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实践中的文士与医家交集

古代文学与中医学之间交融渗透，密切关联，尤其在精神追求与思维方式上的共性特征，使实践主体上，文士与医家之间也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关系，交往密切。历史上，很多文士以自己的文笔为医家医著作序立传，表彰医德，推崇医技，扩大了医学与医家的社会影响。

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医家或文士常常是一身而二任，或者虽为医家，但又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述，其医学著作也有突出的文学审美色彩，或者虽为文士，但又精通医理，甚至还从事诊疗实践，在医学史上也有重要影响。这两类人物突出体现了中医学与古代文学之间高度交融渗透的发展特点。

第一类人物中，以医家而兼擅文名的，数量众多。古代史书、方志或笔记中，有关医家“工诗文”“能诗”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其中，魏晋南北朝的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及清代的傅山、薛雪、徐大椿等，堪称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是一代名医，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只是因为他们医名较高，而使人们淡忘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名气与成就。如，素有“中医针灸鼻祖”之称的晋代医家皇甫谧，不仅以医名世，编撰了医学名著《针灸甲乙经》，还在文坛上享有盛名，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玄晏春秋》《三都赋序》等众多著述，文学造诣很高。《晋书·左思传》曾记载他为左思作品《三都赋》题序推荐，以致《三都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豪富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和地位。其他的，如，葛洪的小说创作《西京杂记》、陶弘景的骈文《答谢中书书》、傅山的诗文作品《霜红龛集》、薛雪的诗歌理论著作《一瓢诗话》、徐大椿的散曲创作《洄溪道情》，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艺术特色或理论建树。

第二类，以文名世而兼通医理的同样不乏其人。较著名的，如唐代的王勃、卢照邻、刘禹锡、柳宗元、杜甫，宋代的司马光、苏轼、张耒、陆游，元代的元好问，清代的蒲松龄、刘鹗等。他们或学医知医、种药采药、探讨养生保健，或编撰医著、普及医学知识，或参与诊疗实践，在医学史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其中，以苏轼和陆游最为著名。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成就自不待言，但他对医学也有较深的研究。举凡医学理论、临床、方药及养生等各方面都很精通，在他的诗词、散文及笔记作品中，留下了大量论医文章。他还编撰了《苏学士方》，后与沈括的《得效方》合刊为《苏沈良方》，收有一些颇有价值的临床方药。另外，他在杭州知州任上，适逢发生瘟疫，他捐资筹款设置了“安乐坊”，首开病坊收治病人，使许多患者幸免于难。这一措施促成了后来宋代永久性病坊“安济坊”的设立，成为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www.xing528.com)

南宋陆游同样精通医学，他家“世喜方书”，有《陆氏集验方》传世。受家风熏染，陆游不仅具有较为丰富的医药知识，编有《陆氏续集验方》，还亲自参与诊疗实践。如他在任官成都时，恰逢时疫流行，即在街肆亲自配制药物，免费施治病人。“我游四方不得意，阳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疲民起憔悴。”（《楼上醉歌》）晚年归隐乡村，他仍经常携带药囊，救治病人。如《山村径行因施药之四》说：“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从诗中可见陆游医技高明，多救人活命，以致病家生儿以陆为名，表示感恩纪念。

医家与文士在社会角色上的一身二任，使得古代医学与文学的交融渗透更为深入。尤其是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文学家步入医学领域，有力推动了社会对于医学的重视，扩大了医学的影响，促进了中医学的普及和发展。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非常泛化的，它既可以是与经、史、子学相并列的狭义文学观念，也可以扩展至包括经、史、诸子在内的所有学问。因此，古代文学修养较高的学者无不旁涉经史诸子，举凡天文、地理，自然、社会，都属涉猎领域。他们情趣高雅，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不仅能更准确地领悟深奥的医理，还能诉诸文笔进行阐幽发微，因此，由文入医取得成就也就非常自然了。像皇甫谧、葛洪，并无多少临床经验，但他们文学修养深厚，学问渊博，从而能够旁涉医学，撰成名篇，成为由文入医而享誉杏林的典型例证。古代的这种泛文学观念，是造成古代医家与文士相互兼任，以及中医学与文学高度交融渗透的重要原因。从这种泛文学观念出发，也才能够真正揭示中医学所具有的与古代文学交融渗透而呈现的文学化形态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