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文观念演变与集部形态现象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由“文”的观念奠定的。“文”字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写作“”“”等形状，其基本结构是四条线相交。至于这种错画之文到底指称何种对象，有人认为是指初民的文身，也有人认为是器物上的编织纹样，还有人认为是烧制陶器时留下的纹路，迄今尚无定论。但无论指称何种纹图，“文”这个字显示的是由线条交错而成的一种图案，所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文。”

作为一个象形文字，“文”的初始形态虽然很简单，但它通过诸多不同线条交叉构图成形，显示出突出的构形示意特征。按照这种构形示意的符号意义，“文”的指称对象不断扩大，天象地貌、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以至社会人事等各种具有形构意义的组合，无不具有类似于“文”的基本特征，“文”由此扩展为对天地万物一切构形性显现的指称，成为天地万物无所不在的示意符号。到西周时期，“文”就已经被用来指称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了，从而形成“天文”和“人文”的分判。如，《周易·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各种自然现象，“人文”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和文明建制。如果说殷商人更重视占卜、祭祀等“观乎天文”的活动，西周则实现了向制礼作乐和六艺之教为主的“观乎人文”的活动的转变。

审美活动的文学正是滥觞于这种占卜、祭祀的“观乎天文”之学，并在周代浓厚的礼乐文化的“观乎人文”活动中得到不断滋养。到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私学，将弟子按照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文”与“学”才明确地结合成“文学”的概念。但此时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观念并不相同，它是指古代文献典籍之学。实际上，当时凡是与人文教化相关联的一切社会“人文”现象，举凡礼乐制度、文献典籍、政策法令、道德伦理、宗教艺术、行为规范，无不可以视为文学。这种包含各种“人文”现象的泛“文”的文学观念，是春秋末期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历史、宗教、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开始逐渐分化。到汉代，先秦普泛多义的“文”中已分化出更为明晰的“文学”与“文章”两种类型。“文学”此时已专称学术，如《史记·儒林传》说：“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此处“文学之士”，是指精通儒学经典的人士，“文学”属于经学的范围。而以诗赋为代表的真正的文学则被称为“文章”，因言辞上追求文采，又称“文辞”。如《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与“文学”“文章”的概念分化相联系，西汉末年刘歆在图书目录《七略》中设置了属于文学性质的类目“诗赋略”，表明诗赋类的文学作品已取得了与六艺、诸子相并立的重要地位。按《七略》的分类，“诗赋略”收入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等诗、赋类单篇作品，是带有纯文学意义的目录形态。而按照今天的文学观念所理解的《诗经》及小说和诸子散文，则没有被归入到文学的目录之中。其中，《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属于“六艺略”；小说和诸子散文都是专论，不同于诗赋的单篇作品，同归“诸子略”。

汉代“文辞”“文章”概念及“诗赋略”类别的出现，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在汉代已受到广泛关注。迨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的文学意识开始走向真正的自觉，文学由此步入独立的形态。

文学意识的自觉首先表现为作家文论意识的自觉。建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首次在自觉的意义上探讨“文”的范围与特质，开中国古代文论之风。他将“文”分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第一次将“文”从经、子、史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门对象来探讨，并将“诗赋略”所排除的铭诔、书论、奏议等散文类型纳入到文的范围。曹丕之后，西晋陆机的《文赋》更将“文”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并将诗、赋等纯文学文体提到铭、诔、奏、议等实用性文体之前，体现出文学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整个六朝时期的文论基本上都将诗、赋与各种散体、骈体文章确定在“文”的范围内，经、史、子类已被排除在“文”的范围之外，体现出文学的独立地位的形成。(www.xing528.com)

其次，文学意识的自觉还体现在总集的编纂上。魏晋时代，文学创作繁荣，佳作众多，孕育了挚虞《文章流别集》以“文章”之名汇编众体的总集编选的诞生。但该书后来散佚，所选文章具体类型不详。现存最早的总集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30卷。萧统在该书的序中明确阐述了选文范围不涉及“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及“旁出子史”的“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等属于经、子、史的著作，突出了诗文辞赋等文学作品有别于经、子、史的独立地位，并特别强调选文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清英”之作为贵，体现了文学审美意识的高度自觉。

在文学意识走向自觉的文化氛围下，文学开始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建制。据《南史·宋文帝纪》：“（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文学与儒、玄、史学相并列，标志着文学的独立地位被官方正式认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也一改前人在正史中将文人事迹附于《儒林传》的先例，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展现了文学与儒学的分离。社会建制和史学观念上的这种重要转变，使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得以确定。

随着文学的自觉和走向独立，在图书目录设置上“集部”的文献形态也逐渐形成。

两汉时期，《七略》虽然开创了最早的文学目录“诗赋略”，但它将具有文学性的散体之文排除在文学目录之外，界域过于狭窄。随着文体创作的繁兴，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首创四部分类，在相当于经、子、史的甲、乙、丙部外，以丁部总汇诗赋和其他难以归类的图书，并另撰《文章叙录》编成文学类专科目录。随后，挚虞《文章流别集》更以总集方式汇编诗赋与散文等各体“文章”。汇聚各体的“文章”，既包括诗、赋等具有突出的审美特质的纯文学文体，也包括表奏、书记、碑诔等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应用性文体，标志着中国古代有别于经、子、史学的泛文学观念的正式形成。

按照这种泛文学观念，南朝宋秘书丞王俭在私撰图书目录《七志》中，改“诗赋略”为“文翰志”。至南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编撰《七录》，认为：“王（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七录序》）由此，阮孝绪在《七录·文集录》中“变翰为集”，“文集”之名正式出现，并进一步析文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标志着泛文学观念的“集部”形态已基本形成。