好像没有上油的轮子，老是轧轧地发响”。他的村庄农舍倒塌，谷仓倾斜，麦场荒废，农民衣衫褴褛，牲畜瘦弱不堪，一片萧条破败景象。事实证明，自由主义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它挽救不了贵族阶级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命运。对巴扎罗夫，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敢直接对抗，在民主主义力量面前，他甘拜下风。尼古拉温和的自由主义有着与屠格涅夫相似经历和情感，因此，作家对这个人物持有很大的同情。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艺术原则是：“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才是作家的最大幸福，即使这种真实同他的个人爱好并不相符。”^[43]这是他刻画人物的尺度。虽然由于作家世界观的矛盾，给巴扎罗夫的形象造成了某些缺陷，但他毕竟把这位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放在小说的中心位置，让他在精神上战胜和压倒了贵族，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和战斗精神；尽管作家的同情在贵族方面，但他毕竟把贵族人物写成巴扎罗夫手下的败将，真实刻录了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这是小说深刻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刚一发表，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反响，尤其是贵族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责难他，这种反响恰恰说明屠格涅夫点触的是俄国社会最敏感和最关键的神经，争论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最佳效果。

《父与子》是一部典型的社会思想小说，其重心放在社会问题的争论上，情节的展开，主题的揭示，性格的刻画，都是通过人物的思想冲突和论战来实现的。因此，精彩的对话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作家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的语言极富个性：巴扎罗夫的语言简练、明快、犀利、深刻，经常运用比喻和民间口语；巴威尔的语言则冗长、造作、傲慢，夹杂着外国字眼；尼古拉的语气比较温和，流露出感伤的情调；阿尔卡狄常常是随声附和，缺乏主见。也正是由于小说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所以小说的整体语言风格不同于《罗亭》和《贵族之家》，弱化了对大自然景物的描写，也鲜见弥漫于贵族庄园的抒情气息和描写“多余人”的细腻心理分析。

屠格涅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出色传神的心理描写

在俄罗斯小说家中，屠格涅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社会心理小说。他以其独特的心理刻画展示了人物的心路历程，描绘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尤其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瞬间的变化，卓有成效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独特的手法既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又区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挖掘”。他的心理描写手法别具一格，更注重写心理变化的结果，即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眼神，乃至语调来表现其内心的波动，手法简练、明快、含蓄。他认为：“诗人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然而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当知道和感觉到现象的根源，但是表现的只是兴盛和衰败的现象本身。”^[44]1862年他在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穷嫁娘》时又说：“心理学家应该隐藏在艺术家身上，就像骨骼隐藏在活生生的、温暖的躯体里，它是作为稳固而又看不见的支柱为躯体服务的。”^[45]这种信手拈来的心理描写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贵族之家》中，正当拉夫列茨基对丽莎渐渐产生感情的时候，他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妻子的死讯。作家写道：“拉夫列茨基穿上衣服，走到花园里，沿着一条林荫道来回踱着，直到天亮。”作家虽然只字未提拉夫列茨基的内心感受，但读者完全可以猜想到他此时的复杂心情：对妻子突然死去的震惊和不安，对以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感慨和懊悔，还有精神上的解脱和对未来幸福的希冀等。八年之后，拉夫列茨基与丽莎又相遇了。当丽莎从拉夫列茨基的身边经过时，“她一直向前走去，一眼不曾望他，只是朝他这一边的眼睛的睫毛却几乎不可见地战栗了，她的消瘦的脸面更低垂了，而她的绕着念珠的、紧握着的手指，也互相握得更紧了”。同样没有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然而通过丽莎那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动作、神情，她那未曾熄灭的爱情，难言的隐痛，无限的伤感，复杂的心境，均在不言中，寥寥几句可谓传神之笔。

充满诗意的抒情

在世界文学中，屠格涅夫以抒情大师而著称。他作为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情诗人，却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诗的氛围。因而他的现实主义被称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屠格捏夫小说的诗意美和抒情美，首先是由作家独特的艺术气质决定的。屠格涅夫是富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是从抒情诗开始的，晚年又以《散文诗》封笔。可以说他是小说家兼诗人的“两栖”作家，并且屠格涅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人的忧郁”（福楼拜语），他把这种忧郁带入创作中，因而他的作品流露出淡淡的哀伤，隐隐的惆怅，特别能撩拨人的心弦。其次屠格涅夫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浪漫精神始终渗透在他的创作中，这种浪漫主义传统成为他抒情性的基础，给他的小说增添了诗意的、理想化的色彩和热烈的感情。最后，他的美学观的影响。屠格捏夫是美的崇拜者，他认为美是“唯一不朽的东西”，唯美成为他的艺术追求；他热衷于在大自然、艺术、人性、爱情、生死这类永恒主题中发掘美，将生活升华到诗的境界和理想的高度。所以屠格涅夫诗意的艺术风格是生活、生命积淀的结果。

小说中，抒情美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屠格涅夫是大自然的歌手，是自然风景的描摹高手，在这方面俄国作家无人能及，连托尔斯泰也自叹不如，由衷地称赞道：“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至在他以后，没有人放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46]大自然在他的笔下有了生命，有了灵性，读者也能感觉到它特有的色彩、声音、光影、气味。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景物描写一般都伴随着男女主人公内心感情的波澜起伏，即所谓的物我相通，主客体交融，自然景物成为人物心境的外化。《贵族之家》中写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逐渐萌生。就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他无比舒畅的心情，“夏夜的魅力包围着他，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出人意料的异样，同时又是久已熟悉的，那么甜蜜。远近的一切都静止了——远处的景色也朦胧可见，青春的、如花盛开的生命就显现在这片静谧之中”。明丽、温馨的月夜美景反映了主人公的喜悦心情，激发起他重新开始生活的愿望。

其次爱情描写也集中体现了屠格涅夫的抒情美，特别是描摹少女心理。在他的笔下，爱情绝不是与主题无关的点缀，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透露出他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正义的事业的渴望，对扼杀人性的社会环境和落后道德观念的否定。这种健康的、高尚的爱情，体现了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的心灵美。清新自然、热情奔放的阿霞，端庄秀丽、感情深沉的娜塔丽娅，温柔娴雅、冰清玉洁的丽莎，果敢坚强、白璧无瑕的叶琳娜，勇于献身、富有公民激情的玛利安娜……作家用富有诗意的笔触揭示了这些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的内心世界，将她们的欢乐、幸福、烦闷、苦恼、焦虑、希望等微妙心绪细腻表达出来。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屠格涅夫君，这个纯洁的、理想的女性之爱的歌唱家，他是这样深刻地透进年轻无邪的处女的灵魂，把她理解得这样完整，带着这样兴奋的颤动，这样热烈的爱描写她的最好的时刻，使得我们在他的故事中能够感觉到她的处女胸怀的波动、悄悄地叹气、温和的眼光，能够听到激动的心灵的每一跳动，因此我们的心就出于深沉的感动而茫然失措，而停止了，欢乐的眼泪也将一次次涌到眼睛里来……”^[47]

最后抒情美还表现在作品的音乐性上。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写到音乐，处处回荡着音乐的旋律。他运用动、静结合，有声与无声交替的手法，赋予作品以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这种音乐性也渗透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贵族之家》里，运用音乐刻画了人物的不同性格：道德纯洁、严肃的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喜欢高雅、深沉的古典音乐，风流放荡的潘申和瓦尔瓦拉则偏爱轻浮、华丽的舞曲。当拉夫列茨基向丽莎表达了爱情后，恰听到音乐家莱姆的寓所传来一段热情奔放的钢琴声，那美妙的旋律似乎歌唱出他那溢满心中的幸福，令他激动不已。音乐的韵律和人物的心境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如一曲和谐的奏鸣曲，令人心醉。

简洁的风格

结构的简洁。以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来看，人物虽不多，但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有的互相对照，有的互相补充，有着举一反三的作用。他从不去有意制造“奇遇”，但他的作品却并不会因此而显得枯燥乏味，“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的电报一样令人兴味盎然”。《罗亭》中，罗亭一出现在拉松斯卡娅夫人的客厅，就与皮加索夫话不投机，展开辩论；他充满激情的话语博得了娜塔丽娅的爱情，二人在阿夫久欣池塘边的约会使小说达到高潮；也是在约会中，罗亭的懦弱性格暴露无遗，二人遂分手，紧接着就是尾声。整个故事实际上只经历了六七天。但屠格涅夫的小说起、承、转、合一气呵成，决不拖泥带水，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

人物的配置和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的简洁。他的小说人物少，情节围绕着一两个，两三个人物展开，不关重要的人物一律舍去，这样可以节省笔墨着力塑造主要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在人物刻画上，他从不做工笔细描，而是运用写意笔法，勾勒出人物的鲜明特点。巴扎罗夫高大魁梧，红色的大手，宽阔的前额，绿色的大眼睛，下垂的连鬓胡子，无不表现出他的自信和力量。丽莎的肖像是通过拉夫列茨基的目光来描写的：“苍白的、娇嫩的脸，眼睛和嘴那么严肃，目光又是那么真挚天真……步履那么轻盈，声音那么文静”，还有那一笑不笑地凝神沉思，简洁的勾画中都彰显出她温柔、娴静、内向的性格。

语言的简洁。屠格捏夫的语言精美、准确而又简洁，列宁在提到俄罗斯语言大师时，总是把他摆到首位。《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语言简洁明快但不乏犀利和深刻；《贵族之家》中丽莎的语言简洁但不乏含蓄和热情；《罗亭》的语言简洁但不乏激情和见解。他的小说语言总是一语道中，且干净利落。

屠格涅夫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当时的时代变革，他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矛盾的世界观也渗透于作品中。他同情衰亡中的贵族阶级，而他的理智却又使他展示了平民的胜利。屠格涅夫是一位多产的伟大作家，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