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文学为主，兼及经史子

从集部的形成史可以看出，集部的出现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意识的自觉及文学独立地位的形成密切联系的。但由于中国古代关于“文”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上至天文，下至人文，无不可以纳入“文”的范畴，由“文”的普泛性含义所衍生出的古代“文学”观念同样具有泛化的意义。这种泛文学观念主导下的“集部”文献形态，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为单篇文章的汇集，而不同于经、史、子学采取的专书形式；另一方面，则强调文辞内容的审美因素，从而与关注经义、思想或纪事、编年等内容本身的经、史、子学相区别。但是，无论是对单篇与专书的形式区分，还是对审美因素的强调，对于文学与经、史、子学之间的区分，也仅仅具有文献分类的相对意义，并不构成截然分割的类型界限。文学与经、史、子学区分的这种相对性，决定了作为古代文学的集部之学呈现出内容博杂的文献特征。

从单篇与专书的角度看，学者撰述的学术专书，按照书籍探讨的学术性质，可分别归类于经、史或子部之中；而专书以外，所撰写的诗赋、奏疏、书信、序跋等所有单篇文章，便全部归入“集部”。这些单篇文章，固然有大量强调审美因素的文学作品，但也有很多关于经义、考据、传记或论辨的短篇，就其性质而言，近于义理或历史而远于文学，其实也应归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但因其不是专书，才编入集部之中。所以，“集部”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文学，有些内容与经、史、子学关系更为密切。对此，章学诚曾总结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而从文章审美因素的强调上看，古代所谓的文学与今天的纯文学观念并不相同。一切文体，无论是言志、明道，还是缘情、体物，只要写得好，都可以显示出“文”的美感价值，都可称为文学。因此，集部所收的单篇文章，既包括被今人视为纯文学的诗赋词曲，也包括诏、策、章、表、檄、移、书札、笺记、碑、诔、墓、铭、论、说、序、对问、史赞等公牍、书牍、碑志、议论等各种并非纯文学的应用性文体。这些不同的文体作品，只要具有审美价值，都可视之为文学。

在历史上，以各种应用性文体写成的审美名作也是数量极多。公牍文中，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钟会《移檄蜀将吏士民》、曹植《求自试表》、诸葛亮《出师表》；书牍文，如曹丕《与吴质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碑志文，如曹植《王仲宣诔》、潘岳《哀永逝文》、颜延之《祭屈原文》；议论文，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这些本属于应用性的文体作品在发挥其实用价值的同时，也都写得情文并茂，千古之下，仍然感人至深。(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在集部文献外的经、史、子部中的典籍，也常被后世文学专家选摘出来作为文学的范本。如《隋书·经籍志》在《集部序》中就将“唐歌、虞咏、商颂、周雅”等经部的文体作品明确纳入到“文”的范围。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绝不能将其与集部文献完全等同，集部之外的《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及诸子散文等经、史、子部著述的文学价值与成就同样需要关注。

由此可见，在四部分类中，集部虽号称文学的专部，但“集部”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集部的“文学”中既有经、史、子学的内容，经、史、子学中也有具有审美属性的文学的存在。集部之学实际上是以文学为主，而兼及经、史、子三部之学，与经、史、子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密切联系。

集部在内容上庞杂多样，兼涉经、史、子部的汇集特征，在文集的具体编纂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宋朝周必大所编《欧阳文忠公全集》153卷中，《易童子问》3卷是论经学的，《集古录跋尾》10卷是谈金石考古的。明末毛氏汲古阁刻《陆放翁全集》157卷中，就含有史学性质的《南唐书》18卷。清代阮元自编《揅经室集》40卷中，则经史子集四部兼涵，其中，说经之作14卷，论史之作8卷，近于子之作5卷，最后才是诗文作品13卷，最突出地揭示了集部在文学之外兼涉经史子三部的庞杂特征。集部之所以名之为“集”，正是其汇集内容庞杂的文献于一体的基本特征的形象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