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尼·拉季舍夫：《俄苏小说史》中的重要人物

亚·尼·拉季舍夫是18世纪俄国最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小说所体现的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标志着18世纪俄国小说发展的顶峰。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1749年8月31日生，1802年9月23日去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克县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代，拉季舍夫接受了历史、宗教和民间文化等方面的教育。7岁时，他被寄养在莫斯科的舅父家中。在莫斯科，法国家庭教师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的授课给拉季舍夫幼小的心灵播下民主和科学的种子。1762年，拉季舍夫进入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866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大学期间，除专业课以外，拉季舍夫阅读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书籍。在接受卢梭、狄德罗和马布里等人启蒙主义思想之后，青年拉季舍夫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1771年10月，拉季舍夫学成回国，先后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管理局等处任职，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拉季舍夫加入诺维科夫领导的“努力印书社”，于1773年出版译著《论希腊史》。《论希腊史》的作者马布里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部译著的一条注释中，拉季舍夫首次发表了针对专制政治的檄文：专制政治是最违反人性的一种制度。法律赋予了君主以处置罪犯的权力，但是君主违法却赋予他的裁判者——人民以同样的和更大的权力去处置君主。

1781—1783年，拉季舍夫创作长诗《自由颂》。长诗所表现的“反抗专制压迫，争取平等自由”的主题，贯穿于作家一生的创作，同时成为18世纪后期俄国最具革命性的社会思想。

1789—1790年，拉季舍夫先后完成了《给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1782）、《乌沙科夫传》（1789）和《何谓祖国之子》（1789）以及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这些著述中，作家提出了民权、公民责任以及“以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等思想。后期，作家还撰写有《论人、人的死亡和不朽》《关于中国市场的信》（1792）等著述。拉季舍夫的《旅行记》刚一出版，立即被当局全部焚毁，只剩有数十册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1858年，《旅行记》由赫尔岑主持在伦敦出版第二版）。与此同时，作家遭到沙皇当局逮捕，先被法庭处以死刑，后被改为七年流放。1801年3月，亚历山大一世登基，作家获得赦免，并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然而作家的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本无法消解，他的民主理念也不可能得以实现。在全部理想化为乌有之后，作家于1802年9月23日自尽身亡。

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季舍夫的代表作，也是18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旅行记》以其“反抗专制和农奴制社会”的深刻主题以及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意识标志着18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萌生。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旅途见闻”的形式描绘了18世纪俄国社会的全景画面。在《旅行记》的卷首语中，拉季舍夫援引了著名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诗句对当代俄国社会予以形象化的概括：“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它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共分26章，除少数章节以外，都以作者沿途所经的驿站站名为标题。各篇相对独立的题材又经由统一的主题——“反抗封建专制农奴制，同情农民悲惨境遇”联结起来。这部作品的重要章节包括《索菲亚》《托恩纳》《柳班》《丘多沃》《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波德别列齐耶》《诺夫哥罗德》《勃隆尼齐》《扎伊佐沃》《克列斯季齐》《亚热尔比齐》《瓦尔达伊》《叶德罗沃》《霍季洛夫》《上沃洛乔克》《维德罗普斯克》《托尔若克》《铜村》《特维尔》《戈罗德尼亚》《扎维多沃》《克林》《彼什基》《黑泥村》等。

在该书的题词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我举目回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我扪心自思，我发现，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原是人们自己所造成，而且往往只是由于人们未能正视周围的事物……我发现人的拯救者就是他自己。”“揭去翳障，睁开眼睛，就能幸福。”“……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错误的东西，我觉得任何人都能够造福他人，这时我心中迸发出莫可名状的欣赏：就是这种思想激励我写下这部作品。”^[3]

《旅行记》的主题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农民的生存权利和人格权利；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沙皇权力和国家制度的非法性等。(www.xing528.com)

第一，农奴制制度下农民的悲惨境遇。在《旅行记》中，农民的苦难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柳班》《上沃洛乔克》《彼什基》《铜村》等章节中，作家描绘了失去人格尊严和活动自由、沦为劳役工具的农奴，被迫从事超负荷的劳动，甚至不可能像牲口那样得以片刻休养生息。他们在地主眼中只是“既无意志又无愿望的工具”、“套着颈轭的犍牛”。与此同时，他们用艰辛的劳动换得的只是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赤贫生话。更令人发指的是，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被任意买卖，无论他们为地主家业作出过多大的贡献和牺牲，甚至祖孙三代对主人具有救命、养育之恩。在此，农奴非人的遭遇，主人毫无人性的残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废除农奴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第二，专制国家政体的腐败和非法性。在《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一章中，作家通过“梦”的方式，描绘了沙皇政府专制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文武百官尔虞我诈、无能虚伪、极尽谄媚之能事。与此同时，作家通过“云游女人”的“去蔽”行动，揭露了沙皇统治的残酷血腥、政府官僚的阴险狡诈和凶残贪婪，指出整个俄国到处充斥着腐败贪污、司法欺骗和违法犯罪。《旅行记》中很多篇章揭露了沙皇官僚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罪行，最后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沙皇的皇袍上沾满人民的鲜血和泪水，手指缝里有人的脑浆，他是“社会上的元凶，最大的强盗”。在《自由颂》中，作者歌颂自由，歌颂暴力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把沙皇这个“最可恶的恶棍”和“天字第一号罪犯”送上断头台。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拉季舍夫的最激进的革命思想，体现了《旅行记》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贵族革命家和思想家，拉季舍夫从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以其“暴徒”文学彻底否定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存在的合法性，讴歌了俄罗斯农民的美好品德和自由信念，肯定并号召他们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旅行记》对专制和农奴制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因此引起沙皇当局的震怒，女皇叶卡杰琳娜二世读到《旅行记》时，不禁怒发冲冠，在书页上写下批语：“作者存心恶毒”，“目的是要激怒农民起来反对地主和政府”，指出作家“是一个比普加乔夫还坏的暴徒”。

就体裁样式来看，《旅行记》不是纯粹的小说，它包括多种文学体裁，如短篇小说、笑话趣闻、新闻、纪实、政论、颂诗等，不拘一格，但它对俄国小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在于它将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注入俄国文学的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俄国文学与解放运动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也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俄国小说才能获得灵魂和生命力，这对俄国小说的发展是全关重要的。

在艺术结构方面，首先，《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主要运用了感伤主义文学的典型体裁——“旅行记”，但是作者又突破感伤主义文学“旅行见闻”和“感情抒发”等一般程式，将现实主义描写、社会批评等文体要素引入文本，与此同时，其叙述者范围的选择方面也有所扩大。其次，在确定写作语言方面，作者分别选取了民间口语和教会斯拉夫语，这使其创作语言具有了多样性和层次性特征，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审美效果。最后，非叙述性话语的运用使叙述、议论相结合，增加了文本的思辨性和论战色彩。如《柳班》中，旅行者写道：“地主的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除非他们犯了罪，才能把他们当人审判。只有当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成为罪犯的时候，保护他们的政府才知道他们是社会的成员！”又如《彼得堡》中，“地主对农民的关系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作原告，被告对他不敢说半个不字。这就是带着枷锁的囚徒的命运……”

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拉季舍夫的文学创作成为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直接的思想资源。拉季舍夫自由、民主和解放的社会思想对普希金、十二月党人以及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旅行记》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叙事主人公直面读者，敞开胸怀，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倾泻出来。他既是一个多情善感、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又是一位善于思考、睿智、严肃的思想家，他站在进步的启蒙主义立场上，痛恨专制社会的不公和沙皇鹰犬的狠毒，哀叹同胞的凄苦和世风的低下，各种感情无不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一叙事主人公是俄国叙事文学中第一个具有高度智力修养的人物，“就这一点来说，他预示了19世纪30—40年代俄国小说智力型主人公的出现。”^[4]

【注释】

[1]《俄国小说史》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第73页。

[2]《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132~133页。

[3]《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汤毓强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

[4]《俄国小说史》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