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心灵境界与审美情趣：集部之学的体悟

浩瀚悠长的集部之学，在华夏民族的心灵歌唱中，显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社会人生及宇宙大道的体悟与感触，揭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的心灵境界和审美情趣。

综观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华夏民族心灵境界的追求主要表现为“言志”和“缘情”两种不同的层面。诗歌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学样式，其“言志”的要求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两汉时期，“言志”成为文学创作的明确纲领，并被赋予“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教化功能，体现了儒家经学统治下对于文学创作的理想要求。到魏晋时代，文学的审美意识走向自觉，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突出了文学抒发情感的审美特质，“缘情”被视为文学创作更重要的目标要求。

实际上，“言志”和“缘情”并不截然对立。任何诗文作品都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展现，既包括“言志”的“思想、志向”含义，也包括“缘情”的“情感、情性”含义。优秀的作品必然是“情志”并举，融为一体。这种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在魏晋以后的文学发展中逐步确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次“情志”并用，将情志的和谐融合视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典范。

此后，“言志”“缘情”及“情志”兼备的思想，从诗文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后起的戏剧、小说创作之中。追求文学作品思想和情感的相互融合，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实现真情、善义、美文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想追求。

以“言志”“缘情”为目标的文学创作，使中国古代文学注重作家内在的心灵体验，将文学视为作家主观情志的表现，走上了以表现为主流的发展道路。这与西方古代文学将文学视为对客观现实生活的“模仿”，注重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以塑造“典型”形象为中心，走上以再现为主流的发展道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以“表现”为主流，强调作品的抒情言志，以主体的情真、志真为文学的出发点，突出表现作家的主体精神，而不重视对客观对象的形象模拟和典型再现，由此在文学审美上形成重视比兴手法，强调以形传神，文贵含蓄蕴藉，凸显意境营造等独具特色的鲜明特征。

这些基本的审美特质，在秦汉以后儒道互补以至儒道释三教并存与融合的文化发展格局下，又深深地打上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审美烙印，使中国古代文学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旨趣，形象地诠释出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精神与气质、风范。

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中心，在文学审美上形成了注重现实关怀与伦理价值的强烈取向，将文学创作视为作家道德理想与人格精神的流露与显现。这种以善为美的审美情趣使儒家思想在文学作品人格美的塑造上具有突出的成就。

伟大诗人屈原以一首饱含着忧愤的抒情长诗《离骚》展现出高洁独行、忠贞爱国、奋斗不息的人格形象和理想节操，堪称这种审美情趣的典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诗句无一不彰显着诗人强烈的人格魅力，而深深震动和激荡着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琴弦。

历代无数诗文作品，诸如曹操的《蒿里行》，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无不深深地浸染着儒家现实关怀的文学精神。这些作品中，作家伤时忧世的情怀、爱国爱民的精神、光辉峻洁的节操、矢志不渝的人格，无不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震人心魄！

在人格美的塑造外，儒家注重中庸、崇尚和谐的思想，使其在文学作品情志的表现上，特别强调含蓄适度、情理和谐的中和美。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和谐”在诗歌及音乐、舞蹈等艺术审美中得到特别重要的强调。后经孔子的发挥，“中和”美更被儒家视为文学审美的最高表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儒家强调作品情感表达的节制和适度，注重温柔含蓄，矜持内敛，同时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实现情与理的谐和一致。古代诗歌创作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词学创作上温婉含蓄词风的盛行，都是儒家以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的重要表现。

道家思想以无为本，崇尚自然无为，对古代文学自然美的形成，以及虚静、空灵的意境美的塑造具有突出的影响。

道家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顺应自然、崇尚自然的思想到庄子那里，更表现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等明确的审美命题。按照道家的这种审美理想，“自然”作为宇宙万物最本真的存在，浑然天成，不假雕琢，是美的最高典范，文学等一切艺术创作都应以自然为归宿，将自然美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道家的这种审美理想在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自觉，作家在创作上逐渐形成反对雕琢辞藻与矫揉造作之风，崇尚自然率真，独抒性灵和个体情感的真实展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崇尚自然美，成为此后历代文学审美的普遍追求。诗歌中的平淡，散文中的清新，小说中的白描，戏剧中的本色，无不体现了推崇自然美的审美趋向。(www.xing528.com)

在推崇自然美的同时，道家以把握大道为认识目标，而道家之“道”又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的存在。与大道合一，就要突破时空和语言的局限与束缚，表现为一种不断否定有限的形下之物而趋于无限的形上之道的直觉把握。在老子就是“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鉴”，在庄子则为“坐忘”“得意忘言”。心灵只有排除一切外物与语言的遮蔽，在虚静中，才能映照万物，涵摄万象，与大道相通为一。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而不言”，正是在这种“希声”“无形”“不言”的否定性呈现中，才能揭示出“大音之音”“大象之形”“不言之大美”的丰富内涵。道家这种“虚静”“坐忘”的否定式观照，在文学审美上，要求文学创作要充分发挥虚无和空白的作用，以实带虚，以有彰无，来引生虚实变幻、有无相生的丰富想象空间，从而超越有限的视听景象，去体悟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从而开辟出古代文学含蓄蕴藉、虚静空灵的意境美的创造。

儒家重现实关怀，尚道德人格，推崇理性控制，强调中和之美；道家尚虚无超脱，重自由率真，推崇自然之美，偏爱虚静空灵。儒道二家，有如双峰并峙，相互排诋，又相与为用，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情趣的基本框架。

在儒道二家构建的审美情趣基石之上，魏晋以后，佛教思想迅速兴起，为古代文学审美情趣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因素。

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情趣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于文学意境美的丰富和深化上。意境美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旨趣，虽然在传统的儒道二家思想中都有体现，但其内涵的深化、丰富以至作为明确的审美范畴的正式形成，是与佛家思想的独特贡献密不可分的。

意境，简略地说，就是文学创作中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它将作家主观的情思与自然、社会等客观的生活境象有机地统一起来，营造出一种情与景、神与形、心与物相互渗透融合、妙合无垠的审美境界。

对于意境美的审美意识，中国古代早在《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中就已出现。通过“比兴”手法，作家托物以言情，以外在的景象来寄托、渲染主体的意向与情感，达到情理融合、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体现出意境美创造中言有尽而意无穷、贵情思而轻事实的基本特征。魏晋时期，道家贵无尚虚及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中关注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思想，并以虚静、空灵的意境创造加深了对于意境美的认识。

和现实关怀的儒家及追求精神自由的道家相比较，以生命解脱与彻悟为要旨的外来佛教，在思想上主张宇宙本性空寂，但又认为体现佛性的法身遍一切境，所谓“空”不离“色”，承认“假有”的存在。佛教这种本空幻有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意境的虚幻不实及其直观彻悟的认识特征，真正奠定了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意境创造所具有的玄远空灵、虚幻朦胧、意蕴深远的审美特征。

因此，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长期浸淫，到唐代，随着诗歌创作的繁荣，借用佛教的“意根境界”，文学审美中的“意境”范畴正式形成。此后，历代学者通过诸如“境界” “意象”“兴象”“境象”“兴趣”“神韵”等不同表述，对文学创作的意境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揭示，使意境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旨趣。在晚清时期，意境美被王国维视为文学创作中的根本问题，是评判作家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尺。他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人间词乙稿序》）

佛家思想不仅在文学作品意境美的形成和发展中居功至伟，发挥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媒介作用，并且在文学作品意境的具体构造上体现出重视哲思、妙悟与禅味的审美旨趣。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春、江、花、月、夜五种意象编织的画面中，通过“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探询中展开对于宇宙奥秘、人生意义的深沉追问，融诗情、画意与哲理为一体，摇曳出一片梦幻迷离、寥廓澄明的幽美意境，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

而作为中国化佛教的典型，禅宗不立文字、不著语言，倡导“顿悟”的特征也催生了文学审美上对于妙悟与禅味的关注。享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其山水诗，诸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在平淡、简约的生活景象中传达出具有空幻深意的佛学感悟，呈现出超脱空灵、冲淡静穆的幽远意境，诗境与禅趣融为一体。在审美鉴赏上，唐代诗僧皎然主张“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诗式》）；司空图以“韵”论诗，强调“韵外之致”，标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南宋严羽“以禅喻诗”，主张诗贵妙悟，“惟在兴趣”，并强调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沧浪诗话》），都深受佛教禅宗顿悟说的影响，深刻体现了禅趣美的审美旨向。

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旨趣的塑造上各有侧重，又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基本特征。道德理想的人格美，温婉含蓄的中和美，清新脱俗的自然美，虚静空灵、蕴藉丰富的意境美，深沉妙悟的哲思美，这些多姿多彩的审美情趣也广泛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及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共同展现了中国古人高远的人生理想和丰富美好的情感世界。它们以充满诗意的气息和神韵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华夏民族的心灵世界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