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小说发展概述-《俄苏小说史》研究成果

19世纪初俄国社会转折的标志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及其之后十二月党人革命。

1812年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国上下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最后击败了侵略者。卫国战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通过这次战争，俄国人民认识到了自己是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社会觉悟大大提高；对于自己所处的屈辱的农奴地位感到强烈不满，渴望从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要求社会改革、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一批追击拿破仑军队而远征欧洲的青年贵族军官，亲眼目睹了欧洲的社会现状，受到法国大革命余风和欧洲革命运动的熏染，呼吸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空气，顿觉眼界大开，思想产生巨大飞跃，更痛切地感受到俄国的腐朽落后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迫切性，革命思想开始在他们心中酝酿。回国后，这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随即秘密结社，展开革命活动，并于1825年发动起义。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称，卫国战争是“俄国自由思想的开端”。十二月党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是这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列宁语）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从而揭开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幕——贵族革命时期。

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俄国社会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30年代，许多秘密小组纷纷建立，各种社会思潮活跃，促进了俄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与解放运动的结合。俄罗斯历史的发展、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社会变革的途径、民族性格及人民性等问题，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热切关注和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创建具有民族独特性的文学（包括小说）就成为俄罗斯文学界面临的迫切任务，这一任务最终由普希金完成。而只有建立特点鲜明的民族文学，俄罗斯文学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在世界文学殿堂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说，20、30年代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确立正是在民族意识高涨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实现的，此其一。其二，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革命为西学东渐提供了契机。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社会精英是西方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通过他们，以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为其精髓的西方人文精神在俄罗斯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19世纪俄国文化及文学的灿烂辉煌，归根结底是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冲突、交汇、融合的结果。西方人文精神为俄罗斯文学注入了丰富的营养，赋予它新质与思想内涵。强烈的批判激情，对迫切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对人民命运的关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俄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显然都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19世纪初的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革命这两大历史事件，对俄国文学以及俄国小说艺术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探索阶段：19世纪30年代之前

19世纪前25年，俄罗斯小说、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诸文学思潮——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和迅速更迭。其间，作为主流思潮的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转型为小说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感伤主义小说

在19世纪最初20年间，感伤主义小说创作虽已势微，但仍在继续。在旅行记和书信体体裁中，С．费列尔茨特的《一部批判性旅行记》（1818）和ф.格林卡的《一个俄罗斯军官的书信》（1818）较为著名。前者描绘了农奴制背景下俄罗斯农村的悲惨画面，后者则展现了1812年卫国战争的宏大场面。

19世纪前期最具影响的小说创作属于两位长篇小说作家：А.伊兹梅洛夫和В.纳列日内。在1799年至1801年间，伊兹梅洛夫创作了《叶甫盖尼》（《不良教养与交际不慎之致命后果》）。这部小说描写了贵族青年如何在贵族教育的培养下沦落为四体不勤、自私冷酷和道德败坏的社会渣滓，对贵族教育的方式、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844年，纳列日内发表长篇小说《俄罗斯的吉尔·布拉斯》（《契斯佳科夫公爵奇遇记》）。作家通过主人公在农村和京都的游历，展现了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对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丑陋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小说还具有明显的道德劝诫特征。纳列日内于1824年和1825年分别发表中篇小说《神学校学生》和《两个伊凡》（《诉讼狂》）。这两部小说在当时文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俄罗斯当代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对俄罗斯“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为俄罗斯“自然派”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和文学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纳列日内被誉为“果戈理的先驱”。

20年代上半期，十二月党人创作的具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小说还有：А.科尔尼洛维奇以彼得大帝政治生涯为题材的中篇小说，А.别斯图舍夫（马尔林斯基）的《罗曼和奥尔迦》（1821）和《背信者》（1825）。这些启蒙小说的内涵决定了文学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二）浪漫主义小说

20年代末，俄罗斯小说创作开始崛起。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中篇小说，代表是十二月党人作家别斯图舍夫。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别斯图舍夫的贡献在于他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确定和巩固提供了文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支持。1832年，他发表了《俄罗斯中篇小说故事集》，在文坛引起了轰动。别林斯基誉其为“俄罗斯第一个小说作家”和“俄罗斯中篇小说的创始人”。别斯图舍夫的代表作是《“希望号”巡航舰》（1832），小说全面展示了贵族上流社会“全盘欧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堕落。作家于1832年和1836年分别发表《阿玛拉特老爷》和《穆拉·努尔》，这两部小说均以高加索山民生活为题材，描绘了山民的军事化生活、独具“异域”色彩。其中，“异域”的自然景色、主人公的反叛个性以及情节的尖锐冲突等，突出了浪漫主义独特的审美要求。另外，别斯图舍夫的《别落佐尔中尉》（1831）和《披甲兵》（1832）描写了拿破仑时代俄罗斯军人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军旅生活的侧面，广义上被列入“历史小说”的范畴。

浪漫主义小说另一个重要代表是B.奥陀耶夫斯基。他早期创作有《西利费达》（1837）、《萨拉曼得拉》（1842）和《俄罗斯之夜》（1836—1844）。奥陀耶夫斯基较有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咪咪公爵小姐》（1834）和《齐齐公爵小姐》（1839），两部小说对贵族上流社会虚伪的生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的社会批判精神。

在19世纪初的小说创作中，一批平民作家的加盟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有М.波戈津、Н.波列沃依和H.巴甫洛夫等。波戈津早期秉持民主主义立场，30年代以后转向斯拉夫主义。他的中篇小说《乞丐》（1826）描绘了俄罗斯农村百业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而《市场上的新娘》（1828）和《黑冰》（1829））则分别展示了外省社会风习的野蛮以及商人阶层的愚昧无知和粗俗迷信。波列沃依的主要作品有《画家》（1833）、《阿巴董娜》（1834）和《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故事》（1834）。前两部小说描写贫民出身的艺术家——画家和诗人如何凭借自身的艺术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但由于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最终流于失败。小说在褒扬艺术家独立人格的同时，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庸俗无知的贵族上流社会。《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故事》讲述了俄罗斯农民跟随俄军统帅苏沃格夫将军远赴意大利作战的故事，对社会生活真实、细致的描绘彰显了作家笔触的老道。波列沃依小说创作的最大特征是“平民化”倾向，它们对出身平民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对其人格精神的肯定，受到了批评家的一致认同。巴甫洛夫也是平民作家的杰出代表。1836年，巴甫洛夫发表《三个中篇小说》，其中《命名日》和《土耳其刀》在当时较有影响。巴甫洛夫的小说创作较之其他作家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农奴制条件下尖锐、复杂的社会冲突。

（三）历史小说

19世纪初，欧洲和俄罗斯历史学学科研究的兴起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历史小说作为特定的小说体裁是俄罗期长篇小说最初的体裁形式。这时期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有М.扎戈斯金和H.拉热奇尼科夫。扎戈斯金于1829年完成第一部历史小说《尤利·米洛斯拉洛夫斯基》（《1612年的俄罗斯人》）。该小说被称为“第一部以俄罗斯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17世纪遭受波兰入侵的俄罗斯民众奋起反抗、保卫家园、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故事。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为作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扎戈斯金的第二部历史小说《罗斯拉夫列夫》（《1812年的俄罗斯人》）取材于1812年抗击法国入侵者的卫国战争。扎戈斯金的历史小说在思想主题和艺术结构两方面代表了19世纪前期俄罗斯历史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拉热奇尼科夫于1834年至1838年间发表三部历史小说：《最后一个近侍少年》（1831—1833）、《冰屋》（1835）和《回教徒》（1838）。第一部小说作家塑造了一位彼得一世的谋杀者形象，展示了小说主人公对彼得大帝由敌视到认同的心路历程。《冰屋》讲述的是安娜女皇时期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揭露了宫廷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拉热奇尼科夫的历史小说包含有诸多浪漫主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事件”描述的真实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虽然19世纪初的俄国小说发展迅速，然而，与建立具有俄罗斯民族特征的小说艺术尚有距离，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俄国小说家面临的任务首先是要确立观念，即小说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它要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特别要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其次在小说美学上，要摆脱传统的窠臼，如冒险小说、流浪汉小说（骗子小说）、道德劝诫小说等老样式，固定不变的、“程式化的”情节模式，呆板的结构框架；要正确处理人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即人物是其所处环境的产物，环境则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二者密切相关，而不能割裂开来；要在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上下功夫，使其成为“这一个”，而不是“千人一面”或大同小异等。19世纪初的俄国小说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作了一些探索，但远没有解决。俄国小说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欣欣向荣，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坛。

二、胜利阶段：19世纪三十四年代

从30年代到40年代，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俄罗斯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其批判精神和艺术水平标志当时俄罗斯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30年代，作为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学的奠基者，普希金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转型，而这一切又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早在写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普希金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实践。1828—1830年期间，普希金创作了《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客人来到别墅……》和《书简小说》等，但均未完成。1830年，普希金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1831）（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其中，《驿站长》塑造的“小人物”形象标志其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高度。1834年发表的《黑桃皇后》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拜物主义的资产者形象，其中对人物的心理探索和描写颇具特色。还有未完成的小说《戈留辛诺村的历史》（1837）和《杜布罗夫斯基》（1841），都反映的是俄罗斯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生存状况。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1833—1836）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

莱蒙托夫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瓦季姆》（1832—1834），小说揭示了俄罗斯农民悲惨的生活境遇以及农民起义的合理性。《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1836—1837）则反映了俄罗斯贵族和平民的现实生活，同时对上流社会予以尖锐地批判。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1840）塑造了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贵族青年形象，对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对沙皇专制制度给予了全面的批判和颠覆。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俄罗斯“小说之父”的果戈理创作有《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密尔格拉德》（1835）、《彼得堡故事》（1835—l842）。《狄康卡近乡夜话》反映了乌克兰的民间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浪漫主义风格。较之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的4篇小说更显示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彼得堡故事》是以彼得堡生活为题材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5篇作品以彼得堡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展示了众多小人物卑微、挣扎和终归毁灭的生存状态，对俄罗斯社会的黑暗、腐败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1842）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顶峰。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魂灵》再现了农奴制条件下俄罗斯农村的愚昧、落后、停滞、野蛮和极端贫困，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的苦难和罪恶。

40年代，在“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B.达里和Д．格里戈罗维奇。达里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彼得堡的看门人》（1844）、《勤务兵》（1845）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并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格里戈罗维奇的有《彼得堡的手风琴手》（1845）、《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等，其中《苦命人安东》最为著名。小说讲述了农民安东任劳任怨，勤勉辛劳、饱受欺压，最终不堪凌辱奋起反抗的故事。作家在此暗示农奴制社会必然引发农民的反抗，直至社会大厦被彻底摧毁。鉴于此，别林斯基认为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已经超越“风俗素描”的主题，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品格和人道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A．赫尔岑的代表作《谁之罪》以其对专制农奴制的批判立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小说《穷人》（1845）、《同貌人》（1846）、《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诚实的小偷》（1848）和《白夜》（1848）等。И．冈察洛夫发表了反映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M．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描写社会等级压迫的小说《矛盾》（1847）和《错综复杂的故事》（1848）问世。从1847年起，屠格涅夫也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部分作品。

总之，19世纪30和40年代诗歌的主体地位逐渐为小说体裁所取代。这一时期，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小说创作标志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开端。由于果戈理小说创作的实绩及其对俄罗斯当代现实主义确立、发展所起的作用，“自然派”在40年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学斗争中崛起，构成强大的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家队伍，因而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果戈理时期”。果戈理被尊为“自然派”的领袖。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和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原则，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和维护指明了方向，使现实主义小说于五六十年代逐步走向繁荣。

三、繁荣阶段：19世纪五六十年代

19世纪中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小说创作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平民知识分子作家的加盟。他们以自身独特身份的社会批判精神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平民知识分子小说作家有：Н.波缅洛夫斯基、Ф.列舍特尼科夫、H.乌斯宾斯基、Г.乌斯宾斯基、A.列维托夫等。波缅洛夫斯基于1857年开始文学创作。1861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和《莫洛托夫》，随后在1863年又发表《神学校随笔》。文学评论家将《小市民的幸福》和《莫洛托夫》称作两部曲。两部小说讲述了平民知识分子莫洛托夫从“身份”自觉到与上层社会决裂，然后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理想的社会地位并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两部小说由于其反叛社会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结构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评价。波缅洛夫斯基的《神学校随笔》在50和60年代俄罗斯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作品中，波缅洛夫斯基对俄罗斯封建教育制度予以无情的揭露，指出了它残害人性、钳制自由思想的实质。同时，作品也展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反抗精神奴役、追求独立思想的斗争过程，深刻指出：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社会同样也是一座神学校。波缅洛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触及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出色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对六七十年代的小说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列舍特尼科夫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64年，他发表中篇小说《波德利普人》，1866年又连续创作长篇小说《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更好？》。《波德利普人》揭示了农奴制改革以后乌拉尔地区农民极端贫困和愚昧落后的生存状况。小说真实地展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直至彻底失败的生命历程，其中渗透着悲观、绝望的宿命情绪。但作家又寄希望于新一代的农民，通过他们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暗示俄罗斯农民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更好？》均以乌拉尔地区的工人生活为题材。长篇小说《矿工》和《格鲁莫夫一家》分别通过对两个矿工家庭几代人生活演变的描述，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非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自发地抗争和自觉的反抗历史。《哪儿更好?》通过对雇佣工人为寻找“更好的处所”所经历的磨难的记述，对俄罗斯“工业化”产物——工厂、矿山、铁路工地、盐井以及彼得堡的旅店、酒馆和市场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小说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工人急剧增加、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生存条件更加恶化的状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列舍特尼科夫的小说最早以雇佣工人生活为题材，它对雇佣工人遭受奴役状况的深刻揭示，对雇佣工人阶级意识自觉所作的真实反映都为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创作资源，标志着俄罗斯小说“富有成果的转向”。

19世纪50和60年代是俄罗斯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其间，И．屠格涅夫发表有代表性作品《猎人笔记》（1852）、反映知识分子社会现实的《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和《烟》（1867）以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И．冈察洛夫创作完成有《奥勃洛莫夫》（1859）和《悬崖》（1869）。И．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有《怎么办》（1863）。Л．托尔斯泰完成有《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6）、《哥萨克》（1853—1862）、《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琉森》（1857）、《三死》（1859）和《战争与和平》（1863—1869）。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有《舅舅的梦》（1859）、《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0）、《死屋手记》（1861—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创作有《外省散记》（1856）、短篇小说和特写集《纯洁的故事》（1863）和《讽刺小说》（1863）。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社会现实予以反映，标志着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确立和成熟。

50和60年代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С．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1856）、A．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1858）、И．巴仁的《斯捷潘·鲁廖夫》（1864）和В．斯列普佐夫的《艰难时代》（1865）。(www.xing528.com)

五六十年代小说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广泛反映社会生活，深刻揭示时代的矛盾冲突。五六十年代是俄国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替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如农民问题、资产者的巧取豪夺，金钱势力的猖獗等。作家们抱着强烈的使命感，积极干预生活。反映现实，提出时代的迫切问题，使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体统继续发展、深化。而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的涌现则改变了贵族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小说创作主题进一步民主化。如平民知识分子小说家费·列舍特尼科夫的《波德利普村人》和亚·列维托夫的《草原随笔》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痛苦生活处境。贵族作家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对农民贫困生活的表面描写上，而是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和《罪与罚》展现了彼得堡贫民的可怕生活图景，深刻揭示了各类人物的精神、道德和心理面貌。《白痴》则揭露了拜金主义者的贪欲、愤怒，控诉了金钱对美好事物的摧残和毁灭。

第二，积极塑造正面形象，文学主人公呈多元化倾向。文学主人公常常充当作家思想的载体，寄托作家的理想，表达作家对事物的看法，各个阶级、各种思想倾向的作家都力图通过作品的人物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文学主人公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文学主人公又是时代的产儿，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主人公。农奴制废除之后，俄国开始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学主人公。这一时期，围绕正面主人公形象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就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所以，塑造新的正面主人公是俄国社会向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它作为一种历史任务摆在了作家面前。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舞台上有“多余人”、忏悔贵族（托尔斯泰笔下的进行精神探索和道德完善的贵族人物）、“小人物”、小市民以及不同精神风貌的优美的俄罗斯妇女形象。当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时，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波米亚洛夫斯基、斯列普佐夫等小说家又塑造了一系列“新人”形象，其中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最富有光彩。而随着工人大军的逐步壮大和工人题材进入文学，工人和工人领袖的形象也开始在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学主人公向多元化发展，是俄国小说走向繁荣的标志。

第三，道德心理探索的深化。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不仅急速地改变着社会生活，而且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道德、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能不引起素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俄国作家的关注和思考。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暴露了官僚社会的营私舞弊和贵族地主的贪婪、卑劣，赞扬了老学监戈德涅夫一家的纯洁、高尚的道德原则；小说肯定了主人公卡利诺维奇整肃吏治、铲除腐败的正义之举，同时也对他为踏上宦途、步步高升而不择手段的卑鄙龌龊行径进行了道德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以“小人物”的正直、善良、真挚对比贵族的道德堕落和灵魂丑恶，但又进行以苦为乐、用苦难净化心灵的道德说教。而《罪与罚》和《白痴》则反映了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堕落和犯罪。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着重从道德层面剖析了“多余人”性格，指出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无力冲破传统道德义务的枷锁。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都重点描写贵族青年的精神道德探索过程；而《战争与和平》更从与人民的关系的高度来判断贵族的道德价值，表明贵族只有在接近人民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道德完善，才有出路。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的《怎么办？》阐明了新人的道德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寄托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使作品提升到道德哲理的境界，具有更深刻的思想蕴含。

道德探索往往与心理剖析结合在一起。伴随道德探索的深化，心理描写也越来越为小说家所重视，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这一时期，三大小说艺术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业已形成各自独具的艺术特点。至此，俄罗斯小说特有的风采和独具一格的美学特征——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已在世界文学中展现出来。

第四，题材和体裁上推陈出新，风格多样化。面对五六十年代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作家的视野更加宽广，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反映。与40年代相比，小说的题材更加丰富多样，农民生活小说、工人生活小说、城市底层生活小说、“多余人”小说、“新人”小说、“反虚无主义”小说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灿若群星的小说家们在创作中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特点，因此，小说的体裁、样式、风格也形形色色。长篇小说虽雄踞文坛，独步一时，但中短篇小说、特写仍继续流行，此外还出现了系列特写等。长篇小说中既有批判性、暴露性的社会小说（《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白痴》《一千个农奴》）和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社会心理小说（《罪与罚》）、社会哲理小说（《地下室手记》《怎么办？》）、社会政治小说（《序幕》）、自传性小说（托尔斯泰的三部曲、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史诗性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等。

小说家们随着艺术上的成熟，在叙事风格上也形成自己的特点。如屠格涅夫的清新、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冷峻、阴郁，托尔斯泰的深邃、恢宏，冈察洛夫的细腻、舒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思辨，谢德林的辛辣讽刺。尼·乌斯宾斯基充满愤怒的沉郁和格·乌斯宾斯基带有感伤的幽默，以及斯列普佐夫的嘲讽和列维托夫的抒情。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汇集成五彩缤纷的小说世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四、多元阶段：19世纪70年代以后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小说在体裁形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具体而言，篇幅短小的特写和中篇小说兴起。与此同时，70年代是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最后阶段，到90年代长篇小说开始势微。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作家及其代表性小说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8）、《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久丈夫》（1870）、《群魔》（1871—1872）、《少年》（1875）、《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屠格涅夫的《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与巴布林》（1874）和《处女地》（1877）以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和《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

70年代俄罗斯小说发展中，民粹派作家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文学创作是70年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粹派的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进行了拓展，其主导性题材包括：改革后的俄罗斯农民生活；俄罗斯农村的资本化和阶级分化，俄罗斯早期雇佣工人的生活以及民粹派革命知识分子的理念和活动。民粹派的代表作家有H．纳乌莫夫、П．扎索季姆斯基、Ф．涅非奥多夫、Н．兹拉托夫拉茨基、Г．乌斯宾斯基、С．卡罗宁－彼特罗巴甫洛夫斯基、斯捷普尼亚－克拉夫钦斯基、A．奥西波维奇等。其小说创作的主要体裁有特写和中短篇小说。纳乌莫夫70年代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的《农村小商》（1871）、《机灵的女人》（1872）、《农村选举》（1873）和《农村公社的统计》（1873）以及《刺猬》（1873）和《受迫害的人》（1882）等描绘了在不公正的社会中新生商人阶层和富农阶层的贪婪狡诈和唯利是图、农民生活的悲惨无助以及底层工人的艰难挣扎。扎索季姆斯基的代表作《斯摩林村的编年史》（1874）反映了俄罗斯农村村社解体急剧转折的历史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民粹派的“村社理想”。涅菲奥多夫70年代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的代表作是《农村的苦难》（1868）和《不交纳田租的人》（1871）。涅菲奥多夫80年代小说特点为对虚幻的“村社理想”的推崇，这类小说有《不合惯例》（1883）、《斯捷尼亚·杜布科夫》（1888）、《约内奇》（1888）和《鬼迷》（1888）等。兹拉托夫拉茨基的长篇小说《根基》（1878—1883）对农村村社“乌托邦”和所谓的“人民精神”予以讴歌，对新兴资本主义进行全盘否定。他8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流浪者》（1881—1884）揭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塑造了“忏悔的贵族”的系列形象。乌斯宾斯基是民粹派作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作品反映出民粹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深刻矛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特写和小说真实地反映资本侵入以后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异化”现实，从而颠覆了民粹派的“村社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世界观和创作已经超越了民粹派作家的范畴。乌斯宾斯基的主要小说作品有：《农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以及《支票簿》（1879）、《四分之一匹马》（1887）、《罪孽深重》（1888）、《没有整数》（1888）。乌斯宾斯基与民粹主义思想决裂以后还创作有《不管乐意与不乐意》（1876）、《在老家》（1876）、《没有复活》（1877）、《饿死》（1877），等。

除上述作家外，较具影响的小说作家还有马明-西比利亚克、Н．列斯科夫和М．迦尔洵等人。马明—西比利亚克于1876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80年代，他发表的两部代表作《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1884）和《矿巢》（1884）。这两部小说描绘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的悲惨境遇，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唯利是图、贪婪狡诈的本质。1886年，马明-西比利亚克的长篇小说《在大街上》进一步批判大资本家腐败堕落、掠夺成性的强盗行径。马明-西比利亚克小说创作的地方色彩成为其重要特点。H．列斯科夫作为“俄罗斯文坛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他从1861年开始文学创作，于1865年发表了《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列斯科夫虽然对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社会予以无情的抨击，但他反对以革命暴力去推翻现存制度。主张通过道德改造去革除社会罪恶。他的这种思想也表现在《结仇》（1870—1871）等多部作品中。70年代以后，列斯科夫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他开始塑造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他们的正直无私、诚实善良、顽强坚毅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小说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外省神职人员的生活现实，叙述了正直善良的神父萨韦利悲剧性的一生。80和90年代，列斯科夫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在揭露专制统治黑暗的同时，讴歌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善良和聪明智慧。代表作有《关于图拉城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1881）和《巧妙的理发师》（1882）等。列斯科夫对俄罗斯小说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叙事题材的拓展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对小说体裁和语言的革新方面。70、80年代，迦尔洵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于1876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四天》（1877）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分别表达了实现自由梦想的破灭和反抗暴力努力的失败。在批判社会方面，迦尔洵有中篇小说《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1885）和短篇小说《偶然事件》（1878）等。迦尔洵作品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段（日记体和第一人称叙述）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

19世纪80年代，B．柯罗连科完成的作品有《奇女子》（1880）、《索科林岛的逃亡者》（1885）、《无家可归的费奥多尔》（1885）、《马门卡的梦》（1885）、《在坏伙伴中》（1885）和《盲音乐家》（1886）等。这些作品对民粹派革命家、底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给予了广泛的反映。

A．契诃夫于8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品有：《胖子和瘦子》（1882）、《在钉子上》（1883）、《一个官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牡蛎》（1884）、《音乐师》（1885）、《哀伤》（1885）、《普里希别耶夫中士》（1885）、《苦恼》（1886）、《万卡》（1886）、《安纽黛》（1886）、《风波》（1886）、《草原》（1887）、《仇敌》（1887）、《命名日》（1888）、《神经错乱》（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等。这些小说对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人性的普遍弱点予以揭示，并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19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等思潮并存。

托尔斯泰1899年完成的《复活》标志着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马明－西比利亚克批判资本主义的长篇小说《黄金》（1892）和《粮食》（1895）。90年代，柯罗连科创作的小说作品有《巴甫洛沃特写》（1890）、《在荒凉的地里》（1890）、《嬉闹的河》（1891）、《饥饿的年代》（1892—1893）、《在阴暗的日子里》（1896）。这些作品对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描绘和揭示。

契诃夫在90年代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我的一个》（1896）、《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1897）、《出诊》（1898）、《醋栗》（1898）、《约内奇》（1898）、《套中人》（1898）和《宝贝》（1899）等。作家在对俄罗斯专制社会现实给予批判的同时，也对社会进步的途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90年代，新一代小说作家走向文坛。A．绥拉菲莫维奇、B．魏列萨耶夫、A．库普林和И．布宁等是代表。他们的小说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特别是资本化条件下俄罗斯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生活现实给予了深刻的反映。代表性的作品有：绥拉菲莫维奇的《扳道工》（1891）和《小矿工》（1895）；魏列萨耶夫的中篇小说《无路可走》（1895）、《时尚》（1897）和长篇小说《里扎尔》（1899）；库普林的《凶神》（1896）、《摩洛》（1896）和《奥列霞》（1898）以及布宁的《丹恩卡》（1893）和《走向天涯海角》（1895）。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小说创作中，M．高尔基的中短篇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它们广泛反映了19世纪后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和劳动者的生活现实，表现了不满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这些小说作品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其中部分作品表现出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高尔基这时期的代表小说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我的旅伴》（1894）、《苦命人巴威尔》（1894）、《切尔卡什》（1895）、《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柯诺瓦洛夫》（1897）、《莽撞人》（1897）、《奥尔洛夫夫妇》（1897）、《在草原上》（1897）、《因为烦闷无聊》（1898）、《二十六男和一女》（1899）、《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

19世纪最后十年，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俄国兴起，最先出现的是象征主义。就其理论而言，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和“超人”崇拜为俄国象征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逐渐兴盛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俄国宗教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第）对俄国象征主义的产生也有着巨大影响。从渊源上讲，西欧19世纪末期的象征派对俄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90年代，法国魏尔兰、马拉美、兰波和比利时的梅特林克的诗歌涌入俄国，为俄国象征派诗人提供了范例和借鉴。毫无疑问，俄国是从西方接受了象征主义遗产。而面对19世纪末俄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兴起，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世纪末的危机感和悲观情绪，则是象征主义产生的精神土壤。

俄国象征主义的奠基人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在《当代俄国文学的衰落原因与新流派》（1893）一文中断言，俄国文学正在走向衰落，他把希望寄托在“新艺术”身上，这种“新艺术”的基本要素包括“神秘的内容、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在这三大要素中，象征被置于核心地位。该文被认为是俄国象征主义的宣言。1894年，三册题名为《俄国象征主义者》的诗集连续问世，作者是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布留索夫，这是俄国象征主义的处女作。之后，一批渴望诗歌革新的诗人随后聚集在象征主义的大旗下，构成了俄国文学上的一种现象。

象征主义者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动荡不安，仿佛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因此他们的心头都不同程度地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世纪末的颓废情绪：消沉、悲观、失落、孤独、幻灭、绝望、逃避现实等，但其又与颓废派不尽相同。对二者的区别，只有在对作品与艺术具体分析和评价中进一步的领会。

俄国象征主义者绝大多数是诗人，其艺术成就主要在诗歌领域。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象征主义的创作意识也使小说别具一格，但成就和影响确实略逊于诗歌。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以散文创作为主的象征主义作家，但他的代表作是著名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众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5）《众神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0）《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赛》（1905））。三部曲描写了基督与反基督两种思想对立与斗争的三个历史阶段：罗马帝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俄国彼得大帝时期。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三部曲所描写的这三个人类发展阶段中基督与反基督两种原则的斗争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它构成了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三部曲还体现了作者的宗教思想：天堂的基督教与人间的多神教通过斗争融为一体，整合成为一种新的理想的宗教，即继旧约、新约之后的所谓“第三约言”宗教。小说将神话传说与古代风习的描写熔为一炉，再现了逝去的时代风貌，对历史人物如罗马皇帝尤里安、艺术家达·芬奇、彼得大帝、皇太子阿列克赛等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刻画逼真可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费·索洛古勃（1863—1927）创作了两部反映外省庸俗、沉闷生活的长篇小说《噩梦》（1895）和《卑劣的魔鬼》（1905）。两部作品中外省小城的生活是整个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象征。这里的一切是丑恶的、荒谬的，没有真善美的立足之地；而且这个世界是不可救药的，是毫无希望的。两部小说都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悲观主义也是索洛古勃整个创作的哲学基础。活跃于20世纪的安·别雷（1880—1914）创作了力图对俄罗斯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作出象征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的《银鸽》（1909）和反映1905年大革命的《彼得堡》（1913—1914）。这是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继续。

就小说体裁来看，自70年代短小体裁蓬勃兴起之后，80、90年代中短篇小说仍保持繁荣的强劲势头，而长篇小说则显出走向低潮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急遽变化中的俄国现实要求文学迅速做出反应，而简短灵活的中短篇小说更适应这种要求。老一辈作家托尔斯泰、谢德林、列斯科夫晚年以创作中短篇小说为主；“80年代作家”如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等都是中短篇小说家；90年代登上文坛的魏列萨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布宁、库普林等也都是从创作中短篇小说开始其文学试步的。不可否认，主题多样、风格各异的中短篇小说的确将80、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装点得赏心悦目，生机盎然。

综上所述，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是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民族意识”自觉的背景上完成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观念则是它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主导性体裁，小说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和语言文体等方面较之本土文学传统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俄罗斯小说以其独具的品格——对社会理想的孜孜以求、对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执着探索与同时期的西欧小说创作区别明显，从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俄罗斯小说作家对专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制度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精神，对社会底层生存境遇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立场以及对文学创作方法、艺术手法的创新及其文学实绩都为世界文学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对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