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尤·莱蒙托夫：《俄苏小说史》

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是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Миxa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1814年10月3日生，1841年7月15日去世）生于莫斯科，父亲是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大尉，母亲叫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莱蒙托娃。次年，莱蒙托夫家随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尔谢尼耶娃（富商斯托雷平的长女）由莫斯科迁至奔萨省塔尔汗内村，他在这里度过童年。1817年，年仅21岁的母亲因病去世，莱蒙托夫当时才两岁多。不久父亲被迫把儿子交给外祖母抚养后也离他而去。作为上流社会头面人物的外祖母，因丧夫不久又丧女，感到特别孤独，把小外孙视为掌上明珠，为他创造优越的教育氛围。菜蒙托夫自幼身体孱弱，性格孤僻内向，对外祖母虐待农奴很反感，从小颇有主见。

1827年秋，莱蒙托夫随外祖母到莫斯科，就读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并开始创作活动。1830年秋，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同学中有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入学第二年，因参与驱赶反动教授事件而被迫离开莫大。1832年考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后以骠骑兵团少尉的军衔驻守在皇村。1837年因闻普希金不幸死去而写了《诗人之死》，作品不胫而走，被广为传抄，从此誉满全俄，但不久被捕入狱，随后被流放到高加索，途中结识了别林斯基和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由于作品针砭时弊，莱蒙托夫惹恼了上流社会。1840年，因决斗遭致第二次流放，沙皇当局一直不怀好意，遣送他到与山民血战的前线，想从此让他销声匿迹，但他很勇敢，没有战死，反而在与可疑的花花公子马尔蒂诺夫的决斗中不幸殒命，死时不满27周岁。遭到和普希金同样的悲惨命运：“倒下来，为流言蜚语所中伤，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诗人之死》）

莱蒙托夫生活和创作于俄国历史上最为反动和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时期。1812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尼古拉一世暴力统治促成了莱蒙托夫孤独、忧伤、悲观和绝望的个性，也形成了莱蒙托夫诗作中反叛、怀疑、批判和否定的基调，这种独特的基调在小说创作中同样得以表现。

早在军校学习阶段，莱蒙托夫就创作了反映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瓦季姆》。1836年莱蒙托夫着手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未完成），两部小说中莱蒙托夫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分别对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和上流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但在第一部小说中，作家将主人公瓦季姆赋予了浪漫主义英雄的诸多特征。第二部的主人公毕巧林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个性特征，其特立独行的造型和具有深刻批判性的语言基本上为后来《当代英雄》的创作确定了明确意向。

二、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创作于1839年至1840年，是莱蒙托夫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当代英雄》是继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标志30年代俄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当代英雄》问世以后，文学批评界及思想界就其形象的真实性、道德感和自传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针对这一状况，莱蒙托夫在第一版序言中就主人公形象的解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9]表明其创作旨在于“诊断时代的病症”。《当代英雄》由五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篇章构成，分别是《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5个短篇实际上是主人公毕巧林的几个生活片段，展现了30年代贵族青年的精神面貌及生存状态，深层次地揭示了时代的特征和矛盾。

《贝拉》叙述了贵族青年华巧林在N要塞费尽心机结识契尔克斯族土司的女儿贝拉，在与贝拉交好后不久，毕巧林却无情地抛弃了她。贝拉随后则被她的追求者杀害。一个少女的爱情乃至生命由于毕巧林的冷漠和残酷而毁于一旦。《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毕巧林告别N要塞前往波斯，途中邂逅N要塞服役时的顶头上司马克西梅奇。马克西梅奇为两人的意外相见感到欣喜若狂，然而毕巧林则表现得十分冷漠，勉强握了手，便匆匆离去。马克西梅奇感到尴尬和不满。在《塔曼》中，毕巧林在去南方高加索服役途中，于外省小镇塔曼偶遇一群走私犯，由于无所事事，毕巧林遂加入其中。并与一个走私女调情，也参与走私活动。最终毕巧林的所有财物被席卷一空，自己也险些丧命大海。《梅丽公爵小姐》中，毕巧林在高加索五山城的矿泉疗养地邂逅旧友格鲁希尼茨基。此时，格鲁希尼茨基正在苦苦追求来自莫斯科的公爵小姐梅丽。毕巧林对格鲁希尼茨基的做派不以为然，便设计了一出恶作剧：他对梅丽公爵小姐故作多情，与格鲁希尼茨基展开竞争。恰在这时，毕巧林的旧日情人维拉出现了，两人旧情复发。毕巧林遂利用对梅丽公爵小姐的“追求”遮人耳目与维拉“合法”地会面。然而，梅丽不解其中缘由，爱上了毕巧林，这引发了格鲁希尼茨基的嫉恨。格鲁希尼茨基在别人的怂恿下，决定与毕巧林决斗，在决斗中不幸中弹身亡。毕巧林决斗归来，维拉已随丈夫离去。对于公爵夫人关于婚事的建议，毕巧林以寻找“自由”的借口拒绝了。之后，毕巧林因决斗之事被流放到N要塞。《宿命论者》展现了毕巧林世界观中宿命论的一面。在N要塞的一个军营中，毕巧林用20枚金币与军官乌里奇打赌，声称乌里奇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命丧黄泉。毕巧林深信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果然，乌里奇当夜被一个醉酒的哥萨克误杀。(www.xing528.com)

毕巧林形象是19世纪30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也是继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俄罗斯文学史中又一个“多余人”形象。华巧林形象除了具备奥涅金禀有的“多余人”特质——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否定上流社会而又无法与之彻底决裂、梦想成就事业而又懒于参与其中外，还有更大程度的自省人格、反抗精神和对社会的颠覆、破坏欲望以及幻灭感等个体特征。作为“时代病症”的严重患者，毕巧林是时代的“主人公”，他的悲剧一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对“青年知识精英”的摧残和迫害，揭示了值得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社会时尚。

在众人心中，毕巧林是个“怪人”：他游离于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一如浮萍无所依托。而这一切则又是他内心矛盾，甚至是人格外裂的必然结果。贵族出身的毕巧林知识渊博，富有激情，渴求真正的生活。希望像拜伦和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功立业，像前辈一样，“为人类的幸福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他不具完整、清晰的生活理念。由此他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对自身存在也倍感绝望。“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对社会和自我的“愤激”促使他对周围的一切，对自己萌生无名的报复心理，他由此变成了世界的破坏者：“……我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我说实话，可是人家不相信我。这样我就开始欺骗。”“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好像一个在海盗船上出生和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了和暴风雨搏斗。”然而，由于他天良未曾彻底泯灭，“破坏”行动又使得他更加焦虑、痛苦：“我衡量、检查自己的感情和行为……我身体里存在两个人：一个的的确确活着，另一个却在思考他、评判他。”他在心理压抑之下，不断寻求新一轮的“破坏”，以宣泄自我。最后，他陷入绝望而不能自拔。这个自我和社会的破坏者预示了社会的悲剧，而这个时代又无从挽救自己生产的“主人公”，使之幸免于此。

小说通过毕巧林与几个女性的爱情纠葛展示了这一形象的破坏性，重点突出他自私冷酷的特性。他被契尔克斯少女贝拉的容貌和天性所折服，等到费尽周折，终于得到贝拉后，他的热情又烟消云散：“我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但是我跟她在一起感到无聊。”他的冷漠无情直接导致了贝拉的死亡。与上流社会的维拉交往，同样反映出毕巧林对待感情不可理喻的态度。在高加索矿泉区，这对往日情人不期而遇。毕巧林对维拉旧情复燃，一发不可收拾。待到短暂的激情过后，心灵顿觉空空如也：“天下就是没有一双女人的眼睛能再留在我的心中。”而当维拉随丈夫离去后，毕巧林又飞马直追、痛哭流涕，这时他觉得维拉比世上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然而没过多久他又恢复理智，得出结论：“追求幻灭了的幸福是徒劳无功的。我还需要什么呢？看一看她吗？何必呢？”梅丽公爵小姐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毕巧林“爱情”的牺牲品。无论是爱情和友谊，都不能弥补他精神上的空虚，反而使他更痛苦。他自己痛苦，也给周围的人造成痛苦，他自己感到不幸，也给别人带来不幸，连他自己都说：“我是别人不幸的原因。”

毕巧林外部行动的反常、矛盾和不可理喻，也正是他内心冲突、焦虑和无法释解的外在反映。这种人格上的分裂和内心的矛盾毕巧林自己也很清楚，他对朋友维涅尔医生说：“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词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他。”一方面，毕巧林富有知识、青春和激情，渴求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情绪低落、沮丧，甚至对生活感到绝望。毕巧林辗转情场、学业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但一切都未曾改变他苦闷、空虚的宿命，他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毕巧林这一形象蕴含着自我放逐、自我剖析的品质，这种否定和反抗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沉默的时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毕巧林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剧，他的个人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个性的宿命。然而究其深层，却隐含着社会冲突的必然性特征。毕巧林之于整个社会的反叛行动，也正是整整一代人寻求行动而不得行动的可能性，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而不得其所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一形象，作家为我们揭示了19世纪前期初步接受西欧进步思想启蒙的俄国贵族青年痛苦彷徨和盲目奋斗，直到自我毁灭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英雄》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心理小说”。但是如何解决已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呢？莱蒙托夫不能给同时代的人指出出路，他在序言中也表达了无奈：“病症也许会诊断出来，至于怎样治疗它——那只有天知道了！”

《当代英雄》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心理分析和叙述时间两个方面。

作为“社会心理小说”的典范作品，《当代英雄》侧重揭示了“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有意识地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具体包括日记体裁和戏剧独白等。如，“我很久以来就是不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词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这种典型的心理分析突破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早期现实主义关于“性格——行为”的既有程式，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独创性之一。通过心理分析，作家由表及里、由浅至深地揭示了一个另类社会人物的心理过程，以及这些心理动因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最终突出文本的社会内涵。读者的面前也自然汇集了主人公隐秘的内心动态。《当代英雄》的出色心理描写成为俄国社会心理小说的滥觞，这种心理分析方法为以后诸多作家所继承。托尔斯泰称这部小说为“奇迹”，他后来倡导的“心理辩证法”即直接师承莱蒙托夫。

在叙述时间选择方面，《当代英雄》表现出同时代小说中少见的叙述艺术。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时序，《当代英雄》章节设置应为：《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而作为小说文本的叙事时序则为：《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作家采取这种错时手法，意在突出小说结构的语义特征。即设置了由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到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的分立和过渡，以此在深度和广度上揭示毕巧林的行为及其动机和心理状态。小说结构虽然打乱了故事的时间顺序，但却极其符合读者的思维逻辑和阅读心理：主人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性格是如何造就的？等等。小说始终在调动着读者的心理期待，诱导他们迫不及待地往下读；主人公也由幕后到幕前，由远及近，由模糊到清晰，一步步向读者走来，将幽深、复杂、纷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让读者终于对主人公有了彻头彻尾的认识。这种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创造，赋予小说以特殊的魅力；它避免了平铺直叙而呈现出跌宕起伏和峰回路转，其审美效应如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通过这一叙述手法，小说不仅实现了对主人公性格的艺术塑造，而且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人“社会心理”的揭示和印证。19世纪30年代是俄国长篇小说的孕育时期，在由浪漫主义长诗向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过渡过程中，《当代英雄》在叙述艺术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虽然这部小说在题材构成等元素方面都还保留有浪漫主义长诗的诸多特征，然而，它在文学观念、题材甚至结构布局、叙述模式等方面确实向近代小说迈出了一大步。别林斯基赞赏《当代英雄》的文体“有时像电光闪闪，有时像宝剑挥舞，有时像珍珠撒在天鹅绒上！”^[10]果戈理评价《当代英雄》说：“我们中间还没有人写过如此准确、美丽和芬芳的散文。”莱蒙托夫和《当代英雄》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留下了言说不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