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米·卡拉姆津：俄苏小说史

尼·米·卡拉姆津是18世纪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仅有13年（1791—1803），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他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小说创作标志着18世纪俄罗斯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尝试和革新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一、生平与文学活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66年12月1日生，1826年5月22日去世）出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卡拉姆津起初就读于由法国人创办的西姆比尔斯克寄宿中学，后来被送往由莫斯科大学沙登教授主持的寄宿中学继续学业。沙登中学的教育理念对年轻的卡拉姆津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782年，卡拉姆津赴彼得堡服役，一年后退役返回故里。在西姆比尔斯克，作家结识了著名社会活动家И．屠格涅夫，并在其引导下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莫斯科，卡拉姆津加入了H．诺维科夫组织的文学社团，为其主编的《儿童读物》撰稿。其间，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恺撒》，创作了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和尤里雅》（1789，处女作）。

1789年，由于政见不同，卡拉姆津与诺维科夫的“友谊学社”决裂，随后出访西欧各国。西欧游历归来，卡拉姆津创办《莫斯科杂志》，发表了《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1791—1795；1797—1801）、《苦命的丽莎》（1792）、《贵族之女娜塔莉亚》（1792）和《尤利娅》（1794）等代表作品。《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与俄罗斯、西欧同类体裁的其他作品不同，作为一部关于西欧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对西欧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艺术和风俗文化都给予了全面的介绍。《贵族之女娜塔莉亚》反对古典主义美学观，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人物的情绪和内心世界，这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本实践开拓了道路。《尤利娅》则属于俄罗斯早期日常生活心理小说，它对人物情感的把握、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对人物心理过程的展示预示了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创作的诸多特征，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小说为日常生活小说所取代。日常生活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引进、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探索成为这类体裁作品的显著特征。

1801—1803年，卡拉姆津主办《欧洲导报》，这本综合刊物的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学等问题。1803年，卡拉姆津在《欧洲导报》上发表历史小说《城总管夫人玛尔法》（1803）。随后作家便潜心历史研究，开始撰写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此后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终结，卡拉姆津全力以赴撰写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该著作上至远古，下至17世纪。以翔实的史料和形象化语言被认为是俄国史学研究最具价值的成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是温和的保守主义，其理想是君主立宪制，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立场处于“贵族和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奴颜婢膝者”之间，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这种政治观点完整地贯穿在《国家史》中。这部著作规模宏伟、资料丰富、文笔生动，为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后世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普希金对这部巨著给以高度评价，说它“可以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律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他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主办杂志，创作小说，还写了许多诗歌，但主要贡献在小说方面。他的小说分三部分：爱情小说——《叶甫盖尼和尤丽雅》（1789）《苦命的丽莎》（1792）《尤丽雅》（1794）；历史小说——《大臣之女娜达里雅》（1792）《城总管夫人玛尔法》，又名《征服诺甫哥罗德》（1803），惊险小说——《博恩霍尔姆岛》（1794）《西耶拉-莫列纳》（1796）。

卡拉姆津所持的感伤主义文学观认为，“自然”是艺术对象和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只有“自然”才是艺术永恒的范本，艺术作品只是“自然”的摹本。“自然”包括外部世界（大自然）、内心世界和“人的本性”等。感伤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主题则是“忠于自然”、“想象的自由”和“愉快的印象”。

二、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

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是卡拉姆津的代表性作品。它叙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农家姑娘丽莎清纯美丽、温柔善良。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清贫度日。由于母亲年迈体弱，失去了劳动能力，丽莎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一次，在莫斯科街头卖花时，丽莎与贵族青年厄拉斯特相遇，俩人一见如故。年轻英俊的厄拉斯特的善良和爱心深深打动了丽莎。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时间不长，厄拉斯特的“爱情”发生了变化，他对丽莎渐渐失去了兴趣，两人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丽莎为此倍感忧伤。厄拉斯特告诉丽莎自己将随军奔赴战场，这一消息对丽莎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丽莎悲恸万分。几个月后，丽莎在莫斯科街头再次与厄拉斯特相见。这时的厄拉斯特赌牌已输得近乎一贫如洗，他决定迎娶一名富孀。厄拉斯特塞给丽莎一百卢布打发了她。丽莎来到白桦林掩映的池塘边，忆想往日的恋情，她悲痛欲绝，再也不能承受失恋的打击，最后跳入了池塘。(www.xing528.com)

《苦命的丽莎》的主要人物有二：农家少女丽莎和贵族青年厄拉斯特。丽莎的情感世界则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塑造方面，作品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艺术思维。丽莎所具有的角色特征包括：女性、农家出身、“自然性”、纯洁善良、温柔多情、忠贞不渝和完美主义等；而厄拉斯特则包括：男性、贵族出身、“文明性”、恶习、欲望、移情别恋和实用主义等。

《苦命的丽莎》通过对丽莎的爱情得而复失的痛苦过程的描述，揭示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尖锐冲突，对“文明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表达出民主主义的平民立场。主人公丽莎被作家赋予了田园诗或牧歌的形象特征。她美丽、善良、温柔、纯洁，无论是对亲人的爱，还是对情人的爱，她都能够践行自己的内心。她拒绝别人的求婚，对厄拉斯特一往情深、忠贞不二，并且具有献身精神。这种情感的纯洁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自然美与心灵美、心灵的欢愉和悲伤交相辉映。从某种程度上说，丽莎形象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体现出大自然的纯粹性和原初性。这一主题体现出感伤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创作理念。另一方面，《苦命的丽沙》则又突破这种“自然”法则，将历史传统引入小说。社会性的介入首先表现在丽莎形象中。丽莎对于爱情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男性的委身，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忽略即是一例：“她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的全部委属于他了。为了他一个人而生活，而呼吸。像羊羔似的，在所有的事上都依从于他的意志，把他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幸福。”

与丽莎的形象相比，厄拉斯特的形象则更具社会性或现实性。厄拉斯特出身于上流社会，感伤主义文学和田园诗的熏陶，使得这位贵族青年萌生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幻想：“人人都无忧无虑地在芳草地上游憩，在清泉中沐浴，向野鸽那样互相亲吻，在玫瑰和桃金娘树下休息，所有的人全部无须操劳地欢度日子。”基于这种幻想，厄拉斯特对丽莎本人及其“自然”生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对丽莎一见钟情，决定冲破世俗观念的藩篱，建立“人格平等、心心相印”的生活。但是，上流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厄拉斯特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当他对丽莎失去新鲜感以后，便逐渐疏离她，并最终为了财产之利冷酷地抛弃了丽莎。由此可见，厄拉斯特形象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童话的框架而获得现实批判的意义。

卡拉姆津对以厄拉斯特为代表的贵族青年的放荡、轻浮、薄情给予了谴责，但仅仅是道德批判，而未能将个人品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反映了卡拉姆津对人性的基本观点。他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恶，他在《关于幸福的谈话》（1797）一文中谈道：“人们做了很多恶——毫无疑问——但坏蛋很少……真正的坏蛋，或者因为是恶而喜欢恶，因为是善而仇恨善的人，几乎是诗人的臆造，至少是超乎天性的怪物，按自然规律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人。”^[1]所以他并不认为厄拉斯特是一个居心险恶的引诱者，而倒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一颗本性善良但不免柔弱而轻浮的心”。小说展示了他在感情与理智冲突中的内心矛盾和二重人格。他在感情上一时爱上丽莎，但为了摆脱经济陷入困境，在理智上经过一番权衡，又不得不与富孀结婚。当得知丽莎死亡后，懊悔不已，痛苦自责，骂自己是杀人凶手。显然，作者对厄拉斯特性格的刻画遵循的是“人性法则”而不是“社会法则”。这不仅使厄拉斯特的形象变得模糊，而且也不能揭示这场悲剧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应该说，丽莎的不幸，这场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而不能将其原因仅仅归结于情势所迫和厄拉斯特性格的弱点，作者刻意地塑造无疑又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和批判意义。

感伤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是“自然”和“情感”，这决定了《苦命的丽莎》的艺术风格。该小说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对自然富于诗意的描绘，通过对“大自然图画”内在生命的展现，突显出感伤主义“反理性”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为揭示情感完成“心—物”对应结构。小说立足于俄国的社会生活，描写的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及其感情世界。小说的情节是在农村展开的，但读者看不到在专制农奴制压迫下农民的苦难生活，听不到他们的呻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丽莎的父亲又勤快，又会种地……是个相当富裕的农民”；“茂盛的、绿油油的、百花盛开的草地”，“树林旁边放牧着大群的牲畜”，“牧人吹着芦笛”；“鸟儿振翅高飞，啾啾歌唱”……似乎一切都生机勃勃，恬然自得。作者将农村生活涂上一层理想化的色彩，这与拉季舍夫笔下的俄国农村那种一片赤贫破败、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真实写照相去甚远。

其次，作家对主人公丽莎的心理状况作了真实、细腻的刻画和描写，展现了她的期待、矛盾、喜悦、忘我、悲伤和绝望等一系列心理特征。“啊，妈妈！多美的早晨！野地里一切都是多么愉快啊！云雀从来没有唱得这样好听过；太阳从来没有照耀得这样亮堂过；花儿也从来没有这样好看过。”用大自然的色彩缤纷来象征丽莎陶醉在幸福的美好心情。“这时候亮起闪电，响起雷声……暴风雨雷霆万钧的轰响着；雨从乌云里倾泻下来，好像是大自然在为丽莎失去贞洁而痛苦。”用一场突然降临的暴风雨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心灵的巨大震动。通过对丽莎心理过程的展示，感伤主义小说的基本审美功能得以实现。

最后，在语言方面，同古典主义文学对语言的要求相悖，作家运用口语进行写作，出现了诸多口语词汇、口语语法等元素，虽然这种“口语”还不能称之为是“大众化的口语”，但浓郁的生活气息足以说明了语言的魅力。别林斯基指出，卡拉姆津以前的小说是“文绉绉的，学究气，辞藻华丽，与生活没有任何的联系”，是他“首先在俄罗斯以活生生的社会语言代替僵死的书本语言……是他首先在俄罗斯开始写小说……在他的小说中，人们活动着，平凡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内心生活被表现出来。”^[2]这一切都为俄国近代小说的生成、发展提供了语言范型。

作为对18世纪主流文学思潮——古典主义的反拨，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文学所体现的创作实绩在人物塑造、文学体裁、文学语言等方面均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卡拉姆津和感伤主义流派的创作对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生成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以此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