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小说的孕育：俄苏小说史

同欧洲小说一样，俄罗斯小说也是文学中的“后生子”。小说的诞生离不开文学和文化母体的孕育，它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史诗、戏剧、诗歌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欧洲小说如此，俄罗斯小说亦然。

988年，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为了宣传基督教教义，便从国外引入了大批宗教书籍。首先，它直接受益于邻国保加利亚文化的影响，一开始俄罗斯的文化人就有意识地译介了多种内容有关宗教的保加利亚文本；其次，因为拜占庭是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中介，因此俄罗斯也从拜占庭译介了众多的宗教文献。古代俄罗斯人主要接受的是《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和《使徒福音》以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摩西五经》《先知书》《列王记》等内容，为俄罗斯小说的孕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决定了俄罗斯文学的特色和发展走向。

除《圣经》外，基辅罗斯时期还广泛流行圣徒传，主要讲述的是圣徒的苦难修行和虔信基督教的故事。圣徒传是一种纪实性的人物传记，但其中不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如从拜占庭翻译过来的《叶甫斯塔菲——波拉基塔传》。从格鲁吉亚流传到拜占庭，后又译为俄文的《瓦尔拉姆和印度王子约萨夫的故事》等。

《叶甫斯塔菲——波拉基塔传》讲述了主人公波拉基塔原是罗马的军事统帅，是个异教徒。一次打猎中，他追捕的一只梅花鹿开口说话，劝他改信基督教。回到家里，妻子对他讲了梦中一位神人也劝她信基督教的经过。于是夫妻二人皈依基督。波拉基塔受洗时改姓叶甫斯塔菲。当他再次来到偶遇梅花鹿之地时，神警示他即将面临严重考验。叶甫斯塔菲发誓要坚强忍受降临到他命运之上的一切苦难，决不背叛信仰。果然，发生了一连串灾难：因瘟疫，他的牲畜死了，奴隶死了，家又遭抢劫。他带着妻儿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不幸妻子被掠，孩子被猛兽叼走。五十年之后，叶甫斯塔菲孤独一人，给人看守庄稼，亲人们杳无音信。此时，敌人进犯罗马，皇帝到处寻找以前英勇善战的军事统帅波拉基塔。终于，他被找到，随即率军出征御敌。期间，他的儿子们意外相遇，并找到了母亲，一家人终于团圆。然而，欣赏叶甫斯塔菲的皇帝去世后，新即位的皇帝要求叶甫斯塔菲在阿波罗神庙前献祭，他断然拒绝，为此一家人遭遇迫害而死。由于叶甫斯塔菲在各种考验面前所表现出的坚贞不移的信仰和忍受苦难的顽强精神，他被后人尊为圣徒。

这类故事不仅情节曲折生动，而且注意在生活境遇中展示人物性格，充满醒世警言和道德教诲。

除了宗教性作品外，还从异域译介了一些历史演义性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传》。在基辅罗斯时期（约在12世纪）这部作品由希腊语译成俄语。它记述了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的生活经历和丰功伟绩，对他在远征欧亚法国过程中的种种历险和奇异见闻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充满传奇色彩。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惊险小说。历史演义作品的译介对俄罗斯的编年史的编写和历史演义作品的创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4世纪之后俄罗斯译介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多样，可以说不胜枚举。如15、16世纪从德语翻译过来的有关描写特洛伊战争的《特洛伊的故事》，描述海外古国印度的《印度王的故事》等，这表明，读者阅读喜好的不仅仅是历史纪实或宗教教诲的作品，一些趣味性和娱乐性的作品也越来越被俄罗斯读者喜爱。

无论是译介的圣经、圣徒传等宗教文学，还是历史演义、小说、故事等世俗性作品，都对尚处于孕育中的俄罗斯小说在艺术构思、结构模式、创作技巧等方面提供了参照、借鉴和经验，对其孕育、诞生起着催化作用。正是在异域文学的浇灌下，俄罗斯人开始尝试自己创作，虽然不能脱离宗教的藩篱，但俄罗斯人的创作决心和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文学作品产生于11世纪中期的基辅罗斯，著名的“训诲”体裁和“使徒行传”体裁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中的几部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的《法与恩惠说》（1037—1050）是一篇具有演说性质的布道训诲，分三部分展开，第一段文字就开门见山地阐明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论通过摩西赋予的法，论通过耶稣基督赋予的恩惠和真理……赞美使我们受洗的我们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及我们整个国家向上帝祈祷。”作者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讴歌了强大、独立的罗斯，讴歌了使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儿子——使罗斯繁荣昌盛的雅罗斯拉夫大公，并把俄罗斯大公的行为与基督教使徒的行为进行比较。表达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和渴望罗斯统一的愿望。作者采用了典型的演讲体的表现手法，把法与恩惠对立起来：“法是恩惠与真理的先驱和仆人，而真理和恩惠是不朽生命的仆人……先是法，后是恩惠；先是黑暗，后是真理……恩惠是自由，法是奴隶。……犹太人通过法证明自己无罪，但基督教徒没有通过真理和恩惠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借此获得拯救。……因为无罪属于这个世界，而拯救属于未来世纪，犹太人为今世喜悦，基督教徒为天国之存在而喜悦。”这篇在俄罗斯文化奠基之初产生的作品，其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摒弃《旧约》之法的外在约束而颂扬《新约》之恩惠赋予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是其最为本质的文化特征。

使徒行传《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作者不详，产生于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是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使徒行传之一，其形式与编年故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与拜占庭的使徒行传区别很大：它不像后者那样循序渐进地叙述主人公的生平与功绩，而只是选取了他们生活中遭到兄长谋杀这唯一的片段。俄罗斯学者指出：兄弟两人的“功绩完全在于不抵抗暴力之死……鲍利斯和格列勃临死前的行为被理解为功绩，它证明了一个新受洗的民族对基督教义的深刻把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死亡的自由选择，是选择死亡而舍弃抵抗邪恶，以此扯断了业已开始的暴力链条……鲍利斯完全遵照新约精神而决定牺牲自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是死后获得奖赏的保证。”^[3]承受苦难而获得永恒生命的主题，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作品中处处可见的抒情色彩和戏剧色彩的内心独白、生动曲折的兄弟被害情节、主人公外貌的细致描写都是符合小说的创作规律和特征的，为俄罗斯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家训》（约1117）是俄罗斯有据可查的第一位世俗作者莫诺马赫临去世前留给儿女们的遗训，莫诺马赫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军事家，作为毕生献给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俄罗斯大公，他的训诫已经超出了个人遗言的限度，因其呼吁结束公国之间的内讧、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外敌的高度而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意义。该作品具有自传性质，它比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更早。整部作品作者都在阐述大公的职责和义务。他认为，首先大公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国家秩序，关心国家利益和祖国统一，严格遵守誓言和约定；其次大公的重要责任是保护和关心教会利益，呼吁人们遵守宗教礼仪，认为人凭借三种功德可以摆脱敌人、战胜敌人，那就是：忏悔、仁慈和眼泪；再次大公应当成为崇高道德的典范，应当慷慨待人，关心穷人，事必躬亲，避免懒惰、撒谎、酗酒、狡诈等恶习，在家庭中丈夫应当尊重妻子。尤其是作者对人的个体价值的深刻认识：“人究竟是什么？……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人的面孔形态各异，对此奇迹我们深感惊叹；若把所有人聚集到一起，其面容皆非一样，每个人都因上帝的智慧而各有各的面容……”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人的外表，但从根本上说，它直指人的精神层面，这种认识直接秉承了对俄罗斯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拜占庭东方教父基督学的人本主义原则。从表现形式上看，《家训》同样具有当时文学作品共同具有的“互文性”特点，包含了大量作者的日记、通信、和约文本等，语言风格上既有书面性质，又有鲜明生动的口语特点。

历史故事是基辅罗斯时期主要的文学体裁，故事的第一主人公都是睿智的大公、英勇善战的英雄、虔诚的信徒等，而其对立面往往是挑起争端、制造内讧、争权夺利的各公国首领和军事统帅。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沿袭了口头民间文学的形式，由事件的目击者或参加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遵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展开，它们常常被纳入编年史中，在编年史中往往又融会了宗教传说、使徒行传的元素以及公文文本。基辅罗斯时期流传下的最杰出的编年故事是《往年故事》。

《往年的故事》（约1113）又称《俄罗斯编年序史》，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最古老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神甫涅斯托尔编纂而成的，从其完整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逝去年代的故事，讲述的是俄罗斯大地从何而来，谁最先在基辅实施统治以及俄罗斯是如何产生的。”从该书的诸多小标题中也可了解到其具体内容：《使徒安德烈造访俄罗斯大地的传说》《基辅创立的传说》《奥列格远征王城》《奥列格死于自己的坐骑》《伊戈尔远征希腊》《伊戈尔之死》《奥尔加为伊戈尔复仇》《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宴会》等。其中一些故事情节生动，富于情趣。如奥尔迦为丈夫伊戈尔复仇的故事、瓦西里卡被害的故事等。

伊戈尔大公去德列夫梁人那里收缴贡赋，因贪得无厌而被杀。奥尔迦决心为夫报仇。伊戈尔死后，德列夫梁人派使者劝说奥尔迦改嫁他们的王公马洛。奥尔迦假意答应，并请他们次日乘船到大公的府邸。同时，她又命人在府邸旁边挖了一个大深坑。当德列夫梁人的使者洋洋得意地乘船来到大公府邸时，奥尔迦命令武士将他们扔进了大坑活埋了。德列夫梁人第二次又派出使团，其成员由德高望重的男子织成。奥尔迦请他们沐浴，暗中派人将他们活活烧死在澡堂中。第三次，当奥尔迦在丈夫墓前为其追荐亡灵时，她又下令将前来迎接她的德列夫梁人的侍卫队全部杀死。三次复仇得手，奥尔迦仍不罢休，她又率领儿子们和军队围攻德列夫梁人的都城。敌人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奥尔迦心生一计，声称不再向他们课以重赋，只要他们每户交三只麻雀即可作罢。德列夫梁人未识破其中的诡计，立即照办。而奥尔迦则命令士兵在麻雀的脚上缚上火绒，点燃后放飞。鸟儿齐向城里的巢飞去，顿时，全城一片火海。这样，奥尔迦凭其机智，四次巧施计谋，为亡夫报了仇。

这些故事不仅叙事生动，而且已有了初步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在《往年的故事》中，作者也注意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如“健步如豹，身经百战。行军之际……无帐篷，寝鞍褥，枕马鞍，士卒亦然。征讨前常差人前往告曰：‘吾必歼汝！’”这是对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威武、豪壮的英雄风采的细节描写。这些都是小说体裁的必备要素，虽然这些艺术要素在《往年的故事》中还仅仅是初步的，但已开始孕育着小说的胚芽。

《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是该阶段的巅峰之作，多数研究者认为，其作者是“游吟诗人”，名字不详。(www.xing528.com)

《伊戈尔远征记》的故事情节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自12世纪后期起，草原游牧民波洛伏齐人就不断进犯基铺大公国的南部和东南边疆，而逐渐崛起的俄罗斯各公国却为了争权夺利内讧不止，并为了增强各自的势力而引狼入室，民族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害，这种情况迫使各公国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共同抵抗外敌。1183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把俄罗斯南方各公国组织起来，并于1184年在征讨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消息传到北方，诺夫哥罗德公国首领伊戈尔为了建立个人功勋，于1185年率领兄弟和儿子投入了讨伐草原游牧民的战斗，但结果却是惨败。《伊戈尔远征记》表现的就是这次远征和失败。

与《往年故事》及其他编年记事不同，作者不再把战争的失败解释为上帝发怒，他认为这是封建割据、公国内江、公国首领追逐个人荣誉并忤逆最高首领基辅大公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此次失败引发了作者对俄罗斯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在选取情节时该作品也与编年记事体裁有很大区别，作者并未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讲述故事，而是选择了最能充分地表现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和主要思想的重要历史片段：出征，回顾伊戈尔祖父挑起的内讧及其导致的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的惨状和在历史上产生的不良后果。战败，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悲伤、基辅大公的噩梦和呼吁各公国团结一致的“金言”，伊戈尔妻子的哭诉和伊戈尔逃脱敌手并返回基辅，最后以赞颂为祖国和基督教而战的伊戈尔等人的光荣而告结束。

作品除了塑造了英勇善战、不畏牺牲、智慧超群的一系列公国首领形象之外，还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生动的女性形象——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她身上浓缩了古代俄罗斯妇女的美德：忠贞、博爱、坚强，并具有多神教意味。抒情色彩浓厚的哭诉和民间文学性质的咒语表达的不仅是她个人为身陷囹圄的丈夫所感到悲伤，更代表了所有俄罗斯妻子和母亲的忧伤。此外，大自然也成为作品中一个独立的主人公，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使大自然参与主人公的活动，感受主人公的悲喜，比如，当伊戈尔出征时，“太阳用一片黑暗遮蔽了他前行的路；夜发出雷电，惊动了鸟儿……鸟群在阔叶林里警告灾难的来临；狼群在峡谷中告知危险将至；雄鹰用尖厉的鸣叫召唤伙伴去啄食兽骨；狐狸冲着紫红的盾牌吠叫……”当伊戈尔逃脱追兵时，各种动物都在暗暗地帮助他，“乌鸦不再呱呱叫，寒鸦寂静无声，喜鹊不再叫喳喳……啄木鸟指引通向河岸的路，夜莺唱起快乐的歌，预告黎明即将来临”。这种表现手法直接源于民间歌谣。作品中还出现一系列民间流行的比喻和象征：大公及其他公国首领被比喻为“太阳”、“新月”和“雄鹰”，形容伊戈尔在陆地和水中的灵活动作时，说他“像白鼬和白鹊鸭”，同时白色还象征光明、纯洁和正义，基辅大公梦见的“黑盖布”象征丧葬，“珍珠”象征眼泪，灰乌鸦的叫声预示着灾难来临等等。作品中的副歌也是民间歌谣典型的表现手法：伊戈尔率队向顿河挺进时，作者充满激情地唱道：“啊，俄罗斯军队！你们已到了边境的丘陵背后！”当经过一场血战之后，作者又重复唱出了这个昂扬的句子；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更是一段完整的充满血泪的歌谣，三段的开始处是同一个句子：“雅罗斯拉夫娜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墙上哭泣……”整部作品也因为首尾呼应和核心环节的对应而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结构：作者开始于“兄弟们啊，我们要从先祖弗拉基米尔讲到今天的伊戈尔”，最后的结束语是“唱罢献给往日大公们的颂歌，还应当赞颂年轻的公国首领”。

综上所述，《伊戈尔远征记》因其激昂的爱国主义主题、深刻的思想性和细腻真实的人物性格的刻画，鲜明的民间文学风格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均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叙事史诗作品的奇葩，对俄罗斯小说的形成无疑提供了方方面面的营养。俄罗斯诗人安托科利斯基就曾经说过：“《伊戈尔远征记》是生命永远茂盛的树干，它把果实累累的枝条伸向未来。因此我们听得到《远征记》直接和间接的回声，听得到我们文化和艺术的诸多作品中与之形成的呼应……它从一座古代的纪念碑变成创造性文化的鲜活财富。”^[4]

13世纪中期，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的军队开始向俄罗斯大举进攻，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故事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最著名的作品是《拔都攻占梁赞记》和《俄罗斯大地覆灭记》。

《拔都攻占梁赞记》（13世纪末或14世纪中期）是根据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陷并洗劫梁赞公国的历史事实完成的勇士故事，作品由四部分组成，即拔都率队进犯俄罗斯边境，梁赞大公的儿子费奥多尔出使拔都营地求和并被杀，费奥多尔年轻的妻子抱着年幼的儿子跳楼殉情；梁赞大公尤里与民众英勇保卫城池，但因寡不敌众，梁赞城被攻陷并遭到血洗；勇士叶夫帕季率领部下进入梁赞城复仇；梁赞大公的兄弟悲伤哭诉并重建该城。每一部分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最感人的是第三和第四部分。

在塑造勇士叶夫帕季的形象时，作者借鉴了壮士歌的表现手法：他英勇无比、力大无穷、以一抵万，他的勇敢让拔都也感到胆战心惊。后来拔都派出同为大力士的内侄迎战，但被俄罗斯勇士劈于马下，当最后叶夫帕季死于投石器射出的大量石块以后，拨都感慨道：“啊，叶夫帕季·考洛弗拉特!你带着小股部下让我饱尝打击，杀死了我强大帐下的众多勇士，还击溃了无数军队。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为我效力，我会让他紧随左右，视若珍宝。”第四部分的核心是梁赞大公的兄弟面对尸横遍野的空城以问句和感叹的形式发出的大段哭诉，表达了他的无限痛苦和悲伤。作品中反复回旋的一句“这一切都是我们罪有应得”表明了作者对罗斯各公国各自为政、争权夺利行为的谴责，也呼应了作品的开头：当拔都向梁赞公国进犯时，尤里大公曾派使者请求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大公援助，但被后者拒绝了，因为他想建立个人功勋，独自与拔都作战，但结果不仅使梁赞失陷，弗拉基米尔城也落入敌手。

《俄罗斯大地覆灭记》（1237—1246）是一篇政论体的“讲话”，创作时间和作者不详。同样以抵抗蒙古人入侵为主题，它被视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的引子。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中期）是该时期最著名的大公行传体裁的作品，作者不详。内容包括亚历山大大公的整个生平：出生、出征、染疾、剃度、驾崩、安葬，而浓墨重彩表现的是他在涅瓦河口战胜瑞典人、在楚德河击溃德国骑士军并使大片国土摆脱奴役的两次战斗，这实际上也是东正教国家为捍卫“正宗信仰”而与天主教国家的战斗。与此相关，亚历山大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满眼含泪地向上帝祈祷，天兵、俄罗斯最早的圣徒鲍利斯和格列勃都显身帮助他取得胜利。作者通过西方十字军骑士、可汗拔都、罗马使节等对手之口表达了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智慧：“我占过众多城邦，但从未见过这样的王中之王”；“人们对我说的是真话，他的国家里没有与他比肩的大公”……遵循使徒行传体裁的传统，该作品中也描写了亚历山大死后的奇迹：他竟然可以从棺木中伸出手来接受“永诀文书”。

除了塑造出“身材伟岸挺拔、声音洪亮如号角、面容威严如埃及王、力大无穷如参孙”的亚历山大的形象之外，作者还描绘了一组勇士群像，他们是六个“骁勇强壮的大丈夫”：踏着一块木板两度跃马飞上敌船的加甫里洛，毫不畏惧、挥舞着一把斧头把大群敌人纷纷砍倒的兹贝斯拉夫·雅库诺维奇；高举一把利剑冲入敌阵的猎手雅科夫；率队击沉三艘敌船的步兵米沙；砍断敌王船桅使士气大震的萨瓦；身负多处重伤但仍英勇杀敌最后战死沙场的仆人拉特米尔。普通人的名字和功绩第一次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了光辉的一页。

从1237年蒙古人入侵到1480年彻底赶走入侵者并逐渐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俄罗斯忍受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奴役。俄罗斯文学沉寂了一个多世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80年。由于莫斯科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加之外号叫“钱袋”的莫斯科公国首领伊万（亚历山大之孙）攫取了最高统治权，又借助金帐汗的支持，莫斯科公国不断巩固、发展、壮大，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几乎把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力量聚集起来，在库里科沃战役中给予蒙古人致命的打击，这场胜利不仅使莫斯科公国的权威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也翻开了俄罗斯历史新的一页。

库里科沃战役在文学创作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15世纪初），作者是梁赞人索佛尼。该作品在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上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后者的主旨在于号召俄罗斯各公国首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前者的目的是讴歌同仇敌忾的北方各公国战胜蒙古人的胜利。

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两部作品都借助飞鸟表达对英雄的赞美。《顿河彼岸之战》中作者柔情满怀地呼唤歌声优美的鸟儿与他一起歌唱：“啊，夏鸟云雀，你这美好时光的慰藉，飞上蔚蓝的天空吧，看看强大的莫斯科城，讴歌德米特里大公和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的荣耀……”；“啊，夏鸟夜莺，你怎么能不歌唱立陶宛大地上的奥里盖尔多维奇两兄弟……”与《伊戈尔远征记》中表现的一样，大自然始终参与着勇士们的活动：在血战之前，“狂风从海上腾起，把大片乌云吹送到俄罗斯大地；狂风中漏出血红的霞光，蓝色的闪电在霞光中游弋……”，当俄罗斯军队在第一场战役中失败时，“乌鸦和布谷鸟对着人的尸体鸣叫……树木忧伤地垂向地面……鸟儿都唱起了哀怨的歌……”大自然也预示着敌人的失败：“轻盈的鸟儿飞到云朵下面，乌鸦不停地呱呱狂叫，寒鸦说着自己的言语，雄鹰厉声长鸣，狼群发出恐怖的吼声，狐狸对着尸骨吠叫。”此外，痛失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们像雅罗斯拉夫娜向风、向第涅伯河、向太阳哭诉一样，也在城头上向风、向顿河、向莫斯科河哀诉心里的悲伤。

但是，《伊戈尔远征记》与《顿河彼岸之战》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前者因表现惨烈的战斗场面、因俄罗斯大地分崩离析而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话，则后者却因为战争的胜利及预见到俄罗斯将走向辉煌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此外，前者带有明显的多神教色彩，而后者中已完全消失，其中数次出现的“为了神圣的教会，为了正教的信仰”，说明教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这与“钱袋”伊万把俄罗斯教会最高首领都主教邀请到自己领地来的历史不无关系。

随着民族自觉意识的不断高涨、中央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渐形成、大公国权利的逐步稳固，统一与繁荣俄罗斯国家的思想成为这11—16世纪俄罗斯各类文学的核心主题。这时期文学注重以历史事实、真人真事为基础，不主张虚构，虽不利于小说的发展，但情节的展开、场景的渲染、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等小说因素已初露端倪，这些胚芽虽显稚嫩，一定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