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阮孝绪在《七录》中创设“文集录”，并分文集为“楚辞”“别集”“总集”与“杂文”四类，开启了“集部”之学的基本形态。到唐代编纂《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正式确立，“文集”也直接名之为“集”，从此，专门收录各家诗赋文章的泛文学目录——“集部”之学在形态上遂正式确立。
《隋书·经籍志》在《集部序》中对于古今文坛变迁与集部的设置渊源概述说：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物，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序文明确表示，集部之学渊源于“诗赋略”，是为载录“因物骋辞”“叙事缘物”之“文”而设的。这里的“文”，不仅包括《七略》“诗赋略”设置以来的各种“诗赋”，也包括商颂、周雅、祭、誓、诔、铭等各种文体作品。
在“集部”分类上，《隋书·经籍志》在阮孝绪《文集录》所分四类基础上，删去“杂文”而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诗文作品554部，6622卷，加上亡佚的作品，共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1000多人，其所著录的诗文作品数量之丰富，体裁与内容之多样，超越了此前所有的官私书目。
“楚辞”类著录王逸注《楚辞》12卷至隋代刘杳撰《离骚草木疏》2卷，共10部29卷，加上已亡佚图书，共11部40卷。
“别集”类著录自“楚兰陵令《荀况集》”至隋代“著作郎《王胄集》”，凡437部，4381卷，加上已亡佚的，共886部，8126卷，较为详尽地著录了先秦至隋近千名作者的个人作品集。
“总集”类著录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至南梁沙门释宝唱《法集》等107部，2213卷，加上已亡佚的，共249部，5224卷。这200余部总集在内容体例上既包括《文章流别集》《文选》等汇辑各种文体的文章总集，也包括徐陵《玉台新咏》等专辑某种文体的文学总集，还包括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类著作。
在相当详尽地著录各类诗文作品与著作的同时，《隋书·经籍志》又继承了《七略》《汉书·艺文志》的传统，为各个部类撰写了序论，这些序论对于理解集部之学的源流发展，以及诗文类作品及其创作的发展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楚辞”类序称：(www.xing528.com)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序言不仅揭示了楚人屈原等所作“楚辞”所特具的时代与地域特点，将“楚辞”与荀况《赋篇》及汉代以“赋”命名的作品区别开来，还简述了“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后，屈原、宋玉创作楚辞，以及两汉至隋朝的拟骚之作与楚辞注释、传播的历史过程。
“别集”和“总集”类两篇小序也分别精要地揭示了这两类文集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别集“志尚不同，风流殊别”，总集“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重要特点。
由于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及四部分类自身的限制，在今天视为文学范围的《诗经》及各代注本，《世说新语》《列异传》《搜神记》《洛阳伽蓝记》等小说与山水游记，在《隋书·经籍志》中仍被分别列入经部的“诗”、子部的“小说”或者史部的“杂传”“地理”等类别中，它们与集部的诗文作品还没有被视为同一类别。
《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设立及其收录的文献类型为此后历代设立诗文类作品的分类与命名确立了规范，集部所属的三类子目以及在各部类前撰写序言的形式也多为后世所沿用，对后世集部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之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完全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分类法，到《宋史·艺文志》时，集部的分类增加了“文史类”，收录了诗文评与史评两种类型的著述。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改“文史类”为“诗文评”类，并增加“词曲类”，使“集部”发展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与词曲五种类别。对于这五种类别，《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
“集部”之学，从汉代《七略》的“诗赋略”发源，经南朝阮孝绪撰著《七录》基本形成，到《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至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则集大成。作为集部的滥觞，刘歆《七略》中的“诗赋略”仅仅著录了诗赋作品，当时的散文则依附于经、史与诸子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文作品不断增加，各种文体也越来越多，包括各种诗文作品在内的泛文学观念逐渐形成，原先的分类难以容纳，《七录·文集录》的分类方法也就应运而生。至《隋书·经籍志》，在四部分类框架下，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种基本类别，这种学术类别设置遂为后世所承袭，沿用不变。到清代修纂《四库全书》，面对唐代以后大量诗文评论类著述的诞生，以及宋元以来词、曲这些新的文体形式的出现，“集部”遂明确创设了“诗文评”与“词曲”的类别设置，客观地反映了唐代以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使中国古代集部之学发展至完善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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