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与伦比，被视为全面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之父”。他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缔造者，是他将俄国文学引领到真正的民族道路上。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在多种文学体裁上都体现出卓越的天赋，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迫切愿望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别林斯基说：“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俄罗斯生活的脉搏在跳动着。”[1]高尔基则称誉他是“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伟大的俄国文学之始祖”。[2]正是从普希金开始，俄国文学才赶上了西欧文学前进的步伐，从此挤入世界文学的行列。
一、生平与创作
普希金的一生短暂而富有传奇性，历数其一生中对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是解开普希金多元化创作的关键。
1799年6月6日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父母爱好文学，父亲是一个法学博士，精通法语，书房里收集的大多是法文书籍。父母经常出入充满法国情调的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普希金从一出生就接触的是浓郁的法国式的生活，较早地开始了与法国文化的对接。他的法语讲得跟俄语一样好。年少时就阅读完父亲书房的法文书籍，并在阅读中接触了伏尔泰、狄德罗、拉·封丹、高乃依、博马舍等大家。如《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就是受到伏尔泰《奥尔良少女》的启迪而作。从启蒙老师蒙福尔伯爵（法国移民）的间接法国教育到皇村学校读书时，普希金对法国文化已相当地熟知与了解了，因此获得了“法国佬”的称号。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诗人，家中藏书丰富，与当时一些作家、诗人交往甚密，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成为培育普希金诗才的沃土。
（二）传奇的家族历史
屠格涅夫曾这样描述普希金的外貌：“黧黑而不大的脸，非洲人那样的厚嘴唇，露出一口大白牙……”而对普希金母亲奥西波芙娜又是另外的赞美：“这个姑娘有种独特的美：略长的双眼，鹞鹰般的侧面，微黑的肤色。人称她是‘美丽的混血儿’”。普希金母子截然不同的外貌告诉人们，他的家族有着独特的血统与身世。这一切，都要从普希金那位来自非洲的黑人曾外祖父说起。
1704年，沙皇彼得大帝收养一个七八岁的黑人小男孩为养子，并且采用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名字，为他起了个教名为亚伯拉罕·彼得罗维奇·汉尼拔，这便是普希金的曾外祖父。因为，当时在欧洲各国的宫廷，收养黑人小孩做奴仆或侍卫被当作一种时髦。因此普希金的血液中有八分之一的非洲血统。普希金后来在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就描述了家族这一段传奇历史，表达了对特定阶段国家和个人关系的重新理解。这段历史在普希金的情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普希金生活的时代，他母亲的家族仍是当时的望族，而其父家族已开始衰落。
（三）投身革命的经历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进入彼得堡的皇村学校，这是一所刚刚成立的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当时校园里流行法国进步的启蒙思想，充满自由气氛，因此皇村学校被称为“自由的摇篮”。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其中有些就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如普欣、杰尔维格、丘赫尔柏凯等。1812年爆发了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普希金和俄国人民一道经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战后他还结识了驻扎在皇村的参加卫国战争的青年军官恰达耶夫、尼·拉耶夫斯基（均为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等。普希金与这些热爱自由、反对专制的青年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们经常在一起赋诗作文、纵谈国事，针砭时弊，自由的种子在普希金的心田扎下了根基。
在皇村学校时，普希金沉醉于诗歌创作，写了二百多首，多是习作性的。尤其是歌颂卫国战争中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的诗歌《皇村回忆》，震惊四座，杰尔查文激动得热泪盈眶，赞叹道：“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皇村学校毕业，他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在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普希金创作了许多歌颂自由、抨击暴政的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如《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童话》（1818）以及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普希金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恐慌，因为他的自由诗和讽刺诗到处秘密流传，影响极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此十分恼火：“普希金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青年都在争相传诵。应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经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等人的奔走求情，普希金才被改为流放南方。之后的流放和被监禁在父母领地都不能斩断普希金对自由的向往，对革命的追随。
1825年12月24日，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举行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许多人被流放。消息传来，普希金心情异常沉痛。尽管后来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拉拢这位名震全国的大诗人，将其招回莫斯科。但普希金很快认清了尼古拉一世的伪善面目，从对沙皇的幻想中清醒。作为十二月党人的热情歌手，他没有背弃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仍在歌颂自由，鼓舞人们争取光明的未来。20年代后期创作的《先知》《阿里昂》《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抒情诗就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坚定信念。
（四）浪漫传奇的爱情和出人意料的死亡
1831年普希金与娜达丽雅·冈察洛娃结婚。沙皇尼古拉一世垂涎娜达丽雅的美色，为了能经常在宫廷舞会上见到她，特授予诗人“宫廷侍卫”的头衔。这种官职通常是授予20来岁的贵族青年的，而给30多岁的著名诗人显然是一种侮辱，普希金气得发狂。妻子的美貌轰动了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流亡俄国的法国青年丹特士肆无忌惮地追求娜达丽雅，一时彼得堡社交界谣言蜂起，侮辱性的匿名信向诗人飞来。普希金忍无可忍，要求与丹特士决斗。悲剧不可避免，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身受重伤，两天之后，一代诗魂溘然长逝，俄罗斯文坛上的明灯熄灭了。
二、小说创作
现有据可考的普希金第一首诗作《致娜塔丽娅》写于1813年，但他现存的第一篇小说《娜坚卡》则写于1819年，这中间相隔了6年。据说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1811—1817）曾写过小说，而在《皇村的回忆》等“皇村诗作”享誉俄罗斯之后，他就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说高潮”。1827年，普希金写作了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之后，他每年都有一部或数部（篇）小说，直到他去世。普希金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曾被文学史家称为“由诗歌向小说的过渡”或“文体的转折”。其实小说和诗歌同为普希金后期创作中主要的体裁，正如高尔基所形容，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小说的辽阔的光辉夺日的洪流。”[3]
普希金小说的题材丰富广阔，家族的传说和祖国的历史，都市的贵族社会和乡村的生活场景，自传的成分和异国的色调，普通人的际遇和诗人的命运，都在他的小说中都得以展演。
（一）历史题材
历史小说于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之后不久传入俄罗斯，其原作和译本在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阅读，目睹这一现象的普希金曾对友人感慨道：“上帝保佑，让我们也写出一部能让外国人欣赏的历史小说来吧。”[4]1827年，普希金开始了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的创作，在小说中，普希金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外曾祖父阿勃拉姆·汉尼拔与彼得大帝的形象并列，将家族的“历史”与特定阶段中的国家历史结合为一体，构筑了一个既具体又概括、既有趣又严谨的历史小说框架。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完成，只创作了前7章，但作品对法国和俄国社交界的广阔描写、对依勃拉姆基（阿勃拉姆）和彼得等富有个性特征的形象的塑造，均说明这是一部宏伟的历史小说。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中，最为完整、成功的作品就是《上尉的女儿》（1836）。除此之外，普希金还创作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如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1831）。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希腊起义者的《基尔扎里》（1834），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的《埃及之夜》（1835），描写古罗马学者佩特罗尼乌斯的《罗马生活故事》（1833）等。从彼得大帝改革到普加乔夫的起义，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29年的俄土战争，从古罗马的生活到近代希腊的民族斗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纷纷成为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素材，他充满激情地描绘出一幅幅艺术化的历史画面，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
（二）现实题材
俄罗斯的现实生活，自然是普希金小说题材的主要源泉。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表现，又大致可以分为都市和乡村两类。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1830），就以对俄国城乡生活现实的广泛描写而独树一帜。他的另一部重要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32），将这一主题得以更深入地处理。小说以杜勃罗夫斯基和特罗耶库罗夫两个贵族家庭的争斗和杜勃罗夫斯基与仇敌之女的恋爱为线索，反映了俄罗斯乡村贵族的分化、农民的各种心态、官场和教会的作为等，是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全景图。普希金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彼得堡、莫斯科等都市生活的描写，但最典型的“都市小说”应该是《黑桃皇后》（1833）。作者通过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和贪婪个性的赫尔曼的形象，体现了金钱对人本质的侵蚀。通过无所事事、行将就木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了浮华上流社会生活造就人性的堕落。小说通过舞会、赌场、出游、约会等场合折射出的社会道德规范，尤其是对金钱与爱情、个人与他者、命运与赌注等典型“都市主题”的把握，体现出作者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对都市贵族生活的批判，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题，无论是乡村的还是都市的生活，无论是自传的成分还是异域的故事，它们往往都是相互交织着存在于普希金的小说中。尽管普希金的小说在题材上会有所侧重，但都不是单一的主题，而在内容上都是复合型的，如《别尔金小说集》和《杜勃罗夫斯基》是贵族生活与农民生活的结合，《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上尉的女儿》是历史和“家史”的结合。《埃及之夜》和《罗马生活故事》是诗人主题和古代主题的结合等，都呈现出复合主题态势。
和普希金的抒情诗一样，他的小说中的“永恒主题”也是爱情，几乎出现在普希金的每一部（篇）小说中。爱情主题对普希金小说的渗透，使他笔下的人物更为生动、更富有情感，也使他的小说更为有趣。同时，由爱情主题衍射出的强烈的抒情色彩，体现了普希金小说风格上的独特。
普希金出身贵族，俄罗斯贵族及其生活，都是他最为熟悉的。在他的小说中，几乎都有或大或小，或都市或乡间，或暴戾或善良，或俄国化或西欧化贵族出场，他们个个极富个性、活灵活现。别林斯基曾将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应该说，普希金的小说更是这样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对于俄罗斯小说甚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中刻意地追求民族性，坚持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体现了“简朴和明晰”的小说美学风格，并将“小人物”、“多余人”等不同的人物类型带入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曾说：“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让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5]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俄罗斯作家们）都来自普希金。这不仅是就普希金对果戈理的直接影响（《驿站长》对《外套》的影响，《钦差大臣》的情节来自普希金等）以及果戈理对普希金的崇高评价而言的，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小说自普希金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俄罗斯小说后来的诸多特征和传统，都可追溯至普希金及其他的不朽的小说。
三、重要小说分析
（一）《别尔金小说集》
《别尔金小说集》是后人的简称。这部作品最初的全称为《逝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小说》，它由《射击》《暴风雪》《棺材匠》《驿站长》和《村姑小姐》5个短篇小说组成，作品最初是匿名发表的，普希金称这些故事的作者是一个名叫“别尔金”的人，并特意附了一篇《出版人的话》，对“作者”别尔金以及这些故事的“来历”作了一番介绍。普希金这些小说的全新风格很快赢得人们的青睐，《别尔金小说集》也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普希金的各种文集。
5个短篇篇幅相差不多，但人物个个精彩，风格也有所差异。《射击》塑造了一个“硬汉”形象，并对当时贵族军人的生活及其心态做了准确的表现。6年前因为一记耳光而与人决斗的军官西尔维奥，因为对于在自己的枪口下若无其事地吃樱桃而放弃开枪，决定在对手感到生活幸福时再来复仇，而当他面对对手的新婚夫人时，却又再次放弃了复仇。这里普希金“借用”了他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一个片段：1822年7月，普希金曾在基什尼奥夫城与一个名叫祖博夫的军官决斗，在祖博夫举枪瞄准时，普希金却面不改色地吃着装在礼帽中的樱桃，对手没打中，普希金则放弃了开枪的权利，没和对手讲和便走开了。
如果说，《射击》是一个紧张的复仇故事，那么，《暴风雪》则像是一出具有淡淡讽刺意味的轻喜剧。一位浪漫的乡村贵族姑娘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军官，两人打算在邻村教堂擅自举行婚礼，却因为男青年在暴风雪中迷了路而好事未成，而若干年后再次偶落此地并前来向女方求婚的，却又是当年那位迷路人。阴差阳错的私奔，还愿偿债似的终成眷属，构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与这篇小说风格相近的是《村姑小姐》。乡村贵族小姐丽莎为了去见盛名的贵族青年阿列克赛，便化装成村姑出门。两人在森林中相遇，一见钟情。这是一个俄罗斯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棺材匠》和《驿站长》都是以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棺材匠”阿德里安·普罗霍洛夫在一个手艺人的聚会上受到了奚落，在酒后的睡梦中又遭到了他那些死去“主顾”们的围攻。《棺材匠》的主人公的原型是住在普希金岳父家不远处的棺材匠人阿德里安。但小说中棺材匠的可怕梦境都是假定的、荒诞的、魔幻的，它既与棺材匠的职业特征相吻合，又与城市平民的生活构成相呼应。《驿站长》中的主人公维林与女儿杜尼娅相依为命，但一个过路的贵族军官却拐走了杜尼娅，年迈的驿站长寻找女儿却遭到贵族军官的粗暴对待，返乡后不久就抑郁而终。显然，普希金对主人公维林寄予了更深切的同情。其中的“小人物”主题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当时和后来的俄罗斯文学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精致的故事，他的叙述是简洁的，如《射击》和《暴风雪》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作者只截取了故事的一头一尾，而将中间的大段情节舍弃，但作者往往用几句简单的插笔，便改换了故事发展的时空；同时，这些小说的结尾都十分利落，《暴风雪》和《村姑小姐》是戛然而止。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忙于决斗、私奔、恋爱的贵族和地主，还是忍受生活重负的棺材匠和驿站长等小人物，其形象都十分准确、鲜明，他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众生图。作者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所确立的真实描写生活、塑造典型形象的美学原则，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铸成了这部小说集的里程碑意义和分量。
（二）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这是因为：第一，在普希金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的篇幅最长，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收集最为精心，写作时间也延续得最长。第二，它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
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这部小说拟定了最初的提纲，同年7—8月份，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地收集相关资料。他收集的资料丰富翔实，他的考证严肃认真，所以，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他还创作了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如果说《普加乔夫史》是对席卷俄国的农民运动的具体描写，那么《上尉的女儿》则是通过主人公与普加乔夫的交往来侧面反映普加乔夫的起义；如果说《普加乔夫史》侧重的是史料和传闻，《上尉的女儿》所注重的则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两部作品，可以看出普希金对文学和历史的区分以及他历史小说中美学品性的传达。
《上尉的女儿》由《近卫军中士》《向导》《要塞》《决斗》《爱情》《普加乔夫暴动》《攻击》《不速之客》《别离》《围城》《叛军的村寨》《孤女》《被捕》《审判》等十几个章节构成，“上尉的女儿”玛莎是白山要塞司令官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前来要塞任职的准尉格里尼奥夫爱上了这位朴素、善良的姑娘，因此与被流放至要塞的另一位贵族出身的军官施瓦勃林产生冲突，并进行了决斗。率众起义的普加乔夫攻克白山要塞，杀死了玛莎的父母，却饶恕了格里尼奥夫，因为他与后者曾在一个风雪之夜邂逅，后者曾送给普加乔夫一件兔皮皮袄。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之后。格里尼奥夫因与起义者有牵连而遭到审判。为了挽救心上人，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在皇家的花园里碰见女皇，诉说了事情的原委，终于博得女皇的恩准，有情人终成眷属。
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他与主人公格里尼奥夫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虚构的。格里尼奥夫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据说是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施瓦茨的俄国军官，他投奔了普加乔夫，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大多数内容是普希金想象和虚构的。小说的题目耐人寻味：小说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但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小说的男主人公，而是将“上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这样的目的在于让读者透过棱镜的两次折射来审视普加乔夫起义。如此处理可以使作者更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将爱情的线索穿插于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中，并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联起两个阵营以及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的起伏。此外，对于普加乔夫这个历史人物，作者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到了他的勇敢和彪悍、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及他对统治者的抗拒。另一方面，普希金又谴责他的残酷、犯上以及失败。这种复杂矛盾的情感反而促使普希金成功地塑造出了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为读者提供了历史之外的普加乔夫的形象。
这是第一部被译为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斯玛利传》（《花心蝶梦录》）的译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2年出版。它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了小说所产生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从中领受了作者高超娴熟的小说艺术。
（三）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所谓诗体小说，就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小说。它近似于叙事长诗，但又与叙事诗有所不同，它不仅融叙事和抒情于一体，更注重故事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刻画、戏剧性场面的设置、场景的描写等。较之一般的叙事诗，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更丰富，其小说体裁因素更明显。由于这种体裁样式兼有诗歌和小说的特点，因此，《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俄国诗歌史和小说史中均有重要地位。
早在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就醉心于拜伦的诗歌。随着1823年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问世，普希金也开始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历时8年，于1831年才完成了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无独有偶，西欧文坛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司汤达的《红与黑》也于1831年问世。普希金阅读此作品后，于1831年5月在给友人叶·米·黑特洛沃的信中称赞《红与黑》是一部好小说，他不禁为之着迷。[6]但实际上它要比《红与黑》早几年，因为1825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就已发表。所以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不仅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而且也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源头意义。
普希金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期间，正是十二月党人起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的时期，这一震撼俄罗斯的重大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在作品中反映，于是诗人写下了小说的第10章，叙述了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和准备起义的经过，但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时期，这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诗人只好将第10章付之一炬，如今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些断章残篇，不过其中仍能窥见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踪迹。在第8章结尾，诗人又隐含地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的深切怀念之情：(www.xing528.com)
但是那些在友爱的聚会里
听我朗诵诗篇的友伴……
有的已辞世，有的在远处，
……
《奥涅全》写完时，他们已不在。
……
噢，这样的人有许多被命运糟蹋!
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金的同窗好友丘赫尔伯凯读到这些诗句时，热泪盈眶，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这不仅仅是艺术，而是心灵。”
别林斯基称赞《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7]它从首都到外省，从城市到乡村，广阔的视角展现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国家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潮、政治事件、世态人情、风土习俗、自然景色等，反映了俄国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及其矛盾。高尔基说：“它比以前卷帖繁多的著作更切实地更准确地说明并描写了那个时代。”[8]
小说描绘了一幅从彼得堡上流社会到偏僻乡村的广阔画面，通过男主人公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各种活动，展现出贵族、地主、农民等阶层的人物群像，揭示出各类人物的性格。奥涅金天资聪慧，接受的是典型的贵族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阅读亚当·斯密和卢梭等人的书，欣赏并模仿拜伦的叛逆与忧郁。身处贵族之家和上流社会，但他对都市贵族阶层的生活感到失望和厌倦，既不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也不愿通过军界光宗耀祖，对生活失去热情。后因继承伯父的遗产来到乡间，虽然在减免税赋方面也进行改革，获得农民的感谢和地主的嫉恨，但乡村生活同样令他觉得无聊，他拒绝了少女达吉雅娜的爱情，因故意追求他根本不喜欢的奥丽佳而戏弄了唯一的好友连斯基，并在决斗中杀死了连斯基，奥涅金懊悔不已，只能离开乡间，浪迹四方；达吉雅娜则不得已嫁给了年长她十几岁的将军。几年后他回到上流社会，与已成为贵妇人的达吉雅娜在社交界不期而遇，此时的奥涅金疯狂地爱上了达吉雅娜并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由于缺乏坚定的生活目标与实现理想的执着，奥涅金最终一事无成。
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多余人”的鼻祖，他也由此步入欧洲文学经典形象画廊。纵观他二十多年的生活，可以看到他的矛盾性格：他出身于贵族阶级，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的熏陶，但他厌恶贵族社会；他不愿与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力跳出这个环境，因为他与人民相距甚远，他鄙视贵族社会的庸俗和虚伪，但又无法挣脱它的道德偏见和习俗的羁绊；他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博学多才，但缺乏工作能力和行动的毅力，事事半途而废；他不满现实，渴望有意义的生活，但又困惑迷惘，不知所措，结果光阴虚度，毫无作为。他像无根的浮萍，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了一个既不愿与贵族社会同归一流，又不能同人民站在一起的“多余人”。“多余人”一词最早见于1850年问世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多余人日记》，1851年赫尔岑在评论《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将无所事事、“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的奥涅金称为“多余人”。通过奥涅金这一形象，普希金提出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
在普希金时代，“多余人现象”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当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盛行于俄国时，奥涅金式的贵族青年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最初耳闻目睹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公民意识迅速觉醒的景象，而后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和尼古拉一世的暴政。名目繁多的思想禁锢令许多人患上了“俄罗斯忧郁症”。尤其以年轻人为多，他们中只有小部分转而回归到俄罗斯的民间传统中，加入到积极改变现实的行列中；大部分人还是不欣赏别人，也不满意自己，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社会责任。奥涅金就是这样的“现代人”，是新世纪的产物和代表，他的身上集中了现代人的矛盾性。
“多余人”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俄国社会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贵族革命被镇压，新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尚未兴起，俄国解放运动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社会黑暗而沉闷。此时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类是颓靡堕落，沉溺于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中，甚至汲汲于功名利禄，卖身求荣，甘心为沙皇统治者效劳的奴才；另一类是少数人，他们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不屈不挠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介于两者之间的大部分贵族青年虽不甘堕落，不愿随波逐流，希望有所作为，但又看不到出路，找不到有意义的生活，因此苦闷忧郁、迷惘彷徨，精神上无所依傍。奥涅金就是这类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这一典型形象集中概括了一代贵族青年的精神风貌。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随着俄国作家对贵族命运和作用的继续探讨，又涌现出一系列“多余人”形象，从而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多彩多姿的“多余人”画廊。
达吉雅娜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普希金满怀感情地塑造了她的优美形象，称她为“我可爱的理想”，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一位自然女神式的纯美女性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吉雅娜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与自幼受到贵族上流社会教育的奥涅金不同，她与人民有着深厚的联系，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俗、富有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妈在静夜所讲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她爱大自然，喜欢在幽静的花园里散步。她爱俄罗斯夏夜的美妙，更爱俄罗斯冬天冰雪的灿烂。她深情而真挚地爱着一草一木。所有的一切赋予她以“俄罗斯的灵魂”。另一方面她又痴迷地阅读卢梭以及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培养了她爱沉思、幻想的浪漫性格。身为地主小姐，精神上却同贵族社会格格不入。或许正是这点使她在最短的时间陷入了对奥涅金的爱情之中。她沉静而热情，单纯而热烈，奔放而保守。对奥涅金的痴情，表现了她对幸福的大胆追求。遭到所爱的人的拒绝，于她是沉重的打击。她听从母亲的安排，默无声息的嫁给了一位她并不爱的将军。成为首都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之后，她仍然怀念着乡村的生活：
如今我甘心情愿
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
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
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
换回我们寒酸的坟墓，
那儿，在十字架和树荫下面
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
正是如此，她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妇女形象的画廊中无可争议地占据第一的位置，之后的俄罗斯的妇女形象或多或少的都脱胎于达吉雅娜，她具有原型意义。
达吉雅娜在天性和对社会的批评态度上与奥涅金颇有共通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又与奥涅金截然相反。她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理想，她与俄罗斯大地，与俄罗斯民间的血脉紧密相连：
达吉雅娜（这灵魂上的俄罗斯人
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样）
那么热爱俄罗斯的冬景
热爱它美丽的寒冷风光，
爱凛冽的白昼太阳下的霜冻，
……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5章第4节，智量译）
显然，普希金不是要让达吉雅娜与奥涅金旧梦重温，也并非着意探讨她该不该跟奥涅金走，他是借达吉雅娜想要唤回宁静的俄罗斯乡村，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欧道路的俄国人，不要忘记和轻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所以，达吉雅娜已不单纯是向往爱情、渴望家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她是普希金美学思想的集中概括与明确表述。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有曲折丰富的情节和鲜明醒目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奥涅金等艺术典型，动态地描写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变化。小说矫正了早期浪漫主义对奇特环境和想象世界的过分热衷。诚然，普希金在小说中着笔最多的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贵族阶级的生活，但笔触所及不限于此。俄国城乡的四季景色，各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国家的经济、文化状况都在小说中得到真实而又生动的反映，是映射那个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对社会风气的描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男女主人公提供活动的场景，为了全面展示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发展。普希金摈弃了当时俄国文坛上流行的概念化的人物描写，而从生活出发，刻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真实人物，揭示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从而反映了现实的社会问题，使作品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意义和现实参照意义，因而《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成功的小说。
作为一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将抒情的诗和叙事的小说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学体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具体、生动、准确的生活描述，又运用自由的抒情、议论，从而把小说和诗融为一体。用开放而自由的诗行表达诗人的热情和忧郁、喜悦和痛苦；用叙事的情节讲述了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故事看似简单，但内容情节的发展，抒情的穿插，读者还时不时地被其感染，为之或喜或悲。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形式，对俄罗斯文学有着开创作用。
从抒情角度来说，“我”这个形象贯穿小说始终。小说中有大量的“抒情描写”，如“达吉亚娜致叶甫盖尼的信”和“叶甫盖尼致达古亚娜的信”以及“抒情插话”，有的长达十余节，有的只占两三行。诗人在这些插话中或议论世态炎凉，或进行文学论争，或抒发自己的感情，畅谈自己的人生思想。在小说中，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始终，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色彩，使小说充满了灵魂和生命。
小说的语言魅力——诗的格律和韵律也比较突出。作家用四步抑扬格写成的十四行诗组成的诗节，这种诗节就是“奥涅金诗节”。每节诗可分为四组：前三组都是四行，最后一组为两行。其韵式为：第一组采用交叉韵，即abab；第二组为重叠韵，即ccdd；第三组为环抱韵，即effe；最后一组为连韵，即gg韵。抑扬顿挫的音步和错落有致的韵律使“奥涅金诗节”读来不仅铿锵有力，而且缠绵悠长。除少数以外，小说各章节都以独特的“奥涅金式诗节”组成，每节最后两行都有总结全节内容的性质。这种结构既保持全书前后的形式统一，又便于自由转换话题，恣意发挥，在严整之中显得活泼多样、跌宕有致，具有诗歌的美感。“奥涅金诗节”的诗学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比一般的叙事诗拥有更自由的叙事空间。第二，便于让抒情主人公主导整个作品。第三，大大提高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传情达意的功能。
在结构的安排上，普希金很欣赏但丁的《神曲》，因此《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按三部九章的思路安排了章节，不仅体现了欧洲对称和谐的审美要求，而且也能反映普希金在创作上的开放姿态和广阔视野，为俄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有益的艺术经验和理论。
四、普希金的意义
19世纪俄罗斯杰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曾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发展方面的意义是深而且大的。对于一切俄罗斯人，他是下列诸问题在丰富的艺术中的总的阐释：什么叫作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精神的全部力量努力趋向哪一方，以及俄罗斯人的理想是什么。普希金现象就是一种证明，他证明文明之树已经成熟并产生果实，而且是丰美的金果。
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他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各个文学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高尔基称他为“一切开端的开端”、“俄罗斯文学之始祖”、“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普希金“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亮”的崇高使命感和伟大抱负深深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由于作家本身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气质的人，他的阅读范围包罗万象，创作的主题极为宽阔。创作过不少政治题材和世界文化题材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对世界的观照是多元的。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一百五十多种文字，拥有近两百个国家的读者。早在1838年，别林斯基就在《文学纪事》中说，作为诗人，普希金无疑是一位世界性的（虽然不是首屈一指的）天才。
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的译名悄悄来到中国，在这100多年里，普希金早已传遍了神州大地，可谓家喻户晓了，在中国读者心中凝结成难以割舍的“普希金情结”。中国对普希金的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起初，中国选择翻译普希金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是出于思想启蒙的考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加之中苏关系的亲近，普希金已不仅仅是诗人，更是方向标，是旗帜和精神领袖。文革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当普希金已经无法充当我们希冀的角色的时候，诗人连同他的作品变得边缘化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让位于文明建设，读者才理性而全面地阅读普希金。虽然现在中国具有“俄罗斯情结”的人日趋变少，语言和文学的边缘化、选择的多元化、对经典的“重新解读”甚至过于大胆的推测和猜想等都冲击着接受的规模和范围。普希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影响，但可喜的是，阅读普希金、研究普希金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也不断涌现。历史再次证明普希金是不朽的，他的文学经典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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