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0年俄罗斯人民彻底结束了蒙古—鞑靼人长达240年的统治。16世纪初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最终形成。经过君主与封建诸侯之间激烈的斗争和政权的屡次更迭,以及17世纪初反抗波兰、瑞典侵略的胜利,专制农奴制国家逐渐巩固和强大起来,俄罗斯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17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纪,开始向新时期过渡。
随着专制农奴制的巩固和发展,俄罗斯加强了同西方的经济交流,欧洲的先进技术被引进俄罗斯。而经济的交流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引入俄罗斯社会生活。
17世纪,欧洲更多的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俄罗斯,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骑士小说。这类作品多数译自波兰语,也有少数译自捷克语和突厥语。
骑士小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讲述骑士对贵妇人的所谓的“典雅爱情”,表现的是世俗之爱;另一类是讲述骑士寻找盛过耶稣受刑时流的血的圣杯的故事。圣杯是基督的象征,寻找圣杯就是追求与基督的神圣结合,追求灵魂不死,表现的是宗教理想之爱。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冒险、激战是骑士小说不可缺少的情节因素。
《王子鲍瓦的故事》是译自波兰的一篇骑士小说。故事一开始讲述狠毒的王后米丽特里萨害死国王,另寻新欢,又企图谋害儿子鲍瓦。鲍瓦趁机逃跑,投靠津捷维国王,并爱上国王之女德鲁日涅夫娜。很多人都向公主求婚,鲍瓦与竞争者展开斗争。经过种种磨难,鲍瓦与德鲁日涅夫娜终成眷属。命运使他们分离又重聚,最后,鲍瓦杀死犯罪的母亲,为父报仇雪恨。小说中鲍瓦与各个勇士的决斗,与外敌的激战,鲍瓦的被俘等情节引人入胜,颇受读者喜欢。
译自捷克的《捷克王子金发瓦西里的故事》讲述捷克王子瓦西里向法国公主波里梅斯特拉求婚,但高傲的公主不愿屈尊降贵,下嫁附属国的王子。王子不善罢甘休,他化装成平民,匿名来到法国,以演奏古斯里琴的高超技艺迷住了好奇的波里梅斯特拉,她自愿投怀送抱,恳求这个“平民”娶她为妻,瓦西里终于如愿以偿,征服了高傲的公主。瓦西里精明、睿智,富于心计,千方百计达到既定目标,他与彬彬有礼的骑士相去甚远,而更像17世纪俄罗斯流行的“骗子小说”中的人物,所以这篇作品与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很接近。
骑士小说的积极因素主要在于它对宗教世界观的叛离,它所表现的对世俗生活和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是与宗教禁欲主义格格不入的。它将爱情这一世俗化的主题带进了俄罗斯,对人们冲破宗教道德观念的禁锢有积极作用;另外,骑士小说是近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的引进对正在孕育中的俄罗斯小说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全俄统一的市场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商人、市民)的势力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文学进一步冲破宗教的束缚,更加接近现实生活。文学主人公也随之发生变化,王公、贵族、僧侣、教士逐渐被商人、市民、甚至农民所取代,文学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增强。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社会个性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表明俄罗斯文学已经向新时期的文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种现象表现在17世纪涌现出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中,按题材可分为教诲故事、世态故事和讽刺故事。
一、教诲故事
教诲故事以《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和《萨瓦的故事》为代表,这类故事具有浓厚的劝诫说教的味道,宣扬封建家长制的道德观念的痕迹较明显。
前一篇故事是用无韵诗体写成,创作于17世纪中叶,作者不详。主人公是一个不知其名的青年,他讨厌父母循规蹈矩的教导,想要随心所欲地去生活,于是离家出走。他自命不凡,招摇过市,炫耀财富,结果屡遭欺骗。这时,魔鬼戈列-兹洛恰斯基幻化成天使的模样来引诱他,怂恿他去“过奢华生活,去杀人,去抢劫”。在魔鬼的迷惑控制下,年轻人纵酒狂饮,寻欢作乐,荡尽财产,陷入困境。此时,他才想起了“救赎之路”,于是进入修道院,削发为僧,摆脱了魔鬼的纠缠。这个故事宣扬了圣经中“浪子回头”和宗教拯救思想,显然未脱宗教影响的痕迹。但是它又与宗教文学有明显不同:在宗教文学中,入寺院做“上帝的仆人”是无上荣耀的事,只有“虔诚”、“圣洁”之士才有资格,而该作品中,寺院根本不是理想生活之所在,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的人的避难所而已。
这篇故事意在表明:年轻人应当听从父母的教导,否则要遭不幸。魔鬼戈列-兹洛恰斯基即“不幸”“厄运”之意,主人公自己选择了“不幸的命运”,因此魔鬼如影随形地跟随他。父母及“善良的人们”是保守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者,作者显然是站在旧传统一边而谴责年轻人的堕落,呼吁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摆脱世俗的烦扰。
在艺术上,该作品也有值得注意的亮点:首先,无名主人公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虚构的、概括的艺术形象。说明这篇故事已摆脱了真人真事的旧窠臼,在虚构方面作了初步尝试。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其次,是对个人及其命运的关注。在中世纪,个人淹没在氏族、阶层、群体之中,其命运也取决于氏族、阶层的传统或准则。随着中世纪思想文化的变化,个人及其命运在17世纪才得到发展。苏联著名的文学史家利哈乔夫认为,《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在这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5]而个性化同样是小说创作的艺术要求之一。其三是魔鬼形象的寓意。他不仅仅是与人为敌的外在力量的象征,同时也是年轻人的二重人格的象征,是人的内心世界中“恶”的象征,正是在“恶”的诱惑下,年轻人才会一步步堕落。这种象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被广泛应用。
《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大约写于I7世纪60年代,作者不可考,但比《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更富有创新精神。
萨瓦·戈鲁德曾是富商之子,受父派遣出外经商,却被一有夫之妇迷惑,堕入情网不能自拔,痛苦之中,他希望魔鬼能助他一臂之力。一念未了,一个自称是他的“兄弟”的年轻人即刻出现在他面前,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只要求他立下一个小小的字据。此人就是魔鬼幻化而成。萨瓦毫不犹豫,立刻签约,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在魔鬼的帮助下,萨瓦得以与情人私通,过着淫乐生活。后又从军入伍,在反击波兰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表现勇敢,立下战功,作为英雄回到首都。萨瓦的欲望和虚荣得到满足。然而,还债的时刻到了,一群魔鬼跑进他的屋里折磨他,他痛苦万分。这时他才诚心忏悔,恳求圣母宽恕,并立誓出家为僧。圣母显灵,那张卖身契落在教堂的地上,却是一张白纸,表明契约已失效。萨瓦病愈后,遵守诺言,进修道院当了修士。
这篇作品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力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中展示个人的命运,故事的时间跨度约占17世纪初三十多年,其中包括1632—1634年俄罗斯军队在斯摩棱斯克粉碎波兰侵赂军的重要历史事件。情节的发展和场面的转换不是随意拼凑,而是由主人公的思想、欲望、行动以及命运的起伏来推动,这样的艺术构思,使作品成为思想、艺术上完整、统一的整体。魔鬼的形象同样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他阴暗的一面——淫逸、享乐、轻浮、虚荣的象征,是“第二个自我”,是他的伴生对偶形象。这一形象揭示了人性的矛盾性、复杂性。作品还突破爱情描写的禁区,表现了爱情在人的生活、情感中所引起的波澜。这篇作品已具备长篇小说的雏形,因此,俄罗斯学者认为,它是俄罗斯第一部长篇小说。[6]
二、世态故事
这类故事已完全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主要描写城市日常生活、人世间的欢乐,表现出对旧的伦理道德的否定。主人公是一些老于世故、机智圆滑、善于追求钱财和享乐的人,为达目的,他们巧舌如簧,诡计多端,甚至招摇撞骗,因此,这类故事又称作“骗子故事”,如《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卡尔波·苏图洛夫的故事》等。
《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的主人公弗罗尔是尼日哥罗德的一个破落贵族,穷困潦倒,平日靠替人写状子、打官司为生,俗称讼棍。他不信神鬼,只相信自己的聪明机智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发财致富、出人头地;他的座右铭是:“要么死了算,要么作大官。”为达此目的,他不择手段,收买、欺骗、讹诈,无所不为,在他的观念中,根本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www.xing528.com)
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决定要攀上一门好亲事。他看中了富有、显赫的御前大臣纳尔金-纳肖金的独生女儿安努什卡。圣诞节时,他男扮女装,潜入大臣的宅邸,收买了奶妈,骗取了姑娘的爱情,安努什卡偷偷地将他在闺房中藏了三天三夜。后来,安努什卡遵从父意去莫斯科,他又扮成车夫,通过奶妈,将安努什卡骗出来,与她偷偷成婚。当后来纳尔金-纳肖金得知事情真相后,百般刁难弗罗尔,他巧于应对,请求宽恕,最终,父亲原谅了他们,承认了这门婚事,并赠给弗罗尔领地和财产。岳父死后,弗罗尔继承家产,得享荣华富贵,直至终年。
这个故事表现了中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的斗争并逐步排挤和取代后者的历史现状。主人公虽然采取种种欺诈手段,但佚名作者不仅不谴责他,反而赞许了他的精明狡黠、随机应变、巧于周旋、见多识广、老于世故。
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以主人公结婚为界线,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事件和主人公行为的描写,第二部分则侧重对人物内心感受的揭示。而不论描写人物的行为还是内心感受,都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弗罗尔狡猾机智,安努什卡富有主见,在爱情婚姻上,不盲从父母之命,而是以大胆的行动表明自己的选择权利。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部作品可称作是俄罗斯文学中“骗子小说”之滥觞,也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萌芽。
《卡尔波·苏图洛夫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俄罗斯妇女智斗色狼的故事。商人卡尔波·苏图洛夫要外出经商,嘱咐妻子塔吉雅娜急需钱时可向他的朋友——商人阿法纳西去借。当塔吉雅娜去求助时,阿法纳西却趁机向她求爱,无奈塔吉雅娜找神甫出主意,而神甫并不比阿法纳西好多少。她又去找大法师,道貌岸然的大法师也起歹意。塔吉雅娜假意应允,约三人同时在自己家里幽会。第一个到的是阿法纳西,接着神甫又来敲门,她对阿法纳西说是丈夫回来了,遂把他藏在柜子里。她用同样的方法摆脱了神甫和大法师的纠缠。最后,三个色狼被带去见军政长宫,被处以罚款。最后军政长官和塔吉雅娜瓜分钱财。故事讽刺了商人、神甫和大法师的淫荡无耻,赞扬了塔吉雅娜的聪明、机智、勇敢,是一篇颇具薄伽丘小说色彩的作品。
三、讽刺小说
17世纪下半叶,讽刺故事大量出现,这是社会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人民与统治集团斗争的反映。这类故事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贵族地主、教会,充满民主主义和社会抗议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如著名的《谢米亚卡的审判故事》揭露了法官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恶行。
故事讲两兄弟,弟穷兄富,弟弟向哥哥借了一匹马运柴,但没借到套具,他只好将木柴捆在马尾巴上,结果进门时将马尾巴碰掉,哥哥不饶,拉他去见谢米亚卡法官。路上,他们在神甫家过夜,饥饿难忍的弟弟从板床上掉下来,正好把神甫的婴儿压死,神甫也要控告他。经过一座桥时,走投无路的弟弟想从桥上跳下自杀,碰巧又压死从桥下经过的老头,老头的儿子自然不放过他。来到法庭,被告根本不想申辩,拿出预先用布包好的石头要砸法官,受贿成性的法官以为包的是钱,于是作出以下判决:马和神甫之妻暂归被告所有,直到马重新长出尾巴,神甫之妻生了小孩为止;命被告站在桥下,老头之子站在桥上跳下,将被告压死。结果,三个原告只得向被告赔罪,恳求他让执行法官收回判决。退庭后,法官派人去取贿赂,发现里面包的是石头,吓得他连忙感谢上帝,保佑他没有被石头打死。
这个充满喜剧色彩的讽刺故事揭露了法庭的黑暗、昏庸和法官的贪赃受贿,它是古代俄罗斯法庭审判的讽刺性模仿,是17世纪俄罗斯司法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意义。
《棘鲈的故事》写于17世纪前期,它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描写了农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表现了压迫者的专横霸道。有些故事揭露了僧侣表面道貌岸然掩盖下的伪善、欺诈、贪婪,描写了神学校对学生的摧残,如《神甫萨瓦的故事》《卡里亚津寺院的请愿书》等,这类富有民主精神和社会批判意义的讽刺故事使文学在接近现实生活的道路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也为俄罗斯文学的讽刺倾向奠定了基础。
文学的乡土化、世俗化和民主化是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再加之城市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居民的人数不断扩大,这些条件注定小说会在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首先,文学要成其为真正的文学,要从“公务”“宗教”等实用性功能中摆脱出来,追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追求阅读性、欣赏性、趣味性。其次,个性受到重视,特别是普通人受到关注。个人不再是某一群体的代表、“类”的代表,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命运,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并且在作品中得到相应的表现。第三,开始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对人内心世界的开掘,来展示其性格特点,而不再局限于人物外部行动的描写。最后,艺术虚构在创作中有了应有的地位,冲破“真人真事”的窠臼,让虚构的人物在虚构的环境中活动。因为,只有虚构才能给想象插上翅膀,才能在艺术的时空中翱翔。
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相应地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追求国家统一、讴歌人的精神美德、讽刺社会道德沦丧使“文以载德”成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这些因素也是小说重点表现的内容,它预示着俄罗斯小说一定会在未来展露出自己的葱绿和茂盛。
【注释】
[1]该书是研究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权威著作之一,到2003年已经再版7次之多。
[2]В·库斯科夫:《古代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А·尤金:《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4]В·库斯科夫:《古代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5]Д﹒С﹒利哈乔夫:《10—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1973年,第149~150页。
[6]《俄罗斯小说史》第1卷,俄文版,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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