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瓦·果戈理：《俄苏小说史》第四节

尼·瓦·果戈理（1809—1852）是俄罗斯19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民族性传统，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正是从他开始，俄罗斯小说体裁的主导地位才真正确立。他的作品犀利如刀，直刺沙皇专制的溃疡，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解放运动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世界上早已没有一个作家，对于本民族，像果戈理对于俄罗斯一样重要。”^[11]果戈理被不同时代、被不同流派的作家奉为鼻祖和领袖，俄罗斯文学中的许多传统都能在他的创作中找到源头。

一、生平与创作

（一）家庭环境

尼古拉·瓦里西耶维奇·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1809年4月1日生，1852年3月4日去世）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戈拉德县大索罗庆采镇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家庭文化氛围很浓，其父颇有文才，酷爱戏剧，曾自编自导喜剧，在乡间舞台演出。在父亲的影响下，果戈理从小就对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母亲笃信宗教，对果戈理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他的故乡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小镇，他熟悉和热爱乌克兰的乡村生活及其丰富多彩的民间歇谣、传说、故事，这为他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二）文学活动

1821年进入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中学读书，中学期间，果戈理就显露出文艺才能，他创办刊物、写诗、编剧本，还是学校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涅仁中学虽然地处偏远，但革命思潮和时代风雨也波及这里，许多老师都是自由思想的传播者，年青的果戈理备受影响。正如赫拉普钦科所指出的那样：“作家的童年时代恰逢粉碎拿破仑的1812年卫国战争和俄罗斯登上广阔国际舞台这样的重大事件。青年时代，即果戈理学习的年代，是十二月党人酝酿用革命方法改造俄罗斯的计划，然后公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时期。”^[12]在这样的氛围中，果戈理的“那种献身于重大社会目标和祖国幸福的思想就逐渐成熟”。^[13]他开始思考理想、人生等重大问题，决心做一个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人。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他怀着“使自己的生命对国家的幸福有用的永不熄灭的热忱”^[14]只身来到了彼得堡。然而现实却与想象相去甚远。他四处奔走，尝试过多种职业，但都不尽如人意。1829年，他倾其所有，以阿洛夫的笔名自费出版处女作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829年），却遭到批评和嘲笑，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是果戈理生活和创作最为艰难的时期，一方面他尝试做演员、走仕途、学画画、当教师，以谋求生存之地。另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创作的喜好，并意识到创作必须取材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于是1830—1831年间，果戈理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乌克兰的民间历史和民俗民风。与此同时，果戈理结识了B．茹科夫斯基、П．普列特尼约夫、A．普希金等人，这对他的生活与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结识普希金让果戈理无比激动和感激，他说：“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我所有最美好的慰藉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没有他的指导，我将一事无成，没有他为榜样，我一行也不可能写成……”

1831—1832年，果戈理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问世是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给果戈理的创作和生活都带来了转机，从此果戈理声誉大增。

1835年，另外两部中篇小说集《小品集》和《密尔戈拉德》问世。《小品集》中有小说，也包括一些论文，它们体现出果戈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对象越普通，诗人的心灵就越要高尚，才能从普通中发现不凡。”^[15]

1836年，果戈理决定出国。“深入考虑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和未来的创作”^[16]，开始创作1835年就已经动笔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先到了德国，之后游历了瑞士、法国和意大利。1839年秋，果戈理因家事回国，1840年5月再度出国，取道华沙、维也纳，前往罗马。1841年果戈理带着《死魂灵》的书稿踏上归途。几经波折，史诗于1842年5月出版，并震动了整个俄罗斯。用赫尔岑的话说：“这是一本绝妙的书。它既痛心地谴责了当代俄罗斯，但在谴责之中又抱有希望。他的目光透过污秽的蒸腾的暮霭，看见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力量的民族。”^[17]

果戈理回国后，感受最深的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吵，而他认为他们都误入了歧途。他希望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信仰找到正确的道路，并用艺术的话语——史诗向人们指出拯救之途。他甚至把史诗看作是他生命意义的所在：“它终将解开我的生命之谜。”^[18]为了专心完成史诗，1842年6月，果戈理再度远走他乡。按照他的构思，“史诗第一部需要有一些无所作为的卑鄙小人。第一部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使所有的读者都对我的主人公们和他们的卑鄙行为产生了厌恶之感。现在呢，我应该描写出一批具备美德的人和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然而，《死魂灵》第二部却进展缓慢。因为“这样的人不是头脑里所能臆想出来的”，果戈理意识到，只要作家“自己还没有做到多多少少近似这样的好人，那么无论写什么都会远离现实。有如天渊之隔！”^[19]于是，果戈理开始从精神上完善自己，大量阅读宗教和道德方面的书籍，关注自己的和朋友们的心灵，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像在修道院里一样过着内心生活”。^[20]

1845年，他烧掉了已经写就的《死魂灵》第二部的前几章。写作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力，使果戈理原本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但是，使命感却时时提醒他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在精神修道院的所悟所得告诉人们，于是就有了《与友人书简选》（1847）。在这部作品里，果戈理把1844年以来所写的一些“可能对心灵有所裨益”的书信结集发表，顺便“以此书来给他人与自己‘复脉’听诊，是为了弄清楚。如今我本人究竟站在精神发展的哪个阶梯上”。^[21]并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加以解释，以正视听，这也是果戈理创作《与友人书简选》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可见，解释以往创作、公开心灵探索结果、指出通向理想之途径是这部作品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与友人书简选》由32篇加“前言”组成，这些篇幅长短不一，第29篇《在世上谁的使命更崇高》不到一页，而第31篇《究竟什么是俄罗斯诗歌的本质及特色》则长达40页。标题复杂多样，所显示的内容也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看似互不相干的各个篇章之间却贯穿着一条无形的红线，这就是宗教道德思想，就是以宗教道德的立场探索社会的和人生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生在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的宗教道德思想维度中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乌托邦色彩的形态。它有两个大的层次：精神的（包括信仰和艺术）和社会的（包括社会政治、人世百态），且后者从属于前者。也就是说精神层次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层次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而解决精神层次问题的基础是每个个体依照天国的公民标准进行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可见，《与友人书简选》的对象正“是透过宗教道德的棱镜看到的和理解的生活”。这又是个重磅炸弹，在俄罗斯社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似乎全社会都起来反对他，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在《致果戈理的一封信》里痛心疾首地批评果戈理是“皮鞭的宣扬者、愚民政策的信徒、蒙昧主义和黑暗势力的卫士、野蛮行为的歌手”。^[22]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果戈理本人的“背叛”、“伪善”、“发疯”或“迷误”，而不是他的书的内容，都没有理解他创作这部书的真实意图。面对误解，痛心之余，果戈理又写下《作者自白》（1847）作为解释和澄清。同时，他也承认《与友人书简选》并非完美无缺，“反复阅读我这本书里的许多东西时，我并不是不感到羞耻和脸红”。^[23]尽管如此，果戈理仍然认为这本书还是需要的，而且他自信：“尽管它自身并不构成我国文学的主要著作，但是它能够产生许多主要著作。”^[24]事实证明，果戈理的自信并非狂妄自大。对于心灵的关注成为果戈理之后俄罗斯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创作都是佐证。

1848年，果戈理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他继续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但是，精神上的紧张探索令身体虚弱的果戈理愈加不堪重负，1852年2月，他再一次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在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中，于3月4日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多蹇的人生。

二、中短篇小说

果戈理的创作道路是从中短篇小说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一领域的开拓和创新，确立了他“文坛盟主”的地位。他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

1831—1832年，果戈理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集由两卷构成，每卷有一篇序言，共收入8篇小说：《索罗庆采集市》《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失落的国书》《圣诞节前夜》《可怕的复仇》《伊万·费德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魔地》。这些故事充满了奇妙的幻想和轻松的喜剧性，色彩瑰丽、明快，具有浓郁的乌克兰民族风情，构建了一个诗意的理想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俊男靓女，聪慧而健美，他们为了爱情、自由和祖国勇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与妖魔鬼怪所代表的恶势力做斗争，结果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体现出果戈理的宗教道德伦理观念。小说集还体现了作家的“民族性”思想：“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萨拉凡，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25]正因为此，它得到了普希金等人的热情赞扬。《狄康卡近乡夜话》被称为一本“真正快乐的书”、一本“俄罗斯的书”。果戈理在创作上博采众长，成为俄罗斯小说艺术创作多元化的源头，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35年出版的《密尔戈拉德》共收集了果戈理1832—1834年创作的4个中篇小说：《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利巴》《维》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这4篇小说依然取材乌克兰，但这里的乌克兰不再像《狄康卡近乡夜话》里那么富有诗意和童话性了，现实性的比重明显加大。前两篇描写的是诗意的过去，后两篇则是鄙俗的现在，表明作者已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了，乌克兰形象自然在果戈理的意识中构成了分化。《塔拉斯·布利巴》是小说集中篇幅最长、最具气势的一篇，也是小说集的中心。小说诗意地描绘了历史上乌克兰人民捍卫自由和信仰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以塔拉斯·布利巴为首的扎波罗什哥萨克热爱自由、狂放不羁、骁勇善战、无所畏惧的性格，展现了他们忠君爱国、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小说中反复强调“伙伴精神”，即非血缘的人们以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凝结成的兄弟情谊，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同时也隐含着对社会各阶层的隔膜、分裂和对立的一种谴责。《塔拉斯·布利巴》中的人物对自由和精神追求的推崇与《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物化了的人的庸俗和卑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哥萨克为了神圣的信仰和伙伴精神可以抛家舍业，丢弃一切身外之物投入战斗，而伊万们却为了一件无用物可以不要多年的友谊。《旧式地主》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都以贵族地主们的日常生活为主，着眼点不外乎吃吃喝喝、穿衣戴帽之类的生活琐事，但前一篇充满了悠悠诗意和脉脉温情，而后一篇则流露出对庸俗的尖刻地讽刺和鄙夷。而《维》既接续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魔幻怪诞的风格，也发展了写实的倾向，更是小说集内部两个世界的过渡。

《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狂人日记》《肖像》3篇小说都以彼得堡生活为题材，后来果戈理就这一题材又写了《鼻子》（1836）和《外套》（1842），从而构成了《彼得堡故事》系列。在这个系列中，彼得堡是一个中心，贯穿于所有的小说，是一个谎言和欺骗之城，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噩梦。《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故事的开篇，更是当时社会的象征，让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彼得堡一一亮相。点出了热闹而繁华的涅瓦大街是一种假象，浮华背后隐藏着欺骗、丑恶、眼泪甚至血腥，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以怪诞夸张、讽刺幽默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奇怪”和不可思议。金钱、官阶、物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人则成了附属品。在这个价值颠倒的疯狂世界里，鼻子可以成为比人更高的官儿，而艺术家只有此路一条。果戈理把彼得堡作为一个反面的、恶势力的象征来塑造，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彼得堡文本，或大都市主义传统^[26]：彼得堡“时髦的风尚、阔绰的排场和成堆的官吏”，^[27]“追逐功名利禄、贪污受贿……没有任何精神追求，以卑鄙无耻的胡闹、平庸无能而洋洋得意”^[28]，以及当时社会上极为流行贪财重利的思想^[29]，这一切果戈理是以“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的。小公务员、小文官、穷画家在大城市中被挤压得只剩下用鸦片麻醉自己，他们的悲剧命运、思想感受、悲哀无助是彼得堡故事的重要主题。实际上，彼得堡这种奇怪的现实也可以说是继《狄康卡近乡夜活》和《密尔戈拉德》中的妖魔鬼怪之后的又一个恶魔。

在《彼得堡故事》中，精华所在就是以“小人物”为主题的《狂人日记》和《外套》。

《狂人日记》写一个小官吏精神上由于受到不平社会等地摧残以致疯狂的故事。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个卑微的九等文官，是供人驱使的奴才。尽管他终日勤勤恳恳、谨小慎微地工作，但仍经常受到上司的辱骂和同事们的嘲笑。他痴心妄想地暗恋部长的女儿，因此遭到上司的斥骂：“喂，你瞧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窝囊废，再不是别的什么。你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到镜子里去照照你那副尊容吧，亏你还痴心妄想呢！”社会的不平等使这个小人物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要分成许多等级？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凭什么我是个九等文官？”他慢慢领悟到，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平等，贫富不均，原因就是“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霸占去了”。社会的重重压迫，精神上的摧残折磨，使波普里希钦更加癫狂，他幻想自己成了西班牙皇帝，从此，他对那些欺下媚上的同僚们不屑一顾，部长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瓶塞子”；他骂那些当官的是一批“吹牛拍马、趋炎附势的人”，“为了钱，他们甘心出卖父亲、母亲、上帝，这些爱慕虚荣，出卖基督的人！”结果，他被关进疯人院，受尽残忍地摧残，痛苦至极发出惊心动魄的呐喊：“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迫害他！”

小说采用日记体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主人公自我展示、自我剖析，从而真实而形象地表现了狂人的怪诞行为和混乱心理，读者感受到一个被剥夺了人权的小人物郁积于心的愤怒，他那蕴含着深刻思想和真理的痴狂的语言中，人们听到了他对不平等社会的控诉和抗议。正是通过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描写，作者借助狂人之口对迫害人、摧残人的官僚等级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谴责。《狂人日记》对鲁迅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于1918年创作了同名小说，在思想深度上比前者更上一层楼。

《外套》是《彼得堡故事》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主题的典范作品之一。小说书写了一个小公务员的悲剧。果戈理曾做过小公务员，其中滋味他深有体会。作者将自己的经历、体验、辛酸和同情都熔铸在主人公的形象中，因此写来分外真切感人。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巴施马奇金是个抄写文书的小公务员，官级九等，年俸四百卢布。他的姓巴施马奇金（俄语“靴子”之意）似乎就预示了他的悲惨命运：一生都要被践踏。他安分守己、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成年累月伏案抄写公文。然而换来的却是孤苦伶仃、穷困潦倒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对他的歧视和侮辱。实在难以忍受时，他才喃喃地说道：“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侮我？”那充满哀怜和乞求的声音真是令人心痛。卑贱的社会地位，奴隶般的工作，摧残了他的身体，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他的背驼了，眼花了，精神贫乏，性情孤僻，连说话也嗫嗫嚅嚅、结结巴巴。彼得堡的冬天严寒难挨，于是添置一件新外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为此他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最后总算做了一件外套。谁料到，当天晚上回家途中，外套就被人抢去了。这对他打击太沉重了。于是他去找警察局长，局长反而责怪他；他求助于新上任的一位“要人”，反遭“要人”的严厉训斥，以至于吓得他当即晕了过去。回到家里，他一病不起，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对于他的死，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仿佛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人似的。第二天，他的位子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抄写员。

最后，作者给小说安排了一个荒诞离奇的结尾：巴施马奇金死后，他的鬼魂出现在彼得堡街头，挥舞着拳头追赶那些曾经侮辱过他的官员，还剥去了那位置他于死地的“要人”的外套，将“要人”吓得魂飞魄散。显然，这一情节是虚幻的、超现实的；而且敢于斗争的鬼魂与生前软弱可欺、逆来顺受的巴施马奇金完全判若两人，二者之间缺乏性格发展的逻辑性。但是作者的这种艺术处理意在表现小人物的反抗和对压迫者的精神惩罚，读来快慰人心。《外套》进一步发展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主题，它所体现的深刻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随着果戈理的思想发展和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到《彼得堡故事》，他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演变，他的讽刺艺术也逐渐成熟。在《夜话》中洋溢着诗情幻想的浪漫主义情调，弥漫着清新芬芳的、令人陶醉的气息，充满青春的、乐观的、爽朗的欢笑；轻松的幽默、诙谐和滑稽是其主要特色。《密尔戈拉德》则更贴近现实，描写乡村地主的庸俗生活是其中的一大主题，揭露批判的力量加强了，隐含着忧郁和悲哀的喜剧性的讽刺取代了轻松的幽默。而在《彼得堡的故事》中，果戈理对现实生活的洞察更加深刻，他以赤裸裸的真实暴露了彼得堡社会的尖锐矛盾，对官场中的丑恶现象给以无情的讽刺，而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则满怀深切同情。他的笑是辛辣、愤怒的嘲笑，是深沉的、痛苦的“含泪的笑”。果戈理的笑的讽刺艺术日臻完美，成为他小说独特的艺术手段和鲜明的特点。

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为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基础，长篇小说《死魂灵》的成功是他小说艺术升华的佐证。

三、长篇小说《死魂灵》

1835年10月17日他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我已动手写《死魂灵》。故事拉得很长，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许会使人发笑。……我力图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把俄罗斯反映出来，即便是从一个侧面也好。”^[30]经过7年的辛勤劳动和几次修改，小说第一部终告完成。果戈理先将稿子送交莫斯科审查委员会，当审查官看到“死魂灵”三个字就喊道：“灵魂是不朽的，不可能有死魂灵，作者企图反对永生。”后来他们弄清了“死魂灵”是指死亡的农奴时，他们又说小说反对农奴制，严禁此书出版。幸亏别林斯基的鼎力相助，果戈理又将书名改为《乞乞科夫的经历》，以避开反宗教之嫌，并对某些章节作了修改，小说才得以于1842年在彼得堡问世。第二部写了十年，由于作家在临死前将手稿焚毁了，只剩下几章残稿。

起初，果戈理设想从一个侧面，即从反面来反映整个俄罗斯，“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冷淡的眼睛所见不到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潭，把遍布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心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性格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客气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突出地刻画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31]后来他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要表现整个俄罗斯的死气沉沉、愚昧黑暗，还要展现正面的、能使俄罗斯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内在力量。像但丁的《神曲》一样。他为这部作品设计了三部的架构。依照作家自己的解释，《死魂灵》不仅仅是指主人公乞乞科夫所要购买的已经死掉、但在登记册里里还没有被注销掉的农奴。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当代人和他当前的心灵状态。由于小说的涵盖面相当广，又因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果戈理把它称作“史诗”。

《死魂灵》第一部以主人公乞乞科夫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到处收买“死魂灵”为线索，广泛展现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俄罗斯农奴主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省城的官僚世界。《死魂灵》的故事情节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有些荒诞的，但并非没有生活基础。在农奴制的俄罗斯，农奴可以随意买卖，只是花钱购买已经死掉的农奴这种事令人难以置信。精明的乞乞科夫钻了空子，因为在俄罗斯，每隔四年才重新登记一次地主所拥有的农奴，而在这四年里，总有相当一部分农奴死亡，可在登记簿上他们还存在着，地主仍然要为这些死农奴交人头税。正因为有这么一个时间差，乞乞科夫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生财之道：收购登记簿上还有名、实际已经死了的农奴，然后把他们抵押给银行贷款，钱一到手就溜之大吉。等银行找不到借贷的人，打算拍卖抵押的农奴时，才发现他们已名存实亡了。不仅如此，这般匪夷所思的点子在别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行的，谁也不会把它当真。因此，地主们不再为死农奴缴税而白送他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他用极少的成本很快就拥有了四百个农奴。小说主要描绘了乞乞科夫在完成他的“宏伟”计划的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反映了农奴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农奴主的形象。

乞乞科夫先后拜访了玛尼洛夫、科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和普柳什金这五位性格迥异的地主。第一个出场的玛尼洛夫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和善的地主，他拥有200多户农奴，他的夫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人结婚已经八年了，却还像在热恋中一样款款温情，让人很容易联想起《旧式地主》中那对和善的老人。不同的是，玛尼洛夫夫妇的殷勤好客中总透出那么一股子甜得发腻的劲儿，时间稍长就会令人感到无聊透顶，想赶紧逃之夭夭。玛尼洛夫这个姓本身就含有“引诱”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制造假象”。果戈理形象地交待了玛尼洛夫的特征：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面孔，总是诱人地微笑，其实毫无主见和个性，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常常沉溺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却懒于行动。客厅里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家具中，那两把一直没来得及装饰的椅子和书房中两个窗台上的一堆堆排列整齐的烟灰以及书桌上那本两年里书签一直夹在第14页的小书都表明了主人的百无聊赖和无所事事。果戈理还画龙点睛地设计了一个细节：彬彬有礼的玛尼洛夫与举止得体的来访者在进门时相互谦让，谁也不肯先行一步，最后只好两个人同时侧着身子，彼此挤了一下、才算一起进门，把玛尼洛夫的甜腻腻和乞乞科夫的惺惺作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接着，在谈买卖死魂灵的时候，乞乞科夫因为心里有鬼而往后看了一眼，玛尼洛夫也跟着往后看了一眼；他对自己的产业一无所知，因而叫来了管家，对管家的话他鹦鹉学舌般地连连赞同。这些细节与他前面关于“关注某种学问以触动心灵，激发……精神上的翱翔”，^[32]与朋友交往可以感到“精神上的愉悦”^[33]的高谈阔论形成对比，突出了这个人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从玛尼洛夫家出来，乞乞科夫误入歧途，借宿于女地上科罗博奇卡的庄园。这里的景象与玛尼洛夫那里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科罗博奇卡的姓也是有寓意的，本意为“小盒子”、“小匣子”，它一方面象征着女地主是个敛财能手，把生命化作装财物的僵死的匣子；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她尽管很能干，但不过是个封闭在狭小天地里的井底之蛙，狭隘且愚昧无知。她拥有近80个农奴，对自己的产业了如指掌，连死去的18个农奴都个个背得出姓名。但除此之外，她闭塞得惊人，而且患得患失，生怕被乞乞科夫占了便宜。“别卖亏了”的疑虑在她僵化的头脑里一经产生，就很难消除，致使她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觉。之后，不辞辛苦地跑到城里去打听死魂灵的行市，以至于坏了乞乞科夫的好事。(www.xing528.com)

乞乞科夫接触的第三个地主是诺兹德廖夫。他见多识广，且他的敏于行动的“大气魄”与科罗博奇卡的狭隘形成了对比。但近距离接触会发现：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既无中心又没逻辑；做起事来雷厉风行，然而既无目标又不顾结果。他最鲜明朗特点就是赌徒的那种狂热和不计后果。因此诺兹德廖夫总是惹是生非，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准倒霉。在诺兹德廖夫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限制”、“限度”之类的概念，他个人的愿望和冲动就是一切。果戈理借诺兹德廖夫向乞乞科夫展示自己养狗的细节，很耐人寻味地写道：“诺兹德廖夫在它们之间完全像个一家之主。”^[34]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诺兹德廖夫身上的兽性本质。

接下来出场的是索巴凯维奇。虽然他的姓氏是“狗”的意思，但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意为“熊”。这个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像一头熊，无论相貌、衣着、还是生活习惯和身边环境无不体现出熊的特性：笨拙、结实、力大无穷。就连他屋里装饰画上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长着比正常人的腰还要粗的腿。与吵吵闹闹的诺兹德廖夫相比，索巴凯维奇可以算得上安静。唯独在说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吃的时候，他的话才渐渐多起来。除了吃，索巴凯维奇对生意也兴趣十足，他在与乞乞科夫做买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静和清醒，甚至让老于此道的乞乞科夫也暗暗吃惊，在心里骂他是“守财奴”。同时，索巴凯维奇对外界持一种否定、不信任的态度。生活在他这里简化为敛财（觅食）、狂吃和对外界的防范，也就是说降低到了熊的水平。在这一点上，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是相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到处乱拱的野猪，一个是笨拙的狗熊而已。

普柳什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个地主。他最富有，拥有上千个农奴，家中粮食和各种物品堆积如山；也最吝啬，不但致使他的农奴“像苍蝇似的大批死亡”。^[35]就连他自己也穿得破破烂烂，吃得猪狗不如。他贪得无厌，无论见到什么，都会飞快地拖回家，归入他那有名的“一大堆”之中。而且东西一旦入了他的“堆”，那就从此不见天日，直至腐朽，化为灰尘。普柳什金是欧洲文学中的三大吝啬鬼之一。物欲使他几乎丧失了人的一切特征，甚至连天生的性别特征都难以分辨，以至于乞乞科夫在初次见面时先是把他当作了女人，后来看到他腰间挂的钥匙串，又以为他是管家婆，直到他自称是此间的主人，才明白他是一个男人。他害怕别人算计他的财产，为此六亲不认，断绝与儿女的亲情，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以至于让他们受冻挨饿；拒绝一切社交活动，断绝与朋友的来往，一个人在孤独中过着囚犯不如的生活。这是地主形象中堕落得最为彻底的一个。他的庄园则是落后农奴制和宗法制农村走向崩溃的写照。

果戈理笔下五个各具神态的地主形象，一方面展现了地主阶级的精神道德堕落和人性的泯灭，在客观上起到否定和批判农奴制的作用，这正是它的伟大和不朽之处。另一方面作者从宗教信仰出发，认为哪怕是最十恶不赦的人身上都有神性存在。因此，在嘲笑、讽刺人的精神道德缺陷时，作家总能让读者看到一丝半缕的光亮，因为揭露和批判不是作家的目的，而是手段，希望以此唤醒读者的自觉、摒弃恶性，复活神性。因而他笔下的地主身上都给予着作者对他们的堕落所怀有的痛楚和惋惜之情。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关于《死魂灵》的四封信里说道：“我的主人公们根本不是恶棍；我只要给他们中间每个人哪怕增加一个美好的特征，读者大概就会容忍他们所有人的。”^[36]鲁迅先生也指出，果戈理“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了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普柳什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因为“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37]这是作者的局限性使然，对此我们不必苛求。

乞乞科夫是小说形象体系中一个重要形象。他代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新生资本家。为了搞到一笔钱，他不惜铤而走险，钻法律的空子；为了达到目的，他使出浑身解数，见风使舵，或欺骗，或迎合，或利诱，无所不为。

乞乞科夫刚一出场，相貌平常，“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没有任何惹人注目之处；他说话谦和，对人恭维，关于自己则避而不谈，来到N市何干更是讳莫如深。而随着情节的展开，乞乞科夫的性格、品行、精神面貌和行为动机逐渐清晰起来，小说最后一章集中介绍了他的身世和生活经历，还原了他庐山真面目。

乞乞科夫出生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虽说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家产和钱财，却接受了父亲的处世秘诀：一要千方百计“博得上级的欢心”；二“顶顶要紧的是把钱省下攒积起来，钱这种东西可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靠得住。……不管你遭到什么厄运，钱不会出卖你。在这世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什么事你都能办得到，什么路你都能够打得开。”乞乞科夫把父亲的教诲奉为座右铭和行为指南，把发财致富、尽享人间荣华富贵作为奋斗目标，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凭着他阿谀逢迎、恭维上司、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本领，他曾一度捞得肥缺，步步高升。他表面上正直无私，廉洁奉公，背地里却贪污受贿，饱肥私囊。虽然他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几度沉浮，但“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力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俄国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加之灾荒连年，瘟疫流行，农奴大量死亡，头脑灵活的乞乞科夫从中看到了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干起买空卖空的死魂灵交易。原来，俄国大约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其间，那些虽已死亡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地主仍要为他们交纳人头税。乞乞科夫就想钻这个空子，以极便宜的价钱收购名存实亡的死魂灵，只要办理好过户证明文契，这样就可以将死魂灵冒充活人作为财产抵押，向政府获得大笔贷款，以谋取暴利，大发横财。关于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传言后来在N市闹得满城风雨。但大家都如坠云雾，谁也捉摸不透其中的奥妙。可见，乞乞抖夫之机敏诡诈、老谋深算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在购买死魂灵的过程中，乞乞科夫察言观色，随机应变，逢场作戏，巧舌如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手段，处处表现了他精明圆滑和老于世故。对“温文尔雅”的玛尼洛夫，他花言巧语、礼貌有加，与其交谈甚洽。所以没花一文钱就白白得到了一批死魂灵。对愚蠢的科罗博奇卡连哄带骗，逼其就范。与梭巴凯维奇他针锋相对，锱铢必较，讨价还价，迫使后者步步退让。他对普柳什金的装穷诉苦假惺惺地表示同情，并愿意负担死魂灵的人头税，结果，不仅使吝啬鬼爽快地廉价出卖了死魂灵，而且对他感恩戴德，连呼他是“大恩人”、“救世主”。如此，乞乞科夫施展各种手段，转眼之间就成了拥有400农奴的大地主。是人们羡慕的百万富翁，官员们也对他恭维奉承，太太小姐争相向他献媚邀宠，可惜，美梦不长，丑事败露，只得逃之夭夭。

与那些传统的经营庄园的地主们不同，乞乞科夫是俄国诞生不久的资产阶级投机家的典型。他野心勃勃，一心想捞大钱、发大财。一夜之间就成为暴发户。与地主阶级相比，他更贪婪，更富有冒险性。掠夺手段更狡猾、更卑鄙、更疯狂。乞乞科夫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俄国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新兴资产阶级的特征，具有深刻的典型性。这类人物是顺应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而登上社会舞台的，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经济日益崩溃的趋势。所以，乞乞科夫的形象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省城的大小官吏也构成了一副群丑图。对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一事，N市机关各部门大开绿灯，尤其是民政部长更是竭力效劳，办理各种手续。而当乞乞科夫的事情败露以后，加之听说新任总督要来视察，官僚们个个胆战心惊，人人都瘦得变了形，检察长甚至吓得一命呜呼了。这样，《死魂灵》通篇都活动着没有灵魂的人，而他们恰恰是所谓的“生活的主人”，这是多么精妙的展示！

《死魂灵》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蕴藏的思想性之外。其高妙的艺术手法也是这部作品成为不朽名著的一个重要因素。《死魂灵》的艺术特色在小说结构、形象塑造、语言风格上都有很好的体现。

第一，在小说结构上，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模式，即通过主人公的游历将各种人物和场景串联起来，从而达到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风貌。较之之前的流浪汉小说松散的结构，果戈理的《死魂灵》布局严谨、安排巧妙，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果戈理采取的是先总后分的方法。在第一章里，随着乞乞科夫的出现，让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亮了相。然后再以乞乞科夫的行程为线索，分别刻画了五个地主和某省城的政要们，最后对乞乞科夫本人的故事做了交代。第一章设置悬念，最后一章解开谜底，环环相扣，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兴趣。这是一条现实的线索；另一条是编织在现实线索之中的抒情线索。这条线承载着作家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重任，对主题的深化、浓郁的抒情性等都十分重要。

第二，在形象塑造上，果戈理在描绘每个具体形象时都会紧接着把他归入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仿佛他是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写镜头；而在这一个人身上，又会间接运用特写方式，设计一些绝妙的细节，以突出他的某些特点和个性，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总是通过对其生活环境的描绘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外，作家关注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构成的姿态各异而本质相同的群体。

果戈理笔下的讽刺人物形象神形兼备、活灵活现，这不仅取决于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理解，而且得益于他描写人物的高超的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段。

肖像描写。在描写人物时，果戈理只需寥寥数笔，或者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能把人物的特征勾画出来，人物如浮雕般跃然纸上。在描写索巴凯维奇的形象时，作家把他比喻为“一只中等大小的熊”，特别突出了他那粗糙、笨拙的外形：“他那张脸有一种类似五戈贝铜币那样的火红的、热辣辣的颜色。大家知道，世上有许多这样的脸，造化在捏造它们的时候，不曾多下功夫推敲琢磨，也不曾动用任何细巧的工具，譬如快刀啦，小钻子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却只顾大刀阔斧地砍下去：一斧头就是一个鼻子，再一斧头就是两片嘴唇，用大号钻头凿两下，一双眼睛就挖出来了，也不刨刨光洁就把他们送到世上来，说了声：“活啦!”果戈理描写人物肖像，不仅形象，而且神似，表现出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性格特征。这样描写了守财奴普柳什金：看到他，你就“识别不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他身上的那件衣服实在不伦不类，很像是女人的睡袍，头上戴着一顶乡下女仆戴的小圆帽”；“系在他脖颈上的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不知是袜子，还是吊袜带，还是肚兜，反正说什么也不是领带”。再看他那双眼睛：“一双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翘得高高的眉毛底下骨碌碌转动着，像是两只小老鼠从暗洞里探出它们尖尖的嘴脸，竖起耳朵，掀动着胡髭，在察看有没有猫儿或者顽皮的孩子守候在什么地方，并且疑虑重重地往空中嗅着鼻子。”一个贪婪吝啬的守财奴的滑稽嘴脸，及其时刻怀疑和害怕别人觊觎他财产的病态心理，就被作家神形毕肖地刻画出来。

细节描写是果戈理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他善于通过物质环境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玛尼洛夫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套蒙着丝织料子的漂亮家具，可是有两把椅子罩着蒲席，几年都没有完工；桌子上放着一只饰有希腊女神雕像的精美的铜制烛台，而旁边的一只烛台却是瘸腿的，积满油垢。柯罗博奇卡的房间里糊着古旧的花纸，老式镜子后面塞着信、旧纸牌和破袜子。诺兹德廖夫的书房里“没有书房的任何迹象”，只有墙壁上挂着的一把宝剑和两支枪；索巴凯维奇家里的所有家具都十分结实而笨重，每一件东西都仿佛在说：“我也像一个索巴凯维奇！”对普柳什金家的陈设的描写可谓精心，堪称细节描写的范例。断腿的椅子，结了蛛网的停摆的时钟，螺钿剥落的破写字台上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字迹麻麻的碎纸片、圈椅的断把手、干瘪的柠檬、浮着苍蝇的饮料、拣来的烂布头、不知何年何月主人剔过牙的发黄的牙签等，还有布满灰尘的吊灯，墙角堆着的破烂……环境如其人。透过物质环境细节的描写，读者清楚地看到了主人的性格：玛尼洛夫的表面文雅而实质懒惰，柯罗博奇卡的闭塞守旧，诺兹德廖夫的粗野好斗，索巴凯维奇的笨拙但又精明，普柳什金病态的吝啬和猥琐。将人物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和性格化为有形的、可见可感的物质，即性格物质化，这是果戈理描写人物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所在。

第三，果戈理还善于设计幽默、滑稽的场面，以营造喜剧气氛和讽刺效果，同时把人物的性格展现出来。《死魂灵》中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进入客厅时的小场景更是意趣盎然，饶有讽刺意味：

他们已经站在客厅门口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让对方先走。

“赏个脸吧，别这样费心和我谦让，让我在后头走，”乞乞科夫说道。

“不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行，您是客人，”玛尼洛夫一边用手指着门，一边说。

“别客气，请您别客气啦。请吧，请您先走。”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行，请原谅，我决不能让这么一位令人愉快的、教养有素的客人在后头走。”

“哪里说得上教养有素？请吧，您先请。”

“嗳，还是您先请。”

“那怎么敢当？”

“嗳，这理所当然嘛！”玛尼洛夫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说道。

最后，两个朋友侧着身子，相互稍微挤了一下，同时走进了门。

这个场面将玛尼洛夫那种令人作呕的谦恭有礼和乞乞科夫的圆滑机敏、巧于应对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在幽默中渗透着深刻嘲讽。

乞乞科夫途中偶遇诺兹德廖夫，后者像老朋友一样，热情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做客。乞乞科夫心想：“看来，他干什么事都挺爽快，没准儿我可以不花钱向他要点什么东西来。”于是，他怀着想捞点便宜的心思欣然前往。当他转弯抹角地说明他购买死魂灵的企图时，诺兹德廖夫就骂他是“天下第一号的大骗子手”、“无赖”，并扬言“出于友好”，要把他在树上吊死。接着，诺兹德廖夫就死皮赖脸地缠着他，非要他买马、狗、手摇风琴之类的玩意儿，还强迫他打牌、下棋、赌钱，直到两人争吵、扭打起来。此时，诺兹德廖夫对家奴大吼一声：“揍他！”乞乞科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溜之大吉。这场闹剧波澜迭起，妙趣横生，诺兹德廖夫的泼皮无赖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

第四，在语言风格上，与叙事和抒情相对应地形成两种主要的风格，一种是夸张、嘲讽、幽默，另一种是热烈、激昂、庄重。在语言运用上灵活多变，文雅的与粗俗的词汇、崇高语体与日常口头语言都被果戈理当作展现人物性格、描述事态发展和抒发思想情感的工具，使每个人物不仅拥有自己的面孔，还拥有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果戈理笔下人物的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就把人物的性格和精神表现出来，而且还极具标志性。

作为一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19世纪上半叶“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也承受着对其创作截然不同的评价和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他曾被奉为“自然派”领袖，反农奴制的旗手，也曾被斥责为“叛徒”。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果戈理所坚持的创作方向。他所写的“不是能更让人喜欢的东西，甚至也不是对其天才来说更轻而易举的东西，他努力去写的是他认为对自己的祖国最有益的东西”^[38]。果戈理的创作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作家本人的精神求索，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道德探索。它在果戈理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一种由隐而显的、由外而内的动态趋势。果戈理文学遗产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它对后世的辐射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