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医学化塑造

在中医学深入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与审美特征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医学，使古代中医学著述呈现出浓郁的文学品性。

汉字独特的象形表意功能，以及中国古代注重象数的思维特征，使中医药学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形成了不解之缘，在文体风格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先秦时期已经成型的中医学基本经典——《内经》，在文体上，就与先秦诸子散文的文风相当一致，于长短错落的散文句式之中杂以和谐流畅的韵文，使中医学理论充满了文学意趣。此后，历代的中医学著述，在文风上都深受《内经》的影响，追求文辞的生动优雅，语言的节奏韵律，使中医学理论著述充满文学的审美特质。

在历史发展中，中医药学著述还广泛采用了中国古代文学所形成的诗词歌赋、骈文等各种文体形式。其中，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陈念祖的《医学三字经》、汪昂的《汤头歌诀》等都是诗歌体医学著述的重要代表，金代李东垣的《药性赋》、窦汉卿的《标幽赋》及清代吴尚先的《理瀹骈文》则是采用赋体或骈文撰写的重要医著。这些中医学著述以诗赋骈文等形式来写作，文辞优美，句式工整，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和记忆，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知识的普及。

除了诗词歌赋等文体外，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话”形式也对中医学著述产生了重要影响，催生了很多“医话”类著作。如，宋代医家许叔微有一著述《本事方》。该书“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将方药与诊疗事例联系起来，不仅体例上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相近，连书名也是模仿《本事诗》而来。

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医学的影响，还进一步表现在医学著述之中广泛采用了文学化的创作与表现手法，诸如大量使用比兴、借代等表现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激发读者的想象空间，并追求文辞的变化，避免用词的重复，强调文章的华彩和生动。这些文学化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中医药著作呈现出文忌雷同、语尚雅训、言近旨远、工整对仗的文学化特征，与现代自然科学著作强调用词准确、语义清晰、概念严谨、逻辑一致的表述特点截然不同。如果以现代自然科学著述的语言特点来看待古代中医学著述，那么，古代中医药学著述更像是一种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防治的特殊题材的文学著述。

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还在医著、药物、方剂、治法的命名中广泛存在。如，将医著命名为“金匮”“玄珠”“三昧”“蠡言”，将药物称为“使君子”“合欢”“韩信草”“湘妃竹”，将方剂命名为“七宝美髯丹”“泰山磐石散”“交泰丸”“至宝丹”，将治法称为“开源导流”“补土生金”“滋水涵木”“提壶揭盖”，都暗含典故、传说或指代、比喻等文学修辞手法，形象生动，意韵丰富，耐人寻味。(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医药学更为深远的影响，还表现在二者在精神追求和思维方式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精神追求上，中国古代文学诞生伊始，就有“诗言志”基本规定。强调文学创作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教化功能成为古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追求。与文学的这一精神传统高度谐和，中医学也同样形成了关注现实人生的优良传统，称医术为“仁术”、医学为“仁学”，称学医行医为“悬壶济世”，不仅将医学视为治病救人的一种实用技术，更视其为辅助政治、济世安民的重要手段。

在思维方式上，古代文学以“表现”为主流，特别注重意境美的创造，强调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形传神。意境美虽然强调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间相互契合、融彻无间，但其重心在“意”不在“境”，在主不在客，因此，思维方式上强调主体的想象和体悟，要求通过作品有限的境、象描写，捕捉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意境”美所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强调“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等“意象”思维同样高度一致。在“取象比类”或“司外揣内”时，所取之“象”或所“司”之“外”部性状，并不是认识的重心，而是要由此认识同类事物的本质或者人体内部的病理特征，即由“象”而达“意”，由“外”而揣“内”。它与意境美的创造一样，都不重视抽象的概念、推理，而是通过具体感性的物象描摹，经由想象和领悟来获得“境”“象”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只不过文学中的“意”是由“境”所体现的作者的内心情感世界，医学中的“意”则是由“象”所传递的医家认识的医理、病理等内在规律而已。实际上，文学中的“意境”在古代也常称为“意象”，二者的内涵实质上完全相同。

举凡文体文风、表现手法、精神追求、审美旨趣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中国古代文学都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古代中医学著述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浓郁的文学化色彩，具有明显的文学审美特质。而中医学著述的文学化色彩又使得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成为学习、研读中医著述的必要前提，甚至从医者文学素养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其医学造诣的深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医学与古代文学之间交融渗透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